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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專利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內涵

專利保護主要就是指以專利法為核心建立起來的一套科學有效的保護機制，對于專利主體的相關利益具有一定的保護作用，同時對于專利客體的利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專利保護主要是用來平衡專利所有者、專利使用者、以及專利發明主體之間的相關利益關系，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制約機制，以此來保障各方的合法權利。

社會公共利益主要就是指涉及到社會公共生產生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社會主體的需求，簡單來講社會公共利益主要就是相對于個人利益而言，它主要代表的是多數人的利益，同時，公共利益主要就是者社會為其所有成員努力努力爭取的基本目標的綜合體。

專利法具有十分明確的公共利益目的，主要是因為專利法在保護個人合法權權益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社會公共利益，因為智力成果自身就帶有相應的社會價值，對于精神文明建設具有十分顯著的作用，由此看來，專利保護對于個人乃至整個社會來講，都是不可或缺的。不斷提高專利保護力度，完善專利法是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專利法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機制

（一）保障社會公眾對專利技術的接近

專利法在使專利所有者享有的專利權帶有一定程度上壟斷性，但是并未降個人權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完全的隔絕，專利保護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社會大眾對專利技術的享用和接近，這就使專利的壟斷性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形成了穩定的和諧關系，這種平衡機制的制約使專利發明者合法權益不受到傷害的同時，享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成就感，對于技術的發明創作具有推動作用，社會公眾有權利獲取專利信息是專利保護過程中保障社會公共利益的關鍵所在，只有將發明的細節和重點與公眾分享，才能使社會公眾更加公平公開公正的參與到專利發明的競爭行列，并促使更多的人在原有發明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和改進、推陳出新，不斷促進我國知識文明建設。

（二）確定專利保護的合理范圍

從專利所有者的角度出發，專利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主要體現在專利法保護范圍的合理性，這就要求在專利保護的過程中要對保護的范圍以及保護的重點做出合理的解釋和說明，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通常情況下，專利保護的范圍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就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關要素，同時，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著專利保護的水平，但是，在專利保護的過程中，任何國家都會盡可能的維護專利保護的壟斷性，以此來激發社會個體專利發明的積極性，在此基礎上，保障社會公眾對技術和信息的必要接近，實現專利保護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由此可見，專利保護的適當范圍是建立在維護利益平衡的基礎上，一方面保障專利所有者的合法權益，基于此保障社會發明的有序進行，進而維護社會和諧和穩定。具體來講，專利保護范圍的合理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專利權客體的合理界定，首先應該明確什么樣的發明應該被列入到保護的范圍之內，同時還要對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進行充分考量，與此同時，當前專利保護的整體水平也是確定專利保護客體的條件之一，一般來講，專利保護的客體范圍應該符合經濟的發展水平。其二，保護期限的合理界定，專利期限的合理界定是為了保障足夠的時間進行投資回收，同時保障社會公眾對技術、信息的接近，鼓勵更多的人進行發明創作，由此，保護期限的合理界定有利于創造出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公共空間來為后來的發明創造提供基礎和途徑，進而促進專利發明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第2篇

【關鍵詞】高校 社會公共文化 問題 對策

所謂社會公共文化，是指依托大眾媒體、圖書館等公共文化資源，由公眾參與、共享，反映人們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體現群體認同和社會歸屬感的觀念、制度和文化活動的總和。社會公共文化不僅是社會成員彼此認同的基本尺度，還是維系良好社會秩序的精神紐帶。

高校參與社會公共文化是我國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校通過與社會接壤，以服務社會為主旨，積極參與當地市縣、鄉鎮及社區的社會公共文化服務，利于提高高校的社會參與，供文化于社會，集經驗于學校，同時利于增強學生的實踐能力，煉才能于自身，獲優勢于就業。從全局建設上來看，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增幸福于民生，促發展于經濟。當前，許多高校尚未有效合理地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工作，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基于此，筆者主要探討高校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以期充分發揮高校的社會文化功能，積極引導高校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

一、目前高校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存在的問題

（一）偏重于自身公共文化建設，忽視社會公共文化輸出

高校在自身公共文化建設上基本處于飽和狀態。高校自身的公共文化即高校校園文化，同時也是從屬于社會公共文化的一種，其對象主要作用于校內師生群體，內容包括文化政策、基礎設施、文化活動、資源開發及文化服務等，既是由高校的組織架構及其運行規則構成的制度文化，同時也是由高校的物理空間、物質設施構成的環境文化，兩者合一，相輔相成。據統計，2014年高校對自身校園文化建設的經費投入占到教育經費的0.7%，同比增長16.7%，而高校對外文化輸出的經費投入連續三年持平穩不前狀態;另外，高校內部的文化基礎設施投入占到文化建設經費的一半左右，而作為公共文化輸出的主力軍――文化團體建設費用則不到其三分之一，內外文化投入差距逐漸擴大。

高校在加強自身文化建設的同時卻忽視了面對社會的公共文化輸出。經調查發現，最近幾年，許多高校在學生的物質文化建設上舍得花錢，搞建筑、買設備、修道路、建廣場、栽花植樹，另外對隱性的、潛在的精神文化建設的積極性也不斷提高，但是，高校對所在的社區、鄉鎮及市的公共文化輸出的數量一直呈緩慢增長趨勢，其形式和內容遠遠不能滿足社會公眾的文化需求。另外，以臺州學院大學生表演藝術團為例，其每年面向公眾舉辦義演活動，這些活動既向社會傳播了大學校園文化，更鼓舞了大學生們的創作熱情，取得了良好的文化“雙向”傳播效果。 然而，這樣一種大學校園文化向社會進行有效“輸出”，并給大學的教育帶來“正反饋”的文化傳播方式尚未有相應的體制、機制支撐，也缺乏必要的載體、平臺，急需場地資源、資金等社會支持。

（二）碎片化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

高校碎片化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其主要表現在：輸出內容的碎片化、組織管理的碎片化、時間空間的碎片化。

首先是輸出內容的碎片化，即高校的社會公共文化輸出內容被碎片化對待和解構。以大學生表演藝術團為例，改革開放至今，社區群眾對大學生公演的藝術演出的內容了解和知識汲取的能力在不斷下降。上世紀由于條件的限制，群眾對文化藝術欣賞的專注力比較集中。隨著時代的進步，大學生公演的吸引力和內涵逐漸被與之俱來的科技產品所肢解，大多數居民愿意“足不出戶”，“蝸居欣賞” ，即使親臨現場觀看的居民也未能全身心投入，取而代之的是手機百度、電影視頻等等，對表演內容一知半解，失去興趣。

其次是組織管理的碎片化，即高校在組織管理文化輸出團體上采用碎片化的方式和手段，高校的文化職責難以發揮系統性作用。高校在組織大學生社會實踐隊伍進行“三下鄉”服務時，往往忽視了服務人才的能力培養及安全意識教育，團隊能力偏向于同一特點，未能真正做到“招賢納士”，形成能力綜合、全面特色的隊伍。另外，管理學生不是自上而下、由點到面的循序漸進模式，而是以某一活動的圓滿結束為目的，雜亂無章地各自進行實踐，甚至擅自讓學生參與無可預見性的危險活動。

再次是時間空間的碎片化，即高校的文化輸出的時間具有隨意性，地點帶有流動性。每年高校社會公共文化輸出的團隊在與社會的接壤中未能形成長期的合作伙伴關系，亦或是固定的時間安排，致使每一階段的文化演出安排可臨時更改或即時取消。另外，每年社會實踐的地點在不斷更換當中，往往忽視了同一實踐地點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性，使得社會實踐活動趨于表面化。

（三）高校內部公共文化資源開放尚顯滯后

高校的社會公共文化資源優勢未能充分展現與該資源開發的滯后有很大關系：

第一，以高校的各基礎設施優勢作為輻射中心的經濟圈小之又小，各地高校未能共享優質的基礎設施，對附近群眾居民有所限制和保留。例如高校對附近居民的開放時間和條件上，就制定了較為嚴苛的審查制度。此外，學校的部分基礎設施對學生和外來居民實行無償和有償的區別對待，校內體育館只對本校師生開放、游泳池對外開放實行收費制等等。

第二，以高校的課程資源優勢為助力的“蹭課模式”還未形成，各地高校的課程設置對象局限于學生，對社會外來求知者“拒之門外”的現象較為普遍。高等院校具備豐富的知識底蘊和良好的學習環境，對社會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湖南大學的岳麓書院以其千年的文化底蘊吸引著人們內心世界那種對精神食糧的渴望，每年都會有大批的社會人員前去參觀，并享受文化的盛宴。而在地方院校則不同，以臺州市為例，臺州市各大高校每年舉辦的專家講座，名人訪談，學術會議等活動僅為省內各大名校的10%左右，社會求知者來校內“蹭課”的現象少之又少。

第三，以高校圖書館為支撐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尚未健全，一方面，制度上缺乏章程和政策支持。目前高校圖書館社區公共文化服務中缺乏有效、合理的利益平衡機制，成為阻礙服務推進的最現實的障礙。經調查發現，大部分高校在管理體制上未能理清高校圖書館與各主管部門的關系，在圖書館與社會服務的渠道上尚無建立一套社會化服務的規章制度，缺乏具體的政策支持和有效的激勵與評估機制。從法律層面看，無法有效指導高校圖書館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的發展。從工作動力來看，致使高校圖書館服務社會動力不足，工作進展緩慢而缺少活力;另一方面，工作上宣傳力度不夠，信息服務渠道過窄。近幾年來，絕大多數高校圖書館建設圍繞“以人為本”的理念積極服務于學生，館藏資源、入館培訓、圖書館宣傳等都是圍繞校內讀者進行的，往往忽視了“以人為本”的全面性，致使社會大眾對高校圖書館缺乏了解，獲取想要的信息渠道被堵塞。即使對高校圖書館有所了解的校外讀者，例如各中小學科的老師、政府機關人員、老年讀者等，由于網絡知識缺乏、高校圖書信息檢索技能不足等原因，也影響了信息資源的有效利用。

二、完善高校參與社會公共文化建設的對策

（一）加強主題文化建設，保證文化輸出質量

一是加強高校參與社會公共文化隊伍建設。通過加強培訓輔導，著力提高高校文化團體骨干素質和能力;通過團體骨干傳、幫、帶、教，積極發動全校師生參與到社會公共文化服務當中來，不斷壯大社會公共文化服務隊伍。

二是加強高校的文化設施建設。把提升基礎硬件水平作為加強高校文體建設的突破口，在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的基礎上，加強同社區的相關組織、政府的有關單位、企業的有關部門的協調配合力度，真正實現資源共享，共駐共建。

三是加強高校的文化內涵建設。首先加強社會公共文化輸出活動的思想指導，把思想性、知識性、藝術性、趣味性融為一體。其次，對社會大眾的興趣愛好加以調研，分析并掌握大眾對高校文化輸出活動的新要求，總結新經驗，推廣新典型。三要經常進行經驗總結交流，學校以不同的形式例如聯歡、比賽、會演等展示活動成績、總結交流經驗，促進文化輸出內容的進一步發展。

（二）提倡高校責任擔當，履行高校服務職能

一是高校之間提倡責任共擔，服務共進。以臺州市為例，全市現有不同類型高校6所，但這幾所高校之間共擔社會公共文化服務責任的合作有待增強，可以在多個領域加強相互間的合作，使各高校的文化資源真正實現共享于彼此，共用于社會。

二是高校提倡“服務社會”的責任擔當，建立良好的信譽。高校要積極并善于爭取政府的支持，積極同社會公共文化急需的社區或相關單位加強聯系，建立長期合作關系，通過文體服務和信息服務等方式輸出文化內容。如區校間可以簽訂共建協議和結為精神文明共建單位。一方面可以履行高校社會服務的職能，提高高校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能夠發現在社會公共文化服務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從而更好調整服務路徑和方式，使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三）加大高校資源共享，推動高校接壤社會

1.面向居民社區開放學校的各種文體活動。例如將學校即將舉辦的臨時活動、學術報告、科普展覽等安排告知各社區居民點，此舉不僅能擴大學校、學生組織、學校文化在本地市民群體中的影響，還能豐富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另外，也為高校消費群體提供了窗口，對于那些為這些活動提供贊助的商家，此舉亦能于無形中擴大宣傳的受眾面。通過高校現有文化活動的開放化，來滿足市民對精神食糧的需求，這是高校公共文化資源服務社會的必經之路。

2.面向居民社區開放學校的各種技能、興趣培訓活動。在高校資源向市民開放過程中，高校的體育活動場所、各類考試培訓活動走在了前列，它們已成為高校資源開放與共享的常見形式，但這種開放亦不是由學校主動宣傳而致，更多的是市民通過主動咨詢而獲得相關信息，又或得益于商業利益這只無形的手在推動著。目前我國的就業形勢漸趨嚴峻， 閑賦在家的人員除了退休的老年人，還有為數不少的勞動力，因此可利用高校的師資、場所資源，為他們打開學校技能培訓的大門，積極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促使其增強就業技能或豐富其生活內容。

3.面向市民開放高校校園資源過程中加強與市民的互動，聽取他們對高校輸出公共文化建設的意見和建議。高校管理層可增設意見箱，定期詢問附近居民代表意見，不斷完善文化輸出過程的各個方面。另外，對于具有特殊技能的市民，亦可持開放態度聘請其作為學生社團組織的指導員――這種許多年前就被提倡的做法，在目前大學校園里并不常見，事實上卻能體現大學文化精神的深邃、開放與包容，同時也展現出高校資源共享、接壤社會的服務姿態。

基金項目：本文為2014年臺州學院校立學生科研項目《高校參與公共文化建設情況研究》（編號14XS51）的研究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荊鈺婷.以大學精神促進社會公共文化建設[J].精神文明導刊，2012，06.

[2]沈光亮. 服務購買：高校圖書館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新模式[J].情報資料工作，2011，03.

第3篇

關鍵詞：和諧社會；公共服務；體制創新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是黨的1項重大理論創新成果，也是當前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從理論到實踐，它都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境界。新境界必有新要求，要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1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須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建設完備的社會主義公共服務體系，以消除社會公共需求日益增長與當前社會公共服務提供不足的矛盾，緩解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緊張關系。

1、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與先決條件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已經在各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社會市場化進程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體，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但也帶來了新的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國內各種利益矛盾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伴生出了諸多的社會問題。比如，社會需求的某些方面仍然處于嚴重的失衡狀態，社會貧困問題雖有所緩解但仍然嚴峻，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明顯滯后，大量的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問題、失業問題、教育問題、環保問題等日趨突出。諸如此類的社會不和諧問題猶如病灶1般侵入并損害了我國社會機體，給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構造成了巨大的壓力。

深入分析上述這些侵害我國社會機體的因素，筆者認為，這些不和諧因素歸根結底都是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備所致。總理曾經指出：“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公共信息等，為社會公眾生活和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和創造條件。”這不僅給“公共服務”下了1個權威性定義，而且深刻地闡述了公共服務體系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的確，在新形勢下，我國公共需求呈現出增長迅速、主體多元化、結構復雜化、需求多樣化的特點，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公共需求比重大幅上升，公共需求結構正逐步由消費型向發展型升級。具體而言，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長主要表現如下：1是公共需求以超常的速度增長。近幾年我國城鎮居民的總需求中，個人公共需求年均提高的比重相當于過去5年的總體增幅，并且近兩年的增幅更大。2是公共需求主體快速擴大，廣大農民和城鎮中低收入者逐步成為公共需求的主體。3是公共需求的結構變化迅速，除了義務教育和公共醫療，對公共安全、環境保護以及利益表達的需求越來越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由于1方面是公共需求迅速增長，另1方面則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公共服務需求旺盛與供給不足的矛盾使得我國公共服務體系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壓力，甚至已經成為我國突出的社會矛盾。這個社會矛盾不解決，公共服務體系不完善，和諧社會的建構就無從談起。因此，從1定意義上說，建設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就是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基礎與先決條件。換言之，只有建立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才能實現社會公平、穩定、快速、健康、持續性的發展。

2、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必須1切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國情出發

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我國相當長時期內所要面臨的1大基本國情。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都要受基本國情的制約，和諧社會的發展程度同樣要受制于此。也就是說，當前我國所要建構的和諧社會，是1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和諧社會，否則，這種和諧社會就只能是空中樓閣。我們黨也正是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發展狀況，提出了到2020年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九大目標和主要任務。這九大目標包含了我國民主法治、人民生活、公共服務、道德文化、社會創新、環境保護、社會管理等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全方位的內容，為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1定時期內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明了方向。

同理，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同樣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1現實。也就是說，1方面，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建立1個適應和諧社會需要的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但在體系建立過程中我們還要充分考慮我國的基本國情。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要有條件的、分步驟的。那種脫離現實國情、好高騖遠式的盲目建設難免要遭致失敗。我國仍是1個發展中大國，在當前條件下，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公共服務體系的基本目標是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國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滯后，就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的發展；公共服務體系完備，就能安全地度過經濟社會發展的危險期。唐鐵漢等人的研究表明，依據國外經驗，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可分為3個基本階段：1是人均GDP處于1000美元左右的階段。在該階段，必須全面完善公共服務制度，否則，將導致經濟發展的中斷與停滯。2是人均GDP處于1000～8000美元的社會經濟增長階段。這是以公共服務為基礎和平臺、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階段，需要注意全面、系統地完善公共服務職能，堅持教育、科技優先增長，強化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適度控制社會福利的增長水平。3是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左右、開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階段。這是以提高生活質量為主的發展階段，要注意穩定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控制社會福利的過快增長。在該階段，要注意控制公共服務的數量、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當前我國正處在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邁進的關鍵發展階段，比較國外經驗而言，當前我國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應該說僅僅處在第1階段(即“必須全面完善公共服務制度”的階段)向第2階段(即“以公共服務為基礎和平臺、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階段)過渡時期。

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路徑

1般說來，公共服務體系主要是指以政府為主導、以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為主要任務、以全體社會成員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為基本目標的1系列制度安排，這些制度安排主要表現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與體制創新。

1政府主導。有學者指出，公共服務主要是指由法律授權的政府、以及非政府公共組織和有關工商企業，在純粹公共物品、混合性公共物品以及特殊私人物品的生產和供給中所承擔的職責和履行的職能，其中，政府是責無旁貸的主導者。這種政府主導的特質，首先表現為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最主要的提供者。由于政府的公共性質，政府的主要職能之1就是公共服務。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政府必須加強公用基礎設施、公共文化設施、公共衛生設施、公共教育設施等方面的建設，積極發展義務教育和公共醫療衛生保健事業，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維護社會治安和國防安全，加大環境保護力度。政府主導的特征還表現為政府責無旁貸地成了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核心。政府根據國情和本區域內的人口資源和財政能力來確定公共服務的總體目標、水平、策略、原則等方向性的框架，并經同級權力部門機構批準實施。從公共服務過程來看，無論從目標設定到組織設計再到公共服務的機理運作，還是最終輸出公共產品到收集社會反饋再到修正輸入，政府始終是其中的主導者。換言之，政府是公共服務制度的設計者、實施者與維護者。公共服務體系全面不全面、完整不完整，歸根結底取決于政府意愿與政府能力。

2社會參與。和諧社會中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是1個社會公眾、政府以及其他各種公共服務供給者之間互動的過程。首先，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要有公共服務需求信息與持續不斷的支持。這不僅需要政府設置暢通的公共需求的表達渠道，而且更需要社會公眾需求表達的積極參與。社會公眾是公共服務的直接消費者，因而在公共服務的需求等方面最有發言權。如平新喬、趙俊超在浙江省慈溪市對外來務工人員和當地居民作了1項公共服務需求調查，并對公共服務需求事項作了1個排序。結果表明，解決戶口需求排在第1位，其他依次是子女教育、各種社會保險、最低生活保障和困難補助、治安、衛生及其他。該項調研客觀真實地反映了我國某部分人群的社會需求。我國不同地區、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群對于公共服務需求是不1樣的，因此有必要建立暢通的公共需求表達機制，以真實客觀地反映來自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心聲。當前全國各地的獻計獻策行動即是1個很好的佐證。因此，不了解民意、不集中民智，政府就會在公共服務供給上失去方向。不僅如此，社會公眾的合法性支持與資源性支持無疑是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所不可或缺的，比如在慈善捐助等慈善事業的發展方面，美國的慈善捐助每年達6000多億美元，相當于GDP的9％；我國香港地區的慈善捐助每年也達60億港元。我國內地目前每年僅有10多億元，只相當于GDP的0.01％。因此有必要通過制定優惠政策，增加慈善捐助，擴大第3次分配的規模，這樣既可彌補國家用于社會事業發展的財政資金的不足，又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

應該說，政府不是唯1的公共服務供給者，私人部門和第3部門也要加入到公共服務供給的主體當中來。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等人認為，在治理公共事務方面，政府和市場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所以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的制度安排。多中心理論突破了傳統意義上政府與市場兩種秩序的2元思維，公民通過參與自主治理公共事務，改進公共服務。在傳統意義上，私人部門主要提供私人產品和服務，私人部門不得進入公共物品的生產和提供領域；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則打破了這種傳統的公私界限，私人部門的力量逐漸滲透到公共領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私人部門的角色和性質。它不僅使自己獲得了相應的利潤回報，而且優化了社會資源的配置，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產品與服務，從而分擔了政府的責任，改進了公共服務的供給質量和供給能力。第3部門以自身的非功利性目的或客觀的公益性后果，以社會的自組織、自規則和自治理方式，或者以政府授權的行動方式，或者以跨國行動的方式，或者同政府或私人部門共同采取行動的方式，為社會提供局部性或專項性公共服務。

3體制創新。完備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不能缺少體制創新。這種體制創新首先表現在如前所述的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多元化上。主體多元化良性造成了公共產品的生產市場化、效益化與社會化，并繼而間接帶來了這樣1種前景可觀的后果：政府可以逐步退出公共產品的直接供給，且依據公共產品的不同種類，政府退出的程度也有所區別。

其次則表現在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多樣化上。政府職能外包理論表明，政府履行行政職能可借鑒經濟部門有效的管理方式，用市場手段代替行政手段。利用招標、承包、租賃、委托、、拍賣等方式實現政府職能的對外轉移，通過市場化手段來提供公共產品與服務。這樣，政府通過職能外包降低了公共服務交易成本，實現了政府職能的有效轉變，甚至精簡了政府機構。近些年來，我國政府結合中國具體國情，大膽地借鑒了國外先進管理思想與方法，進行了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創新。比如，在我國公共事業市場化改革過程當中，政府就已經借鑒并摸索出了許多有益的方法，如BOT模式、合資模式、直接購并、純民營模式、TOT模式以及PPP模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