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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與研究方法

1．1數據來源文中計算所需數據主要包括1995－2011年我國城鄉家庭生活能源消耗、人均家庭生活消費支出、消費價格指數、人均家庭收入、人口數以及城鄉人口比例。其中，生活能源消費數據來源于《中國能源統計年鑒1996－2012》;人均家庭生活消費支出、消費價格指數、人均家庭收入、人口數以及城鄉人口比例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2》。為了使數據具有可比性，1996－2011年有關消費與收入的數據均轉換為1995年的不變價。

1．2研究方法根據排放來源的不同，家庭碳排放可分為直接和間接兩部分。直接碳排放包括家庭用于炊事、取暖、照明、洗浴、交通等活動中對能源商品直接消費所產生的CO2;間接碳排放是家庭生活過程中使用的各項產品與服務在其開發、生產、流通、使用和回收整個生命周期中所產生的CO2。家庭直接碳排放的核算參照《IPCC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16］中的表觀消費量法，涉及能源類型包括原煤、其他洗煤、型煤、焦炭、焦爐煤氣、其他煤氣、汽油、煤油、柴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部分計算系數根據我國最新標準①進行了調整。家庭間接碳排放的核算參照投入產出法［17－19］，涉及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醫療保健、交通通訊、文教娛樂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務八項消費所產生的碳排放。

2結果與分析

2．1家庭碳排放總量中國正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逐漸提高，各種能源商品及服務的消費支出相應增加，城鄉家庭碳排放總量不斷增加(圖1)。1995－2011年，我國居民家庭碳排放總量呈現先緩慢上升后快速上升的趨勢，從1995年的6．54億t增至2011年的23．78億t，增加了263．28%。其中，城鎮從1995年的3．30億t增至2011年的16．31億t，年均增長9．85%;而農村從1995年的3．24億t增至2011年的7．47億t，年均增長5．03%。城鎮家庭碳排放增速始終大于農村，城鄉家庭碳排放差異從1995的1．02倍增至2011年的2．18倍，差距不斷擴大。

2．2人均家庭碳排放量1995－2011年，我國人均家庭碳排放先緩慢增長后迅速增長(圖2)，從1995年的0．54t/人增至2011年的1．77t/人。17年來，城鎮人均家庭碳排放始終大于農村，但農村增速大于城鎮，城鄉家庭人均碳排放差異從1995年的2．47倍降至2011年2．07倍。差距逐步減小，體現了我國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縮小。

2．3直接碳排放與間接碳排放1995－2011年，城鎮家庭直接碳排放增長了132．21%，間接碳排放增長了692．21%(圖3)，后者增幅遠大于前者;直接碳排放比重從1995年的53．48%降至2011年的25．21%，間接碳排放比重從1995年46．52%增至2011年的74．79%，城鎮家庭逐步轉變為以間接碳排放為主。農村家庭直接碳排放增長了113．98%，間接碳排放增長了152．9%，兩者增幅相當;直接碳排放比重從1995年的57．33%降至2011年的53．25%，間接碳排放比重從1995年42．67%增至2011年的46．75%，農村家庭仍以直接碳排放為主。1995年，城鎮家庭直接碳排放是農村的0．95倍，2011年為1．03倍，城鄉差距較小;1995年城鎮間接碳排放是農村的1．11倍，2011年達到了3．49倍，城鄉差距不斷拉大。

2．4家庭碳排放結構將家庭碳排放分為煤炭(原煤、其他洗煤、型煤)、油品(汽油、柴油、煤油)、液化石油氣、天然氣、電力、其他能源(焦炭、焦爐煤氣、其他煤氣)、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用品、交通通訊、文教娛樂、醫療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務共十四項。由于我國農村地區天然氣暫未普及，使用量極少，故農村家庭不單獨列出天然氣的碳排放，而將其歸于其他能源。城鄉家庭在基本生活用能設施、能源類型、消費水平方面差異較大，兩者碳排放結構差別顯著(圖4)。從城鎮家庭的角度來看，交通通訊排放比重增幅最大，從1995年的3．03%增至2011年的21．14%，成為目前城鎮最主要的排放源，這主要是因為近年來我國城市交通通訊基礎設施的逐步完善，以及汽車、摩托車、移動電話等新產品不斷的推出以及價格的下降;而煤炭排放比重降幅最大，從1995的32．31%降至2011年的1．94%，這主要是因為煤炭逐步被液化石油氣、天然氣等能源所替代。從農村家庭的角度而言，電力排放比重增幅最大，從1995年的13．31%增至2011年的32．22%，成為最主要的排放源，歸因于農村能源結構的轉變;煤炭排放比重雖大幅下降，但比重仍較大;食品排放比重下降幅度緊隨其后，歸因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

2．5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鄉家庭碳排放收入水平是影響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因素［20，21］。2010年，我國城鄉家庭不同收入水平間接碳排放變化情況如圖5(直接能耗數據難以獲得，因此僅考慮間接碳排放)。分析可知:無論城鎮還是農村，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各類型間接碳排放都呈增加趨勢，對于城鎮家庭，增幅最大的為交通通訊排放，其次為文教娛樂和居住排放;對于農村家庭，增幅最大的為居住排放，其次為交通通訊、文教娛樂、醫療保健排放。同時，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排放比重下降，而交通通訊、文教娛樂排放比重上升。

2．6各省區城鄉人均家庭碳排放我國幅員遼闊，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稟賦以及經濟發展等因素，各省區城鄉居民能源利用與家庭碳排放必然存在差異。限于數據的可得性，從人均家庭碳排放的角度對2010年我國30省區(不包括港澳臺和西藏)城鄉家庭碳排放差異進行分析與比較。2010年，我國各省區城鎮人均家庭碳排放均大于農村，以全國平均水平所在點為坐標原點，以①和②線為坐標軸，分為四個象限(圖6)。其中，位于第一象限的北京、上海、浙江、廣東、天津、福建、遼寧、內蒙古8省區的城鎮和農村人均家庭碳排放均大于全國平均水平，該地區是節能減排的重點省區，應加強節能減排，且同時兼顧城鄉區域;位于第二象限的江蘇、黑龍江、山東、吉林、寧夏、河北6省區的農村人均家庭碳排放大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城鎮小于全國平均水平，該地區應注重農村地區的節能減排;位于第三象限的湖北、陜西、湖南、河南、安徽、四川、廣西、山西、新疆、江西、海南、青海、甘肅、貴州14省區的城鎮和農村人均家庭碳排放均小于全國平均水平，該地區節能減排工作應在保障當地人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基礎上進行;位于第四象限的云南、重慶2省區城鎮人均家庭碳排放大于全國平均水平，而農村小于全國平均水平，該地區節能減排應側重城鎮地區。

3討論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城鄉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來自家庭生活消費的碳排放總量不斷增加，家庭碳排放占我國碳排放總量的比重也不斷上升，以家庭為單元的節能減排工作逐步提上議程。文中通過對1995－2011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碳排放的評估分析，形成以下認識:(1)我國居民家庭碳排放快速增長，這與我國前期總體排放水平較低、排放增長需求強密不可分。城鎮居民家庭碳排放的增速明顯高于農村，這與城鎮化進程、城鎮人口增長和消費能力的差別密切相關。城鎮是家庭碳排放的主要貢獻者，如何引導城市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減緩碳排放增長速度，是城市決策者必須考慮的重點;農村能源消費行為逐步與城市接軌，優質能源(如電力)比重逐年增大，傳統能源(如煤炭)比重逐年降低，為節能減排帶來一定的契機。節能減排政策的制定應從城鄉差異的實際出發。(2)文中研究表明，17年來，家庭碳排放的重點向電力、油品、交通通訊等方面轉移。其中，城鎮家庭交通通訊排放增長迅速，成為主要排放源，而煤炭排放比重快速下降;農村家庭電力排放增幅最大，替代煤炭排放成為最大排放源。科學利用家庭碳排放結構動態變化規律及其趨勢預測對節能減排工作進行合理部署。(3)在文中分析的全國30省區中，城鎮和農村的人均家庭排放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有14個，而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僅有8個，低水平排放省區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區，且中西部省區的城鄉排放差距更大，這意味著不同省區城鄉人均家庭排放的現狀、減排基礎、排放增長需求等均有較大差別。應廣泛考慮區域實際發展需求，使不同地區享有同等的發展權，同時關注城鄉差距，將農村家庭的節能減排工作與脫貧發展互動結合。

4結論與建議

(1)我國城鄉居民家庭碳排放處于快速上升通道。城鄉居民家庭碳排放總量在1995－2011年間增長了263．28%，城鄉差距逐步拉大;而人均家庭碳排放也增長迅速，由1995年的0．54t/人增加到2011年的1．77t/人，但城鄉差異縮小。科學引導我國城鄉居民家庭碳排放的合理增長，抓住發展轉型機遇，在消費理念、生活方式、節能科技與設施支持等方面進行科普與推廣工作，以較低的家庭碳排放成本，實現社會的發展與進步。(2)非能源消費活動產生的碳排放在排放總量中所占比例持續增長。1995－2011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能源消費活動的直接碳排放和非能源消費活動的間接碳排放均保持增長態勢，間接碳排放的增長速率要明顯高于直接碳排放，而且城鎮居民的間接碳排放比例增幅更大，這意味著間接碳排放是家庭節能減排工作的重點方向。(3)收入越高的家庭其碳排放也越高。文中研究發現，在城鎮和農村家庭，都表現出家庭碳排放隨家庭收入增長而增加的明顯趨勢，但不同排放來源的排放量比重變化情況有所差異，如城鎮家庭的交通通訊排放增長迅速，農村家庭居住排放增幅最大。節能減排工作的部署應基于家庭碳排放結構動態變化及其趨勢的研判，就公共交通規劃、節能交通工具推廣、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等做好相應工作部署、發展規劃與研發儲備。(4)我國家庭碳排放的區域差異明顯。由于地理氣候、能源結構和經濟水平等條件存在較大差異，導致我國不同省區的居民家庭碳排放量和排放結構也差別較大。關注家庭排放的區域差異和城鄉差異并在此基礎上制定科學合理的區域節能政策。在國家宏觀減排目標和區域減排任務框架下，無差別的減排政策將加大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發展壓力，可能拉大欠發達地區和農村人口與發達地區人口的生活水平差距，因此在區域節能減排政策設計上，要側重高排放行業/企業減排、側重能源結構調整、側重節能減排設施部署，硬性減排指標與彈性鼓勵指標相結合，將節能減排工作與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工作相結合，避免減排行動對低收入水平家庭生活的影響。

作者：王莉曲建升劉莉娜邊悅單位：蘭州大學西部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干旱環境與氣候變化協同創新中心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信息中心/國家科學圖書館蘭州分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