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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最早于1924年由Sheldon提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術界出現了各種或支持或反對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觀點，并進一步將實證分析的方法引入對社會責任的研究。毫無疑問的事實是，經濟的不斷發展驅使企業法人關注并承擔社會責任。到20世紀90年代末，已經有接近90%的公司將社會責任納入到公司的核心目標中。本文在后續探討中對社會責任的闡述借鑒了李偉陽等的邏輯分類，即將社會責任按照邏輯起點的不同分為九種，包括企業自愿的慈善行為、社會對企業行為的期望、企業對社會的影響、對契約精神的遵循、社會權利與社會義務的匹配、企業對社會壓力的回應、企業對社會風險的管理、企業對綜合目標的平衡、企業對最大化社會福利的貢獻。

經濟的發展和金融市場的變遷也使得完全依賴歷史成本計量的“基于交易會計”模式存在滯后性，這也是公允價值計量下，“基于價值會計”模式興起的原因。歷史成本模式下，提供的會計信息相關性差，無法滿足投資者的信息需求，信息不對稱嚴重。其過于強調計量核算程序的可靠性，以過去的交易數據作為核算基礎，在后續的計量中完全不考慮外部宏觀因素的變化，從而忽視了結果的公允性。相比于歷史成本下靜止的會計模式，各國在較成熟的項目中運用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較為真實公允地反映了某一特定時點企業各項資產負債的價值，反映了特定期間企業真實的經營成果，大幅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重視外部人的投資需求，在實現“受托責任”目標下，較好地兼顧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本文后續闡述中運用的是廣義的公允價值，即偏向于認同公允價值并非獨立的計量模式，而是作為其他計量方法的目標和度量，強調如何保持計量結果的公允性，計量過程中根據不同的情況可利用現在的市價，也可利用現值計量或者是利用專業評估機構的評估判斷。本文的寫作思路是圍繞企業社會責任和公允價值兩者間的問題展開，嘗試將社會責任的部分內容與公允價值模式下的會計計量聯系起來思考，探討二者的相通之處，試圖證明社會責任承擔意識的普及和公允價值的推廣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在一些層面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

二、社會責任與公允價值計量的相通之處

基于對社會責任和公允價值的探討，本文提出三點相通之處。

（一）企業對多方社會契約的遵守需要公允價值會計模式契約理論認為，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集合，包括將員工、上下游企業、債權人等與其存在利益關系的各方利益相關者列入考慮的范圍內，因為完全獨立于他們的公司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由于契約訂立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為企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提供了不同形式的資源。作為交換，每個利益相關方都期望從企業中得到合理的回報。企業的發展必須兼顧多方利益者，不只是為股東賺錢，而且要為員工提供穩定的工作，為消費者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保全債權人的資產并按期返還利息，為整個社會福利作出貢獻。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并不只是追求“股東利潤最大化”目標。這一要求（企業對契約的遵守）與會計信息披露目標中的“決策有用觀”是相契合的。歷史成本模式很難滿足“決策有用觀”的要求，或者說存在固有的缺陷。這也是公允價值計量興起的原因。為了從根本上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更好地為企業外部人服務，使其提供的非特定信息在一定范圍內具有普遍可接受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會計界開始突破傳統的“基于交易會計”模式，逐步轉向“基于價值會計”模式，對財務會計最核心的部分———會計計量進行變革，對財務報表內條件成熟的項目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因為在歷史成本會計模式下，全部或者絕大部分項目都按照歷史成本計量納入財務報表對外披露，它所追求的是會計信息的客觀、可驗證和數據的易得性，其確立的基礎建立在過去的交易或事項發生時所得到的信息憑證，是一系列面向過去的會計證據。此模式下更多的是追求會計信息處理的穩健性，以實現會計信息的“受托責任觀”目標，滿足現有股東和債權人的要求，打擊了利益相關者之間由非合作博弈轉變為合作博弈的積極性，不能解決企業供應鏈條、資源籌集和配置鏈條等的后顧之憂，削弱了企業創造更多剩余的可能性。相比于歷史成本計量，廣義的公允價值追求的是會計信息最終披露結果的公允、相關，即“基于價值會計”的會計計量結果能夠被企業的各類利益相關者共同接受。減少信息的不對稱程度，保護現有投資者的同時，兼顧其他多方利益相關者的知情權，滿足了會計信息披露目標中的“決策有用觀”。盡管如此，純粹的公允價值會計模式是理想化的，當前的混合模式是符合實際狀況的，在推進歷史成本模式向公允價值模式變遷的過程中，應當持保守謹慎的態度，亦步亦趨地靠攏。過分激進容易脫離實際，造成更大的混亂。

（二）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助力企業實現社會期望企業作為社會公民，利用社會資源，享有社會權利的同時應當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滿足社會對企業的期望。但是，社會有期望并不意味著企業有足夠的能力去履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前提是，企業必須自己先有所盈利。企業不可能在持續虧損的狀態下還能兼顧社會責任的履行。其與盈利是兼容而非對立的，企業作為市場中的理性法人，即便有時承擔社會責任會犧牲一部分短期利益，但是企業得到了長期的發展。畢竟，企業的首要任務是在爭奪有限資源的競爭中存活下來，有足夠的實力組織再生產和擴大規模，繼而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對企業而言，公允價值模式在準確計量企業營收方面相比于歷史成本模式是有其優勢的，能最大限度保護企業的合法收益，從而保護企業的盈利能力，進而保證企業有足夠的能力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而不至于面臨虧損的風險。歷史成本模式下由于成本和收入計量的時間差造成成本和收入計量不配比（成本采用歷史成本計量，收入為現值），這樣計算出來的應稅利潤中有一部分是由經濟因素影響形成的價格差虛增出來的。在物價上漲時期尤為明顯，賬面上為生產完工產品所付出的成本在收入確認時不能購回相應的生產要素，企業為創造收益而損耗的資源不能得到有效的補償。賬面數據源于企業獲得要素時生成的憑證，滿足了客觀性的信息要求，但是只重視會計過程卻造成了核算結果的不公允，違背了企業經營的資本保全原則，使得企業的生產處于萎縮的狀態，削弱了企業的再生產能力。虛增出來的利潤以一定的比例作為稅收轉移給政府，這對企業而言是不必要的沉沒成本，而且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可能存在著不小的機會成本。首先，現在的政府收支都會有大額的赤字預算，滿足其用資要求。企業這筆沉沒成本對于政府而言“無足輕重”。加之考慮企業對外融資進行再生產面臨不小的成本和金融錯配壓力。若這筆資金沒有發生轉移，而是留存于微觀企業個體，可能就會創造更大的價值。公允價值的運用完全可以彌補這一缺陷，因為各個生產要素不管在何時被企業消耗，一律按現行市價或未來現金流量現值計量，則計量得出的金額，即便是在物價上漲的環境下，也可在現時情況下購回原來相應規模的生產能力，企業的實物資本得到維護，企業的生產將在正常的狀態下進行，這為社會責任的履行創造了更好的前提。

（三）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為企業回應社會壓力的決策提供數據基礎企業在運營過程中，必然會對社會和環境產生影響，內生多種風險，企業行為結果會影響到社會中的其他個體，社會其他個體的訴求又會集中于政府政策而表現，從而在宏觀層面影響企業的決策，企業存續于大環境下，不可能逃避來自于社會的壓力。以現今多數企業都避不開的環保責任為例說明企業回應社會壓力與會計計量模式選擇之間的聯系。企業積極響應節能減排的社會目標，廢棄高污染、高能耗的生產設備，研發新型的節能技術，生產環保產品。顯然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因為國家會鼓勵企業這方面的行為，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或者補貼。而對于污染能耗嚴重超標的企業，國家會采取懲罰性罰金等強制性的措施，這是環保企業獲得的一部分成本優勢。其次，新型環保產品本身相較于原產品，消耗更少的生產要素，這也是一部分的成本優勢。再者，考慮到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增強，承擔環保責任的企業會得到良好的聲譽，環境因素會對產品競爭力和吸引投融資產生積極的影響。但是，企業的決策是有一定的機會成本的，也即存在一定的風險。若只是機械地采用歷史成本模式下的會計數據進行分析，可能會過分樂觀或者悲觀地估計企業未來的經營狀況，增大經營風險或者固步自封從而喪失發展機會。因為歷史成本模式下的會計數據是面向過去的，是過去時態的客觀，而會計決策是面向未來的，這不符合決策的要求。企業更新設備或者技術，未來購入的設備價值，開發新技術所需支出的折現值，現有設備的報廢價值，未來收益、風險等因素的綜合考慮和計量以權衡企業是否有能力在本期作出回應，回應的收益期是多長，非收益期的經營風險企業是否有實力負擔，這都是歷史成本模式會計所不能提供的。

綜上而言，公允價值模式下的會計數據更加注重結果的真實公允，減小了多方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遵守社會契約的同時，使得現有和潛在的投資者對企業有較為客觀準確的預期，優化社會資源配置，更易發揮市場的競爭機制和調節功能。內外信息的均衡賦予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企業管理的前提，管理層將處于多方的監督下，使得企業的決策不再只充斥著管理層的“聲音”，適當規避經營中的道德風險。依據客觀數據，而非企業領導人的主觀判斷，使得企業面向未來的決策的結果更具理性和執行力。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企業的合法收益，避免不必要的沉沒成本，減少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時可能帶來的經營風險。這些對企業個體的穩定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個體的穩定必然會帶來社會整體的穩定，這也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訴求。

作者：岳上植 肖思文 單位：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