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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為首個跨市域的創新示范區，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建設有著極其重要的示范作用。在綠色經濟背景下，覆蓋多城市的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目標是自主創新、協同創新、環境創新的綜合性提升。以蘇南五市為研究對象，輔以其他城市為參考，從自主創新、協同創新、環境創新三個方面，構建跨市域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綜合創新效率評價模型，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評價其綜合創新效率。結果顯示:蘇南五市中南京綜合創新效率最優;蘇州、無錫兩市協同創新效率較低;常州、鎮江兩市投入效率較高;蘇南五市的環境創新效率都有較大提升空間。提升協同創新和環境創新，將是促進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綜合創新效率趨同的重要實現途徑。

關鍵詞:

創新效率;自主創新;協同創新;環境創新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等五市所組成的蘇南經濟區域，一直在江蘇全省甚至全國的經濟發展中起著“率先和示范”作用。經過多年發展，蘇南地區的地理條件、經濟基礎、市場體系、城市功能、科教資源等已長足進步并為該區域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2011年5月江蘇省出臺《關于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推進科技創新工程加快建設創新型省份的意見》，專門提出規劃建設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以此作為構建區域科技創新工作新格局的重大舉措。2014年11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支持南京、蘇州、無錫、常州、昆山、江陰、武進、鎮江8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蘇州工業園區建設蘇南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成為繼北京中關村科技園區、武漢東湖高新區、上海張江高新區和合蕪蚌自主創新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之后，被國家批準的第五個自主創新示范區。與已有示范區多限定于某個城市的特定地域不同，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是首個跨市域、大空間范圍的自主創新示范區，這種并無先例可循的現狀給其發展定位及其創新能力的評估提出了新的挑戰和要求。作為自主創新示范區，自主創新應是示范區建立之本;作為首個跨市域的自主創新示范區，協同創新應是示范區進步之道;作為經濟較為發達但也更早面臨更嚴峻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的經濟區域，環境創新應是示范區發展之需。基于上述背景，文章首先將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創新層次劃分為自主創新、協同創新及環境創新，并將其稱為綜合創新，然后基于SBM-DDF函數模型(Slacks-basedMeas-ureDirectionalDistanceFunction)，以蘇南五市為研究對象，輔以江蘇其他城市為參考，評估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綜合創新效率，最后從提升創新效率視角給出建設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相關文獻主要集中在自主創新系統和區域創新效率兩個層面。其中針對自主創新園區尤其是現有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研究成果已經較為豐富。劉釩、李明傳等分析了綠色經濟發展中起關鍵作用的技術創新因素，探討了綠色經濟對自主創新示范區彼此互動的關系［1］。其研究雖然考慮到了創新示范區所帶來的綠色經濟效應，但并未對其進行有效的量化研究。胡樹華、王松等以武漢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為研究對象，構建了區域創新系統測算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創新投入、創新主體、創新內容、創新產出四方面內容［2］。其對創新主體的界定上仍以某一城市或地區為對象，創新產出指標也只囊括了專利量和工業總產值，未包含環境、協作等要素。解佳龍、胡樹華以國家自主創新區的目標和定位為出發點，從載體支撐、自主創新、積聚輻射和外向拓展四個方面，建立了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甄選體系［3］，但在構建過程中，未將“環境”及“協作”要素納入指標，其指標評價對象也僅局限于非跨區域的城市或地區。在區域創新效率的研究中，于明超等采用的隨機前沿模型中考慮了區域性差異，發現在影響創新效率的因素中，創新效率受到不可觀測的地區異質性的顯著影響，知識的內部獲取和外部獲取、制度環境差異等對創新產出進而對創新效率的高低也起到重要作用［4］。邵云飛等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基礎上通過30個省市自治區9年間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發現創新活動的效率高低與區域文化積累有很大關系［5］。余泳澤等從創新的角度出發，基于價值鏈分別考察了知識、研發和產品創新，研究發現，每個階段的創新效率中西部區域明顯低于東部，該效應在研發效率上更加明顯［6］。高霞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以工業行業為研究對象，分析了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創新效率，并探討了行業集中度、外資利用等因素對工業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程度［7］。對已有文獻的總結可以發現，現有文獻的研究對象或為單個城市，或為某個區域整體性的自主創新能力，往往忽視不同城市間存在的協同創新，忽略了區域內部城市間的互動;對于跨城市的蘇南地區而言，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和互聯網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浪潮中，蘇南五個節點城市的協同創新將成為蘇南地區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動力源泉。此外，在環境問題日趨凸顯、發展低碳經濟成為重要目標的當下，蘇南地區也需要考慮創新活動的環境友好性。文章力圖在以下方面有所創新:將跨市域的地區創新能力歸納為自主創新、協同創新和環境創新三個層面的綜合表現;運用非徑向、非導向的SBM模型，以蘇南五市為例，評估蘇南地區的綜合創新效率，并提出提升跨市域地區創新能力的政策建議。值得指出的是，文中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同樣適用于其他區域性創新活動。

三、研究模型和變量設定

1．綠色背景下跨市域地區的創新生產函數為體現發展綠色經濟的時代背景和跨市域地區的空間特性，我們對傳統創新函數進行拓展，將創新產出分為自主創新產出、協同創新產出、環境創新產出三個層次。跨市域地區創新活動的追求目標就是:在既定研發投入下，獲得更多的自主創新產出、協同創新產出、環境創新產出。

2．綠色背景下跨市域地區的綜合創新效率評價模型我們采用無需對函數形式做具體要求、適合評估多投入多產出、放松徑向假定和投入假定的SBM-DDF模型來評估跨市域地區的創新效率。雖然已有學者如王兵等［8］、涂正革等［9］采用SBM將環境因素納入經濟效率分析框架對中國經濟進行實證分析，但采用SBM模型對創新效率的分析尚不多見。此外，為分析出綜合創新無效率的構成結構和驅動因素，我們按照Cooper［12］的思路，將其進一步分解為投入無效率(研發經費投入無效率和研發人員投入無效率)、好產出無效率(自主創新無效率、協同創新無效率)、壞產出無效率(環境產出無效率)。

3．變量選取及設定以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所覆蓋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五市為主要分析對象，輔以江蘇其他七個城市為參照，依照上述研究方法，對蘇南自主創新區域綜合創新效率進行分析。因宿遷市2005年的研發活動人員投入及資金投入缺失，無法進行效率分析，故將其排除。所有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江蘇科技進步監測結果》及國家知識產權網。在數據選取的時間跨度上我們選取了2005年和2011年兩年的數據做縱向對比，來發現各市綜合創新效率隨時間推移發生的變動情況。限于江蘇省地級市相關數據資料的可得性，我們盡最大努力獲取到最新相關統計資料，發現2012年及其后的數據暫不可得，也有部分數據統計口徑發生變化。因此從次優的角度以2011年數據為末期進行考量。值得說明的是，2011年至今，全省經濟狀況穩中向好，趨勢發展平穩，因此2011年的數據結果對后續幾年仍具有一定的預測性和啟示意義。(1)“好”產出之自主創新產出在衡量創新產出時，專利包含較多信息內容，同時官方數據相對容易獲得，統計口徑也較為一致，因此使用專利代表創新活動的經濟產出是文獻中常用方法。文中采用更具含金量的發明專利數來衡量自主創新性產出。(2)“好”產出之協同創新產出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城市間的協同創新已成為區域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動力，而對不同城市合作創新的衡量是個難點。我們根據各個城市的專利數據庫，使用城市間的合作專利數量表征城市的合作創新性產出。由于城市合作專利數量在單獨年份中有可能為0，為利于數據分析，城市間合作專利數量以2005年為界，文中2011年數據是指2006年至2011年城市間合作專利數總量。(3)“壞”產出之環境創新產出在已有相關文獻基礎上，為了綜合考察工業生產所造成的“壞”產出，分別選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固、液、氣三種形態的污染產出———工業粉塵、工業廢水、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基礎數據，用熵值法進行加權求和得到環境排放強度指標。此指標為非期望產出，數值越小越符合環境友好型發展路徑。(4)創新投入對創新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投入是R＆D投入，文章選取各市相應年份的R＆D人員投入量及R＆D資金投入量為指標進行測算。

四、實證分析

具體分析時，以蘇南地區所覆蓋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五市為主要分析對象，輔以江蘇其他七個城市為參照(宿遷市2005年研發數據缺失，故將其排除)。運用前文的評價模型，在自主創新、協同創新、環境創新為目標的條件下，構建最佳實踐邊界，每個地市與最佳實踐邊界的比較得到其無效率值。同時，將綜合創新無效率分解為研發經費投入無效率、研發人員投入無效率、自主創新產出無效率、協同創新產出無效率、環境創新產出無效率，以尋求各個城市創新無效率的來源及主導因素。各個城市綜合創新效率及其分解后的來源列在表1。表1中數據是衡量每個城市的無效率水平，數值越大表明其綜合創新效率越低。數值為0時，表明該城市在最佳實踐界面上，不存在投入使用過多、自主創新不足、協同創新不夠、環境污染排放過度狀況。通過表1可以發現，2011年江蘇省綜合創新無效率的平均值為0．729。其中“好”產出(主要指自主創新產出和協同創新產出)的無效率是主要因素，其貢獻率達83．7%，顯示綜合創新效率低的原因關鍵在“好”產出不足。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好”產出無效率主要由協同創新的無效率導致，這說明即使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城市功能較為完善的蘇南地區，城市間的合作創新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此外，污染類的“壞”產出無效率也較明顯，遠高于研發人員和研發經費的投入無效率。由此可見，目前提升綜合創新效率的主要任務應是加強城市間的合作創新，引導創新活動的綠色式傾向。

1．創新活動最佳實踐單元的分析跨市域視角下的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綜合效率結果顯示，南京、連云港無效率水平最低(SBM效率數值越高表明創新效率越低)，為研究對象中綜合創新效率最高的兩個城市。作為省會城市的南京，集聚了眾多高水平的學術機構、科研機關以及大批高層次的優秀人才，憑借此智力資源的稟賦優勢，南京在要素使用的多樣性和創新活動的豐富性等方面都得以顯著提升。2011年南京自主專利產出就達3452件，超過第二位城市蘇州自主專利數約1000件，自主創新效率達到最優;在創新資源高度集聚的前提下，其他城市極易產生與南京進行創新合作的需求，2011年南京市與其他城市合作專利數就達2875件，占全省所有城市互相合作總數的46%，奠定了其協同創新效率最優的基礎;同時，南京近年來實施的節能減排舉措效果顯著，“三高兩低”企業把關淘汰制度進一步嚴厲，垃圾回收分類等環境工程更進一步加強了城市的環保力度，對環境排放的要求也更為嚴格，故南京市環境創新效率也無懸念地達到了全省最優。連云港綜合創新效率高，主要源于其相對較少的創新研發投入，卻產出了相對較高的創新產出;同時，作為蘇北地區城市，連云港工業總體水平相對較低，城市污染排放量在所有城市排序中處于中游，其環境創新效率也就相對較高。和南京相比，連云港創新專利產生量仍相對不足，且環境污染“壞”產出仍相對較高，因此連云港有必要通過減少研發投入，降低污染產出，增加創新發明專利數來進一步提升其綜合創新效率。

2．創新效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分析跨市域視角下的蘇南地區綜合效率結果顯示，2011年綜合創新效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城市有無錫、徐州、蘇州、南通、淮安、鹽城、泰州，我們重點關注蘇南五市中的無錫和蘇州。無錫、蘇州綜合創新無效率水平分別為0．809和0．96，無效率來源進行分解后，其組成結構較為一致:無錫“好”產出無效率值為0．7，貢獻達86．6%，蘇州“好”產出無效率值為0．863，貢獻達89．9%，均為兩市綜合創新無效率的主要來源。將“好”產出無效率進一步分解，無錫“協同創新無效率”占“好”產出無效率值的91%，蘇州相應占88%，兩市的無效率成因關鍵源于城市間創新合作的不足。可見在構建跨區域性的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過程中，城際間乃至重點的節點城市(無錫和蘇州)間創新合作力度依然低下。如何大力提升節點城市的協同創新效率，是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過程中需要重點攻克的難題。無錫、蘇州的“壞”產出無效率數值較低，對綜合創新效率的貢獻度也較小，顯示這兩個城市在環境友好型道路上走在了江蘇的前列。綜合創新效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其他五個城市是徐州、南通、淮安、鹽城、泰州。五市的無效率來源結構也同樣以“好”產出無效率的貢獻值最大，且“好”產出的無效成因都主要源于協同創新的無效。

3．創新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城市分析最后關注創新效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其余三個城市，常州、揚州、鎮江。跨市域視角下的綜合效率結果顯示，蘇南地區中的常州、鎮江兩市位于此水平，我們重點分析這兩座城市。常州、鎮江創新無效率水平分別為0．558，0．648，無效率的來源構成同樣以“好”產出無效率的貢獻值最大為主要特征，貢獻率分別為80．4%、79．6%;經過分解發現常州市和鎮江市“好”產出無效來源結構相似，均以合作創新無效為主，其對“好”產出無效貢獻值分別達56%、79%。這說明即使常州和鎮江的綜合創新效率較高，其在城市創新合作上依然顯得力度不足。在投入無效率方面，常州、鎮江兩市結構也相仿，在研發經費投入上兩市效率均達到最優，無效來源主要在于研發人員的投入無效。4．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綜合創新效率跨市域差異的收斂性分析運用SBM綜合創新無效率的計算方法，我們又測算了江蘇省地級市2005年的綜合創新效率，并對2005、2011年兩年的綜合創新效率結果進行收斂性分析，以研究蘇南五市及江蘇整體跨市域背景下綜合創新效率的趨同或發散情況。(1)σ收斂分析σ收斂研究的是江蘇各市綜合創新效率的離差隨時間變化的趨勢。若離差逐步減小，則證明綜合效率的離散程度在逐步縮小，呈現σ收斂。江蘇十二個地級市和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五市綜合創新效率的σ收斂分析如表2所示。從表2看出，江蘇十二市及蘇南五市呈現綜合創新效率標準差下降現象，均表現出收斂特征。同時發現，蘇南五市的收斂速度不僅明顯小于全省十二個地級市的收斂速度，且2005年的σ值上，蘇南五市也只達全省十二市的一半左右。可見較江蘇其他地區而言，縱向上，蘇南五市收斂趨勢平緩，跨市域創新效率差異已漸趨穩定;橫向上，蘇南五市內部效率差異較小，體現了一定的區域趨同性。(2)絕對β收斂分析β收斂一般包括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鑒于條件收斂的成立并不意味著真正的收斂。我們不再計算β條件收斂，而關注跨市域背景下的絕對β收斂，以探討低效率地區能否趕上高效率地區。根據多數文獻采用的方法［13－14］，運用以下絕對β收斂回歸方程進行估計。從表3看出，絕對β收斂性趨勢和σ收斂趨勢較為一致，江蘇十二市綜合創新效率的絕對β收斂性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江蘇總體上低效率地區有追趕高效率地區的趨勢，創新水平總體呈前領后追的向好趨勢。而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雖呈現收斂性趨勢，但并不顯著。可見蘇南五市作為全省最為發達的經濟區域，其內部的創新效率呈現出較為穩定的地區差異特征，結合前文的分析，我們認為進一步提升協同創新和環境創新，將是促進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綜合創新效率趨同的重要實現途徑。

五、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的特殊性對國內創新示范區建設模式及目標提出了新的要求，重新考量創新內涵并對其效率進行測評成為創新示范區建設的基本前提。文章依據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跨城市特性和發展綠色經濟的時代背景，對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創新效率內涵擴展為“自主創新”“協同創新”“環境創新”三方面的綜合提升，以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所覆蓋的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五市為主要分析對象，輔以其他七個城市為參照，運用SBM方向性距離函數對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綜合創新效率進行了分析。在跨市域創新協作背景下，通過研究發現:蘇南五市中南京綜合創新效率水平最高，較為集聚的創新資源優勢、其他城市與其積極進行的合作創新、對環境排污的嚴格要求都是南京綜合創新效率最優的原因;蘇州、無錫兩市綜合創新效率水平較低，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導致兩市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兩市協同創新效率較低，兩市之間及其與其他城市的創新合作力度相對不夠;常州、鎮江綜合創新效率較高，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常州、鎮江兩市投入效率較高，但常州、鎮江在城市協同創新、環境創新方面仍有很大進步空間;江蘇十二市及蘇南五市綜合創新效率均表現出σ收斂，前者同時符合絕對β收斂，而后者不符，表明江蘇總體呈現低效率地區追趕高效率地區的趨勢。根據上述研究，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合理利用資源，提升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創新投入效率無錫、蘇州應繼續保持研發人員投入效率最優的現狀，同時進一步提升對經費投入的使用效率，而無錫市在這方面的政策實施力度上，應明顯大于蘇州市;相反，常州、鎮江則應繼續保持研發經費投入效率最優的現狀，同時進一步提升對人員投入的使用效率，而鎮江在這方面的政策實施力度上，應明顯大于常州市。

2．加強城際互動，提升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協同創新效率跨市域的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目前面臨著協同創新效率低下的問題。要進一步打破創新資源管理的行政分割，在政策層面積極引導蘇南五節點城市的科技交流與創新協作，完善創新資源共享和創新產出互利機制，構建蘇南自主創新示范區跨區協同創新體系，加速提升蘇南五市的創新合力。

3．革新生產技術，加快蘇南自主示范區環境友好型生產技術的推廣應用除南京外，其他四市尤其是常州和鎮江的環境無效值都拉低了綜合創新效率。需要依靠革新生產技術，加快對綠色生產工藝的學習和應用，改變創新路徑;制定相關環保法規，激勵企業主動、自覺減少排污排廢，或由政府給予財政、生產補貼;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對綠色生產企業實行免稅、表彰等獎勵，在批準新企業建立過程中，偏向于扶持相關綠色產業，加強蘇南地區技術創新的綠色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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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岳書敬 胡姚雨 鄒玉琳 單位：東南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