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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城市環境污染十分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空氣污染。我國除少數沿海城市外，大部分城市的空氣質量不能令人滿意。我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屬于典型的煤煙型污染，空氣污染物主要以TSP、二氧化硫為主，這與我國重工業發展的格局以及燃煤型發電為主的基本特征有關。同時，近年來我國大中城市的機動車保有量大幅度增長，排氣污染也日益嚴重，機動車尾氣排放已成為城市的主要污染源。氮氧化物在一些大中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中的污染分擔率迅速攀升，在個別城市已經上升為首要污染物。二是水污染。我國城市河段的水質污染普遍較為嚴重，尤其是工業較發達的城鎮附近的水域污染更為明顯，污染型缺水的城市數目不斷上升。2006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和2007年江淮流域爆發的大規模藍藻危機，是大自然為人類敲響的警鐘。城市河段的污染以有機污染為主，氨氮、揮發酚、石油的污染也十分嚴重。而我國目前的城市生產、生活污水處理率和處理水平還不高，全國僅為31.9％左右，因而導致城市河段的污染程度不斷加重。近年來，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業污染愈發突出，農藥、化肥的低效使用，導致氮、磷等大量流失于湖泊和土壤，使得城市及周邊湖泊富營養化程度日益加重。三是生活垃圾污染。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村人口擁入城市，導致近年來我國城市生活垃圾數量有了大幅度增長，而我國城市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卻嚴重滯后于城市發展，數百座城市處于垃圾圍城的尷尬境地。隨意堆放的垃圾，對城市周邊地區的土壤和地下水已構成嚴重的威脅。

城市化進程中的企業環保責任

城市化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雖然有人口快速增長、高能源消費、城市布局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但工業化作為城市化基本動因的客觀事實卻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企業作為現代經濟社會的基本細胞，是經濟快速發展的主體，同時也是造成環境問題的重要“元兇”，上述城市環境污染問題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與企業尤其是工業為主導的企業經營行為有著密切的關系。相對于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而言，企業對環境問題具有更為直接的影響力，它應當在解決環境問題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因此，城市化進程中環境問題的解決絕不能沒有城市相關企業的密切參與。由此便涉及到一個當前非常熱門的話題，即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

對于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問題，很多學者發表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有人認為，企業作為法律上的民事主體，在照章納稅之后，就算完成了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就沒有理由要求它去再承擔其他的社會義務。企業如果負有太多的社會責任，必然影響企業自身的經營思路，發展到一定階段便會被沉重的社會責任所壓跨，從而有違企業建立的初衷。勿庸置疑，企業的首要任務是創新和生產，企業應當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企業的主要目的是給社會提供物質產品。但是，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忽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就是在現代法制觀念中，作為民事主體之一的企業除了對其投資者（股東）有利益最大化的責任外，也要對其他的關系者有其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并非是單純的利己實體。如民法中的相鄰關系之規定，企業對于國家、企業員工乃至社會承擔著責任與義務。1999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安南提出了“全球協議”，并于2000年7月在聯合國總部正式啟動。該協議號召公司遵守在人權、勞工標準和環境方面的九項基本原則，其中在企業相關環境保護社會責任方面，該協議提出：企業應對環境挑戰未雨綢繆；企業承包要主動增加對環保所承擔的責任；鼓勵無害環境科技的發展與推廣。

當前，我國企業也與世界各國企業一樣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目標的轉變，即從過度的利己主義向適當的利他主義轉變。對于構建企業環保法律機制，西方社會已經形成普遍共識。這從西方國家環境立法的三個明顯特征可得到體現：從環境立法嚴峻程度上看，西方環境立法總是適度保持對其他國家環境立法的同步或者超前，其動機與其說出自保護環境，毋寧說旨在保持相對于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優勢；從法規的制定及其有效實施方面看，西方國家在環境立法過程中，企業及相關產業自始至終全程主動介入；從法律形成機制來看，許多新的環境標準的提出，并非出自國家的強制實施，而是通過企業自律組織、企業主動認證環境標準得以實現。以上表明，在西方社會，多數企業已明確認識到環保與營利并非對立，在新的經濟模式下，反而是必須予以把握的商機。與之相比，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還有待進一步增強。

用可持續發展思維構建企業環保責任理念

在提倡企業應當擔負起必要社會責任的學者觀點中，占主流的觀點更多地在強調企業對環保的追求定位是一種義務，稱之為“企業綠色社會責任”，而企業對于義務的承擔多數是非自愿、非能動的，從而給企業一種強制遵守的心理暗示，容易使企業經營者對其產生某種逆反甚至本能的抵抗。對此，可突破現有的“企業綠色社會責任”理論，而代之以可持續發展戰略來推行企業環保理念。這實際上是試圖通過企業自身環保優勢的提升為企業選擇商機無限的未來。依照可持續發展戰略建構企業環保機制，對企業來說既是必要的約束，也提供了牟利的商機。究其原因，在于將企業環境立法納入可持續發展戰略，標志著企業經營已經確立了新的商業游戲規則。因此，有遠見的企業應主動出擊，以便在新的商業游戲規則下占得先機。城市相關企業由于與城市消費存在密切關系，基于自身產品成本、營銷形象等因素的考慮，它們對于企業環保有出于本能的關注和作為，我們不能忽視這種出于企業自身的能動的環保資源優勢。按照以往的觀點，人們通常會認為：污染防治與實現清潔生產會增加企業成本，直接導致產品價格的提高和產業競爭力的下降。企業從事任何環境保護活動，必然以其經濟上的損失、利益損害為代價。解決環境問題對于企業是一種純粹的負擔。這種認為環保生產將削弱企業競爭力的觀點，勢必推演出環境保護標準的制定與企業自身經濟利益的“對峙”局面：一方主張制定更嚴格的法律標準，但另一方則致力于反方向的變化。

隨著現代社會經濟運行模式的轉變，上述觀點日益顯示出其局限性。為減輕來自競爭者、消費者、政策制定者等在內的各種壓力，企業出于自身發展利益考慮，在許多情況下正在努力探索各種富于創新的解決環境問題的辦法。比如迫于高于其他地區成本的壓力，如油價、電價上升等，會促使企業采用更有效率的機器或設備以減少燃油或電力的使用；基于原料短缺或降低成本壓力而使用回收材料，一方面節約了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也解決了因廢品擴散而造成的環境污染；為適應城市對于環境保護的要求，用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吸引客戶，讓客戶可以以較低的耗能達到同樣的效果，或同樣的耗能達到較佳之效果，或同樣的結果和耗能但較少環境污染或負擔。同時，源自自身的道德良心，企業也會主動采取某些措施，通過更嚴格的環保標準，以適應城市化進程中政府相關部門出臺的更加嚴格的標準，促使企業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從而增強企業競爭力。在企業對于環保問題有著清醒認識的前提下，政府部門可根據其作為環保主體的具體情況，出臺政策促使其將正確的環保理念轉化為積極主動的環保行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產品設計階段進行科技的研發創新。既能實現耗能和污染的減少，也可促使產品的效果或者性能的提升。如設計制造更省油的汽車、采用較少污染的方式發電等。二是生產流程的改善。在生產與服務的流程上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或資源注入，以減少對環境的危害，而這種改善通常也會帶來降低成本的益處。三是新材料的運用。例如用無毒或可分解的材料來取代不易分解或較多污染的材質作為生產原料。四是資源的再利用。例如紙、金屬等材料的回收再利用，采用雨水收取系統，提高自有產品的回收率，等等。五是執行嚴謹的標準作業程序，嚴格把關防止意外發生，以減少火災、有毒物質外泄及爆炸等事件。六是員工教育培訓與獎懲制度相結合，教育員工切實遵守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不僅將環境保護與其工作結合，更應在日常生活中推廣。

環保問題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必須面對的現實課題，城市環境的改善和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正確環保理念的樹立和自身環保能力的提升，也取決于我國政府對于環保工作的足夠關注。企業環保理念的建立是一項長期而艱苦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專家、學者進行科學的研究和論證，把環保理念變成全社會的價值準則，另一方面要促使企業將環保理念積極地轉化為自身的實際行動。只要各方積極配合、協同努力，我國城市化中進程中的環保問題終會得到較好的解決。（本文作者：趙際紅單位：中共山西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