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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理解

首先，我認為，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理解并非全部是誤解。相反，事實上，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存在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否定的，一種是肯定的。

1.對中國哲學的否定態度

在否定的態度中還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忽略，一種是誤解。在第一種情況中，某些西方哲學家并不關心除了西方哲學之外的其他任何哲學，包括中國哲學以及其他亞洲哲學。在他們看來，哲學僅僅誕生于古希臘，所以，任何被稱作哲學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學的東西都不在他們的哲學研究范圍之內。譬如，文德爾班在他很有影響的《哲學史教程》中就完全沒有關注到中國哲學。在他看來，哲學史就應當是西方哲學史。但這種情況自上個世紀以來有些變化：開始出現一些哲學史教程和著作包括了對中國哲學的描述和解釋，特別是在對世界哲學的導論性著作中。至少一些哲學史的著作開始有意識地標注為《西方哲學史》，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史。這表明，他們開始縮小對哲學史理解的范圍。

對中國哲學的另外一種否定態度就是誤解。我這樣說并不意味著存在對中國哲學的正確理解，而是說，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解釋完全出于自身需要，脫離了中國哲學的語境或背景。黑格爾對中國哲學的解釋就是這樣的典型。黑格爾否定了中國傳統哲學中可能存在形而上學的思想。在他看來，中國哲學完全就是一種宗教，即孔教。但顯然，正如許多評論家指出的，對中國哲學的這種解釋是錯誤的。我在后面將指出，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相似性不僅存在于道德思想中，同樣存在于形而上學中。黑格爾把中國哲學僅僅看作一種道德理論，其原因在于，在他看來，中國人不可能有形而上學的或超驗的思想，中國哲學應當是絕對精神在歷史中的一部分，而西方哲學才應當被看作是哲學的主流。

我認為，如今已經很少有哲學家仍然同意黑格爾的這種解釋。但毫無疑問，這種誤解已經根植于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理解之中。我想提出的對這個判斷的一個證明，就是中國哲學在西方大學哲學系中的尷尬地位。據我了解，西方國家的大學中很少把中國哲學作為一個學科，看作哲學系的組成部分。大多數講授中國哲學以及相關學科的教師可能會是在與宗教或文化研究相關的系或研究所里，比如宗教學系或東亞系等。然而，相反，我們有西方哲學研究、東方哲學研究、哲學研究等，作為中國大學哲學系的組成部分。

2.對中國哲學的積極態度

引人注目的是，對中國哲學發生興趣的西方哲學家數量正在增加。他們相信，中國哲學中有一些東西值得西方哲學家去學習，這在當代西方哲學（特別是在后現代哲學）中變得比較流行。我認為，一般而言，對中國哲學的這種積極態度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好奇，另一種則是謙遜。

歷史地說，西方人對中國以及中國哲學的興趣從中世紀就開始了。可以理解，對西方的先輩來說，遠離他們國土的中國大陸是非常奇特和有吸引力的。他們對中國的一切都非常好奇，對到中國的傳教士帶回的中國物件和中國哲學也很感興趣。在18—19世紀，當時的許多貴族家庭非常時興有一間特別的中國房間，用來自中國的絲綢或繪畫裝飾這個房間。在18世紀的法國，知識分子中也有一種潮流，就是談論中國和中國文化，引用一些對中國經典的翻譯，比如伏爾泰的《中國孤兒》（1755）就是對中國元代古典悲劇《趙氏孤兒》的法文翻譯。然而，我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心態主要是對新奇之物的好奇，而不是他們認為有必要關心中國哲學。不過，西方人了解中國和中國哲學總比忽視或否定要好得多。

對中國哲學的另一種積極態度就是謙遜，即某些西方哲學家非常希望能夠從中國哲學中學習到許多東西，用以支持他們的哲學理論，或者是拯救危機和沖突中的西方哲學。譬如，在第一種情況中，萊布尼茲對中國哲學的興趣，目的在于構造他的單子論。有明顯的證據表明，萊布尼茲在1701年收到法國著名的傳教士白昔（JoachimBouvet）的來信后，更加確信了這個信念。白昔在信中附上了伏羲易經圖。珀金斯在他的《萊布尼茲與中國》（2004）一書中描述了這個過程：“當時，白昔正在研究易經，確信它包含了某些神秘的知識，因為它與伏羲和最高主教有某種聯系。正在這時，他收到了萊布尼茲對二進制的描述，因此白昔對這兩種二進制的相似性——他看作是同一的——感到震驚。這種相似性特別令人感到驚訝，是因為陰陽圖的傳統排列，即邵雍所做的《暹闐圖》，稍加改動，就成了萊布尼茲二進位制的排列。白昔確信，陰陽圖就代表了二進位制，1701年他把這寫信告訴了萊布尼茲，這使得萊布尼茲也確信了這一點。……由于萊布尼茲相信存在一種中國算法，因此二進位制與陰陽圖之間的聯系就對萊布尼茲關于中國的看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個發現使得萊布尼茲更加相信，古代中國的智慧超過了近代中國，他相信，歐洲人可以幫助他們重新發現這些真理。這種聯系也使得萊布尼茲逐漸確信隱藏于中國語言背后的理性結構。”（PP116-118）這段引文足以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萊布尼茲的思想與中國哲學的關系。由此可以得知，萊布尼茲的二進位思想的確是西方哲學與中國思想交流的結果。

海德格爾也是意識到中國思想對西方哲學具有重要意義的哲學家之一。叔本華非常欣賞印度的佛教思想，但與此不同，海德格爾更尊重中國哲學中的道家思想。他與中國哲學家蕭詩毅于1946年合作把《道德經》譯為德文。雖然這個工作沒有完成，但顯然，海德格爾受到了老子《道德經》思想的啟發或影響。蕭詩毅寫道：“有一次，海德格爾本人曾對他的德國朋友說，通過從事對老子思想以及孔孟思想的工作，他學到了許多東方的思想。”（P93）

更為明顯的是，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喜歡從中國古代哲學中尋找他們的思想資源。霍大維（DavidHull）在他論述現代中國與后現代西方的文章中，就試圖用現代中國的方法解釋后現代的西方，他力圖表明：“傳統中國哲學包含的思想資源可以回答關于現代性與后現代之爭所表現出來的某些問題。的確，霍大維是要真正表明，古典的（也可以說成是‘前現代的’）中國思想就是后現代的。特別是，他認為德里達的延異概念以及無法由表達真理的哲學話語所掌握的東西所具有的首要性觀念，對道家和儒家思想都是核心概念。”（P512）

毫無疑問，逐漸關心中國哲學的西方哲學家數量正在增加。我認為這對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在不遠的將來相互之間更好地交流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在我們評價這種前景之前，應當清楚中國哲學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么，或者人們是在什么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

二、兩種“中國哲學”概念

西方哲學家通常認為，中國哲學應當是指古代中國的哲學。在這種意義上，他們把中國哲學就看作是博物館中的古代文物，而不是看作當代社會中活生生的觀念。從當代的觀點看，這種理解完全錯了。我在這里就想區分兩種“中國哲學”概念：一種是古代的中國哲學，一種是當代的中國哲學。

1.古代的中國哲學

大多數西方哲學家都熟悉古代中國哲學中的某些概念，至少他們認為是熟悉的，但實際上存在很多混淆。我認為，第一個也是主要的混淆是，儒家思想被解釋為古代中國的惟一占統治地位的哲學。這顯然不是真實的。自戰國以來，古代中國哲學就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張。即使是在漢代，漢武帝確立了儒家思想為惟一正統的哲學，把其他哲學流派都斥為異端，中國哲學中仍然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理論主張，比如道教思想、法家、名家等。所以，古代中國哲學的概念很復雜；當我們在討論中國古代哲學時，首先需要弄清楚我們究竟是在討論哪一個流派或哲學家的思想。這就意味著，我們應當集中于不同哲學理論中的具體概念或觀念，而不是泛泛地談論中國哲學。

我認為，西方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另一個混淆，就是認為古代中國哲學是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思想的大雜燴。歷史地說，這些流派具有許多明顯不同的特征。簡單地說，根據馮友蘭1948年的《中國哲學史》所說的那樣，儒家注重的是現實世界中的道德生活，這被稱作是入世的哲學；相反，道家的思想被稱作出世的哲學，因為它關注的是道法自然。我們知道，佛教思想起源于印度，但它自進入中國之后就從一種宗教轉變成了一種哲學。因此，在理解中國哲學的時候，重要的是要意識到各種流派和理論之間的這些差別，正如西方哲學中的各種差別一樣。這樣就有助于理解這些流派和主張得以形成以及有時出現相互沖突的各種背景。

我很欣賞馮友蘭的這樣一段話，他說，中國人并不關心宗教，這正是因為他們更多地關心哲學；他們不是宗教的，因為他們主要是哲學的。馮友蘭把中國哲學的一些主要特征描述為：“大部分中國哲學家都不把知識看作某種自身具有價值的東西，所以他們并不是為了知識而尋求知識；即使是在實踐知識的情況中，它們也是直接承載著人類的福祉，中國哲學家主要是應用這種知識到現實活動，這就會直接帶來幸福，而不是被看作關于幸福的空洞討論。因此，中國人并不把著書立說看作僅僅是在建立理論主張，而是看作最高幸福的目標本身。大多數中國哲學流派都教導人們所謂的‘內圣外王’的方法。”（P2）

2.當代的中國哲學

我在這里想特別強調當代的中國哲學。什么是當代中國哲學？我相信，大多數西方哲學家都會認為，哲學是當今中國的主導的或官方的哲學。這既是對的但又不全對。如同古代中國哲學一樣，當代中國哲學也是很復雜的。事實上，它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即哲學、新儒家哲學和外國哲學研究。

的確，哲學在當今的中國哲學界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列寧主義和思想仍然對中國的哲學研究在意識形態上產生重要影響。盡管如此，哲學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值得我們關注。根據最近一次關于哲學在當代社會的學術研討會的情況報道，當前的哲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第一個是關于哲學中的問題和問題中的哲學；第二個問題是關于哲學的現實性以及對社會實踐的普遍意義。對當今中國的哲學家來說，緊迫的任務就是要處理哲學與中國社會的現實性和普遍性之間的關系；第三個問題是關于如何在今天保持哲學的創造性。

作為哲學傳統的一部分，當代中國哲學有著無法歸之于古代哲學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了作為一門哲學學科的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中國哲學的方法論研究以及中國哲學經典在當代的意義。

第一個問題首先就與西方哲學有關系。在19世紀末之前，中國沒有“哲學”這個概念，它是從日文翻譯而來的。但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在古代中國沒有哲學思想。關于中國哲學史的第一本書《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是由杜威的學生在20世紀初寫的，這被看作中國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的誕生。然而，它是根據西方哲學的模式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把哲學思想分為幾個不同的部分，如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道德哲學或社會哲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也是把西方哲學的模式復制到了中國思想中。這種復制的好處在于，很容易按照不同的哲學分支對歷史上的哲學文獻做出分類和整理。但它的壞處也很明顯，因為它按照完全不同于經典最初方式的西方哲學方法重新排列了所有的材料，這就歪曲了歷史的事實。這樣，中國經典的歷史意義就會被消解掉了。對中國哲學的這種狀態的反思，自和馮友蘭以來就一直是中國哲學家關注的問題。最近的一種觀點認為，今天的中國哲學家應當用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模式去解釋中國思想和中國哲學。這是對自身哲學傳統的一種自我意識。但關于中國哲學的學科地位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因為這門學科本身的確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我們如何能夠在完全不受西方哲學的影響下去做中國哲學？這是我們面臨的首要的緊迫問題。

中國哲學家面臨的第二個問題是關于中國哲學史中的方法論問題。中國哲學史中一直有一種解釋古代文獻的訓詁學傳統，這被看作是研究中國哲學史文獻的主要方法。由此，我們今天讀到的大部分儒家經典都是這些作者對先前文本的注釋，例如孔子對六藝的解釋。通過這樣的解釋，孔子教授他的學生，并形成了自己的經文學派，即“經學”，這自漢代以后就被推崇為中國社會中的主導意識形態。但事實上還存在著另一種傳統，這就是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和人類理性做出的反思和批判。《論語》就是這種傳統的一個代表。這個傳統被稱作“子學”。當我們分別反思這兩個傳統的時候，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如何能夠脫離經典所產生的語境去理解經典的意義？我們知道，這些經典的作者試圖回答或解決他們的時代所面臨的問題，因為大多數經典的教導都與作者的時代相關，在他們看來，一個理論或主張的責任就是要回答那個時代的問題。這種對待理論的態度與西方完全不同；對西方哲學家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從具體的經驗中能夠得到抽象的或一般的概念，而不是去解決他們當下面臨的問題。所以，中國哲學家面臨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如何能夠找到中國哲學經典對我們當今現實生活的普遍意義。

由于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哲學的建立和發展一直受到西方哲學的影響，中國哲學家們就像熟悉自己的哲學一樣熟悉西方哲學。隨著傳教士進入中國，西方哲學自16世紀起就開始引入中國。從此以后，中國哲學家就通過在西方最新出版的哲學著作了解西方哲學，有時也通過日本人寫的西方哲學著作。這就意味著，中國哲學家了解西方哲學恰恰是從西方最新出現的思想流派和理論開始的。特別是，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詹姆士、杜威的實用主義開始出現時，中國哲學家就對他們的理論產生了興趣，并把他們的一些論著翻譯成中文。而更讓人感到奇妙的是，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在1921年出版僅6年之后，中文版就于1927年出版。歷史地說，這是除了德文和英文之外的第一個其他語言的翻譯。如今，西方哲學中的大部分經典文獻都已經被翻譯成了中文，而且有些著作還有不同的中文譯本。所以人們就說，中國哲學家了解西方哲學比西方哲學家了解自己的哲學傳統還多。

對中國哲學家來說，研究西方哲學的首要步驟就是把西方哲學著作翻譯成中文。而對我們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在中國哲學的語境中理解西方哲學。石里克20世紀30年代的學生洪謙以及海德格爾20世紀20年代的學生熊偉，把他們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在中國的西方哲學介紹和研究工作。他們是自1949年解放以后西方哲學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但即使是在學術圈里，也很少有人能夠理解他們所做的一切工作。金岳霖于20世紀20年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學習，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系統地把亞里士多德邏輯介紹到中國，但到了晚年，他卻關注中國傳統哲學，用邏輯方法分析了道家思想。他的主要著作《論道》（1940）和《知識論》（1983）就表明了他具有強烈的中國哲學情結。我們知道，和馮友蘭最初去美國是學習西方哲學，但他們的學術興趣轉向了西方哲學，正是他們根據西方哲學的模式建立了獨立的中國哲學學科。

以上這些表明，中國哲學家始終在從事西方哲學研究，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要理解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相似性。然而，這兩種哲學之間的張力又使得中國哲學家一定會對中國哲學獨有情鐘。我認為，要使得這兩種哲學之間能夠更好地相互理解，關鍵在于找到它們之間的共同之處，而不是它們之間的差別。

三、兩種哲學之間的差別與相似

顯然，差別總是比相似更容易得到認識。有時，我們只需要通過表面的觀察或簡單的分析就可以找出差別，但相似性卻必須通過對差別的比較和深入分析才可能得到。我認為，對相似性的認識要比對差別的認識困難得多。

1.首先是差別

我在前面已經指出，中國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根據西方哲學建立起來的，但它仍然具有中國的文化傳統與西方對哲學思想的表達方式之間的矛盾。一般地說，我們發現它們在三個方面有所不同：在出發點上，在方法上以及在哲學的目的上。

在出發點上，西方哲學強調的是個人的自由或個人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這樣，個人就可以成為哲學研究身心關系等問題的中心。雖然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導致了中世紀的神學，使得每個人都應當把向上帝奉獻自己作為自己獲得生命意義的方式，但每個個體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在中國哲學中，個體之間并非是平等的，因為他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成為圣人，這樣他們就有了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中國哲學家在分析人性等問題時，更多地是關注個人在社會中的作用。在中國哲學中，每個人都是社會的動物，沒有個人的特性。根據馮友蘭的觀點，在積極的意義上，圣人就是我們每個人在精神上要追求的道德理想。

從這個觀點出發，中國哲學家更關心的是沉思和踐行，而不是像西方哲學那樣的學習知識和訓練邏輯。有趣的是，通常會把沉思和踐行看作宗教上的活動而不是哲學的活動，但中國哲學思想卻是很少或沒有宗教意義的。所以，中國哲學家對他們的觀點和理論主張缺少嚴格的邏輯分析和論證，邏輯和認識論在中國都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

最后，東西方哲學在哲學研究目的上的差別也是非常明顯的。早在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看到，對世界的驚奇是西方哲學的開端。因此，西方哲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探究關于世界的真理以及世界與人類的關系。這樣，西方哲學家們就總是關心我們具有的東西，比如知識、理性能力和邏輯。但對中國哲學家來說，哲學的主要任務是要告訴人們如何成為一個道德意義上的人。所以，馮友蘭說：“總之，中國哲學往往強調的是人是什么（比如他的道德屬性），而不是他有什么（比如他的思想能力和物質能力）。如果一個人是一個圣人，即使他完全缺乏知識，他也仍然是圣人；如果他是一個邪惡的人，即使他擁有無數的知識，他也還是邪惡的。……中國思想家強調‘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這就不是在強調純粹的知識。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只有科學的開端，但缺乏得到恰當發展的科學系統。”（PP2-3）這就意味著，中國哲學研究的目的是要成為一個圣人或好人，而不是獲取關于世界以及人類自身的知識。

2.中西哲學的共同之處

我已經指出，差別是很容易識別的，但要發現這兩種哲學之間的相似卻更難。通過分析上面提到的各種差別，我把它們之間的相似歸結為三個方面：關于宇宙的本源、關于生命的意義和關于社會的規則。

馮友蘭說，中國哲學不強調形而上學。他以內圣為例說明中國哲學研究是自我陶冶的方法。但內圣的理想卻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雖然是核心部分，但并非是中國哲學的全部。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之間存在著某些微妙的差別。儒家強調對行為的研究，而道家則關注超驗的東西，這被看作是自然的法則。例如，老子就說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根據老子的觀點，道僅僅是萬物之道。除了道家之外，佛教和陰陽學派也在形而上學的意義上討論了宇宙的本源問題。例如，陰陽學派就提出了對天的神秘解釋，把天就看作是宇宙。他們認為，宇宙就是由陰陽結合而成的。正是這個理論激發了萊布尼茲對中國哲學的極大興趣，使得他能夠把他的二進位制用于解釋宇宙的最初因。在中國哲學中，陰和陽是宇宙的兩種不同本源：陰具有女性的特征，是消極的、被動的；而陽則具有男性特征，是積極的、主動的。它們都是宇宙萬物的最初因。

天人合一被看作是中國哲學的主要特征；因為人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它們相互不可分離。雖然對天人合一以及人對天的服從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解釋，顯然，中國古代哲學（特別是儒家和道家）都是試圖用一種本源而不是各種理論來解釋宇宙的最初因和本質。所以，對它們來說，天和道都是惟一的，都是高于人類的，但又是只有通過人類才能得到，這就是所謂的“替天行道”，也就說，人可以以天的名義實踐道。天人合一這個觀念的前提是相信，人和天或自然之間是沒有分別的，因此，人和天被看作是同一的。這與西方的二元論思想完全不同。根據西方的二元論觀念，主體和客體是分離的。而正是中國哲學的這個觀念，使得后現代主義哲學家宣稱，他們在中國古代哲學中發現了某些相似性。這里至少可以提到兩個觀念：一個是開始于19世紀末的反二元論觀念；另一個是訴諸于混沌（但不是混亂）的觀念。的確，某些西方哲學家已經注意到，古代中國哲學中的某些形而上學思想可以拯救西方哲學面臨的在科學技術控制下的人類生活中出現的危機，保持人類與自然的和諧，例如保護動物和自然環境。

許多哲學家已經指出，中國哲學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倫理具有首要性。的確，孔子關注的焦點是自己如何做到內圣外王。道教雖然被看作主要關心宇宙的本源或本質，但它也關注道德問題。例如，《道德經》就是由兩部分構成的：《道經》關心的是世界萬物成為自身的方式；《德經》關心的是人類的德性。“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51章）這就意味著，當我們由道而生，我們就應當由德而養。道是我們無法用語言去要求的，我們只能遵從或服從它；而德性則是我們可以通過訓練和陶冶而得到的。為什么中國人很少宗教性而更多哲學性，原因之一就是，我們不能去追問道是什么或通過宗教的方式去追求道，而只是追問我們如何能夠成為一個好人或圣人。由此，中國哲學家就愿意討論這樣的問題：生命的意義是什么？如果我們想做一個好人，我們應當如何去做？我認為，中國哲學的好處就在于它不需要上帝作為判斷善惡的絕對標準；因為即使上帝被從至高無上的地位拉了下來（就像尼采做的那樣），我們也不會迷失方向。我發現最近西方哲學家出版了許多關于生命意義的著作，比如約翰·科廷漢、安東尼·格瑞林和約翰·斯庫頓等。他們都很好地對公眾討論這個問題，但最終他們都要求諸于神學的解釋以獲得對這個問題的確定回答。當然，我知道他們大多數都是無神論者。我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不用神學的或基督教的解釋就可以解決我們生活中的問題？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中國哲學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想答案應當是肯定的。當然，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對中國哲學或西方哲學沒有任何偏好。我的策略是比較這兩種哲學，由此我們可以更好地解決我們生命中的同一性和社會地位等問題。

最后，這兩種哲學在社會制度的建設上也有相似之處。中國有豐富的如何建立社會制度的思想資源。在古代，有學問的人或受過教育的人的最高理想是做政府的官員。孔子在《論語》中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第19章）。在《道德經》中，老子同樣為君王提供了許多如何治理國家的建議。他的政治理想是由圣人治理國家。他說：“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3章）這個理想歷來遭到許多批評，被看作是一種愚民政策。但在老子的時代，很難要求君王去關心人民的疾苦和幸福。所以，老子就以這種方式提出好的君王應當如何善待他的人民。因此，作為君王的圣人就是哲學王。的確，中國哲學中的一個傳統就是，幾乎所有的帝王都宣稱要成為圣人，他們是從上天得到權位的。

根據西方最新的政治哲學發展情況，政府與其人民之間的關系在關于民主、政府職責等問題的討論中成為焦點之一。如何處理最小政府的問題就成為政治哲學家面臨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我們可以說，來自儒家和道家的中國哲學思想可以有助于當代政治哲學的討論。

第2篇

(一)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政府的強制供給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功利主義者認為公共物品雖然是公眾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場當中獲得，但是如果國家介入，那么這種“家長式”的公共物品供給，就會滿足社會中一部分群體的需要，而傷害到另一部分群體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優解。第二，政府供給容易出現依附文化，鼓勵懶惰，大量勞動者“依附”國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會幸福。第三，政府供給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違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權力獲取私利，所以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場”。

(二)工具理性主義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達到目標，重視效率而忽視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質和金錢成為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瑏瑠工具理性主義將“經濟人”假設運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為視作政治市場，將公務人員假設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分析政治活動中的激勵問題、尋租問題和外部性問題，運用計量經濟學證明政府供給效率較低，而市場供給效率較高，否定政府供給，強調市場供給。認為政府只是傳遞個人偏好的管道，而不應該承擔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無論是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工具理性主義者在分析時都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不同，作為社會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減少社會不平等，提升社會正義，維護公民基本人權的作用。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其意義更為重大。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物品極度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差，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發達國家經驗對經濟發展不利。同時，傳統批判忽視了公務人員的利他性，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和道德倫理對人行為的規制，忽視公民、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忽視公共倫理的感召，只強調人行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與社會現實不符。所以，我國仍然要強調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作用，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

二、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正效應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者。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包括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以及私人因為缺乏激勵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斯圖亞特•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運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對公眾有利的物品。馬克思也提出“……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瑏瑢。

(一)人權與公共物品權利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私法中，也是最難定義的概念。哲學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義權利為“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資格說的看法，權利意味著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或者對某個事物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才對其享有某種權利。形成權利有兩個要素:第一，別人不能否認你能夠享有某物的資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時別人不能讓你處于不利的狀態或者讓你受到打擾。公共物品滿足這兩大特征是權利對象。人權是一權利束，包含了發展權、知情權、受教育權、平等權、參政權、安全權、社會保障權等一系列權利，而這一系列權利的實現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利構成了人權的基本內容。鑒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個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實質上是享用權。社會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但它和私權不同，這項權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針對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針對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現代國家中，這種責任直接賦予了政府，并為它設定了一項嚴格的和特定的義務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壞或忽視它有責任保障的權利。”瑏瑤對于政府來說，保障人權是其基本責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當中對政府的這一職責也有所論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權利，作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樣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權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與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強勢概念。其理論基礎來自于“天賦人權說”，認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學學派反對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人類不平等學說，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統治之下生活，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認為“就作為一個人的地位與權限而言，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反面，體現了個體在權利上的差異。盧梭認為“不平等使人類失去自由，……，要讓人類獲得自由，必須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權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極易在社會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決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讓那些無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覺到不平等，撫慰和勸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種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終得到了享用權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對于政府來說，消除社會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給公共物品，讓最大多數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權。而市場供給公共物品時，收費、隔離等方法限制了未繳費主體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擴大了社會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諧。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是主體的公共性，主體必須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其在行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價值觀的公共性。私人管理關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標體現公共性，以維護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社會民主和社會責任為目標;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認為國家是同群眾相分離的公權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權力;第四是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一定是國家事務、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并且在本質上是以民主為基石，追求人民、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等多元目標，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和公眾利益。公共物品與公眾福利和公眾利益緊密相關，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應。無論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夠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務，提升了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應。政府通過稅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費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縮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會公平和正義。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費，保證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特別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一些關乎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上，由政府供給更能體現社會正義與公平。

(四)滿足農村及落后地區的需要農村及西部地區天然處于市場競爭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質差、供給結構不合理、總體數量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仍是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總量低，市場活力不足，居民財富較少，寄希望于民眾的合作意識，建立市場組織提供公共物品幾乎沒有可能。而且市場供給中，每個參與者都希望減少支付，這是群體性的占優策略均衡，并且在參與者數量眾多的情況下，監督每個參與者如實表述需求的成本較高，在經濟上不可行，公共物品會供應不足。政府供給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三、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這種物品消費的減少”瑏瑧。人們習慣于把具備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為純公共物品，且認定純公共物品應當由政府提供。但嚴格意義上的純公共物品范圍極小，因為消費容量無限的物品幾乎沒有;嚴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幾乎沒有，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許多物品都有實現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這些變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圍越來越窄［6］。隨著工具理性思維的流行，政府供給缺乏效率的問題為人們所關注，在減小開支、縮小范圍的呼聲下，政府供給的種類越來越少，許多原本由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紛紛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場提供，企業逐漸成為公共物品供給主體。但是公共物品有較強的社會屬性，與公眾利益和公眾福利緊密相連，效仿發達國家縮小政府供給對我國并不合適，特別是農村和落后地區，政府退出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大于成本節省，制約了經濟發展。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范圍應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認定。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總量大，市場經濟活力強，社會財富積累豐富，合作意識較強，應強調市場供給，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種類的公共物品供給;在西部落后省份和農村，經濟總量小，市場經濟活力不足，合作意識不強，政府應放棄工具理性思維，更多的介入供給，提供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公共物品，保證經濟發展和公眾福利。

四、結論

從工具理性的角度過分強調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公共物品供給，忽視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應該強調公共治理精神與價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斷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會效用函數水平。

(一)強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應以民主為基石，追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等多元目標，核心價值在于承擔公共責任并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這要求政府扭轉“注重效率，忽視公共”的問題，實現治理目標和行政價值的轉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歸公共性。同時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務人員素質，發揮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會福利為目標，強化公共治理精神，讓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取向體現在每一個公務人員的工作作風、觀念及信仰中。

(二)強調價值理性工具理性觀念把手段作為目標，禁錮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性;價值理性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價值理性強調行為本身的道德價值高于行為的效率。馬克思•韋伯定義價值理性為實質理性，他認為“實質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價值，是一種主觀合理性。……這些目的……往往以價值而非經濟利益為取向，……要求保障一個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拋棄傳統觀念，更多注重價值理性，注重人文關懷，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為最終價值取向。當經濟學、管理學失去人文價值關懷時，也就成為了失去靈魂的軀殼。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在經濟發達地區政府減少直接供給，通過建立效率引導、結果引導的行政調控機制，間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給，依靠市場提高供給效率，減小效率損失;而在經濟落后地區，適當擴大政府直接供給范圍和數量，滿足經濟發展需要，提升社會福利水平。

第3篇

關鍵詞： 英語學習者 學英語 文化背景

在英語教學中，教師應該認識到，外語教學不能局限于語言本身的語音、詞匯和語法，不能僅把語言看作一種符號系統來傳授，還應該注意語言的文化背景知識。教師除了教授英語的基礎知識，還應運用英語的交際知識和交際規則來傳授背景知識。

英語語言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語言的理解和使用都以特定的文化背景為依據，語言的這種文化載體特征決定了英語學習的過程必然會涉及到所學語言的文化。在教學中，即將所學教材內容包括句子、語篇、日常交際方式與文化背景知識綜合地導入。

一、英語學習者所學文化背景知識的表現

學習者學習英語時，經常說出一些使英美國家的人難以理解的中國式英語，這是因為他們在運用英語進行交際時套用了中國文化背景下的交際規則。由于文化的差異，有時用漢語理解的方式去理解和翻譯某些句子和詞匯，往往是不正確的。以下是筆者在教學活動中，一些學生遇到的實例，可以體現出他們需要注意英語背景知識。

1.衣食住行。

快餐店在英語國家極為普遍，走到哪都會看到超級市場、火車站、娛樂場所、商業區、大學校園，在快餐店一般不必付小費，衣著趨向簡單隨便。但在許多場合有規矩可循，在正式的場合要求穿戴白領結的夜禮服，一般是在正式的舞會或特殊的宴會。付小費的風氣在英語國家服務行業很流行。美國人喜歡庭院售物，每隔幾年要處理一次家中多余的物品，為了方便買主，主人都用標簽注明物品的價錢。

2.社交往來。

在英美國家，人們相互間的稱呼與我國的習慣相差很大，中國人稱呼家庭成員、親戚或鄰居時，用“大哥”、“大媽”、“大爺”之類。這些稱呼不適用于英語，用英語稱呼時不論男人還是女人，一般直呼其名就行了，他們通常在問候時問及天氣，有時只需通過點頭微笑或揮手致意等面部表情或體態動作。就稱贊的內容來說，話題很多，包括人的才智、表現、技能、儀表、裝飾、家具等。英語國家中，客人一提出告別便馬上離開顯得唐突，如是宴請活動，客人吃完飯后馬上告別更是不禮貌的。

3.非語言交際。

比如女士優先；外國人禮貌式的親吻或擁抱；英語國家的人常用揚頭動作招呼人過來；他們比中國人目光交流的時間長而且更為頻繁；“圍觀”會使他們感到反感；在中英交往中，他們感到很不習慣中國人往往采取沉默態度；有戴戒指的習俗，等等。另外，中國人到英語國家后，總是感到人員稀少、地域空廣，而他們在我國會感到住宅擁擠，他們非常注重領地觀念，維護自己的隱私。

4.有文化內涵的詞匯。

他們把“龍”視為罪惡的象征，來源于《圣經》中的故事；在西方文化中，“獅子”（lion）被尊為百獸之王，“貓頭鷹”（owl）卻是表示智慧的鳥；在歐洲，“蝙蝠”（bat）是一種邪惡的動物，與罪惡黑暗勢力聯系在一起；“肥胖”（fat，stout），在我國，人們認為是富態、發福，但在西方，人們認為肥胖是不可取的，所以，肥胖作為形容詞在英語中含有明顯的貶義，在交往中應注意避免。

5.文學典故。

例如：伊甸園（The Garden of Eden）來源于《圣經》，是令人向往的樂土；阿基利斯腳腫（Achilles’heel）來源于希臘神話，指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致命弱點；希臘神話中有希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的故事，塑造了一個大力無比的英雄形象；戈爾迪結（Gordian knot）也是希臘傳說，在英語中是棘手問題的意思；撲劍而亡（to fall on one’s sword）來源于羅馬，古羅馬人尚武，一旦斗爭失敗，很多人就觸劍而死，現在比喻某人在災難來臨之時，勇于承擔全部責任的意思；在希臘語中，尤利卡（Eureka）一詞表示與創造發明者有關的事物，現在西方人仍喜歡使用此詞；挪亞方舟（Noah’s ark）故事源于《圣經?舊約全書》，現在指避難所。當在教學中遇到這些典故，教師應該查閱資料，豐富授課內容，在講解時有必要告訴學生故事的主要內容。這樣也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把知識學“活”，而不是死記硬背。

以上幾點是在英語學習中經常遇到的文化背景知識，教師在講課時如果能夠以一定的方式傳達西方文化，學生就更容易理解文章。

二、傳授文化背景知識

英語課堂教學必須從實際出發，安排好教、學雙向交流的每一個步驟，精心設計活動，這樣，教師就會對班級的情況一目了然，對學生的差異心中也會有數。教學中，教師應該圍繞課堂教學目標與教材內容，計劃一堂課應該進行一些什么樣的教學活動，調動學生主動地參與教、學過程，以達到雙向交流的目的，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1.教師要處理好教學內容、方法和技術手段。

教師本人應注重提高個人的西方文化知識的素養；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準確的判斷力、生動豐富的教學語言，科學文化素養、能力素養；要把教學活動能力、課堂管理能力和知識傳授能力有機地相結合；以及要更新拓寬知識體系，擴展教學視野，擴充信息儲存量，更新知識和教育觀念；必須掌握所教課程的相關知識，及時洞悉新信息，指引學生掌握知識，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使學生從被動學習轉變到主動學習，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求知欲。

2.教師在教學中要把文化背景知識分門別類，圍繞教學核心內容授課。

在教學中，可以采取比較的方式把教材涉及到的內容分為幾大類。衣食住行方面，包括：用餐、租房、吃飯禮儀、交通、學校、衣著、購物等；社會交際方面，包括：問候、介紹、致謝、宴請、送禮、約會、告別、交友等；節日慶祝方面、有文化內涵的詞匯、非語言交際方面等也可以給學生作總結，使學生在習得背景知識時具有目的性。

3.外語習得中背景知識與共有知識的互動。

在外語習得過程中，學生需要重視語言、文化背景知識的學習，同時也應借助共有知識的幫助，而背景知識和共有知識可以通過母語的積極介入發揮作用。當最初見到一個句子時，有必要通過各種渠道查閱工具書、翻閱有關參考資料等，背景知識的習得是學生所接觸課本時必然碰到且必須掌握的知識，這就要培養學生有發現新問題的能力，能夠借助已有的英語知識解決學習中的新問題。

4.教師在授課時應寓教于樂。

學習英語語言的目的在于應用英語，而在我國學習英語的難題之一是缺乏語言環境。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竭盡全力為學生創造英語氛圍，并采取寓教于樂的形式，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讓他們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學習和掌握語言基礎知識和文化背景知識，從而提高其運用英語進行交際的能力，并加強記憶。我們可以利用課內或課外活動時間采取幾人對話、歌舞表演、英語競賽、看英語錄像、猜詞句游戲、模仿名人演講、學習西方成語、諺語、文學典故等多種形式，為他們創造學習環境，使他們在活動中學習。教師和學生共同創造英語環境，營造英語氣氛，使學生能夠感到他們的確處在真實的英語環境之中，能夠盡量在此環境中用英文進行思考、學習。營造文化背景知識氛圍包括外部氛圍和活動內的語言氛圍兩方面。外部氛圍包括在教室內外張貼英美學生的照片、外國風景畫，經常放英文歌曲，常讓學生觀看外國人生活及活動的影碟等，有條件的學校還可以邀請外國專家、學生與本校學生進行聯歡。活動內的語言氛圍，包括給每個學生起一個英文名，可以讓他們在英語活動中體驗到自己“確實”在扮演外國學生；在安排英語活動時，充分考慮英國、美國的風土人情等文化特點；在活動中，教師和學生應更多地、大膽地、流利地使用英語。

5.教師要激發學生對西方文化背景知識的興趣。

激發興趣有助于培養良好動機、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初學英語時，大多數學生出于新鮮好奇，對這門課頗感興趣，愿意了解很多國外的新鮮事物，此時教師若因勢利導，采取適當的教學方法，利用圖片、幻燈、多媒體、實物、影片等作教具進行直觀教學，教唱英語歌曲、講解西方文學典故的小故事，可使課堂教學生動活潑，情趣盎然，使學生覺得英語不是完全靠死記硬背，則教學效果顯著。

東西方社會是在不同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所以人們的思想、信仰、習俗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筆者認為，在英語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掌握基礎知識，而且應加強有關文化背景知識的傳授，這樣才能使基礎知識掌握得更扎實，也能使學生養成良好的英語思維習慣，學會用英語來思考問題，把英語語言和文化知識有效結合，互相聯系、彼此促進，以達到英語教學的目的，提高學生的文化修養。綜上所述，了解英語的文化背景，為正確理解和運用外語提供了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時，學習者在學習英語時，應了解它的文化背景知識、價值觀念等，把英語國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及日常行為與自身文化中的相應方面進行比較，從而對彼此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參考文獻：

［1］胡文仲.英美文化辭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

［2］李建夫.外語習得中背景知識和共有知識的互動.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

［3］張培基等.英漢翻譯教程［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