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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存在著對應的上升和降低與回歸自然可承載水平的演進關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高度關注碳排放所帶來的環境問題，并正在致力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降低碳排放強度?；凇爱a業結構的調整會對碳排放強度產生正向影響”（陳詩一、孫敬水，2011）的認識，理論界針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碳排放強度的演進關系進行了有益的探討（陳永國等，2013）[3]，并發現我國在整體上正處在結構負擔貢獻的狀態上。江蘇作為一個經濟大省，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致力于“構建高新技術產業為主導、服務經濟為主體、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現代農業為基礎的現代產業體系”。[4]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江蘇省的碳排放強度所處的實際狀態如何，是否也是處在結構負擔貢獻的狀態？作為經濟大省，江蘇省的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本文就這一問題，根據P曲線理論，結合江蘇省2002—2012年的產業結構變動和碳排放實際，針對碳排放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以及能源消費總量的實際關系和碳排放強度、產業結構貢獻以及行業效率貢獻進行實證分析，以期能夠為江蘇省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提供相應的決策參考依據。

一、產業結構變動與碳排放強度之間的理論演進關系

（一）P曲線理論經濟的發展往往和環境承載力息息相關。就國際經濟的實際發展經驗來看，“主要工業化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強度隨時間變化呈現出先增后減并追逐趨同的態勢”，而“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的碳排放強度則隨時間呈波動性變化”（張志強、曾靜靜等，2011）[5]。為進一步探索刻畫產業結構與碳排放強度的演進關系，陳永國、褚尚軍等（2013）在整合產業結構理論和工業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產業結構與碳排放強度演進關系的P曲線模型假說，并且運用P曲線模型假說對我國的實際進行了量化分析，并得出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動對碳排放強度在整體上是一種負擔貢獻的結論。P曲線理論認為，產業結構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是，從“一三二”向“二三一”轉變并最后形成“三二一”的結構形態，即從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向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再向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結構轉變。而工業的發展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工業的碳排放強度遠高于第一和第三產業的農業和服務業。于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碳排放強度就會出現先上升再下降的變化趨勢。在工業化進程的初期和中期，資源密集型企業占整個工業比重較高，此時，工業的增長往往是一種粗放式的增長，即消耗大量的化石能源從而獲得收益，于是在工業化進程初期碳排放量較高，碳排放強度較大。而當工業化進入中后期階段時，技術密集型企業所占比重逐漸提高，消耗資源顯著減少、生產率顯著提高，并能夠從技術進步中獲得高水平的經濟增長收益；在工業化進程中后期階段，隨著政府在環境意識上的不斷提高，會不斷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政策支持力度，從產業轉型升級的經濟發展政策上重點保護和支持技術型企業的發展，從而激發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升級，碳排放量減少，碳排放強度進一步得到顯著降低。如果考慮到工業化進程與碳排放關系的這種一般性規律，那么二者之間的演化關系就會呈現出如圖1所示的類似于開口的P型變化趨勢，這就是所謂的P曲線理論。在圖1中，P曲線軌跡刻畫了產業結構變動和碳排放強度之間的一般關系，這一關系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碳排放強度逐漸升高，但升高的速率由大到小，此時工業所占比重不斷增加，工業技術水平逐漸提高；第二階段，產業結構進一步調整，碳排放強度開始不斷地下降，此時服務業比重開始增加，工業技術水平進一步提高；第三階段，產業結構繼續調整，碳排放強度下降到一個自然環境可以承載的范圍，此時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占主導地位，工業以技術密集型企業為主體。

（二）產業結構調整的碳排放強度結構紅利與結構負擔貢獻P曲線理論從總體上說明了產業結構變動與碳排放強度間的一般演進關系，但并未說明某一時間段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如何。MichaelPeneder（2003）[6]認為，如果產業結構的變動使碳排放強度降低，則這種影響被稱之為結構紅利貢獻，反之，則為結構負擔貢獻。如果把產業結構的變動視為政府對產業結構進行積極主動調整的結果的話，并進一步能夠將碳排放強度進行分解，則可以構建相應的計量分析模型，以探討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即產業結構調整的紅利貢獻以及負擔貢獻。為此，KayaYoich（i2010）[7]以經濟、能源和人口等因素與人類生產活動產生的二氧化碳間的關系構建了如下相應的碳排放計量分析模型。在式（3）中，△CI表示碳排放強度的變化。當△CI叟0時，說明相應的經濟政策缺乏成效，碳排放強度上升，環境惡化；當△CI燮0，則說明相應的經濟政策取得了成效，碳排放強度下降，環境得到改善。在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影響的一般規律中，如果從貢獻率的角度來進行分析的話，考慮到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要受到兩個方面影響的，即一方面來自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另一方面則來自于因產業結構調整影響下的各產業部門行業效率提高的影響，那么，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關系，又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和產業結構調整中因各行業效率提高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若用AC1、AC2分別表示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的絕對貢獻以及行業效率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的絕對貢獻。式（4）表明，碳排放強度變化△CI等于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的絕對貢獻與行業效率變動對碳排放強度的絕對貢獻之和，亦即產業結構和行業效率的變動導致了碳排放強度的變化。并且在△CI叟0時，說明相應的經濟政策缺乏成效，碳排放強度上升，環境惡化；當△CI燮0時，則說明相應的經濟政策取得了成效，碳排放強度下降，環境得到改善。為進一步準確地測算出式（4）中的AC1和AC2兩個因素，B.W.Ang（2004）給出了對數平均迪氏指數方法（LMDI）。運用LMDI方法，對碳排放量的影響因素進行分解，理論上存在兩種方法即加法和乘法。當AC1<0且RC1>0，表明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是結構紅利貢獻，即產業結構的調整使碳排放強度降低；當AC1叟0且RC1燮0，表明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強度是結構負擔貢獻，即產業結構的調整反而使碳排放強度增加了。類似地，當AC2<0且RC2>0，表明行業效率變動對碳排放強度是效率紅利貢獻，即產業效率的變動使碳排放強度降低；當AC2叟0且RC2燮0，則表明產業效率變動對碳排放強度是效率負擔貢獻，即產業結構調整中的產業效率變動反而使碳排放強度增加了。

二、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影響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的選取與數據的處理本文實證分析中所使用的數據，均來自于2002—2012年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其中的主要數據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年鑒中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能源消費”和“主要年份地區生產總值”以及“綜合能源平衡表”等。[10]依據前述理論分析可知，為了獲取2002—2012年期間各年的碳排放強度CI，需要得到每一年的GDP以及碳排放量。為此，本文選取了江蘇省統計年鑒中“主要年份地區生產總值”數據中的地區生產總值數據，而對于每一年的碳排放量，則參照標準煤系數折算的方法，將各年份所用的各種能源折算成標準煤，再依據國家發改委推薦值，并以2.4567的標準折算系數計算出歷年的碳排放量。經計算整理后的相關數據如表1所示。對于絕對貢獻AC和相對貢獻RC的計算，需要知道三個變量，即地區生產總值GDP、各行業生產總值GDPi以及各行業的碳排放量CEi。在此，本文依據傳統的產業部門劃分方法將江蘇省產業部門劃分為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各地區生產總值GDP以及每個行業的生產總值GDPi的對應數據選自“江蘇省統計年鑒”歷年“主要年份地區生產總值”，而對于CEi的測算，則參照“綜合能源平衡表”，將農、林、牧、漁、水利業算作第一產業，將工業和建筑業算作第二產業，將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訊業和批發與零售貿易餐飲業算作第三產業，其他和生活消費忽略不計，首先計算出三大產業各自的能源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值，再分別乘以對應年份的碳排放量。再按照前述給出的式（5）、（6）、（7）和（8）可計算出江蘇省產業結構變動對碳排放的絕對貢獻AC和相對貢獻RC，結果如表2所示。

（二）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影響演進關系的實證分析本文依據P曲線模型所給出的一般理論認識，結合整理獲得的江蘇省產業結構變動與碳排放的實際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分析，結果發現，江蘇省自2002—2012年期間，經過持續的產業結構調整，工業化進程不斷演進。在整體的產業結構表現上，第二產業結構比重不斷提高，同時，這一期間的產業結構調整與碳排放強度之間的演化關系，基本上處在P曲線的第二階段的中期水平上，符合P曲線模型的發展理論。但是，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的紅利貢獻的相對水平還依然比較低。

1.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優化但二次產業中的工業化進程仍處在轉型期。依據江蘇省2002—2012年期間各年份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比重的實際變化數據分析來看，其產業結構的演化趨勢如圖2所示。圖2清晰地刻畫了江蘇省在2002—2012年間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結構的變化。在這一期間，江蘇省第二產業的比重始終遠遠高于第一和第三產業，但是，在2007—2012年的幾年中，第二產業的比重呈現出了不斷下降的趨勢，而第三產業的比重則自2005年開始呈現出一種逐步上升的發展趨勢。江蘇省2012年經濟社會發展綜述，2013年江蘇省結構調整成效明顯。從產業結構看，全年第二產業增加占GDP比重為51.2%，比上年下降1個百分點；并且根據本文的實際調查還發現，江蘇省2012年的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5%，比上年提高近1.2個百分點。全年高新技術產業總產值超過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5%，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38.5%，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由此可見，隨著江蘇省對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工業比重出現下降趨勢，服務業比重則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并且其中的高新技術產業也得到了快速增長。但是，結合P曲線理論所基于的理論前提不難發現，如果按照產業結構理論上的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來判斷，即產業結構從“一三二”向“二三一”轉變并最后形成“三二一”的結構形態，亦即從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向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結構，再向服務業占主導地位的結構轉變，那么，江蘇省的產業結構實際演變過程，仍然處在第二階段中“二三一”的中期稍后的工業化產業升級轉型期和第三產業快速上升的結構調整期。

2.江蘇省2002—2012產業結構調整逐年降低了碳排放強度但仍處在P曲線二段中前期。為進一步檢驗與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的現狀相對應的碳排放強度的變化趨勢，以確定二者演化進程所處的P曲線理論關系階段，本文給出江蘇省2002—2012年期間的碳排放強度演化趨勢圖3。從圖3可以看出，江蘇省在這一期間的碳排放強度自2005年開始，呈現出逐步下降的趨勢。并且，如果站在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角度來看，圖3所揭示的碳排放強度的發展趨勢在總體上趨于不斷下降的態勢，而且經歷了一個由緩慢下降到快速下降再到緩慢下降的過程。如果進一步將江蘇省2002—2012年間的能源消費總量、地區生產總值、碳排放量三個指標間的相互關系結合起來認識，就會進一步發現，江蘇省2002—2012年產業結構演變過程中的碳排放強度逐年下降但仍處在P曲線二段中前期。圖4描述了2002—2012年江蘇省能源消費總量、地區生產總值與碳排放強度之間的一般變化趨勢。通過觀察可以發現，2002年以來江蘇省的碳排放量、能源消費總量、地區生產總值三個指標大體保持著同步增長的趨勢，碳排放量所代表的曲線和地區生產總值所代表的曲線逐漸趨近，而地區生產總值所代表的曲線和能源消費總量所代表的曲線逐漸遠離。這一基本的演化發展趨勢說明：第一，雖然碳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以及能源消費總量都在逐年增長，但是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的速度要高于碳排放量增長的速度，同時也高于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速度；第二，江蘇省近十年來在降低能源消費和碳排放強度的前提下，實現了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產業結構的調整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發展趨勢，基本上符合P曲線理論描述的第二階段中前期的演化態勢。

3.江蘇省的實際產業結構和行業效率對于碳排放強度存在的紅利貢獻偏低。為了更進一步考察江蘇省在2002—2012年期間內產業結構調整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本文依據前述理論分析中給出的紅利貢獻和負擔貢獻的測算因子，針對江蘇省的實際數據進行測算，具體測算結果如表3所示。表3列出了2002—2012年間的碳排放強度變化、產業結構的絕對貢獻和相對貢獻、行業效率的絕對和相對貢獻的實際測算結果。從表3中可以看出，在碳排放強度變化方面，除了2003—2004年這一階段碳排放強度變化是正值之外，其余階段均為負值。也就是說，總體而言，2002—2012年這十一年間，碳排放強度是在不斷降低的，經濟政策取得了成效。絕對貢獻和相對貢獻方面，2005年之前產業結構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負擔貢獻，而2005年之后都是起紅利貢獻；2004年之前行業效率的變動對降低碳排放強度起負擔貢獻，而之后都是起紅利貢獻。結合江蘇省五年規劃中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上述的兩個轉折點時間段恰好處在“十五”計劃末期、“十一五”規劃將要開始的階段。這說明，在“十五”規劃中，江蘇省已經開始做出調整，逐步降低碳排放強度，但主要依靠的是產業內行業效率的提高，運用產業結構的變動來降低碳排放強度的措施還處于起步階段。而在“十一五”規劃、“十二五”規劃中，江蘇省在依靠行業效率提高來降低碳排放強度的同時，開始逐步調整產業結構，并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來降低碳排放強度。在產業結構調整和行業效率提高的共同影響作用下，江蘇省在“十一五”、“十二五”規劃期間，碳排放強度的下降要比“十五”規劃期間更為顯著。

三、實證分析結論與相應的政策含義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可知，在2002—2012年期間的“十五”規劃以后，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優化，二次產業中的工業化進程仍處在轉型期，雖然對碳排放強度的影響存在著結構紅利貢獻，但依據P曲線模型理論不難看出，雖然在降低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強度的前提下實現了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長，但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與碳排放強度的演化關系仍然處在P曲線二段中前期的狀態上。需要強調的是，在“十五”規劃期間，江蘇省的碳排放強度達到了-0.2165，而在“十一五”規劃期間，江蘇省的碳排放強度則達到了-0.7719。這歸功于江蘇省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由傳統高能耗工業生產開始向技術密集型工業生產的轉變，并且江蘇省服務業的比重在這一期間也開始不斷增加。這既是對江蘇省在這一期間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肯定，又為江蘇省進一步推進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提供了理論依據。為進一步降低碳排放強度，以“綠色增長”推動生態文明，以低碳經濟實現增長目標，江蘇省的相關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應當重點瞄準“優化產業結構和加快產業轉型升級”，以期能夠實現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來促進碳排放強度的顯著下降，進而獲取更大的結構紅利貢獻。

作者：張帆 杜寬旗 單位：南京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