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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理念,是對傳統發展模式和理念的一場革命。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我國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理念已深入人心。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則進一步明確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新任務,同時也是建設和諧社會理念在生態與經濟發展方面的升華。在這一過程中,推動循環型工業管理創新,是實現資源合理、有效、循環利用,減輕對生態環境破壞程度,和推動經濟社會效益“雙贏”的重要途徑。循環型工業管理創新是一項集經濟、社會、生態、技術于一體的系統工程,需要從微觀、中觀和宏觀角度出發,提出構建循環型工業管理創新體系的發展策略。

1以循環型工業企業為主體,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的環境管理體系

循環型企業是循環經濟的最基本層次,發展循環型企業,就是運用循環經濟理論指導企業運行,將循環經濟的三項原則即減量化原則、再利用原則、資源化原則應用于企業,對企業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和企業的產品、副產品、廢棄物進行綜合研究,依靠現代生產技術和環保技術的開發應用,使企業實行清潔生產和資源綜合利用。建立健全企業內部的環境管理體系,是實現循環型工業企業主體作用的重要基礎,具體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構建生態型企業文化,制定企業的生態化發展戰略。當今世界各國都十分重視本國經濟向知識化和生態化轉變,企業要順應這種社會發展潮流,就必須構建以生態道德或環境倫理價值為核心的生態型企業文化模式。增強循環經濟理念的宣傳教育,以培訓等方式幫助員工提高環保意識,使員工充分認識到推行循環經濟是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途徑[1];學習“后環保主義”理念,培育企業強烈而持久的創新價值觀、構建企業良好的創新氛圍、完善企業的創新機制,以創新而不是單純地節能來實現保護環境的目的[2];樹立生態化企業的發展戰略目標,將其生態環境責任目標作為建立市場優勢、提高競爭力、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獲取更大利潤的戰略要素。如美國杜邦化學公司將自己的戰略發展目標確定為“零廢物和零排放”。通過其戰略的各個層面的創新,杜邦化學公司實現了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的三維有機發展[3]。

其次,倡導綠色管理理念,推行綠色供應鏈管理。供應鏈強調核心企業與其它杰出企業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各自完成本企業更擅長的關鍵性業務工作[4]。綠色供應鏈是供應鏈在綠色制造中的應用,通過將資源、環境問題與供應鏈管理相結合,有效實現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目前,在我國推行綠色供應鏈管理,一是要依靠政府不斷制定和完善綠色循環經濟的相關法規和政策,加強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二是要以企業為主體,鼓勵企業在采購、生產、物流等各個環節,體現資源效率意識和環境友善性意識。不僅在生產、使用過程中要注意對環境的友善性,更要注意材料的選擇,甚至對潛在供應商也提出環境要求,以保證與自己合作的供應商具有相應的環保意識和環境管理能力。

最后,構建循環經濟創新平臺,并參與國際環境標準認證。科學技術是保障我國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關鍵因素,應大力加強作為技術創新體系核心的企業技術中心建設,積極將其與行業技術研發平臺聯系起來,在行業內實現信息、技術和人才交流,推動區域內同行業的中小型企業快速掌握節能減排的新技術和新工藝,并不斷探索有效實現產學研合作的新路子。循環型技術的研發為企業參與國際環境標準認證、發展循環型工業提供了客觀條件,并將對企業從事的貿易活動、企業管理和企業效益等方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在ISO14000標準上形成的SA8000,即社會責任標準,將發展成為一個涵蓋道德、社會、經濟和環境等內容的社會責任標準體系,并將進一步引導循環型工業企業的快速發展。在環境認證制度之下,出于改善企業形象和消除“綠色貿易壁壘”等多方面的考慮,企業履行環境責任是自覺的和自發的。與強制性制度和市場方式等外在制度安排相比,其運行成本要低得多,當然其運行效果也較好。以此為基礎,則有利于推進循環型工業管理的國際化進程。

2加強產業鏈建設,建立生態工業園的共生體系

按循環經濟的“三R”原則,經濟活動必須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以循環經濟園區為主要載體,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過程。

第一,建立、延伸并拓展高度關聯的生態產業鏈是基礎。生態工業園區以地域為單元,通常需要有較大的規模,即包括園區主產業的技術規模和園區內眾多企業形成較大規模的產業群。Lowe認為生態工業園有助于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的雙重優化和協調發展,最終使該產業群落獲得一種比每個公司個體效益總和還要大得多的群體效益[5]。生態工業園不同于傳統工業園在最明顯之處也就在于其更強調產業鏈的發展基礎。因此,要努力發展多元產業園區,打造園區內的產業集群,并不斷增強園區內部企業之間的產業關聯。多元產業園區內由于產業類型多,既有利于形成能源及各種物料的循環利用鏈條,又有助于推進園區內廢物貿易及各種資源的共享。而以產業集群為代表的產業組織模式創新有利于發揮園內企業因產業關聯性或業務關聯所形成的協同效應,從而更能促進產業園區自身的良性發展。至于生態工業園內企業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主要包括依托型工業共生網絡、平等型工業共生網絡、嵌套型工業共生網絡和虛擬型工業共生網絡四種[6],其中虛擬型共生網絡是一種新穎的組織形式,突破了傳統的固定地理界限和具體的實物交流,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用信息流連接價值鏈建立開放式動態聯盟,充分發揮了園區內企業的優勢互補的作用。美國布朗斯維爾生態工業園和北卡羅萊納州三角研究園(ResearchTrianglePark)是目前世界上采用虛擬型共生網絡比較成功的代表性園區。

第二,發展并完善生態工業園的相關制度支持體系是保障。隨著生態工業園的出現及其日益的發展壯大,需要在生態工業園的內在發展機制和外在環境方面提供一套支持體系,以解決生態工業園在發展中面臨的諸多難題。從這一角度分析,影響我國生態工業園區發展的制度因素主要來自以下四個方面:法律法規、企業組織制度和環境教育體系。

(1)以法律政策為基礎,促進生態工業園的建設。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個良好法律法規體系的構建,可以引導循環經濟及生態工業規范化實施,使循環經濟的發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更重要的是通過建立健全環境審計、污染權交易等相關制度,使企業的外部不經濟內部化,并不斷適應市場規則的變化。

(2)以推進技術創新為核心,探索新型的企業組織制度模式。生態循環工業園區內的企業能夠構成生態鏈,并研發和運用環境保護和能源利用技術,是生態工業園的基本要求。在自我研發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不僅應充分利用包括高校和企業地方現階段的科研資源,繼續研制和開發處理環境問題的特色技術和實用技術,而且應將發展技術創新問題提升到制度建設的高度。

(3)發揮各級政府的主導作用,對區域生態工業園的發展進行合理規劃和有效管理。工業園區是城市工業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是實現技術創新和轉化、推動城市經濟高級化的重要場所。由于現有的各類型工業園區基本上都承擔著產業聚集和經濟輻射的功能,一些重要的園區甚至還擔負著探索體制改革與創新、率先推行可持續發展策略的重任。因此,在各地發展城市園區經濟的過程中,必須要處理好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和生態化的關系。把握住以科技這一核心,以科技促發展、保生態、推進新型城市園區經濟的發展;按差異化和錯位發展的發展思路合理規劃園區的戰略定位;增強入園企業之間的產業關聯度和內部專業配套功能;在城市內部將開發區、大學科技園、工業園等進行有機整合,以建設“區中園”、“園中園”等新型園區的形式,促進園區向集群化方向發展。

3加強宏觀政策指導,營造有利于循環型工業發展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環境

發展循環經濟,創建節約型社會,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體現了我國新時期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新發展理念。從宏觀角度上講,要發揮政府在構建循環型工業管理創新體系中的作用,實際上就是要發揮好政府對循環經濟的間接調控作用,營造有利于循環型工業發展的社會文化和制度環境。首先,強化全民節約能源、保護資源、參與循環經濟發展事業的意識。實施循環經濟,推進循環型工業管理創新體系的形成,不僅需要政府的大力倡導和持續關注,也需要提高廣大社會公眾的參與意識。例如,芬蘭政府早在1994年就頒布了垃圾法,規定垃圾制造者必須將垃圾進行分類,然后由垃圾車送到垃圾處理廠進行分類處理和回收利用。垃圾管理局也及時印制《家庭垃圾指南》,幫助指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和回收,并在分類垃圾和混合垃圾收費上拉開差距[8]。

在社會公眾的共同努力下,芬蘭人的環保節能參與意識被有效地調動起來。近年來,在我國政府的大力倡導下,社會公眾的節能、環保意識正在不斷強化,參與循環經濟建設的案例不斷涌現。在此背景下,各級政府更應以多種方式和媒介,加強對循環經濟的宣傳和引導。其次,倡導循環型工業的發展,鼓勵工業行業和工業企業的自律行為。各級政府可以結合本地的經濟發展需要,按照循環經的發展規律,通過產業結構調整,改造高污染、高消耗和低效益的產業,發展低污染、低消耗、高效益和高技術含量的新型產業;合理規劃資源型產業的發展和開發;推進資源回收和循環利用產業的發展。也可以遵照市場經濟的法則,通過建立綠色GDP核算體系、完善自然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等方式間接調控經濟主體的行為,尤其是要鼓勵工業行業和工業企業實施循環發展的自律行為。例如,在“三廢”的處制問題上,可以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將工業行業或工業企業保護環境、循環發展的外部效益進行內部化,由整個行業和企業自身從循環利用資源和環境保護行為中獲利。同樣地,也可以加大生態環境的有償使用,將污染行為造成的社會成本進行內部化處理,由污染企業承擔治理成本。還可以通過行業協會等社會中介的力量,制定行業產品的單位產值耗能標準,在行業內形成循環型工業發展的良好氛圍。最后,不斷探索有利于循環型工業發展的立法和各項制度安排。從發達國家循環經濟的發展實踐來看,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建立和完善各項與循環經濟相關的法律和法規,為發展循環經濟提供堅實的法律后盾。我國早在1973年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上,就擬訂出《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其中提出努力改革生產工藝,不生產或者少生產廢氣、廢水、廢渣。此后,又一直在實踐中探索和制定了多項涉及循環經濟內容的法律和法規,如:《環境保護法》、《節約能源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等[9]。

但是,還應該進一步借鑒發達國家在循環經濟立法上的經驗教訓,盡快地完善我國的循環經濟立法和執法工作。例如,德國的循環經濟立法就具有層次分明,體系完備的特點。在《循環經濟和垃圾處理法》的框架下,還根據各個行業的不同情況,制定了促進各行業垃圾再利用的法規條例[10]。

此外,政府還需要進一步探索財稅政策對循環型工業發展的影響,學習借鑒發達國家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各項財政措施。例如,調整投資政策,以直接投資、環保專項基金資金支持或貸款貼息等方式對重點和示范企業進行支持;以政府綠色采購、增值稅和所得稅減免等方式支持節能型企業、行業的發展和節能型產品的綠色消費;建立循環經濟科技研究和企業發展基金,鼓勵循環型工業技術的創新和推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