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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隨著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引入社會調查制度內容的修改，構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問題爭議不斷。筆者結合自身社區工作經歷和未成年人犯罪社會調查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其思考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主體問題從國外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我國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法律淵源、國內目前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的觀點及建立專門的社會工作機構作為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幾個方面進行簡單論述。

[論文關鍵詞]未成年 刑事案件 社會調查 專業社會工作機構

引言

1985年5月，《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對社會調查制度作了規定，其第16條第1項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做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做出明智的判決。”第17條規定：“主管當局的處置應遵循下列原則：采取的反應不僅應與犯罪的情況和嚴重性相稱，而且應與少年的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相稱。”而后在2013年1月1日，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正式實施，并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是我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目前在學術界和實務界一致認為對未成年人做刑事社會調查十分必要，但是在社會調查的主體、社會調查內容、社會調查的報告的法律定位、社會調查資金、司法成本控制等問題業內一直存在爭議。筆者結合在社區工作經歷和開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會調查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及其引發的一些思考，僅就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問題展開論證。

一、公安機關為社會調查主體

公安機關為社會調查主體。理由是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可以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等內容進行更全面、深入的調查。公安機關作為偵查機關，對未成年犯罪案件是否立案或立案后對犯罪嫌疑人是作治安處罰，還是提請檢察院批捕逮捕都需要其作出決定。除對犯罪行為等案件事實情況進行調查外，還須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個人情況進行全面的調查。

筆者認為：首先，負責偵查的公安機關接觸犯罪分子和違法亂紀的人員較多，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已有一種思維定勢，并且已經對案件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帶著這樣思考方式很難在做社會調查時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其調查結果是否符合中立原則受到懷疑。其次，公安機關的首要職責是偵查，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很有可能只做與案件相關的調查，卻忽略與案件看似無關的例如未成年人心理狀態的形成原因、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改變其性格等突發事件，所以公安機關的社會調查可能會有失全面性。最后，公安機關任務繁重，如果再開展細致的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可能會造成公安機關任務量增加，影響其他刑事案件的偵辦。當然為了預防此類未成年人再次犯錯誤或者犯罪，可以提請社工或者學校、家長對其進行幫助教育等活動。

二、檢察機關為社會調查主體

檢察院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理由是：通過在審查起訴階段開展社會調查，可以使檢察機關全面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資料，以便在庭審時對其進行教育，為人民法院正確量刑提供參考依據，并將有效地提高檢察機關的公訴水平，真正體現出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

筆者認為檢察機關不宜作為調查主體的理由與公安機關類似，另外從做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實踐過程中發現，讓檢察院做社會調查在時間上就比較困難。以捕前社會調查為例，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在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捕7天內作出是否批捕的決定，7天時間包括提審、研究決定、報檢察長批準時間較緊迫，即使能夠做社會調查，調查也可能不全面，可參考性比較低。在偵查階段的案件是公安機關提請檢察院批捕的案件，認為案件情節比較嚴重，應做社會調查。有觀點認為在公安機關做社會調查，調查報告可以應用到偵查、起訴、審判全過程。但是筆者認為，公安偵查階段對提請批捕的做了社會調查，但是檢察院認為犯罪情節較輕，出于保護未成年人的考慮可以從輕處理，不予批準逮捕，那么這在公安偵查階段的社會調查顯然是公共資源的浪費，提高了司法成本。另一方面，有可能在審查起訴階段未成年人或是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對案件或未成年人產生重大影響，這時僅依靠公安偵查階段的社會調查報告很顯然不夠全面。所以筆者認為，公安偵查階段應更注重案件本身的偵查，而對于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可以放到檢察起訴階段，對于確定批捕、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必要的社會調查，既節省司法成本避免重復調查又保證了案件和嫌疑人調查的全面性。更重要一點是，在檢察院的批捕和起訴階段刑事訴訟法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偵查階段的時間控制范圍比較大，如果在檢察院階段開展社會調查，有利于減少對未成年的羈押時間。

三、法院為社會調查主體

法院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理由是：未成年刑事社會調查結論對于量刑具有重大影響，委托他人調查難以確保其結論的真實性，所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主體應該是法官。法官作為刑罰裁量的主體，為保證量刑適當，應當對犯罪人的個人情況親自調查，這種調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結果的過程。

筆者認為此種做法略有不妥：首先，法院作為審判機關，是在聽取控辯雙方辯護后依據法律做出判決，是具有中立地位的，如果法官主動參與為辯方的社會調查，與法院的審判立場要求是相背離的。其次，法官在調查過程中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調查也會或多或少地影響法官的主觀評價，進而影響案件的公正裁決。最后，從現實情況來看法院每年處理案件量大，若再負責專業化的社會調查，即使有時間做社會調查，調查結果的質量難以保證。法院審判過程中對被告人的情況了解可以參考公安偵查階段或者批捕起訴階段的社會調查報告，當然對于調查報告是否有證據地位、法官是否采納這又是另外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傾向于法院應采納社會調查報告作為重要的依據并在判決書上有所體現，除非證據法修改或者有相關司法解釋說明社會調查報告應當作為證據使用。

四、社區司法矯正組織為社會調查主體

從工作實踐中看，負責社區矯正的主要力量一是來于街道的司法所，一是來于社區的居委會。具體來說，司法所主要是對監外服刑人員的監管保證其在監外服刑期間不違法亂紀；居委會觀察監外服刑人員的思想動態向司法所匯報，對于監外服刑人員在生活中出現的困難提供幫助。司法所有一定的矯正經驗可以對監外服刑的未成年犯或者公檢法機關認為有必要矯正的、還不夠起訴或者判刑條件的未成年人提供幫扶教育，但法律沒有賦予司法所在偵查階段、捕前、訴前、審判階段社會調查的權利。有觀點認為居委會最適合做社會調查主體，但是筆者恰恰認為居委會做社會調查有著最大的弊端，就是保密性不夠。“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是對未成年人隱私最大的保護，居委會設立在未成年人家庭住所地，一旦居委會開展調查不能保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保密性，有可能使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增加未成年人的抵觸情緒，不配合社會調查。居委會進行社會調查其專業性也是筆者懷疑的一點，就目前北京社區工作人員的文化水平看，除近幾年引進的大學生社區工作者具有專科以上學歷外，其他工作人員學歷普遍不高，更不用說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水平。北京市內隨著大學生社區工作者的招聘和社會工作者資格證的社區普及會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仍不能滿足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的條件。

五、社會工作事務所等社會服務組織為社會調查主體

設立專職社會工作所，由專職社會調查員或者吸收具有專業功底的兼職社會調查員。社會調查本身就是一個專業術語，成為一名優秀的調查員最好具備心理學、醫學、精神病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行為學等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只有這樣，才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綜合分析，解釋其犯罪原因，評價其人身危險性和人格的缺陷。同時找出教育、感化和挽救少年被告人的“感化點”，為之后的是否進行監護教育進行鋪墊。由此可見，設立專職的社會調查人員或者吸收具有專業功底的兼職調查人員的模式值得推廣。

所以綜合以上觀點，筆者支持建立專職社會工作所，由專職社會調查員或者吸收具有專業功底的兼職社會調查員作為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既有專業性、中立性，又具備科學研究的能力從實踐中提升理論，能更快地促進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建立。

第2篇

關鍵詞：社會調查內容；社會調查主體；社會調查時間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概述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概念

學界對如何定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存在諸多觀點。+①雖不盡相同，但其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其共同點包括：首先，社會調查的適用范圍，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其次，社會調查的內容，則包括未成年人的家庭環境、成長經歷、性格特點等。再次，社會調查的用途，社會調查主要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量刑提供參考。綜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犯罪未成年人參與刑事訴訟過程中，由特定的社會調查主體或其他人員對犯罪未成年人的家庭環境、學習狀況、成長經歷、性格特點、心智狀況及案發后的各種表現等情況進行全面而詳盡的調查，在此基礎上形成一份書面的社會調查報告，為司法機關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參考依據的制度。+②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價值

隨著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日益突出，如何更好的維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成為國家與社會重點關注的問題。未成年的身體和心理發育尚未完全，這一特定年齡階段身心發展的不成熟性、不穩定性，使得他們極易在社會化過程中受到錯誤、消極的影響，進而產生滋生犯罪心理、實施犯罪行為。司法實踐中相當一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是以感性支配行為，從犯罪動機上看“多有強烈的情感性和情緒性，隨機性很強”，從認識特征來看“孤立的而不是聯系的看待事物，易為眼前狀況所影響；同時對認知對象易產生片面性、局限性理解”，具有“冒險和僥幸心理”。+③通過分析這些犯罪心理結構特征，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成年人心理上的不成熟和易受感染性，同時也應看到未成年人的心理狀態存在不穩定、容易改變的特質。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價值就在于實現了對未成年人這一弱勢群體以“寬容”為核心理念的人文關懷。它要求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產生犯罪的各種因素，為其犯罪的預防及矯正營造寬松和諧的氛圍，促進社會對涉案未成年人的理解和接納，能夠使他們提高思想和行為的成熟度，從而走上正確的人生道路。這一制度設立推廣的目的在于促使法官在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時，綜合考量其在所處社會環境中所表現出的各種內外因素，為對未成年人進行感化教育提供參考，真正做到因人施教，使寓教于審不流于形

式，+④有目的有計劃地幫助該未成年人回歸社會。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發展情況

隨著我國司法改革的逐步發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被引入我國刑事訴訟中。本著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該規定第21條以司法解釋的形式確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⑤2010年8月14日，六部委《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該意見第3章第1節對社會調查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系統的規定。+⑥2012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68條更是明確規定了公檢法部門有權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況進行調查。與此同時，全國不少地方也相繼出臺了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有關規定，并積極開展試點，普遍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該制度仍存在可操作性不足的問題，對誰進行社會調查，何時進行社會調查，調查什么內容，調查結果如何使用，調查經費如何保障，各地自行其是，缺乏統一的實施細則，導致社會調查報告性質定位不明晰等困惑的產生。

二、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一）社會調查內容

社會調查內容是構成整個社會調查報告的主體核心部分，因此對它的要求是客觀、全面，同時貫徹必要性原則。它是調查報告發揮積極作用的主要依據，調查內容主要敘述和剖析家庭、學校等因素對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所產生的影響，針對性的提出應對措施，最大限度的幫助未成年人。

1.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調查內容所應當包含的內容不夠全面，準確性不高。陳瑞華教授在對重慶某區法院少年庭的社會調查報告抽樣調查時發現，在很多“社會調查報告”在對“犯罪原因”一欄的填寫存在驚人的簡單化、敷衍化問題。一些“社會調查員”竟然只填寫“交友不慎”、“上網吧缺錢”、“家境貧寒”、或者“父母離異”等寥寥數語。+⑦

第二，社會調查中所獲資料的來源不詳細。調查內容的出處無跡可尋，也就使內容的真實性受到懷疑，法官若以此內容作參考則缺乏說服力。

第三，調查內容僅僅是對調查事實的簡單羅列，依照調查報告制作人自身的理解來完成，并不能將調查所得的事實與心理學、社會學等外部資源相結合，缺乏分析論證，導致對犯罪的未成年人有一個全面透徹的了解，也使社會調查報告無法具有全國統一的格式，為異地委托調查工作的開展帶來了很多不便。

第四，很多地區忽視對被害人意見的關注，沒有考慮到未成年被害人的意見所具有的獨立價值。

2.完善建議

以我國刑事訴訟法對適用各項處置措施的規定為基本條件為標準開展社會調查，不僅使內容更為確定具體，而且更有利于保護犯罪未成年人的隱私，具體體現在檢察院審查逮捕階段、審查階段及法院量刑、行刑階段三個方面：首先，明確審查逮捕階段適用強制措施的條件，包括取保候審、監視居住及批準逮捕等措施的條件，+⑧這就要求社會調查內容須包括能夠評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身危險性的信息，因為人身危險性為一種犯罪可能性，除了從社會因素、心理因素考察外，還需從生理因素考察，將其理解為“犯罪人主觀上的性格或危險傾向”，評判對社會產生危害的系數。其次，在審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必須包含決定是否應提起公訴的重要信息，尤其是在適用是否應當追究刑事責任方面，爭取做到“三個見面”，綜合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齡是否符合構罪的條件，心理或生理上是否存在特質因素等等。再次，法庭量刑、行刑階段，對未成年被告人多期望采用非監禁刑的處置方式，故調查內容應當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發生的原因、犯罪發生后的悔罪態度，家庭及周圍環境能夠提供的管教條件。

（二）社會調查主體

社會調查主體作為承擔社會調查工作的載體，主體的能力、資格不僅直接影響社會調查報告的質量，也關系社會調查時間的切入點，因此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綜合分析各地現行模式中社會調查主體的類型，評析由任一單一主體承擔社會調查工作存在的利弊，提出現行司法運行環境下適格的社會調查主體。

1.各地社會調查模式的調查主體

重慶市沙坪壩區主要區分為兩個階段：體現在審查逮捕、階段委托律師承擔社會調查工作，在審判階段則由法官委托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為社會調查主體。前一階段由律師作為社會調查的主體，其優勢在于：律師的介入不僅可以解決由專門人員進行調查所出現的成本問題、專業化問題，而且可以促使偵查機關承擔起證明逮捕必要性條件的責任，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利益的保護。劣勢在于：現有司法實踐中法律援助制度不完善，援助庫律師數量少，以及援助律師的待遇難題。后一階段由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擔任調查主體，優勢在于：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具有專業素養，不屬于控辯任何一方，能夠保持中立。劣勢在于：司法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作為社會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尷尬，經費及人員問題難以得到落實，被調查人不予配合。

云南省昆明市盤龍區以合適成年人作為社會調查的主體，其優勢在于：借鑒英國處理少年案件的做法，將合適成年人定位成中立的個體，盤龍區對其進行全面培訓，提升調查報告的可信度。劣勢在于：合適成年人的主體身份、資格沒有明確規定，在試點地區之外是否能獲得認可值得考慮。

上海市長寧區將社會調查主體分為兩種類型，形成由青少年保護工作者承擔社會調查與社工矯正部門承擔人格調查的模式。其優勢在于：調查主體實現了社會化，并且專門成立了調查機構，社區矯正部門的介入使得社會調查主體更為專業，保證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更為全面。劣勢在于：長寧區在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時，并沒有獲得專項經費的保障，社會調查員的培訓缺乏專門化、系統化。

2.完善建議

首先，在偵查階段應分別由偵察機關和律師作為主體進行調查，互相補充，交叉配合。因為，一方面，偵查機關對犯罪事實的調查或多或少會涉及到諸如環境、品格等因素，如賦予偵查機關社會調查的職能，可節約訴訟成本。另一方面，偵查機關關注的重點易放在結案數量上，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利益重視不夠，因此可采用律師介入調查，與偵查機關相制衡。

其次，在審查逮捕與階段，檢察機關能夠獲得偵查階段所作的調查報告，可將該報告作為審查的參考。檢察機關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了解案情，查缺補漏，合適相關案件發生的過程，使調查報告更加完整。

最后，在法院量刑及行刑階段，調查主體應由法官來承擔，但作為調查主體的法官不能參與到其調查對象的案件審判中去。可在少審庭內部進行輪流分工，既能保證報告內容的質量，又能兼顧中立性。同時，法院可聘請心理學等專業人士，利用自身身份優勢，為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提供專業的參考。

（三）社會調查時間

社會調查時間直接關系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何時開展，不同階段得到哪一類適格主體的參與，社會調查報告如何使用等問題。因此期望通過綜合分析各地模式推行不同的社會調查時間取得的不同效果，總結各自利弊及共同存在的問題，確定參與調查的合適時間。

1.各地社會調查模式的調查時間

重慶市沙坪壩區根據案件流程發展階段的不同，引起參與社會調查的主體不同，使得參與刑事案件調查開始的時間也會有所不同，沙坪壩區檢察院目前推行的律師介入機制可以彌補檢察官進行調查產生的時間不足的弊端。

昆明市盤龍區使用社會調查報告的目的在于開展司法分流程序以及教育保護未成年人，因此社會調查報告有可能出現在判決前司法程序中的任何一個環節。昆明市盤龍區將社會調查時間定在偵查階段對挽救犯罪未成年人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合適成年人的資格和權利僅是盤龍區政府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賦予的，盡管具備適格的調查能力，然而在權利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擴大合適成年人主體地位的普適性仍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上海市長寧區的社會調查一般在批捕階段進行，在接到司法機關的委托函后，7個工作日內完成。法院在開庭前3日通知社會調查主體參加庭審，并參與法庭教育，判決后移交社區矯正部門開展矯正工作，有利實現了“無縫銜接”。+⑨但是未明確偵查階段如何利用社會調查報告對犯罪未成年人的處置成為社會調查報告使用上的缺失。

2.完善建議

綜上，社會調查應從偵查階段開始，將該階段所能獲得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相關信息作為后續程序的基礎性因素。因為，首先，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需要給予其更多保護，防止其受到不應有的傷害，尤其在偵查、逮捕及階段強制措施的適用，需要調查報告作為重要參考。其次，社會調查需要走訪眾多人員和地點，若從審判階段才開始介入調查，時間未免過于倉促，不能保證作出高質量調查報告所需時間。再次，從偵查階段開始社會調查，對調查內容的全面性、及時性有很大的促進作用，能夠做到整個案件流程的“無縫銜接”，更好的對未成年人進行有效幫扶。

[注釋]

①有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制度是指為了在刑事程序上對每一個犯罪人都能選擇恰當的處遇方法，使法院能在判決前的審理中，對被告人的素質和社會環境做出科學的分析而制定的制度。參見：[日]菊田幸一：《犯罪學》，海沫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頁。也有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制度要求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員通過走訪家庭、學校、單位、居委會、派出所等有關部門，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作案以前的一貫表現、作案原因、受教育程度和家庭生活環境作一個全面的了解。參見：溫小潔：《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頁。

②馬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3月，第2頁。

③熊云武：《犯罪心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218頁。

④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32頁。

⑤該規定第二十一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組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或者自行進行調查。”

⑥該意見規定：“社會調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戶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負責。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可聯合相關部門開展社會調查，或委托共青團組織以及其他社會組織協助調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執行刑罰時，應當綜合考慮案件事實和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

⑦陳瑞華：“論量刑信息的調查”，《法學家》（北京），2010年第2期，第25頁。

⑧諸如適用取保候審或監視居住的要求為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以及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適用批準逮捕條件的則滿足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第3篇

1985年5月，《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對社會調查制度作了規定，其第16條第1項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做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對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做出明智的判決。”第17條規定：“主管當局的處置應遵循下列原則：采取的反應不僅應與犯罪的情況和嚴重性相稱，而且應與少年的情況和需要以及社會的需要相稱。”而后在2013年1月1日，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正式實施，并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這是我國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目前在學術界和實務界一致認為對未成年人做刑事社會調查十分必要，但是在社會調查的主體、社會調查內容、社會調查的報告的法律定位、社會調查資金、司法成本控制等問題業內一直存在爭議。筆者結合在社區工作經歷和開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會調查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及其引發的一些思考，僅就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問題展開論證。

一、公安機關為社會調查主體

公安機關為社會調查主體。理由是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可以對未成年犯罪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等內容進行更全面、深入的調查。公安機關作為偵查機關，對未成年犯罪案件是否立案或立案后對犯罪嫌疑人是作治安處罰，還是提請檢察院批捕逮捕都需要其作出決定。除對犯罪行為等案件事實情況進行調查外，還須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個人情況進行全面的調查。①

筆者認為：首先，負責偵查的公安機關接觸犯罪分子和違法亂紀的人員較多，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已有一種思維定勢，并且已經對案件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帶著這樣思考方式很難在做社會調查時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其調查結果是否符合中立原則受到懷疑。其次，公安機關的首要職責是偵查，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很有可能只做與案件相關的調查，卻忽略與案件看似無關的例如未成年人心理狀態的形成原因、成長過程中遇到的改變其性格等突發事件，所以公安機關的社會調查可能會有失全面性。最后，公安機關任務繁重，如果再開展細致的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可能會造成公安機關任務量增加，影響其他刑事案件的偵辦。當然為了預防此類未成年人再次犯錯誤或者犯罪，可以提請社工或者學校、家長對其進行幫助教育等活動。

二、檢察機關為社會調查主體

檢察院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理由是：通過在審查起訴階段開展社會調查，可以使檢察機關全面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資料，以便在庭審時對其進行教育，為人民法院正確量刑提供參考依據，并將有效地提高檢察機關的公訴水平，真正體現出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②

筆者認為檢察機關不宜作為調查主體的理由與公安機關類似，另外從做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實踐過程中發現，讓檢察院做社會調查在時間上就比較困難。以捕前社會調查為例，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在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捕7天內作出是否批捕的決定，7天時間包括提審、研究決定、報檢察長批準時間較緊迫，即使能夠做社會調查，調查也可能不全面，可參考性比較低。在偵查階段的案件是公安機關提請檢察院批捕的案件，認為案件情節比較嚴重，應做社會調查。有觀點認為在公安機關做社會調查，調查報告可以應用到偵查、起訴、審判全過程。但是筆者認為，公安偵查階段對提請批捕的做了社會調查，但是檢察院認為犯罪情節較輕，出于保護未成年人的考慮可以從輕處理，不予批準逮捕，那么這在公安偵查階段的社會調查顯然是公共資源的浪費，提高了司法成本。另一方面，有可能在審查起訴階段未成年人或是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對案件或未成年人產生重大影響，這時僅依靠公安偵查階段的社會調查報告很顯然不夠全面。所以筆者認為，公安偵查階段應更注重案件本身的偵查，而對于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可以放到檢察起訴階段，對于確定批捕、起訴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必要的社會調查，既節省司法成本避免重復調查又保證了案件和嫌疑人調查的全面性。更重要一點是，在檢察院的批捕和起訴階段刑事訴訟法有嚴格的時間限制，偵查階段的時間控制范圍比較大，如果在檢察院階段開展社會調查，有利于減少對未成年的羈押時間。

三、法院為社會調查主體

法院擔任社會調查主體。理由是：未成年刑事社會調查結論對于量刑具有重大影響，委托他人調查難以確保其結論的真實性，所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主體應該是法官。法官作為刑罰裁量的主體，為保證量刑適當，應當對犯罪人的個人情況親自調查，這種調查本身就是形成量刑結果的過程。③

筆者認為此種做法略有不妥：首先，法院作為審判機關，是在聽取控辯雙方辯護后依據法律做出判決，是具有中立地位的，如果法官主動參與為辯方的社會調查，與法院的審判立場要求是相背離的。其次，法官在調查過程中對未成年被告人的社會調查也會或多或少地影響法官的主觀評價，進而影響案件的公正裁決。最后，從現實情況來看法院每年處理案件量大，若再負責專業化的社會調查，即使有時間做社會調查，調查結果的質量難以保證。法院審判過程中對被告人的情況了解可以參考公安偵查階段或者批捕起訴階段的社會調查報告，當然對于調查報告是否有證據地位、法官是否采納這又是另外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傾向于法院應采納社會調查報告作為重要的依據并在判決書上有所體現，除非證據法修改或者有相關司法解釋說明社會調查報告應當作為證據使用。

四、社區司法矯正組織為社會調查主體

從工作實踐中看，負責社區矯正的主要力量一是來于街道的司法所，一是來于社區的居委會。具體來說，司法所主要是對監外服刑人員的監管保證其在監外服刑期間不違法亂紀；居委會觀察監外服刑人員的思想動態向司法所匯報，對于監外服刑人員在生活中出現的困難提供幫助。司法所有一定的矯正經驗可以對監外服刑的未成年犯或者公檢法機關認為有必要矯正的、還不夠起訴或者判刑條件的未成年人提供幫扶教育，但法律沒有賦予司法所在偵查階段、捕前、訴前、審判階段社會調查的權利。有觀點認為居委會最適合做社會調查主體，但是筆者恰恰認為居委會做社會調查有著最大的弊端，就是保密性不夠。“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是對未成年人隱私最大的保護，居委會設立在未成年人家庭住所地，一旦居委會開展調查不能保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保密性，有可能使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增加未成年人的抵觸情緒，不配合社會調查。居委會進行社會調查其專業性也是筆者懷疑的一點，就目前北京社區工作人員的文化水平看，除近幾年引進的大學生社區工作者具有專科以上學歷外，其他工作人員學歷普遍不高，更不用說社會工作的專業化水平。北京市內隨著大學生社區工作者的招聘和社會工作者資格證的社區普及會有一定的改善，但是仍不能滿足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的條件。

五、社會工作事務所等社會服務組織為社會調查主體

設立專職社會工作所，由專職社會調查員或者吸收具有專業功底的兼職社會調查員。社會調查本身就是一個專業術語，成為一名優秀的調查員最好具備心理學、醫學、精神病學、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和行為學等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只有這樣，才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綜合分析，解釋其犯罪原因，評價其人身危險性和人格的缺陷。同時找出教育、感化和挽救少年被告人的“感化點”，為之后的是否進行監護教育進行鋪墊。由此可見，設立專職的社會調查人員或者吸收具有專業功底的兼職調查人員的模式值得推廣。④

所以綜合以上觀點，筆者支持建立專職社會工作所，由專職社會調查員或者吸收具有專業功底的兼職社會調查員作為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既有專業性、中立性，又具備科學研究的能力從實踐中提升理論，能更快地促進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建立。

六、結語

目前我國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還存在著很大的困境，僅就社會調查主體資格就面臨著法律地位、資金支持、專業水平等一系列的問題。每個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依賴其他社會制度的補充，所以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確立是一項巨大的社會工程，需要學術界、法律實務部門、政府、社會公益組織、未成年保護組織的傾力合作共同努力完成。少年強則中國強，關注未成年人犯罪、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幫助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回歸正常的社會生活是我們每一個相關工作人員的社會責任。筆者僅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主體問題進行簡單論述，希望我國盡早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機制，不僅能體現對這一特殊團體的保護，更是完善現有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釋]

①廖明：《淺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偵查的全面調查原則》，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04年第4期。

②范勤：《試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載《法治論叢》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