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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工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一期

中國現代文學的三十年，恰是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逐漸走向現代化的三十年。因此，現代文學史的教學要使學生系統地掌握這一時段的文學常識：作家創作、創作流派、文學現象、歷史事件、文體演變，更要通過學習，讓學生感受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的艱難與曲折，以及在這個過程中顯現出來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從而把握到一種人文精神的傳統血脈。沒有了后者，重視文學史知識實際上恰恰會削弱文學史知識的學習。眾所周知，對一篇文章理解的廣度與深度，取決于閱讀者能否“披文以入情”，取決于閱讀者已有的知識儲備。也就是說，閱讀者的思想道德水準影響著對文本的理解，道德情感不同的人，對同一文本的理解也會有天壤之別。魯迅先生就說過，《紅樓夢》的命意，因為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差異：“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謊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因此，要提高學生的文學素養和解讀文本的能力，就必須大力提升其道德素質。

文本理解如此，文學史的學習亦然。在建構和諧社會的今天，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學，再也不能以注重文學史知識的學習為名，繼續忽略蘊涵于其中的德商教育因素了。或言之，恢復文學史教學文道結合的特點，強化人文熏陶，強化德商教育，已是刻不容緩。這樣做，不僅有利于學生掌握文學史知識，而且對學生人格的培養和精神的充實大有益處：從大學校園走出來的孩子，世界觀、人生觀已然形成，之后無論是直接就業，還是繼續求學，也無論是從事什么樣的工作，都首先必須是一個合格的公民。大學課堂接受的現代文學史知識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漸漸模糊，甚至遺忘，但伴隨著知識學習的人文熏陶必然內化為他們立身行事的準則，那些高尚的品德、崇高的精神會使他們受益終生。再從人的生長過程來看。大學生是人的身體、知識、能力飛速發展階段，也是世界觀、人生觀形成的關鍵階段，離開大學校園就要走向社會，再也沒有了緩沖地帶。這個時期，如果能在各方面的努力下，造就他們良好的德商，會使他們受益終身。然而，大學校園里嚴峻的現實不能不使我們警醒。很多學生正處于道德困境或道德危機之中，正在與道德觀的混亂與道德準則的理解錯誤做斗爭。他們孤立無援，沒有什么東西能夠抓住，沒有什么人能夠依靠。這種孤立感不僅是心理感情上的，同時也是道德上的。我們相信，他們的內心都非常渴望一種道德力量，能夠使自己有一種正常生活的理由：一種內心向善的生存，一種既是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的生存；而不是他們目前這種對道德不假思索漠然處之的做法。如何幫助大學生健康快樂地成長為一個靈魂健全、心地善良的人，是每一個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明白了德商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白了現代文學史教學在學生德商培養中的不可替代的責任，就要在教學中自覺地對學生進行德商教育。需要注意的是，無論處在什么樣的時代，也無論怎樣把它與政治意識形態、與商品經濟掛鉤，文學歸根結底都是一種精神產品，其終極追求都不可能是物質享受，而只能是精神，是豐富深刻的文學精神的傳承。而所謂文學精神，“就是以文學為載體從中抽繹出來的有關文學的觀念、思想意蘊、審美理想、人文精神、價值取向、文體風范以及創造主體所體現的人生態度、人生追求、人格力量和藝術創造力。”

早在新文學發軔之初，無產階級革命家鄧中夏就在《貢獻于新詩人之前》中慷慨陳辭：“激動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說，或仗論文。然而文學卻是最有效的工具。關于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要特別多做，警醒已死的人心，抬高民族的地位，鼓勵人民奮斗，使人民有為國效死的精神。”他大力倡導，為了國家和民族，文學必須表現崇高的精神。這事實上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主潮。有鑒于此，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教學就應該始終貫穿著新文學精神對學生的熏陶和影響，這事實上也是激發學生道德情感的最佳途徑。這就要求任課教師必須在本體論、認識論和詩學觀念等相互融滲的多維度中進行教學，播撒新文學精神。如講授蕭紅《生死場》，如果只是強調東北人民的抗日熱情，而忽略了對東北底層人民，尤其女性命運的生命觀照，就有些本末倒置。如講授老舍，只關注《駱駝祥子》就顯得單薄；對他的《四世同堂》，如果只是強調日寇的殘暴、人民的反抗，就太簡單化了，而必須凸顯文本背后深藏著的作家對以祁老人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弊病的深刻反思和批判，以及對中華民族前途的深切擔憂、對一種偉岸人格的褒揚。這就要求任課教師在現代文學史的教學中要對文學作品，尤其是文學經典產生的文學場域予以準確的“還原”，讓學生切身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文化語境，認識到作家“寫了什么、怎么寫的、為什么這樣寫”，從而產生刻骨銘心的記憶。另外，由于現代文學作品均為白話，大學生的閱讀已經不成問題，那么教師的教學就必然地要在文學精神播撒方面用力。錢理群坦陳自己一生的研究和教學，向我們展示了文學精神播撒的流動存在和影響所具有的非凡價值。他說：“二十年來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點，就是‘講魯迅’，并且試圖‘接著往下說’，以便把民族、家庭與個人的世紀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

欲使中國現代文學史教學中的德商教育取得成效，除了對現代文學精神的認識之外，還要特別重視方法的選擇與運用。在這方面，我們進行了長期的教學實踐，謹撮其要，以就教于同行。首先，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注重身教。德商教育與知識的傳授不同，身教重于言教。教師自己“做好人、行善事”，關心他人，愛護他人，為他人盡職盡責，就是對學生進行的最好的教育。在思想多元的當今社會，在太多教師只忙自己的課題的高校校園，教師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加彌足珍貴。因為不論一個社會的風氣有多么不好，只要為人師者還能保持高尚的情操，這個社會就還有希望：他們能培養出品德高尚的下一代。可以說，教師承載著自己高尚的情操，妥善處理教學、生活等方面各種各樣的具體事務，尤其是與學生有關的事務的過程，就是對學生進行生動而有效的德商教育的過程。因此，大學教師，尤其是年輕的大學教師要把“生活無小節，處處是教育”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其次，從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實際出發，從文學史的諸多細節中找到一個通向學生人格、思想的窗口，培養他們的道德品質。文學史本身蘊涵著豐富的人文信息，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挖掘、充分利用，使教學過程的每一個環節都滲透高尚的道德情感，對學生進行德商教育；而且不能局限于課本就事論事，要善于把書本與社會及學生道德發展的實際聯系起來。這樣，學生的德商才有可能得到較大程度的提高。如在講授1930年代臧克家的鄉土詩歌時，延展至其《有的人》中“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針對學生中存在的個人主義嚴重而不關心學校、班級利益的傾向，聯系社會上那些以權謀私、徇私枉法、侵害人民利益、損壞黨的形象的國家干部，似行尸走肉，被人民所唾棄；追憶、、焦裕祿、雷鋒等全心全意為人們服務的人，永遠活在人民心中，強化了學生無私奉獻的道德意識。第三，遵循審美教育的特點，運用多種藝術手段。對于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來講，道德說教和理論的作用不大，講述故事、直觀形象和親眼目睹的行為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必須擯棄空洞的說教，調動各種藝術手段，還原一個個鮮活的現代文人形象，用情感扣擊學生的心扉，潤物細無聲地把現代文人對國家、民族的強烈責任感和知識分子的承擔意識，以及高尚的道德準則、道德情感滲透到學生的心靈深處，使其逐步養成良好的品質和高尚的情操。要逐漸讓學生認識到：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和我們一樣，也是普通的人，也有人性的弱點；他們品德的養成，經歷了艱苦的努力，非一朝一日所形成。他們的偉大，在于能將看起來很虛無縹緲的道德情感轉化為腳踏實地的道德行為，從而在使自己的心靈得到愉悅的同時，也使別人得到了快樂！在此基礎上，鼓勵學生逐漸提高道德意識，升華道德規范，從而愉悅自己的心靈。第四，創造條件，讓學生盡可能地參與道德實踐活動。道德教育的全部內涵就是：教師鼓勵學生在實際行動中實踐并發展自己的美德。因此，必須通過實際的行動去培養學生的美德，豐富他們的道德經驗。為了激發學生的道德熱情，鼓勵他們將道德的理論與認識付諸實踐，在社會實踐中，可以帶學生去福利院，讓學生和那些上了年紀、生活無法自理的老人交談，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為他們送點心；也可以帶他們到廣場打掃衛生，或者給盲人讀書，并了解盲人的生活；等等。19世紀美國文學大師亨利•詹姆斯在回答侄子“人應該如何面對生活”時說：“人生以三事為重。一要行善事；二要行善事；三還是要行善事。”強調應以善良作為人生存的根本，呼喚人與人之間的友情與關愛。所以，任何一個高校教師都應該明白，也應該使學生明白：要適應社會的發展，要立足社會，就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素養，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當然，高尚道德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有風雨兼程。

作者：耿寶強單位：濱州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