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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在已有相關IAS或與IAS趨同的會計準則研究中，高質量準則被認為是有利于增加財務報表的信息含量、提高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增強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并抑制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這一結論無論是在最早執行IAS的歐洲市場還是在我國都已通過一定條件的檢驗獲得支持，如Barth等（2008，2010）、Daske等（2008）、徐莉莎（2009）、朱凱等（2009）和葉正虹（2011）等的考察。但在上述文獻中，有關金融業執行效果的考察較少，或者金融業直接被剔除于檢驗范圍，原因在于該行業經濟業務的特殊性和復雜性。I-ASB主席Hoogervorst（2013）在題為“為什么金融業與眾不同”的演講中指出，與非金融企業不同的是，銀行和保險公司龐大的資產負債表上任意細微變動都可能對收益產生重大影響，金融企業未來現金流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表中的金融工具。對于市場風險極為敏感的金融工具所導致的波動性會通過會計報告予以反映，從而影響投資者決策。這也是當前準則廣泛應用的公允價值計量在金融危機時期因其增強順周期性及人為制造波動性特點而遭受華爾街銀行家痛斥的原因。

那么，被認為是高質量會計準則的IAS是否提高了在金融業中處于主導地位的商業銀行的會計信息質量了呢？根據Barth等（2006）和肖澤忠（2008）的文獻梳理，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可通過收益的價值相關性、對盈余管理行為的抑制以及及時確認損失等反映。Edmondo（2009）、Stergios（2011）、Gunther（2011）和Mariarosaria（2011）等通過歐洲銀行的考察得出股價與收益價值相關性增強、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得到抑制結論，但JesusSaurinaSalas（2006）卻發現IFRS的債務損失準備條例并沒減少西班牙銀行的收益變動性，Gunther（2011）認為信息的及時性沒有得到提高。國內如梅孫華（2009）、HuSiyang（2011）、郭斌等（2012）通過商業銀行證據表明CAS執行后銀行的會計信息質量得到提升。的確，公允價值計量和貸款損失準備對商業銀行會計信息質量產生重大影響。但由于研究對象資料獲取困難、研究窗口較窄，國內有關CAS在銀行業執行效果的考察略顯不足，且主要圍繞公允價值計量展開，涉及貸款損失準備的研究則更多地關注于會計準則與金融資本監管沖突和協調的理論分析，缺乏經驗證據。可對于大多數商業銀行來說，采用攤余成本而非公允價值計量的貸款依然是其傳統且最主要的金融資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業已公布的2013年銀行信貸收支統計數據，貸款在銀行資金運用中仍處于絕對優勢。可見，有關貸款損失處理將對銀行的報告盈利及對市場釋放的信號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文試圖從貸款損失準備入手，考察當前“已發生損失模型”是否抑制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從而反映會計信息質量情況，為CAS在銀行業的考察提供證據。貸款損失準備被視為是銀行進行盈余管理的工具之一，國外學者如Anandarajan（2007）、Stergios（2011）已證實，當預期盈余水平較高時，銀行會通過對貸款損失準備的管理來降低報告盈余的波動性。林川等（2012）通過前景理論解釋了我國商業銀行存在通過呆賬費用進行明顯盈余管理現象。據此提出假設：H1：銀行貸款損失準備與盈余水平正相關。

CAS執行后，我國銀行對貸款損失準備的提取方式由原有依據監管當局規定的按照貸款分類和固定比例計提轉換為根據信貸資產減值跡象的“已發生損失模型”來確認，劉玉廷（2010）認為，新準則能如實反映信貸資產減值情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銀行業高估資產、虛增利潤、信息難以真實公允等問題，具有更高質量。潘秀麗（2012）指出，貸款損失準備的計提直接影響銀行的財務業績，但因其具有較大主觀性，會影響銀行的盈余管理行為。許友傳等（2010）發現，新的貸款減值計提方法會降低報告盈余波動性，抑制銀行盈余管理行為。據此提出假設：H2：執行CAS后，銀行減少通過貸款損失準備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Mishkin（2006）指出，如果金融機構能夠控制或者直接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命脈，其運營失敗或倒閉會在金融系統里引發危機。為避免這種系統性風險，政府會試圖在這些銀行瀕臨破產前就采取措施，而不是任其倒閉。這種銀行業“大而不倒”會引發道德風險問題，即鼓勵了銀行進行投機和冒險。因此，以金融穩定為目標的金融監管部門尤其關注商業銀行可能出現無力償還到期債務、失去清償能力以及喪失持續經營能力的破產風險，對銀行業資本充足率和貸款損失準備都提出嚴格要求。而商業銀行則有動機通過盈余管理來規避金融管制。高質量準則能夠抑制這種利潤平滑行為，類似于Gunther（2011）研究，提出假設：H3：CAS執行抑制了無清償能力風險較大商業銀行通過貸款損失準備進行盈余管理。此外，葉青等（2012）做了一個有意思的探討，考察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首登富豪榜所帶來的政治成本對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研究發現，為避免政治成本，上榜公司會計信息質量顯著下降。可見，備受公眾關注的公司承擔著較高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具有更強的動機來進行盈余管理以減少波動性，達到規避公眾關注目的。而采用高質量準則的目的就在于抑制這種行為。根據CAS對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的描述，本文將備受公眾關注的銀行界定為上市銀行，并提出假設：H4：CAS執行抑制了備受公眾關注的銀行（上市銀行）通過貸款損失準備進行盈余管理。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本文選擇截至2012年底我國16家上市銀行以及國家開發、廣發、恒豐、浙商、渤海、上海、江蘇、徽商、杭州和天津等共26家商業銀行作為研究對象。選擇的2005年—2012年銀行數據來自國泰安研究數據庫以及對財務報表的手工收集，剔除信息披露不全樣本。

（二）研究方法銀行業考察的特殊性在于其面臨的雙重管制，即根據會計準則提供財務報表信息以及滿足金融監管部門的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前者主要向股東和債權人提供決策有用信息，后者防范銀行業違約風險。正如Scott（1997）指出的，大部分企業都會試圖通過降低凈利潤波動性和違約風險來實現利潤平滑。貸款是銀行的主要資產，貸款損失直接影響銀行凈利潤。CAS對貸款損失準備更為客觀的要求被認為可以抑制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因此，銀行盈余管理行為在高質量準則執行前后的變化可以反映會計信息質量情況，從而間接體現準則質量。此外，監管部門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也使得銀行需要在獲利和避險之間進行權衡，這也會對盈余管理產生影響。類似于Ster-gios等（2011）對歐洲市場檢驗，本文建立以下模型。RLLPt是t期貸款減值損失與貸款余額之比；REBTLt是t期未扣除所得稅和貸款減值損失前的利潤與資產總額之比；CASt是t期執行準則的類型，執行IAS或與IAS趨同準則取1，否則取0；Rt是銀行無清償能力風險指標，風險大銀行取1，否則取0；Listt代表樣本在t期是否是上市銀行，是取1，否則取0；RCAPt是t期資本充足率與法定資本充足率之比；RNPLt是t期不良貸款率；LnAt是t期銀行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如果銀行試圖通過貸款損失來進行利潤平滑，則RLLP與REBTL顯著正相關，交叉項反映CAS的執行對銀行通過貸款損失進行盈余管理的影響。RCAP、RNPL反映銀行資本率監管指標和不良貸款率對貸款減值計提影響。Stergios等（2011）認為銀行可通過多元化投資以形成高回報低風險的資產管理，因此認為衡量銀行資產規模的LnA應與RLLP負相關。由于銀行盈余波動會對其無清償能力風險產生影響，故選取Liang等（1991）提出的銀行無清償風險指標IR2，該指標越大代表風險越高。對各銀行IR平均數進行排序，將大于均值的銀行視為“無清償能力風險較大銀行”，R參數賦值為“1”，否則為“0”。預期高質量準則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為，風險較大銀行應表現明顯。此外，預期上市銀行具有較強的盈余管理動機，新準則可以抑制這種行為。

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表1樣本銀行基本指標描述性分析根據表1，新準則執行后銀行業擴展極為迅速，尤其體現在總資產擴張和貸款發放增速上。銀行總資產擴大一倍多，貸款總額增長94.05%，相應提取的貸款減值損失也隨之增加，增速達88.07%。同時，為滿足金融監管、加強信用風險管理要求，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和不良貸款的控制也得以增強，資本充足率增長19.38%，不良貸款率下降62.74%。值得說明的是，表1中“準則執行前”和“準則執行后”是根據各銀行實際執行CAS或IAS的時間來劃分。此外，根據研究設計，對樣本銀行按無清償能力風險大小（IR指標計算結果）進行了分類，見表2。

（二）相關性分析對樣本銀行2005-2012年數據進行Pearson和Spearman參數相關性檢驗，見表3和表4。貸款減值損失與銀行利潤顯著正相關，與預期相符。貸款減值損失與資產總額顯著正相關，雖然這與Stergios等（2011）預期有所不同，但貸款余額與資產總額顯著正相關則表明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還未形成多元化模式、貸款還是銀行的主要獲益資產。此外，貸款減值損失與不良貸款率顯著正相關，不良貸款率與資本充足率顯著負相關，均符合預期。

（三）回歸分析通過VIF判斷模型主要參數，得出多重共線性影響不大結論。故對參數進行模型檢驗，見表5。綜上檢驗，RLLP與REBTL顯著正相關（除G外所有模型），說明貸款損失準備是商業銀行進行盈余管理的工具，H1成立。RLLP與CAS×REBTL顯著負相關（模型B、F），且系數較REBTL系數小，說明當前準則確認信貸資產減值規定抑制了商業銀行進行利潤平滑的行為，H2成立。RLLP與R×REBTL顯著正相關（模型C），說明無清償能力風險較大銀行會通過貸款減值活動來進行利潤平滑，而REBTL×R×CAS系數變小則意味著CAS執行抑制此類銀行的盈余管理行為（模型D、G），H3成立。對于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上市銀行的檢驗也得到了一致結論（模型E、F、G），H4成立。此外，RLLP與RNPL顯著正相關（所有模型），與之前相關性檢驗結論一致，說明不良貸款率高的銀行提取的貸款減值損失準備也較多。在樣本整理過程中，本文發現相關數據在金融危機時期存在一定波動性。因此，為證實結論的穩健性，同時出于影響滯后性考慮，剔除2009年數據進行重新檢驗。模型的綜合結論與上述相符，但單個模型的檢驗結果同樣未能完全實現預期。

四、結論

實現本國準則與IAS趨同的目的就在于通過更高質量的會計規范來提高對外披露的會計信息質量，從而幫助利益相關者更好地做出有效決策。商業銀行作為金融系統內籌資活動和投資活動必不可少的樞紐，其信息質量尤為重要。Mishkin（2012）在其論著中就提到利用會計準則這種監管方式來幫助消除或減少金融系統內的信息不對稱問題。為考察我國銀行業會計信息質量在CAS執行后是否有所提高，本文以商業銀行最傳統且最主要的金融資產———貸款為切入點，分析當前貸款損失處理是否抑制商業銀行盈余管理行為，為新準則在銀行業的應用提供證據。研究證實當前“已發生損失模型”抑制銀行的盈余管理行為，從而間接證明銀行業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本文還進一步通過綜合分析，發現無清償能力風險較大銀行和上市銀行都存在著利用貸款損失進行利潤平滑的行為，且CAS抑制了這種行為，同樣反映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上述結論與Stergios等（2011）、Gunther（2011）等對歐洲銀行執行IAS的考察結果一致。但是，單個模型的檢驗結果并不完全符合統計意義上解釋。相較于Stergios等（2011）檢驗中涉及的歐洲91家銀行1999-2008年的數據，我國商業銀行由于信息披露不全數據獲取困難，尤其是早期數據難以獲得，對預期結論造成一定影響。會計方法的選擇影響了銀行的盈余管理行為，進而反映了會計信息質量。雖然當前“已發生損失模型”已相應提高銀行會計信息質量，但其在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時未考慮預期信用損失的特征使得金融資產的長期信用風險因素所導致的損失很可能在某一時點得到集中確認，從而產生“陡壁效應（CliffEffect）”，反而不能真實反映減值情況。而經IASB修訂的“預期損失模型”是否能較當前模型而言進一步提高銀行業會計信息質量呢？如劉玉廷（2011）指出的，預期模型具有更強的主觀隨意性。該模型需考慮金融資產整個存續期的未來預期信用損失情況。“預期”如何判定，“損失”如何計量，這與公允價值計量問題一樣，將涉及到非常復雜的評判能力和估值技術。在信托、財富管理等高風險產品侵占市場的時代，在Hoogervorst（2013）提到的“資金會以鼠標點擊的速度消失”的時代，商業銀行在新模型下似乎有著更強的利潤平滑動機和利用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機會，那么，會計信息質量又該如何得以保證？這也是“持續趨同”背景下需進一步考慮和研究的問題。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進一步研究可從兩方面展開：一是對當前模型從擴大樣本規模或換取研究角度進行考察。如EmreKilic等（2013）通過衍生金融工具和套期活動的會計處理來考察銀行依賴于貸款損失進行利潤平滑的行為，從而反映準則對報告行為及財務報表信息的影響。該研究視角也符合當前商業銀行非貸款業務蓬勃發展趨勢。二是在預期模型理論分析基礎上依據IASB即將公布的最終準則在我國商業銀行進行擬執行的考察，為是否“全盤接受”提供合理依據。

作者：葉正虹單位：浙江大學城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