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經濟學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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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03－0026－05
自20世紀末以來，我國旅游業蓬勃發展，自然旅游資源得到迅速的開發與利用。1998年中國人和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對100個自然保護區調查時，就有82個自然保護區已經開展了旅游經營。當我們從中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旅游資源遭到破壞的消息也接踵而至，旅游發展與資源保護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為此，我們必須發掘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歷史經驗與倫理智慧，找到一種保護自然旅游資源、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道德規范。
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西方的環境倫理學正是一門關于人類與自然的道德關系的學說，它認為人類行為道德的最基本準則就是尊重生命、生態系統和生態過程，通過對自然的道德關懷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1994年我國成立了中國環境倫理學研究會，近年來環境倫理學成為應用倫理學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學科之一，許多學者開始發掘我國古代哲學、宗教作品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1-5]，但對我國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卻很少有人問津。事實上，昭示人與自然和諧是中國古代游記的基本價值取向，它們之中蘊藏著豐富的環境倫理學思想，以致有人將我國古代游記定義為是“一種揭示和展現人與自然關系的獨特文體”[6]，并指出它們“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上比較多地看到人和自然的融洽與親和”[7]。本文擬對中國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的內容、特點和價值做一初步探討。
1、中國古代游記中環境倫理學思想的內容
中國古代游記開始于魏晉，成熟于唐宋，盛行于明清[8]，到今天已有近兩千年的歷史。概括起來，中國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內容主要包括：
1．1愛護自然，珍惜資源――人類應是自然保護者的思想
環境倫理學關注人對自然的道德態度。工業革命后隨著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掠奪與征服成為現代社會對待自然的主要方式。所以環境倫理學說倡導愛護自然、珍惜資源的道德態度。而我國古人在游歷大好河山時流露出的人類是自然保護者的思想，與之不謀而合。我國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在游歷楚地時看到“自州至永明，松之夾道者七十里”，不禁由衷的贊嘆“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9]，植樹造林、愛護自然的行為得到了徐霞客的大力贊揚。他在粵西登疊彩山時，發現一洞“高可丈五，而高廣盤曲，亦多垂柱，界竅分岐，而土人以為馬廄，數馬散臥于其中，令人氣阻[9]。自然美景被糟蹋為飼養場，令人扼腕不已!在桂林貓兒山的白巖洞，當徐霞客看到“出洞而東，有庵兩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欄豬笠于中”，不由得發出“此中之點綴名勝者如此!”[9]的憤慨，表現出對破壞自然美景的不滿。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游記一直備受推崇，在其游記作品《齊云》中，他不但對肆意毀壞自然資源的行為嚴厲譴責，“青山白石，有何罪過，無故黥其面，裂其膚?吁，亦不仁哉”，而且希望立律令來保護自然環境，“俗士毀污山靈，而律不禁，何也[10]一種對生態環境的仁愛之心，對自然美景的珍惜之情油然而生。從贊美、惋惜、不滿、譴責到要求立法，充分表達了人類作為自然保護者應該履行的責任和義務。
1．2回歸自然，與景為友――人類應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
環境倫理學試圖把人之外的自然界納入倫理關懷的范圍，倡導在深刻的倫理關懷和道德情感指導下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以達到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的。這種思想在我國古代游記中也早有涉及，許多游記通過將自然景觀擬人化，以朋友甚至自然之子的身份來關懷自然、回歸自然，以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在《水經?江水注》中盛贊三峽美景，日“其迭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于千古矣”，他與自然山水是知己良朋的關系。唐代詩人獨孤及游虎丘山時“撫云山為我輩”[11]，把云山勝景作為我們人類志同道合的知交。徐霞客一生走遍大半個中國，陳菡輝曾如此評價他：“尋山如訪友，遠游如致身”，游山玩水對徐霞客而言就像走訪老朋友一樣。在其作品《徐霞客游記》中也常常流露出他以景為友的思想，當他出發“為人閩登陸道。十五里，出石門街”，結果途中“與江郎為面，如故人再晤[9]，與自然景觀的再見恍如老朋友再聚，歡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甚至因愛美景，而“戀戀不能去”，安居在大自然中，返璞歸真，建成廬山草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裝飾也很樸素：墻壁只涂泥土，不刷白堊，砌臺階用石塊，糊窗戶用紙張，一切再普通不過，按今天的說法是簡樸環保的，美國著名的環境倫理思想家梭羅是在一千年后才在瓦爾登湖畔過上這種生活，白公在這種草廬中“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云石”，發出“廬山以靈勝待我”，我“又何求焉”的感嘆![12]回歸自然的舉動充分體現和實踐了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
1．3融入自然，天人合――人類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思想
環境倫理學的基礎在于對世界的總體看法及人在其中地位的認識[13]。古代中國和西方哲學都認為人是自然的產物，但在西方哲學觀念中，人與自然是分開的(apart from nature)，“自然界是理性研究和思考的對象，是被科學所操縱和掠奪來最大限度服務于人的工具[14]。中國哲學認為人與自然是一體的(a part of nature)。我國古代游記是中國哲學土壤中生發的奇葩，也蘊含了“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15]的思想，認為人與自然是渾然一體的，人不是地球的統治者與征服者，自然也不是孤立和封閉的，人與自然之間是水融的關系。東晉文學家 孫綽在暢游天臺山時，面對自然美景，感到“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于自然[11]，人與自然不知不覺的融為了一體。唐代散文家柳宗元和四年秋(809年)游覽法華寺時，見到西山美景，盡收眼底，不禁“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12]，詩人在美景中心神安定，形體舒適，和萬物的變化暗暗相合，與大自然渾然一體。清代詩人方苞在游雁蕩山時，面對秀麗明媚的山川河流，發出“萬感絕，百慮瞑，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8]的感觸，天人合一之情油然而生。
1．4尊敬自然，關愛生命――人類與自然生而平等的思想
人類是否真的可以站在其他生命之上，對天地萬物為所欲為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們的生命來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來自我們的生命，這一生物學上的事實在精神上特別重要”[16]。我們人類并不是掌控地球萬物的霸主，卡爾遜也曾把這種企圖控制自然的野心稱為“妄自尊大的想像產物[17]。環境倫理學將生命關懷的范圍從人擴展到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把尊重生態系統和基本生態過程作為一條重要的道德規范，認為天地萬物的生命和人類的生命一樣寶貴，人類與自然是生而平等的。這樣的思想在中國古代游記中可以說是俯拾皆是。中國古代游記強調人類不僅要尊敬自然，而且要像關愛自己的生命一樣關愛其他的生命。唐代獨孤及和朋友們在虎丘山聚會游玩時特別注意“不亂行于鷗鳥者”[11]，不讓自己的舉動驚擾了鷗鳥們。宋代秦少游和辨才法師觀龍井，盛贊“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之使遷；壯如涮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余，以澤于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于此?”[8]把龍井泉水和人放在一起對比，結果泉水的美德甚至超過古代有道德的人。這樣尊敬自然之情，使人們不再覺得自己是自然的統治者，而是平等視之。《西游記》中，唐僧就是一個“行路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18]的典型的生命關愛者。唐僧的原型是唐玄奘，據《大唐西域記》記載，玄奘對關愛動物的行為都特別加以記述，如西游到達千泉時，看到“中有群鹿，馴狎于人……下令群屬，敢加殺害，有誅無赦，故此鹿群得終其壽[9]；到北印度時，當地國君規定：百姓不準吃葷，誰若殺生，格殺勿論。[19]這些均體現出眾生平等、仁愛萬物的思想。在《徐霞客游記》中記載“二十七日霽，乃散步藏經閣，觀丁香花。其花嬌艷，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間，滇中最多，而雞山最盛。折插御風毯。時毯下小截，為駝夫肩負而筍，與上截處稍解。余故垂之墻陰，以遂其性”[9]，徐霞客對一株小小的折地丁香花也倍加關注，表現出他對植物生命的人文關懷。
2、中國古代游記中環境倫理學思想的特點
歷經近二千年的歷史，我國古代游記中所蘊含的環境倫理思想，在東方傳統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大背景下，有其自身的內涵特色。
2．1 哲學基礎――整體的自然觀
我國古代游記中蘊含的環境倫理思想強調一種天人合一、物我為一的思想，即人與自然渾然一體的整體自然觀。游人在自然美景中感到“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11]，人和天地萬物不知不覺的、鬼斧神工的合而為一。看到山水風光時人們覺得“和以醇醪，齊以達觀，決然兀矣”[20]，超越紛然雜陳的萬物囿別，達到個體與萬物融合為一的生命境界。正是以這種整體自然觀為哲學基礎，我國古代游記中大量的環境倫理思想才能茁壯成長，也正是以這種整體自然觀為哲學基礎，才指導人們在對待自然萬物時，不是站在自然界的對立面，而是追求人與自然的整體協調。《徐霞客游記》中談到旅游景觀規劃的要點――“點綴得宜，不掩其勝”，就是要求人工景點的建設應與自然風光渾然一體，相得益彰，實際上這就是遵循“天人合一”思想，即人與自然整體協調理論在風景區的體現[21]。所以整體性的自然觀在我國古代游記環境倫理學思想中起到了了理論支柱的作用，引導人們形成熱愛自然、尊敬自然、親近自然、回歸自然的思維方式和道德職責。
2．2價值取向――和諧的人地觀
怎樣的人地關系才是最理想的呢?什么才是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取向呢?通過與自然景觀的頻繁接觸，我國古代游記提出了自己的價值取向，即和諧的人地觀，以對自然的道德關懷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最終達到和諧相處的境界。這既不是人對自然的卑恭臣服，也不是人對自然的狂妄征服，而是推崇一種最和諧的人地關系。在唐代詩人權德輿的《許氏吳興溪亭記》中就描述了這一幕和諧的場景，當他游觀吳興郡溪亭時，看到“鷗飛魚游，不驚不喁”，人在自然風景中愜意徜徉，魚兒鳥兒在人周圍閑適自在，人沒有傷害魚鳥之心，魚鳥也不畏人，當地人置身其中更是心情“陶然，心與境冥”[11]，這既是自然之幸，同樣是人類之福，其樂融融的景象盡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美好。以這種和諧的人地觀作為人類的價值取向，將成為提升人們道德人格的內在動力，對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更為根本。
2．3實踐途徑――人化的倫理觀
中國古代游記中所體現出來的這些環境倫理思想確確實實在實踐中規范人的行為，提升人的道德修養，其特色在于將自然人倫化。承認自然是我們的母親，人類是自然之子。明代詩人袁宏道游天目山時就稱“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12]，是說對天目山來說，我也屬于子孫輩。所以不管人類發展成什么樣，人與自然之間都是母子親情關系，人類對母親的感激與敬愛之情應該是永恒不變的。把自然景觀當成我們人類的知心好友，以朋友的方式對之，徐霞客認為“下至一澗一阿，禽魚草木，亦賢人君子”[9]，所以人類應該愛護一草一木，珍惜一景一觀。正是人與自然在冷冰冰的功利關系之外有了一種親情、友情的關系，才能人倫化地相處，游客對待自然時才能有一種道德責任感。在湖南郴縣游乳仙宮時，徐霞客由于“足襪淋漓，恐污宮內”而退避，后至中觀，又因“觀門甚雅，中有書室，花竹悠然，乃王氏者，亦以足污末入”[9]。正是徐霞客有了一顆和自然人倫化相處的心，他才能過風景名勝卻不入，細微的舉動典型表現出他愛景護景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3、中國古代游記中環境倫理學思想的旅游學價值
當旅游資源環境問題日益加重，當旅游業“無煙產業”的光環日趨黯淡時，我們從我國古代游記中挖 掘到的環境倫理學思想對今日旅游資源的開發和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3．1有利于提高公眾的環境保護意識，促進旅游環境問題的解決
現代環境倫理學還在形成與建設中。要我們的普通老百姓盡快接受這種環境倫理思想并體現在人們的道德修養和行為規范上，就必須與當地的文化傳統緊密結合。“如果這種倫理觀點與各種文化傳統相容的話，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大得多，而一旦被接受，它也會迅速成為文化的一部分”[22]。而由我國古代游記中提煉出的環境倫理學思想，以其鮮明的東方傳統特色，成為一個橋梁，使環境倫理學的基本原理在我們傳統文化中找到支持，非常有助于人們盡快接受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新的價值觀念，使愛護自然、尊重自然蔚然成風，從而在根本上促進旅游環境問題的解決。
3．2有益于引導和規范當今旅游者的旅游行為，提高審美情趣和道德責任
我國古代游人在旅游中更注重審美感受和道德修養，重視人與自然的交融。在春天“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在夏夜“吾愛其泉ss，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11]大自然不知不覺間給人的熏陶和感染，哪里說得盡呢!游人與自然美景的關系是那樣的親近，是朋友，是母子，而不是對立的敵人。這種道德倫理的關系會很好發揮出力量，正如劉湘溶先生說的：“道德手段在調控人類行為中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手段都不可取代的”[23]。通過這種道德倫理觀念的教化，人們無限膨脹的欲望才會維系上心靈的秩序。只有這樣旅游者的環境倫理意識才會提高，并落實在自覺的行動上；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規范旅游者的行為，使人們在旅游中自覺地善待自然世界，保護旅游資源。
3．3有助于提升旅游開發商的道義責任，確保自然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在對待旅游資源的態度上，人類一直以自己的利益作為惟一的出發點和動力，視自然為自己的對立物，以技術為中介，通過對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獲得自身旅游享受[24]。正是這種觀念割裂了人與自然的整體關系，使人與自然的天平開始傾斜，出現了很多以破壞自然資源為代價，以滿足人類各種欲望為目的的經營運作與規劃開發。我們不禁捫心自問我們這么做到底是為了什么?是為了迎合市場需求，還是為了更合理的保護旅游資源?是一味地滿足眼前的利益，還是應該考慮到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古代游記中的環境倫理思想使我們懂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才是最美的風景。事實上，我國古代游記作者中不乏為旅游資源的規劃者、開發者。唐代著名詩人韓愈就提出“宜其與山水……智以謀之，仁以居之”[11]，要用智慧來謀劃山山水水，同時也用仁愛來保守自然風光。在白居易的《冷泉亭記》中稱在余杭郡“從山復湖，易為形勝”，前人已建五亭，他認為這“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后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白公充分認識到這里山水與亭閣的特點，聰慧理性的“故吾繼之，述而不作”。獨孤及在慧山“深源因地勢以順水性，始雙墾袤丈之沼，疏為懸流，使瀑布下鐘”[11]，依據山水自然的特點來創造自然美，開發資源，也不正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智慧嗎!
3．4有裨于開闊旅游理論研究人員的思路，為旅游倫理學的形成提供養分
環境倫理學是一門未竟的科學，需要豐富與完善。國外的學者都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古代的生態智慧，環境倫理學創始人之一的施韋茲就認為中國古代哲學中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觀念是“奇跡般深刻的直覺思維”，并“倫理的肯定了世界和人生”[25]。我國近兩千年來的古代游記中蘊含著豐富的環境倫理思想，是中國古代生態智慧中枝繁葉茂的一簇，是現代環境倫理學的有益參照和養分。近十年來，一門新興的學科――旅游倫理學在悄然孕育，其中旅游的環境倫理思想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從理論到實踐這種思想會如一股澄澈的山間清泉，使旅游相關理論的研究者開闊思路、融會貫通。在它融入現代環境倫理學后，將會為環境倫理學的完善做出更大的貢獻，在協調人與自然關系和保護自然旅游資源上發揮出重要作用。
[收稿日期]2006－11－06；[修訂日期]2007－01－10
第2篇
關鍵詞：古典園林；美學思想；現代景觀設計
引言：從時展需求上來看，現代景觀設計在國內雖然擁有著良好的發展前景，但卻不能盲目照搬西方設計理念與設計思想，而是要在學習、借鑒西方現代景觀設計理念的同時，拓展設計思路，對我國古典園林的現實意義與美學思想進行深入挖掘，將古典園林的各種造景手法、空間布局形式等融入到現代景觀設計之中，創造出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設計作品，這樣才能夠使現代景觀設計在中國得到更好的發展。
一、中國古典園林美學思想對現代景觀設計的影響
（一）自然觀的影響
自商周時期“苑”、“囿”等形式的園林開始出現，我國古典園林創作就一直堅持以“師法自然”作為核心設計原則，希望通過對自然山水的模仿來將自然美的精華呈現出來。無論是鋪張華麗、多人工造景的皇家園林，還是講求趣味、具有詩畫意境的文人園林，都會將自然美作為古典園林的核心內涵所在。為了更好的對自然美進行展現，園林設計者們還會選擇游覽各地美景，深入接觸、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所在，并從中提取出合適的自然元素。而在現代景觀設計發展起來后，這種“師法自然”的園林美學思想也給很多設計師帶來了巨大啟發，并為現代景觀設計中的生態規劃、動態自然等理念提供了補充[1]。例如在生態規劃方面，很多現代景觀設計作品就借鑒了古典園林自然觀中的“因地制宜”造園原則，通過“依山傍水”的方式對原始自然景觀進行充分利用，之后再借助各種建筑、小品、花卉植物來對其進行修飾，這樣既可以呈現出最為真實的自然美，同時也能夠使當地自然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
（二）意境觀的影響
在我國古代，園林設計經常會由文人參與其中，甚至在整個園林設計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這不僅為中國古典園林尤其是文人園林的發展奠定了基調，同時也使意境營造成為了古典園林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2]。在對待自然美的態度上，很多西方園林都會將設計重心集中在形式上，希望通過完美的構圖設計來使園林達到最佳的觀賞效果。相比之下，我國古典園林卻更加追求園林整體意境與自身情感、藝術思想乃至價值觀念間的契合。例如在植物景觀的設置上，古典園林就比較習慣于運用喬灌木、藤木、地被植物、花卉及草皮來組成多樣景觀。不同種類植物也需要根據園林整體意境進行選用，如松、竹、梅多用于營造清雅、淡泊的意境，而芍藥、牡丹、荷花則多見于皇家園林或達官顯貴之家的園林，以營造尊貴富華的意境。受這種意境觀的影響，很多中國人在審美活動中同樣比較偏愛各類景觀的氛圍。而為了迎合受眾的需求，國內現代景觀設計也同樣呈現出了追求意境的特點，例如在住宅建筑的室外景觀設計中就經常會選用線條、色彩、體量類似或一致的多種植物來構建植物景觀，以營造出和諧、統一的整體氛圍，使居住者能夠產生心靈上的舒適感。
（三）情景交融思想的影響
古典園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同樣來源于古代文人們的藝術創作理念，即借助景物來表達自身情感。雖然從園林景觀設計的角度來看，由于古代文人的審美心理、審美情趣與現代人存在著很大差異，很多古典園林景觀所表達的情感內涵都顯得難以理解，但在聯系古代各個時期的藝術價值取向及傳統文化后，古典園林中的情景交融思想仍然可以得到充分體現[3]。例如在對園林內植物景觀的選用上，文人們常常會將不同植物賦予不同的寓意，并希望通過各類植物的設置來表達出人的一定情感。其中松、柏四季常青，常用來表達自身堅定不移的信念；海棠為棠棣之華，多象征兄弟和睦；梅花、蘭草則大多用于表現自身高潔的志趣。而在這種美學思想的影響下，即便現代人對于傳統文化的喜愛、了解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但對各種植物、景觀象征意義的運用，仍然經常會出現在現代景觀設計作品中。
（四）動態布局思想的影響
動態布局思想簡單來說就是在園林設計中，通過動態化的景觀序列設置來凸顯某類型自然景觀的特點，進而利用有限的空間將多種類型自然景觀呈現出來，使園林空間能夠成為連續序列的寫景[4]。例如在很多古典園林中，無論園林規模如何，都會利用水池、山石、廊道等將園林的主景遮擋起來，給觀賞者帶來若隱若現之感，待越過這些遮擋物后，才能夠隨著刻意設計出的路線來逐漸觀賞到不同類型的園林景觀，并在游覽過程中產生多種不同的獨特視覺感受。同時，園林中水池、山石、廊道不僅可以起到分隔空間的作用，其本身也同樣可以作為園林景觀的一部分。這使得動態布局下的景觀序列雖然各具特色，但從整體上來看，卻能夠融為一體，形成毫無突兀感的完整園林景觀。而在城市用地緊張問題的影響下，這種古典園林美學思想同樣在中現代景觀設計中得到了體現，如北京植物園在對溫室沙漠景觀的設計上，就按照將巨人柱、沙漠“河流”、大金琥等極具沙漠景觀特色的微型景觀整合起來，通過動態布局的方式建立了完整的景觀序列，即便整個溫室沙漠景觀的展覽面積僅有數百平米，但配合曲折蜿蜒的道路設計，仍然對沙漠景觀進行了完美呈現。
（五）出世思想的影響
出世思想實際上是古代部分文人在面對封建社會黑暗時的價值觀體現，即希望通過“出世”的方式來遠離世間的污濁與黑暗，或是表達自己對求仙問道的期盼。而當這種思想被寄托于園林設計中時，以營造自然意境乃至“仙境”為主要目的園林美學思想也就隨之形成。例如在秦朝時，始皇帝晚年曾多次派人前往東海仙山求取不老仙藥。為了表達自己對“長生不老”的強烈愿望，便在蘭池宮中模仿蓬萊仙境修建了園林。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消極“避世”思想盛行于文人階層，因此當時的園林風格也充分體現了“出世”的美學思想，無論園林規模大小，都會有大量的植物及瀑布、溪流等自然景觀充斥其中，僅適合三五人觀賞。雖然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這樣的造園方法并不適用于現代景觀設計，但其貼近自然、遠離城市喧囂的意境，卻被廣泛應用到了以休閑娛樂為主要功能的城市園林景觀之中。
二、中國古典園林美學思想在現代景觀設計中的應用策略
（一）堅持適度應用原則
中國古典園林的很多美學思想雖然能夠為現代景觀設計提供重要參考，但由于現代人與古代人的審美觀念差異較大，因此在對古典園林美學思想的應用中，設計師還需嚴格遵循適度應用原則，根據景觀的功能用途、周邊環境等特征來適當融入古典園林美學思想，而不可為了凸顯古典園林特色而盲目“仿古”[5]。例如在情景交融思想的應用中，就需要在充分考慮景觀主要功能的前提下，對各種具有特殊寓意的植物進行選用，以免使植物寓意與景觀功能出現沖突。
（二）準確把握設計切入點
中國古典園林美學思想在現代景觀設計中的應用并非是對各種美學思想的簡單復刻，或是對美學思想與現代景觀設計理念的直接融合，而是要以賦予設計要求、設計作品為目的，對古典園林美學思想進行合理化應用。因此在對古典園林美學思想的應用中，設計師還需準確把握好各種美學思想與現代景觀設計作品間的聯系點與切入點，通過美學思想的運用來彌補現代景觀設計所存在的不足，以達到更好的設計效果。例如在現代景觀設計中，很多設計師常常會盲目追求新穎而忽視作品的文化內涵，進而導致設計作品的設計思想缺失。而通過對古典園林意境觀及情景交融思想的運用，則可以有效避免這一問題。
（三）靈活運用現代科技
在對中國古典園林美學思想的應用中，設計師應避免局限于古典園林的造園手法、造景技巧與設計方法，而是要突破思維常規，從思想層面將景觀整體設計理念、設計思路確定下來，之后再利用各種現代科技來完成具體的景觀設計。例如在噴泉、疊泉等水景的設計上，就可以利用現代機械來對景觀效果進行夸張，以進一步凸顯其自然韻味，使觀賞者能夠產生更加強烈、直觀的視覺感受。
第3篇
關鍵詞：思想史；經濟；范式規定
中圖分類號：F12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2－0026－02
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方法問題一直爭論不休，但“經濟思想史要提升科學品質，研究方法上必須要有范式規定”已成為大家的共識。綜合各位名家及眾多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可從理論和操作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理論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遵循的指導思想、研究體系、研究方法及服務目標
（一）以為指導思想
作為最先運用理論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第一人，胡寄窗先生篤信其對于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的指導意義，并應用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實踐，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認為：“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過程中，……如果不正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正確地運用思想，許多的歷史事件就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其親身經歷驗證并加深了其對這一點的認識，比如對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認識就是依據的基本原理解決了一直困擾的問題。
而另一位名家葉世昌先生則提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以為主導”。
趙靖先生則具體明確地提出：“關于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就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研究經濟思想史中的運用。”
在老一輩中國經濟思想史學者之后近些年來也涌現了一股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的思潮。資本主義思想也在逐步影響著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
（二）迥異的研究體系
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采取何種體系有兩種迥異的觀點。
一種意見認為，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時不要以不適合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西方經濟學說史的框框來套中國經濟思想史，擯棄傳統的受西方經濟思想史影響的“商品―資本”研究模式，而采用與之相適應的“地產―地租、賦稅”的研究模式；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學體系則必須以各種經濟范疇如生產、分配、財富等為基礎，編寫經濟思想史所采取的表達方式應是通過現代的經濟術語來分析歷史人物的經濟思想。
胡寄窗先生從多個方面闡述了以現代的經濟術語為基礎構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體系帶來的好處。比如在正確用詞方面，他提出了“必須以近代經濟范疇為基礎并兼顧舊有特點的體系來編寫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方法，即用現代語言詮釋古代語言，使兩個時空連接在一起。
（三）理論研究方法
1．對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胡寄窗先生指出：“所謂對比分析，以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來說，就是把各種經濟觀點在可能范圍內進行古今對比、中外對比并加以分析批判。”他認為各類經濟范疇進行對比是可能和必要的，同時，對比分析是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他最終得出結論：“進行對比分析，不僅可以這樣做，有時甚至必須這樣做。”其《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政治經濟學前史》就是運用此法的實例。
葉世昌先生也指出，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參照西方經濟學。但不要用所學得的經濟學知識硬套中國的經濟思想，不應對前人的經濟思想做出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要從中國社會的特點出發，從研究對象的實際理論和主張出發，而不是從相承的某種模式出發。”
香港樹仁學院宋敘五教授提出的兩個時空完全不同的社會如果經濟發展程度相近會產生相近似的經濟思想的觀點，則把中國古代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與西方某個時期的經濟思想緊密聯系起來。這又是一種推崇比較分析的觀點。
現今又出現了通過中西經濟思想的比較從中找出中國經濟思想史與西方經濟學差距的文章，并且這種現象幾乎成了潮流。也有學者認為運用現代西方經濟學方法分析古代經濟思想并不具有普遍適用性。
2．與現代經濟理論的融合
一種意見應將古人的思想停留在原有水平，用古人的語言來解釋；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應將古人的思想拔高到現代水平，運用現代經濟理論與方法來考察和分析，即“古人思想現代化”。
胡寄窗先生提出“古人思想現代化”，一方面遵循嚴格的歷史性，另一方面要運用現代科學觀點、概念、術語和語言準確論述古人在他的歷史地位上應有的思想和行動，而不能無中生有、牽強附會。他指出，真正正確而恰當地將“古人思想現代化”至少要經過三個必需的過程：一是“轉譯”；二是“對口徑”；三是“加工”。他的這一觀點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指明了研究的總指導方向。
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界的許多學者在努力使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融入現代經濟理論之中，為現代經濟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提供歷史基礎。比如，北京大學的石世奇教授提出西方經濟學的兩大概念欲望和稀缺與先秦各家的經濟思想的基礎相聯系，山西財經大學的畢世宏認為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產業經濟思想促進中國目前比較完善的產業體系以及經濟的高速增長等。
（四）服務目標
經濟思想史研究必須為我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事業服務，這是中國思想史界的共識。
武漢大學的郭笑撰博士主張引進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數量分析、邊際分析等方法以及運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別是網絡資源。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也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指導思想，成為宏觀經濟的理論支持，而不僅僅是單純的以史為鑒。
安徽師范大學戴家龍副教授在《“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與“中國經濟思想研究”》的文章中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在本質上是不斷對中國經濟思想典籍進行的理解和解釋。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要真正融入現代經濟科學之中、在現代經濟理論之林中獲得應有的地位，取決于其對今天的經濟理論和經濟現實的影響能力。”
當前將古代經濟思想與現實經濟結合起來考察的“古為今用”之作不斷涌現。
二、從操作的角度看，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具體方法
（一）以人物來編排
編撰經濟思想史的通常方法是根據時間、年代順序整理研究人物思想，據此編排章節結構，另外附以點評。在分析人物時可結合多種因素，如人物的其他思想、觀點，其所在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其經濟思想的源泉與影響等。
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了解經濟思想發展進程，但也有一些缺點：首先，不確定性因素很多，比如理論的延續性、觀點的持續變化、結論未完結、經濟學者有待歷史考驗；其次，由于人物數量、思想素材很少，經濟理論發展的面貌難以全面反映；再次，由于能夠建立完整理論體系的經濟學者、學派數量極少，歷史的完整性難以依靠此方法獲得。
（二）根據熱點（或重點）問題編排
即按時間順序以某些熱點（或重點）問題為專題，然后歸納綜合與此相關的探討觀點，據此編排章節結構。
其優點是由于不受時空的限制，信息量大，較為客觀。但最大的缺點是不能從龐雜的思想素材中梳理出有價值的理論與科學研究成果。
（三）因循發展的線索，展現發展的過程
“寫經濟思想史，不能偏重于技術性的觀點綜述，而應著重梳理有價值的思想形成和演變的軌跡。”我們要從浩渺的思想資料中按照歷史發展進程整理、合理表現出理論史的線索，并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和工具作理論分析和評判。
趙靖先生認為，“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分期，必須也只能按照自身的特殊矛盾性來劃分，而不能機械地搬用其他歷史學科的分析方法。”按照中國經濟思想史本身的特殊矛盾性和具體歷史特點，他認為可以把中國經濟思想史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和中國現代經濟思想史三大階段。其中，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階段可分為中國封建經濟思想形成的時期、中國封建經濟思想支配的時期；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又可分為近代初期帶有某些資本主義傾向的經濟思想和中國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產生、發展和沒落兩個時期。
這種方法要把握兩點：一要“還原歷史”，而非“制造歷史”。即從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客觀地反映考察對象的歷史內容，而不能主觀臆斷；其二，要史、論結合。不能僅僅限于整理歷史資料和描述發展流程，還需要進行理論分析、評價闡釋。
“歷史的方法是通過總體考察、歸納和類比分析，從諸多復雜的現象中發現事物的本質和規范性。如果從這一方法論要求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材料和研究內容就有一定的限制，思想材料必須能夠提煉出理論要素，可以歸入一種理論線索或理論體系。”
總之，雖然中國的經濟思想史學界長期存在著眾多研究者及相應數目的理論和觀點，但在這個領域，當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顯示著蓬勃的生命力，研究領域在不斷延伸，愈加呈現出古今結合、中外結合、多學科交叉和其他學科融會貫通的特征。我們深信，作為理論經濟學的重要構成部分的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隨著時代的發展，在研究方法、理論范式、學術體裁等方面會有更大的飛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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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葉世昌．談談學習和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J]．中國經濟史論壇，2003，（1）．
[3] 趙曉雷．中國現代經濟理論史論綱[J]．當代中國史研究，2002，（2）．
[4] 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歧見[J]．學術學刊，19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