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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齊國是我國古代較早認識和掌握科學技術的國家之一，且特別重視科技的應用與發展。青銅器作為體現科技應用的重要載體，在生活等領域中有著較為廣泛的應用，至春秋戰國時期已達到較高水平。文章通過大量文獻和出土的齊國青銅器實物資料，闡述了齊國依托豐富的礦產資源、發達的采礦業及成熟的冶鑄技術，在青銅器制作中，針對不同使用環境和條件而精心設計，自然巧妙地將物理學、數學等科技元素融入其中，注重和強化其實用功能，從而賦予青銅器嶄新的生命力，成為齊國青銅器藝術寶庫中獨樹一幟的奇葩。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當屬銅鴨形尊、銅汲酒器和銅餐具等經典之作。它們對于后世科技在生活中的應用，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具有較高的科研價值。

關鍵詞：齊國；青銅器；科技；應用

引言

科技的進步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強大動力。我國早在石器時代就已經開始了科學技術的萌芽。青銅器的出現，是科技邁向成熟的重要標志，并加快了科技發展的歷史進程。“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證實，齊地遠在龍山文化時期就有銅器出現。”［1］隨著青銅時代的到來，青銅器冶鑄技術日漸成熟，開啟了科學技術的新紀元，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科技自古以來與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科技源于生活，生活是一切科技活動的核心，而提高生活的質量和便利性，則需要各種科技的應用來實現，這也正是科技的重要性所在。它滲透于冶鑄、紡織、造紙、印刷、陶瓷、建筑等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各個領域，同時，科技對其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一般來說，科技分為科學與技術兩個層面。科學泛指人們對相關自然規律和現象的正確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種知識體系，包括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等各門學科。而技術則是指人們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所積累起來的，在勞動生產中體現出來的認識和經驗，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能與技巧，可分為建筑、陶瓷、冶金、服飾、造紙、印刷等門類。古代的“科技”，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科學與技術的結合體，它從萌芽到發展再到成熟，伴隨著科技水平的每一次提升，不僅改變著生活，讓生活更加便利，同時還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

一、齊國青銅科技概述

齊國建立伊始，姜太公因地制宜、因勢利導，“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史記齊太公世家》），“由于姜太公制定了一系列發展工商業為主的方針政策，使齊國的手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1］齊國在春秋時期已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史記貨殖列傳》）的五霸之首；至戰國時期，經濟、軍事、手工業等綜合國力更是列七雄之冠，尤以獨具特色的齊文化而著稱于世。齊國不僅重視手工業的發展并取得巨大進步，而且不斷推陳出新、大膽變革，把科技興國和對科技人才的獎勵政策上升為一項基本國策，這些措施的推行，對齊國科技的振興與繁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科技文化作為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特有的魅力備受世人矚目，在齊國科技文化中，青銅科技便是一項重要內容。齊人的闊達足智、思想觀念的自由開放，使他們易于接受來自各方的文化信息，隨著政治的變革、經濟的繁榮，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2］。由于過去資料匱乏，專家學者對齊國科技這一領域研究甚少。近幾十年來，由于在齊國故都臨淄及周邊地區齊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其中不乏精品，有的堪稱驚世之作，為揭示和研究齊國青銅器工藝特色和科技內涵，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和理論依據。齊國是較早認識多種科學原理并將其運用到青銅器鑄造中的國家，青銅器冶鑄本身就是一項科技應用，就當時的齊國青銅器的制作而言，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特別是由于科技元素的注入，造就了一批獨具匠心、方便靈巧、具有科技含量的不朽之作。齊國青銅器高超精湛的制作水平，是建立在齊地豐富的礦產資源和依托發達的冶鑄技術基礎之上的，優越的自然資源和冶鑄技術作為先決條件，成就了齊國青銅器的輝煌。

﹙一﹚豐富的礦產資源青銅器的冶鑄離不開礦產資源和采礦業。齊國疆域地處海岱地區，作為重要資源的銅礦分布較廣。通過考古發現，較為成規模的有福山王家莊、棲霞牙山、昌樂青上、萊蕪鐵銅溝、章丘文祖和鄒平大臨池等銅礦。另據調查，濟南、新泰等地也有銅礦分布，有的礦區還發現過古人開采過的老窟。相對豐富的銅礦資源為齊國早期冶銅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3］42。這些銅礦資源對齊國的強盛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對于齊桓公稱“霸”和為戰國時代齊國稱雄于“世”，甚或一度稱“帝”，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4］。齊國地域不僅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史料文獻中也記載了先民們在尋礦中的豐富經驗。在《管子•地數》中記載，當時齊國境內“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山”。“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可見當時齊國的礦產資源，不僅品類多，藏量大，而且已被智慧的齊人所認識、掌握，并被開發利用。齊國還實行“官山海”（《國語齊語》）的政策，加強了國家對礦山的管控，采取官督民辦的方式采礦冶煉，并制定相關的礦山保護法令，使采礦業得到較大發展，促成了國力的強盛［5］27。正是有了這些豐富的礦產資源作為基礎和保障，才成就了發達的冶鑄業，從而使齊國冶鑄業尤其是冶銅業遠遠走在了時代的前列［6］67。

﹙二﹚發達的冶鑄技術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青銅器冶鑄技術一脈相承，雖然由于受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影響，各時期形成的造型及裝飾等風格各異［1］，但青銅冶鑄技術卻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在冶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能綜合運用渾鑄、分鑄、焊接等鑄造技術，不僅掌握了科學的合金配比，而且還可以根據火焰的顏色來判定是否精純的技巧，即為后世的“火焰鑒別法”，為青銅器冶鑄技術的不斷進步和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春秋時期，齊國的制銅業有了長足進步。主要表現在冶銅規模的擴大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據考古勘探調查顯示，在齊故城臨淄小城及大城東北分布有春秋時期的規模大小不等的兩處冶銅遺址，發現有大量銅渣、爐渣、燒土等遺跡、遺物。另外，齊國還制定讓犯人用銅兵器、鎧甲贖罪來減輕刑罰的制度，據《國語•齊語》載：“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盾一戟，小罪謫以金分，宥間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試諸壤土。”可見齊國為加強其武器力量，用甲兵贖罪來減輕處罰。然而無論是贖重罪用的甲兵，還是輕罪用的罰金，它們大部分都是銅器，由此可知春秋前期齊國的冶銅業已相當發達［6］256。隨著冶鑄技術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齊國關于手工業生產技術經驗的總結性文獻典籍《考工記》誕生了。聞名中外的科技名著《考工記》，是我國第一部手工業技術匯編，也是齊人編撰的關于手工業技術規范的齊國官書［7］10。它是齊國官府制訂的一套指導、監督和評價官府手工業生產制作技術的規范，幾經修訂，最終成書于春秋末至戰國初期［8］242。戰國時期，齊國的制銅業較之春秋時期又有了較大發展。《考工記》的問世，無疑對當時手工業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中對青銅科技的影響尤為巨大，意義深遠。例如，其記載的“六齊”的成分配比規定，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青銅合金配比法則［9］，它揭示了青銅機械性能隨錫含量變化的規律，是齊國古代青銅技術高度發展的集中體現。經鑒定，其成分配比規定與現代科學的基本原理完全相吻合。又如《考工記•栗氏》中記載的“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后可鑄也”，則準確地記述了熔煉青銅合金過程中不同階段火焰顏色隨爐溫變化的規律。青銅冶煉剛開始加熱時，由于煉銅原料含碳氧化合物，燃燒時會冒煙，后來隨著爐溫的升高，氧化物、硫化物和某些金屬揮發，就形成了不同顏色的煙氣，當非金屬雜質跑掉，火爐變成純潔時，表明銅已煉好［5］116。這種用肉眼來觀測高溫的技術，只有在青銅冶煉技術達到相當成熟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做到。這實際上就是物理學中的熱學原理，是在冶煉中用實踐經驗總結出來的操作技術。《考工記》的內容誠然以手工業工藝、技術為主，但同時又蘊含著豐富的科技知識，舉凡物理學、化學、數學、天文學等諸學科都有涉獵。如物理學方面就涉及到力學、聲學、磁學等。其中有關力學方面的慣性原理、聲學方面的震動學規律的記載都是最早的。過硬的技術是產生精工產品的關鍵，齊國在桓管時期能“工蓋天下”“器蓋天下”，與先進的技術密切相關［10］。正是由于在掌握了精湛的青銅器鑄造技術的同時，不斷進行經驗總結，最終成就了齊國發達的青銅器冶鑄技術，這對于齊國青銅器形成鮮明的地域特色并能獨樹一幟，起著關鍵作用，對后世金屬冶煉工藝的傳承與發展，有著極高的借鑒價值。

二、科技在齊國青銅器中的應用

齊國科技歷史悠久，是我國古代較早認識和掌握科學技術的國家之一，且十分重視科技的發展與應用。科技的應用在《考工記》中也有著專門著述。如弓箭是古代戰場上廣泛使用的常規冷兵器，箭的制造和使用量較為龐大，箭制作的水平好壞與否，直接影響到戰爭的勝負面。《考工記》中特別分析了箭的制造技術，便是運用了“空氣力學”原理。在《考工記•矢人》中：“水之以辯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即要使箭保持飛行中的穩定，就要把箭上的羽毛按比例對稱地排列，然后再套上箭頭，就不怕風帶來的影響了，這就考慮到了風阻系數。“前弱則?﹙俯﹚，后弱則翔﹙仰﹚，中弱則紆﹙紆回旋轉之意﹚，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頟。”意思是箭桿如果前輕后重，或前重后輕，都會影響飛行的高度；中間輕重配置不當，會影響飛行的穩定性；羽毛太多，則飛行速度慢。而羽毛太少，箭就容易落到一旁，不能命中目標，所以，箭各部分的綜合平衡性是箭制作的基本標準。以上這些論述，以其獨特的風格首開流體力學的先河。其中的空氣動力學知識，比起亞里士多德認為拋射體沿直線前進的理論來，更有過之而無不及［11］。這些論述不僅充分說明齊國科技的運用是非常廣泛的，而且能夠指導如何按照統一標準，為批量生產出質量穩定合格的青銅器﹙如箭鏃、箭桿的批量加工制造﹚，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保證。齊國青銅器在進一步促進和加強其實用性和功能化的同時，積極尋求新的突破，將創新思想和科技理念融入其中，使之更加方便快捷、更趨生活化、功能性更強。如果說青銅器鑄造是技術與藝術的結合，那么，融入了科技元素的青銅器所得到的二次升華，使傳統意義上的青銅器有了質的飛躍。在出土的大量造型各異的齊國青銅器中，具有代表性的當屬銅鴨形尊、銅汲酒器和銅餐具等經典之作。齊國工匠們充滿智慧的創新思維，在青銅器制作與科技應用中得到集中展現。《老子•第十一章》中的“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雖指陶器而言，但強調的卻是如何造器實用的辯證關系。《莊子》曰“夫造物者為人”，闡述的就是“造物”的主體是人的本身，而人的行為必定反映著人的思想意識并服務于人，這同時也是青銅器制造的最終目的。器物的功能性、科學性和藝術性，三者互為補充，是青銅器再創造的最高境界。科技的進步不僅推動了青銅器藝術的發展，同時又是齊國國力強盛的重要體現。下面就出土的齊國青銅器科技應用的實例進行探索分析。

﹙一﹚“力學平衡”的應用“力學平衡”也是我國較早掌握的科技知識之一，廣泛用于青銅器的制作。如青銅器中出現較早的器形爵、、鼎等三足器中，其重心落于三足點形成的三角區域，從物理力學角度分析，通過物體的重心和平面垂直的線要維持在這一物體的支撐面里，保持其相對穩定性，即重心與平衡的關系。齊國工匠在一些青銅器制作中，經過科學配置，即便是一個重心點且接觸面積較小，也會相對平衡。“力學平衡”運用于青銅器制作的實例見1996年出土于臨淄相家莊戰國墓的鴨形尊［12］294−295。該尊為盛水器，整體造型為鴨形，頭、頸前伸，口銜魚，魚腹向前，腹部有兩排錐形管，每排六管并上下交錯排列。魚腹中空，與鴨頸腹相通。鴨背有凸字形長方注水口，孔有蓋，凸出部分貫有橫軸，兩端插入注水孔圓槽中，使蓋能沿軸開合。蓋頂鈕為一立鳥，下有關鍵與鈕相連，旋鈕轉帶動關鍵，主蓋之啟閉，當鳥頭向前向下時，蓋能開啟，反之可閉鎖。當向鴨腹腔注水并前傾時，水便從魚腹管中噴灑而出，為了能使鴨形尊能平穩站立，采用重心平衡的力學原理，使鴨身的著力點集中在兩只腳上。該鴨形尊設計新穎別致，具有較強的實用功能，它是將力學重力平衡等科技原理運用其中，集藝術性、實用性、科學性于一體的青銅器佳作。其后的1968年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朱雀銅燈［13］、1969年甘肅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東漢銅奔馬［14］，均使“力學平衡”得到很好的運用，展現出精湛的鑄造技術。

﹙二﹚“轉軸”的應用銅壺作為盛器，是齊國較為常見、用途廣泛、使用周期較長的生活用器，有的經過作器者的改良和創新，將科技因素注入其中，增強了生活中的實用性和便利性。1970年諸城臧家莊出土的戰國鷹首提梁壺，即為此類壺的代表作［15］。該壺壺蓋與器口為鷹首形和鷹喙形。當提著橫梁傾斜倒酒時，鷹嘴的上唇會自然打開；如果將壺直立，鷹嘴又可自動閉合。整個壺蓋用銅環與提梁相聯，既能自由開啟，又可避免脫落［1］。該器物采用力學運動原理，巧妙地將實用性、藝術性與功能性完美結合。1996年在臨淄相家莊戰國墓出土的一件鷹首提梁壺，形制和功能上與臧家莊出土的極為相似［12］293，足以說明壺以該種方式進行制作，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在壺的設計上，齊國工匠不斷尋求功能上的方便實用，臨淄商王墓地出土的高柄壺與上述兩件銅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該壺的口沿一側伸出一個直角曲尺形的合頁并與蓋相連，連體的設計，既能及時蓋蓋，還能防止蓋的丟失，是比較少見的設計。蓋為平頂呈覆斗形，與合頁相對的一側有一轉軸，可在180°范圍內自由開合［16］20。這些銅壺在設計中對轉軸的應用，無不將力學等科技元素巧妙融入其中，再通過嚴謹精密的鑄造，使科技與實用和諧統一。

﹙三﹚“榫卯結構”的應用“榫卯結構”是我國最早掌握用于木質的一種連接方式，設計科學，有較強的承載性和平衡穩定性，且拆卸、組合方便，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在世界上也占有極高的地位。榫是構件的凸起部分，卯是構件的凹進部分。現已發現最早的實物資料為距今約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大量榫卯結構的木質構件，有多種榫卯形式，主要用于該地區“干欄式”房屋的建造［17］。齊國工匠在科技應用上，別出心裁地將這種主要用于木材的連接﹙承接﹚結構方式，移植到青銅器的制作中，且運用純熟，在戰國時期也是極為罕見的。在齊墓中出土較多的“榫卯結構”實例，見臨淄商王墓地戰國墓中出土的8件編鐘、編磬架木橫梁連接的銅構件［16］42−44，其中Ⅲ型銅構件用的是被稱為萬榫之母的“燕尾榫”的榫卯結構，當它們相扣合二為一時，為了防止受拉力脫開，有意將榫頭加工成“梯形”，形似燕尾，故名曰：燕尾榫。它們扣合后，貼合非常嚴密，且能經受住上下﹙垂直﹚和左右﹙兩側﹚反方向的壓力和拉力，最重要的是扣合后再拆卸時方便自如，既有很好的連接性又有較高的裝飾性。榫和卯對鑄造工藝要求極高，顯示了齊國青銅器精湛高超的鑄造技術。作為照明用具，目前發現最早的為戰國時期的青銅燈，至秦漢時期青銅燈廣為流行，最具代表性的是人物俑燈。1957年山東諸城葛埠村出土的人形銅燈就是其中的精品［18］99。該燈整體為一身著短衣男子作雙手擎舉燈盞狀，雙手各擎一彎曲帶葉竹節形盤柄，盞盤下的榫卯結構與盤柄插合，采用的即是榫卯結構形式中的“管腳榫”，特點是可根據需要隨意插拔組合，構造精巧且又不失穩定性。該燈在設計上巧妙地運用子母榫口分體結構，在搬運收納時，拆卸安裝極為方便。把常用于木制的榫卯結構應用于青銅器的制作中，這充分說明了齊國工匠在加強鉆研新技能的同時，還善于運用新科技，并虛心學習和借鑒其他領域的先進科技加以融會貫通、合理使用，打破了不同手工業之間的界限，進一步加強了青銅器的功能性，充分體現了齊國開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

﹙四﹚“大氣壓力”的應用中國是最早發現、研究和利用大氣壓力的國家之一，其成果曾處于世界領先地位［19］。我國古代沒有明確提出大氣壓力這一概念，但在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先秦時期醫學方術帛書———《五十二病方》中卻有著關于利用大氣壓力的文獻記載。書中提到：“牡痔居竅旁，大者如棗，小者如棗竅﹙核﹚者方，以小角角之，如孰﹙熟﹚二斗米頃，而張角，挈以小繩，剖以刀。”［20］87其中的“角之”“張角”等，專家學者考證，就是后世利用內外負壓的“拔罐”法。除此之外，對于“虹吸”現象的認識，也是古代較早認識大氣壓力的例證。出現于東漢末年灌溉用的由虹吸原理制造的虹吸管“渴烏”，是較早有文獻記載的應用實例。再如有少數民族用一根去節彎曲的長竹管飲酒，也是利用了這一原理。齊國是我國古代較早認識大氣壓力這一物理現象的，并且能夠自然巧妙地運用到青銅器的制作中。如1992年臨淄商王墓地戰國墓出土的銅汲酒器［16］183−185，就是利用這一原理制作而成。該器為汲取酒漿之器。使用時先將其豎直放入銅壺等容器中，酒液通過底部圓孔進入酒器中與液面持平，然后再用拇指堵住上部方孔，提離液面，會滴水不漏地轉移到其他盛酒器中，拇指一松，酒液會徐徐流下。經過科學的水容實驗，銅汲酒器最大容量為240毫升﹙水位達到方孔下緣時﹚；水位在荷蕾上方箍狀處時容量為200毫升。同墓一起出土的銀耳杯、銀?和銅耳杯等盛器的容量多在230毫升和500毫升左右，與該汲酒器容量相當或兩倍，即一般汲取一次或兩次便可。這充分說明該汲酒器是根據實際需要而作器，并且經過嚴格測算、科學設計和精心鑄造。齊國當時普遍使用的貯酒器以銅壺為主，口小腹深，傾倒取用不便，汲酒器的發明無疑解決了這一難題。汲酒器在使用時手指的一按一松，看似簡單，卻集科學性、藝術性、實用性于一身，具有較高的科技含量，是古代酒器中的佳作。汲酒器的出土，不僅說明戰國時期齊國對大氣壓強這一物理現象有了充分的認識，而且也是我國古代能夠明確運用到器物制造中的最早實例，它比1654年歐洲著名的有關大氣壓力的“雷根斯堡”實驗，還要早近兩千年，充分反映了齊人超凡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體現了他們對自然科學原理的認識，并能夠創造性地在生活中加以利用。

﹙五﹚青銅器中科技的綜合運用為了更貼近生活，齊國的青銅器在實用功能的設計上往往不拘一格，并根據實際需要，運用多種科技手段來進行制作，體現了齊國工匠的聰明才智。1995年在臨淄張莊發掘的齊國大型戰國墓陪葬坑中，出土了一批青銅禮器和生活用具。其中一套62件銅餐具，分為7個種類，由碗、盤、碟、盒、耳杯等組成［18］120−121。這些銅餐具均制作精良、保存完好，并且大小相次，套合緊密，絲絲入扣。如果次序錯亂，將無法全部裝入壺內。其制作過程極為復雜，從設計到制作完成要經過反復試驗和修正。首先，眾多成套的模具組合和制作，比一般單體銅器要復雜得多，為了充分利用銅壺內部的空間，在制作前要經過科學縝密設計和測算，這就涉及到了數學范疇。然后再設計好每一組不同類型餐具的尺寸規格，在之后的翻模鑄造中，還需要高超的技術來確保各個環節精確到位，最終使之井然有序，否則稍有偏差將無法裝入或取出，為了減輕重量，每一件器壁還要做的輕薄，這無疑增加了制作難度，從而使齊國鑄造技術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該套組合銅餐具的特點是體積小、攜帶方便，適合游獵時使用。作為一套總共62件的銅餐具組合，是迄今為止全國出土的唯一一套，彌足珍貴。銅餐具從新穎絕妙的創意設計、制作工藝，再到實際功用，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使其科學性和實用性，也得到完美的融合。在這套凝聚著諸多科技因素的銅餐具中，進一步印證了齊國高超的青銅器鑄造工藝，是科技綜合運用的經典之作。同時也為追溯“十人為宴”的飲食風俗源于齊地，提供了有力證據［1］，也為研究我國古代飲食器淵源和青銅器的制作工藝，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除此以外，齊國度量衡的鑄造是科技綜合應用的又一完美體現。齊國是我國古代較早施行度量衡制的國家之一，齊國的量制與衡制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據文獻記載最晚在春秋時期，齊國就有了較為健全的量制換算標準。戰國初期的“田齊三量”又有了新發展。衡制方面的實物資料見春秋時期的“右伯君”銅權，重198.4克，屬一斤權，也是目前發現最早的衡器［16］166。經濟的發達和商業的繁榮，對度量衡的制作標準提出了更加嚴格的要求，《考工記》中也詳細記載了中國最早的度量衡標準器———齊國“栗氏量”［21］，并論述了包括其鑄造、量制、器型、測量等工藝的規范和技術要求，器物的重量，釜、豆、升三個量器的規格尺寸和容量，使度量衡三個單位量集中在一個標準器上，更凸顯其較強的科學性。由于當時還不能精確地計算圓周率，故應用了“勾股定理”和“內方尺而圜其外”作為釜的底面積［22］5，充分反映了齊國當時的數學、物理、冶鑄諸方面的科學技術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并在青銅器制作上得到廣泛的應用。上述幾件齊國青銅器，完美地將科學綜合應用于制作中，集中反映了齊國發達的科技文化和手工業水平，對研究我國古代青銅器科技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綜上所述，科技在齊國生產、生活等活動中尤其是在青銅器鑄造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齊國依托當地豐富的礦產資源、發達的青銅器冶煉技術和青銅器鑄造的科學方法和經驗，采取嚴謹規范的手工業管理和標準體系，從而成就了齊國發達的青銅器鑄造技術。隨著對科技的認識和應用的水平進一步提高、創新意識的逐漸加強，在不斷注重其實用中的單一性向多元化發展的同時，針對青銅器不同的使用環境和條件而精心設計，自然巧妙地將科技元素融入其中。在這些曠世精品之作中，有的看似簡單的設計，卻賦予了青銅器強大的科學與實用性，凝結著齊國先民的智慧和結晶，成為齊國青銅器科技與實用完美結合、獨樹一幟的一朵奇葩，是齊國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的綜合體現。這不僅為研究齊國科技在青銅器這一領域中的應用，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而且對后世在制造業中的科技運用，也具有重要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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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濱 單位：淄博市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