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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任職的第一年，市場還不確定新任ceo的能力，因此當期的企業業績會影響外界對其的能力評價。為了建立較高的市場評價，CEO在任期的初期有強烈的動機報告較好的業績。從組織內部提拔的繼任CEO，由于對CEO的任職要求要高于其以前較低職位的要求，市場仍然不會以過去的表現評價他們的能力。從外部聘任的CEO，由于企業管理機制的不同，市場也不會將過往的業績作為評價其能力的標準。因而，無論是內部提升還是外部聘任，對新任的CEO的能力的評價都來自于當期的業績（Hermalin等，2012）。為了得到市場的認可，在任期的第一年，CEO可能有強烈的動機進行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業績。但是如果CEO知道自己具有較高的能力，未來可以使企業有較高的盈余，還會進行盈余管理么？Axelson和Bond（2009）認為，在CEO任期的前期，能力較高的CEO也會產生“逆向選擇”。因為在其任期的初期，即使是市場的原因導致了企業業績較差，市場也會認為是其能力不足導致的，而且他們整個職業生涯都要承受這種能力低的評價。因此即使能力較高的CEO也會進行盈余管理。在此基礎上提出第二個假設：假設2：CEO在任期的前期，盈余管理程度較高。在任期結束后CEO就不能再擁有“在職消費”等隱性收入。盈余能夠影響最后一年的薪酬和與薪酬相關的獎金，這被稱為“視野問題”（Murphy和Zimmerman，1993）。因此在任期的最后一年，CEO有動機夸大盈余。首先，CEO在任期的最后一年進行了盈余管理，市場很難在其離開之前發現。其次，對任期較長的CEO來說，董事會的監管也沒有以前嚴格，也為CEO進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機會。因此，在離任前CEO對聲望的關心程度下降，相反他們更希望通過報告較高的業績來獲得短期利益，通過盈余提高薪酬來對自己進行補償，盈余管理的動機大大地增強了?；诖颂岢龅谌齻€假設：假設3：CEO在任期的最后一年，盈余管理程度較高。

二、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本文的研究樣本為2004—2011年間的中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借鑒前人的研究做法，利用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篩選：（1）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2）剔除ST和ST*公司；（3）剔除數據缺失的樣本；（4）為消除極端值的影響，對于使用的主要連續變量，按1%和99%水平進行Winsorize處理。經以上處理得到1497個公司7581個非平衡樣本數據。CEO任期為截至當年的在任時間。根據Kuang（2010）的任期計算方法，為使任期為整數，采用在任不滿6個月的不計入任期，超過6個月的以整年計算方法計算。

（二）模型構建1.盈余管理模型。利用修正的橫截面Jones模型估計盈余管理程度，即以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衡量盈余管理程度，使用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對t年度i公司的總應計利潤（Totalaccutal,TAi,t）進行同行業回歸分析：其中,被解釋變量|DA|為盈余管理程度；解釋變量為CEO任期（CEOT：截止到t年CEO任職時間），Early（任期的第一年：CEO任期的第一年為1，其他為0），Leave（任期的最后一年：CEO離職前一年為1，其他為0）；根據相關文獻的研究設置了不同層面的控制變量：公司特征變量Size（公司規模：總資產的自然對數）、Lev（償債能力：資產負債率）、Roa（盈利能力：總資產凈利率）、Growth（成長能力：銷售增長率）公司治理指標Own（CEO是否持股：CEO持有股份為1，否則為0）Indep（董事會獨立性：獨立董事的個數）；并控制了Year（年度）和Industry（行業）變量。

三、實證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對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發現：公司的盈余管理的絕對值均值是0.0749，但最大值是0.4317，DA值的差別較大，說明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行為。上市公司的CEO平均任期為3.44年，任期最長的為19年，說明CEO平均任期較短，現有企業CEO的離職比較頻繁。Own均值是0.3023，說明上市公司中CEO持股的人數并不多。獨立董事會的規模均值是9.39個，即獨立董事的個數比較多，獨立性相對較好。對樣本數據進行相關系數分析，發現CEO任期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任期第一年的虛擬變量Early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說明CEO為了建立聲譽而不得加大盈余管理程度；離任前一年的虛擬變量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表明離任的前一年CEO不再考慮聲譽影響，為了短期利益進行盈余管理。對于控制變量而言，公司成長能力、資產負債率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獨立董事會的規模與盈余管理程度負相關。雖然解釋變量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但是系數都很小，可以認為解釋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二)回歸結果分析模型1是任期CEOT與盈余管理進行回歸：任期CEOT在1%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任期越長，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驗證了假設1。隨著任期的增長，CEO為了維護自己的聲譽，不愿冒著風險進行盈余管理。模型2是對任期的第一年（Early）和任期的最后一年（Leave）與盈余管理進行回歸：Early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在CEO任期的第一年的盈余管理程度大，驗證了假設2。CEO在其任期的第一年，為了建立良好的聲譽，進行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改善公司的業績狀況以獲得良好的市場評價。Leave在5%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說明在CEO任期的最后一年盈余管理程度大，驗證了假設3。CEO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年，已經不再關心聲譽，只關心離職前的收入，通常利用盈余管理提高公司業績進而提高業績相關的薪酬，獲得短期收益。控制變量中，Own與盈余管理程度負相關，說明CEO持股可以降低盈余管理程度。Roa、Growth和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說明企業的盈利能力、成長能力越強，CEO越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即業績越好的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程度可能就越大，業績被修飾的可能性也越大。Lev與盈余管理程度正相關，說明負債越高的企業，越可能進行盈余管理來改善自己的盈余狀況。而公司規模（Size）、獨立董事規模（Indep）與盈余管理程度負相關，可能是由于企業規模大、獨立董事會個數多，公司的治理結構完善，獨立董事起到了一定的監管作用，盈余管理程度低，和先前的研究結論越一致。

（三）穩鍵性檢驗為了增強結論的穩健性，進一步檢驗盈余管理程度是否隨著任期的變化而變化，采用Ashiq（2010）的方法，Med表示離任前兩年，若下一年的Leave=1則Med=1。為了減少CEO個人特征因素的干擾，并且加入控制變量CEO的年齡Age，以控制CEO個人特征。回歸結果顯示，Early、Leave與盈余管理仍然顯著正相關，Med與盈余管理不顯著，說明在離任的前兩年，即任期的較中間時期（CEO任期的均值在3年左右），CEO已經建立良好的聲譽，不再需要冒著風險進行盈余管理，因此盈余管理程度下降，進一步驗證了假設。

作者：胡倩倩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