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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韓三國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日本作為世界上最早著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國家，已經完成由社會教育體系向終身學習體系的轉型，目前處于調整和變化中。韓國在終身教育法的推動下，形成了獨特的終身教育推進體制和治理體系。與日本、韓國相比，我國在終身教育法制保障、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方面嚴重滯后，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的任務依然任重道遠。日本注重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等非學校型終身學習設施建設的做法，以及韓國在終身教育制度和支援體系方面的建設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關鍵詞:終身教育體系;終身教育基礎設施;終身教育基本制度;中國;日本;韓國

終身教育與學習體系是學習型社會的基石，是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的重要保障。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是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關鍵。本文的目的是從終身教育基礎設施與基本制度建設的視角，通過中日韓三國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狀況的比較研究，探討我國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方向及日韓可資借鑒的經驗。

一、日本終身學習體系的形成及其特點

1．社會教育體系的形成

日本終身學習體系是在其社會教育體系的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教育是作為“學校基于課程開展的教育活動之外的，主要面向青少年及成人的有組織的教育活動”。二戰后的1949年，日本頒布了《社會教育法》，形成了以公民館①、博物館和圖書館等基礎設施及其人力物力保障為核心的社會教育制度體系。該體系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有法可依，注重法制保障。日本的社會教育法、圖書館法、博物館法等相關法律，為社會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法制保障;二是設施和場所以非學校型的社會教育機構，如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為主，內容上以非學歷、非職業教育為主;三是注重基礎設施和專業人員隊伍建設。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等社會教育機構有明確的設施建設和運行標準，包括設施面積、設備配備和專業人員配置要求。②四是強調學習者的自主性，注重學習者的自我組織和自我教育。

2．向終身學習體系的轉型

隨著20世紀60、70年代終身教育思想的傳播，日本成為世界上最早著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國家。1971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在“關于綜合擴充完善學校教育基本政策”的咨詢報告中提出，“要以終身教育的觀點對整個教育體系進行整合”。1981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在《關于終身教育》的咨詢報告中提出，要用終身教育的觀點統籌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強化家庭教育，改革初等中等教育，促進高等教育向成人開放，大力推進社會教育及在職成人教育培訓，加大支持老年教育等。③該報告首次使用了終身學習的概念，認為終身學習強調個人根據自身學習意愿和需要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要求重新構建教育制度體系，整合社會各種教育功能和資源，促進終身學習。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首相設立的臨時教育審議會作為全面教育改革政策的核心，提出要向終身學習體系轉型。主張打破社會教育的封閉性，把人力資源開發、社會福利、娛樂休閑等納入終身學習體系，加強同其他行業的統籌協調，大力發展民間教育產業。強調要恢復家庭教育力，強化社會的教育功能，振興終身體育等。還特別強調把學校教育也納入終身學習體系，提出在初等中等教育階段加強基礎學習，提升學生的自學能力。高中和大學要面向成人開放，推進入學資格自由化、彈性化、靈活化等制度改革。根據臨時教育審議會的建議，1988年，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終身學習委員會提交了“關于終身學習基本建設”的咨詢報告，明確提出了完善終身學習推進體制、加強學習信息的提供、強化專業工作者職業資格、制定終身學習重點地區、支持民間教育事業等終身學習基本建設的主要任務。作為社區終身學習基礎設施，提出建立“終身學習中心”的設想。終身學習中心應兼有對各種終身學習成果進行評價和轉換為學分的功能。

1990年，日本頒布了“關于建立和完善振興終身學習政策推進體制的法律”(簡稱終身學習振興法)。該法的目的就是在原社會教育法等相關法律基礎上確立終身學習推進體制。只有12條規定的該法的主要內容如下:一是明確了政府振興終身學習的責任，主要包括:收集、整理和提供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包括社會體育)相關的學習與文化活動的機會的相關信息;調查研究居民的學習需求與學習成果的評價;開發符合本地情況的學習方法;為居民學習的指導者和教育者提供研修;為地方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文化機構或團體的合作提供咨詢和支援;開辦社會教育講座等;二是要求地方政府整合終身學習資源，設立終身學習審議會，制定地方終身學習推進計劃，完善終身學習推進體制，充實教育、文化及體育設施，擴充廣播電視大學的學習機會等;三是提出修訂社會教育相關法令，增加與民間教育事業合作等內容;四是通過改進政府、企業等的用人行為和改革公共職業資格制度等，糾正偏重學歷弊端，使終身學習成果能得到恰當評價;五是要求改革教育行政、財政體制，強化終身教育政策統籌;六是確立跨部門的終身學習推進體制，把終身教育政策統籌置于地方政府首長的行政管理之下，在中央政府明確由文部省和通產省共同作為終身學習主管部門。為了落實終身學習振興法的各項政策，日本文部省將原來的社會教育局調整為終身學習政策局，賦予其統籌協調各級各類教育政策的職能。

1991年，日本頒布了地方政府終身學習推進體制的建設標準。終身學習振興法的實施促進了日本終身學習新體制的建立，促進了終身學習政策與職業能力開發與社會福利等政策相結合。但它同時也受到一些批評或質疑。主要理由:一是該法將終身學習治理從教育行政轉向地方政府綜合行政之后，容易使終身學習、社會教育政策成為政治與經濟政策的附庸，導致社會教育地位的下降;二是該法受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過分強調學習中的個人責任和扶持民間教育產業，會導致終身學習的市場化和商業化，弱化政府的教育責任，削弱終身學習、社會教育的公共性。

3．日本終身學習體系的特點及變化趨勢

日本終身學習體系在內涵與外延上包含了學校的正規教育，強調學校教育也要推進以終身學習理念為指導的教育教學改革。在政策上使用終身學習的概念，強調終身學習中學習者的自主與責任。在內容上以依托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等社會教育設施的非學歷教育為主。原社會教育體系高度重視基礎設施建設和專職人員配置。終身學習振興法頒布實施后，日本的終身學習機構或設施出現多樣化的趨勢。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加上經濟低迷及財政危機背景下政府縮減公共開支等政策的影響，公共終身學習事業出現萎縮趨勢，公民館等傳統公共社會教育設施及社會教育專業工作者的數量持續下降，而民營的終身學習機構有所增加。以上情況表明，日本雖然經歷了終身學習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階段，但終身教育體系仍在調整和變化中，如何理順終身教育體系建設中公共保障與市場調控、政府干預與個人自主、教育部門同其他部門之間的關系仍是一個未解決的課題。

二、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發展

1．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法律框架

韓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形成大致可分為社會教育體系形成發展期、終身教育體系孕育期和終身教育體系形成期三個階段。從二戰結束后韓國獨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韓國逐步建立起了識字與成人基礎教育、成人學歷補償教育、社區發展型社會教育、職業培訓等人力資源開發、廣播函授教育等構成的社會教育體系。［2］韓國社會教育體系形成的重要標志是1982年頒布“社會教育法”。該法將社會教育定義為“學校正規課程以外的所有教育活動”，并確立了社會教育的范圍、政府責任、社會教育工作者資格認證制度、非營利原則等。韓國的社會教育體系中成人學歷補償教育和職業培訓等占據重要地位。從社會教育法頒布實施時起，韓國的終身教育體系就開始進入了孕育期，其契機是1980年頒布的韓國憲法。該憲法第31條規定:國家必須振興終身教育(韓語為“平生教育”)。這是韓國法律中最早出現的有關終身教育的表述。隨著終身教育思想的逐步普及以及社會教育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中前期起，韓國社會開始探索終身教育立法和構建終身教育體系。1995年總統設立的“教育改革委員會”提出了“樹立新教育體制的改革方案”，為構建適應21世紀需要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議在原社會教育法基礎上制定終身教育法。1998年韓國教育部在其年度計劃中明確提出了“構建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的5項主要任務:依據教育基本法制定“終身學習法”，擴大“學分銀行制度”試點范圍;擴大部分時間制教育的范圍;開設自學學位制度(類似中國的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促進中、高等學校開展終身教育。

經過數年的討論和準備，1999年韓國頒布了在原社會教育法基礎修訂而成的“終身教育法”(韓語為平生教育法)，對終身教育的內涵、政府責任、專業工作者、設施、經費資助、學分認定制度等作了明確規定，為韓國構建終身教育體系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具體說來:一是明確了終身教育的內涵，沿襲原社會教育的概念，將終身教育定義為“除學校教育外的所有教育活動”;二是明確規定了國家及地方政府推進終身教育的責任與任務，包括設立終身教育設施、培養專業工作者、提供經費補助等;三是建立終身教育政策協調機制，要求在教育行政首長下設立終身教育協調委員會，協調終身教育實施主體間的關系。明確了教育行政首長對終身教育中心、地區終身教育信息中心等新型終身教育設施的管理權限等;四是建立了新的專業工作者制度，即“終身教育士”制度，明確了其主要職責、崗位知識技能要求;五是建立了終身學習成果的學分學歷認定制度。終身教育法的實施有力促進了韓國終身教育的基本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比如，韓國拓寬了非正規教育機構頒發學歷學位的范圍，允許經認可的“企業大學”授予學歷、學位，允許主要通過互聯網教學的遠程大學頒發大學或專科大學的學歷學位;鼓勵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對其員工給予帶薪或無薪的教育休假，或對其給予培訓費、圖書費、研究費的補貼;建立“人力資源信息銀行”，即可以開設講座、提供培訓的終身教育專家學者的人才信息庫、數據庫;建立綜合記錄個人終身學習相關信息與成果的“個人教育賬戶”，也稱為“成人綜合生活記錄簿”;廣泛設立終身教育中心及地區終身學習信息中心等新型終身教育機構;擴大終身教育機構設置運行的自主權，將原來的機構設立時的申報注冊制改為備案制，鼓勵企事業單位、民間社團和媒體等面向社會舉辦終身教育事業。

隨著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逐步深入，韓國終身教育法的一些局限也開始顯露出來。比如，由于沿襲了原社會教育法的概念，終身教育體系建設難以突破原社會教育的范疇，同人力資源開發法等其他領域相關法律的關系也不清晰。［4］因此，2007年韓國對終身教育法進行了修訂。這次修訂的要點是:第一，進一步明確了終身教育的內涵和外延，即“終身教育是除學校正規教育課程之外，包括學歷補償教育、成人基礎與識字教育、職業能力提升教育、人文修養教育、文化藝術教育、市民參與的教育等在內的各種形態的有組織的教育活動”。第二，增加了有關“學校的終身教育”的內容，要求大中小學校積極參與共同體及地方文化的建設。第三，為落實政府推進終身教育的責任，增加了政府應制定終身教育推進基本計劃的條款。2002年，韓國政府曾制定“為推進國家人力資源開發基本計劃的終身學習振興基本計劃(2002—2006)”，2008年又制定實施了第二次“終身學習振興綜合計劃(2008—2012)”。第四，加強了終身教育支持保障體系，確立了中央—市道(相當于中國的省級行政區劃)—市郡(相當于我國的縣級行政區劃)三級終身教育支援體系。第五，增加了關于學習型城市的條款，規定國家可指定和支持地方建設終身學習城市。終身教育法的制定、修訂與實施促進了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與完善，使韓國形成了獨特的終身教育推進體制與治理體系。

2．韓國終身教育體系的發展狀況

終身教育法實施以來，韓國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形成了多樣化、廣覆蓋的終身教育機構網絡，社會各界廣泛參與提供終身教育機會，滿足了社會成員多樣化的終身學習需求。二是終身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化有所進展，擁有“終身教育士”資格者的數量持續增加，促進了韓國終身教育服務質量的提升。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韓國擁有“終身教育士”資格者已超過11萬人。三是對終身教育的公共預算投入不斷增加。據統計，2016年，韓國中央政府終身教育預算達到2544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5億元)，除教育部外，勞動雇傭部、產業資源部、文化觀光部、國土交通部、未來創造科學部、女性家庭部、保健福利部等眾多政府部門都安排了終身教育相關預算，涉及278項終身教育事業或項目。④四是學習型城市建設取得成效。韓國的終身教育城市發展很快，2001年至2014年，韓國共認定了129個學習型城市。［5］五是終身教育治理、支援體系逐步健全。目前韓國各級政府層面廣泛成立了終身教育振興會或者協議會，形成了中央、道、郡三級終身教育治理和支援體系。比如，中央和地方設立的終身教育開發院在推進韓國終身教育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六是終身學習成果認定制度逐步完善。特別是學分銀行制度為學習者提供了通過非正規教育、非定形學習獲得學分和學位的機會。據統計，在學分銀行注冊的學習者從起初的600多人持續增加，(2013年)曾超過14萬人，2015年有11．5萬人在學分銀行注冊學習。

三、中國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狀況

中國終身教育體系的建設大體經歷了孕育期(1978—1992)、萌芽期(1993—2009)和形成期(2010—現在)幾個發展階段。⑤孕育期體系建設上的主要特點是在原先成人教育政策框架內成人學歷補償教育的迅速發展，這個階段的基礎設施與基本制度建設主要聚焦在成人學歷教育領域內。萌芽期終身教育的主要進展體現在非學歷教育，尤其是職業培訓、遠程開放教育、社區教育等出現和發展。中國提出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的政策目標也是在這個階段:1998年《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了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終身學習體系”的目標。在這個階段，構建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雖然經常出現在政策文本中，甚至曾有過終身教育立法的嘗試，但終身教育制度化、法制化方面的實質進展并不大，終身教育體系建設仍停留在口號層面上。以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的頒布實施為契機，中國進入了全面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形成期。這個階段我國終身教育體系和制度建設方面的進展，首先是地方終身教育立法的進展。上海市(2011年)、太原市(2012年)，河北省、寧波市(2014年)等地方先后頒布實施了終身教育促進條例，推動了地方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為國家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提供了有益參考。

其次，在終身教育制度建設上也有所進展。比如，2016年9月，教育部了關于推進高等教育學分認定和轉換工作的意見，為深化終身學習成果認定轉換制度奠定了基礎。再其次，教育治理機制調整為完善終身教育體系提供了新的機會。比如，國家教育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以及教育部綜合改革司和教育部繼續教育辦公室的設立等，對于終身教育、繼續教育政策的統籌協調具有重要意義。但是，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同日本和韓國相比，我國在終身教育法制保障、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方面嚴重滯后，建立和完善終身教育體系的任務依然任重道遠。目前，國家層面的終身教育立法尚未被列入立法計劃，終身教育經費與人員保障依然薄弱，終身學習成果認定等終身教育基本制度建設剛剛起步，統籌有力的跨部門終身教育領導管理體制仍未完全建立起來。如果要實現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建成學習型社會的目標，我國必須加快終身教育立法，加強基礎設施、基本制度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與韓國的有關經驗乃至教訓，對中國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四、結語

就終身教育體系建設而言，中國與日本、韓國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在終身教育的法治保障、終身教育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上，同日韓兩國相比，我國還有較大差距。日韓的經驗表明，構建終身教育體系，特別是在終身教育基礎設施和基本制度建設方面，政府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在推進過程中，也要處理好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教育部門與其他部門、公共保障與個人自主等相互關系。日本注重公民館、圖書館和博物館等非學校型終身學習設施建設，韓國在終身教育制度和支援體系方面的建設，特別是終身學習成果認定制度、學分銀行制度建設等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作者：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