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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contrasting the latest developing status of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is paper rethinks the problems which exist in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studies and proposes the new orientations for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1) Return to realistic questions and buil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framework; (2) Reform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use big data to analyze; (3) Integrate the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analyze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current social psychology; new orientations; big data; cultural perspective
1.1 國外社會心理學研究現狀
近幾年,國外社會心理學領域正迅速擴展。2010年至今,發表在國外學術理論期刊上的有關社會心理學的文章有9000多篇。研究主題按頻次排列包括刻板印象、社會互動、歸因、態度、社會群體、情感、動機、個性、群體認同、偏見、歸屬、自尊、社會地位、道德等。需要注意的是,國際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越來越注重文化和性別因素的影響,對社會認知、社會知覺、自我認識、態度改變、從眾行為、團體過程、人際吸引、社會支持、親社會行為、攻擊行為以及偏見等方面的性別和文化差異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不同文化中的整體性和分析性思維、使用社會神經科學的方法研究歸因中的文化差異、自利歸因的文化差異等。
此外,近5年國外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應用性更強、內容更細,主要涉及5個模塊,健康管理、組織管理、環境研究、法律和市場營銷等方面。健康管理模塊主要包括心理社會因素對健康的影響,如負性生活事件、知覺壓力、刻板印象威脅、社會支持等,其涉及的病癥包括癌癥和心血管疾病等。組織管理模塊主要涉及激勵與員工心理、領導勝任力、組織文化。性別與領導力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如“玻璃懸崖”(glass cliffs)理論。關于環境研究,阿倫森(2014)在其《社會心理學》(第八版)中將這一模塊稱為“人類的可持續未來”,涉及內容包括噪音、污染、擁擠對個體心理的影響,以及環境保護等。法律模塊主要涉及目擊者證詞、陪審團的集體決策過程。例如邦德(Bond)和德保羅(DePaulo)在2008年做的關于判別謊言的個體差異研究,以及格拉爾茨(Geraerts)等人2007年做的關于恢復性記憶的研究。此外,市場營銷在近幾年成為了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熱點,Ivanic等人(2014)通過實驗的方法探究了廣播員的口音所形成的刻板印象對聽眾評估電臺廣告的可信度、聽眾對廣播員的態度和聽眾購買廣告產品或服務的可能性的影響作用,Malhotra等人(2007)則通過在英國四個呼叫中心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內在或外在獎勵與員工情感性、規范性和持久性承諾之間的聯系,Osman等人(2015)同樣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態度、情感評價和習慣養成對模式選擇行為的影響。
研究方法方面,除了傳統的觀察法、相關法、實驗法和元分析等研究方法,國外社會心理學領域興起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跨文化研究、進化心理學和社會神經科學,例如哈蒙?瓊斯(Harmon-Jones)關于失調和減少失調時腦活動差異的實驗。
縱覽近5年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可以發現,實驗研究成為了國外社會心理學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國外社會心理學領域中愈發受到重視與推崇。但大量采用實驗的方法進行社會心理學研究存在諸多的缺陷。早在20世紀末,Aroldo Rodrigues和Robert V.Levine(1999)就發表了“反思實驗社會心理學發展的100年”的文章,并對實驗社會心理學進行了批判和反思。
1.2 國內社會心理學研究現狀
以中國知網為例,2010年至今,國內有關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有260多篇,2014年出現明顯激增,從2013年的48篇到2014年的89篇,以樂國安、張世富和俞國良、葉浩生等學者為主要代表。國內并沒有專門的社會心理學刊物,就近5年中國健康心理學雜志在社會心理學方面的文章看,國內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社會支持、情緒情感、性別角色、主觀幸福感、從眾行為、學習或職業倦怠、網絡成癮和壓力等,7成以上研究的對象均為大學生。國內社會心理研究多使用相關法和實驗法,其中,相關法使用更為頻繁。
盡管已經歷30多年的發展,但對比國外社會心理學的成熟與迅速擴展,國內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雖有部分理論和測量工具方面的創新,但無論是從量上還是質上都遠遠不足,研究對象局限,研究方法落后,研究內容多照搬國外研究,研究結果信效度存在質疑(例如研究結果無法重復)。此外,我國社會心理學的發展還面臨著諸多其它的問題,例如評價標準模糊、欠缺有效研究工具,以及教學科研體系不完善等。可以說,整體而言,我國社會心理學的發展仍處于“摸索階段”。
2 當代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問題
2.1 研究對象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研究人員在對象的選擇上都傾向于采取方便取樣的方式,其中,大學生最受青睞。為了取樣的便利性,研究人員通常會通過相熟的老師或同學將某一班級的學生作為研究被試,類似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在心理學本科大學生中最為普遍。這種做法不僅會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還會面臨倫理問題,如被試參與實驗可能是迫于壓力而非自愿、保密性和匿名性受到威脅、被試面對某些特殊問題時隱瞞實情或服從研究者目的等(高華, 2009)。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會對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廣度和應用價值造成不良影響,也不利于中國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的整體發展。
2.2 研究方法
國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過度強調實證主義,實驗研究泛濫。主流的社會心理學為了量化社會行為的研究,把社會行為孤立在實驗室中,觀察環境變量和行為之間的關系。然而,社會心理現象實則難以數量化和操作化,例如幽默、攻擊和順從等。這些社會行為的定義隨文化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根本無法精確的測量(葉浩生,2004)。其二,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不是自然科學研究的物。人是特定社會歷史時期社會協商和建構的產物,受文化歷史因素的塑造和影響。因此,社會心理學實驗的研究結論只適用于某一特定的文化歷史背景,是相對的。其三,用單一因素來解釋社會心理學現象是很困難的,而且一些因素往往成為其他因素或行為的調節變量或中介變量(劉長江,2007)。面臨著方法上的窘境,國外社會心理學界自20世紀末就已經開始了反思,并嘗試探索新的研究之路。而國內遠遠沒有跟上這一步伐,大多是根據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數據進行理論上的探索與批判。
2.3 研究內容
對比國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國當代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缺乏穩固的本土化理論根基和理論框架。許波認為,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儒、道、佛三家思想相拒而相和,儒家又久居我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學派之位,擁有著濃厚倫理色彩的儒家心理學也就成為中國本土傳統心理學主要的思想和理論根基(許波,2005)。而彭艷琴則認為,有著上千年發展歷史的佛教專門研究的就是如何解決人的精神問題(彭彥琴,2011)。還有一些學者認為,道家文化對于緩解人們心理壓力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周慧和陳萍,2005)。在關于本土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中,心理學家們試圖找出各家思想中一切與心理學相關之處,而這種做法實則非常盲目,且很可能陷入重復做工的境地。從古至今,中國思想學術流派何其多,每個派別又有各自繁雜的理論觀點。但這些觀點并非完全獨立,以儒、佛、道三教為例,自佛教傳入中國后,三教在新的社會環境中出于生存、發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攝、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在思想層面上開始了深層的、廣泛的、有機的融合,逐漸形成了以儒學為主體,佛、道為輔翼的“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格局(張玉璞,2011)。因此,在進行社會心理學研究之前,若先對中國百家的思想理論進行歸納、整合和提煉,推進中國社會心理學理論框架的構建,研究則會事半功倍,研究的系統性和效率也會大大提高。
2.4 研究工具及評價體系
發展至今,仍有不在少數的心理學家們將西方心理學的研究量表直接移植到我國社會心理學研究之中,或是只對西方量表進行本土化的修訂或制作。而中國的社會心理學區別于西方心理學,其人文性質更為濃厚,其中許多觀點都帶有極強的價值規范性和理想主義色彩。這種急于用問卷和量表來證明研究假設的做法表明,我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從原理、策略、工具到評價標準都仍未擺脫西方的定量思維的桎梏。因此,推進西方量表的本土化、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測量工具和建立有效的評價體系是我國社會心理學發展的當務之急。
2.5 學科建設
在當前的教學科研體系中,我國社會心理學與西方相比,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從教材、課程設置、師資配備、科研基金項目設置到人才培養目標,整個中國心理學體系仍是以西方心理學為主導(汪新建和柴民權,2014)。這樣直接導致學生對我國本土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缺乏了解和興趣,從而間接阻礙了本土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和發展。因此,要推動我國社會心理學的發展,就必須改變教學科研體系的現狀,推進教材的編制、改變原有的課程和科研基金項目設置,并培養和引進中國社會心理學人才。
3 中國當代社會心理學研究的新方向
3.1 回歸現實問題,構建穩固的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
在美國,社會心理學的學科地位比較高,這主要源自于其應用價值為美國社會做出的實際貢獻。美國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問題意識非常強烈,其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也非常高,因此受到了美國政府和民眾的高度擁護。而國內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則一直未擺脫西方思想的限制,也未形成基于我國本土特色的、穩固的理論基礎,而多是將國外已有的研究和結果生搬硬套到國內。因此,從中國人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出發,對中國百家的思想理論進行歸納、整合和提煉,推進中國社會心理學理論框架的構建是必然而緊迫的。而就近5年的文獻發表情況看,我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也更多地從現實問題入手,為提高研究的應用價值而努力。
3.2 研究方法的變革及大數據的使用
以往的社會心理學通常基于問卷、數據統計、抽樣調查和實驗室研究分析心理數據,而在大數據時代,真實、準確、及時的大數據樣本將為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的變革帶來嶄新機遇。借助大數據,社會心理學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擺脫對實體實驗室的依賴,最大限度、最為高效地擴充潛在的研究對象,使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不再只局限于實驗室小樣本或問卷調查采集的隨機樣本,從而面向盡可能全面的數據、趨近于總體的樣本,這就使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基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同時,大數據還能夠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提供更為多樣化、異質化的樣本,并使研究者擺脫時間、空間的限制,盡可能避免社會期許效應,最大程度規避研究對象在測試過程中受到的各種復雜、無關干擾。
在我國,已有不少學者投身大數據的洪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開展社會心理學研究。例如,清華大學彭凱平教授建立了“行為與大數據研究實驗室”、中國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蔡華儉教授創建了“云端心理實驗室”、朱廷劭教授基于大數據開發了“國人心理地圖”,這些有價值的嘗試都將帶動中國社會心理學朝向大數據時代邁進。
3.3 社會心理學理論的整合及文化視角
1.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
研究對象的清晰并形成嚴格的理論界定是某一研究領域發展為學科的必然要求,且在形成過程中遵守著學科發展的邏輯規律。目前,在尋求學科研究對象的研究方法上缺少成熟的研究范式,通過文獻資料法選擇了三條研究路徑對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的研究對象進行了探討:一是對已有的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進行闡釋;二是對體育社會心理學主要專著類文獻、學術會議文獻的相關研究主題內容進行歸類分析;三是對母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梳理借鑒。在三條研究路徑的基礎上依據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運用歸納演繹法,通過邏輯分析指出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和內容的邏輯框架,界定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這一基本問題。
1.1研究路徑一:已有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分析
國際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的表述如下:SophiaJowett在《《SocialPsychologyinSport》(2007年)一書中做了如下描述:以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方法研究運動中的關系,教練領導能力與群體動力、動機氣氛、運動中重要的社會認知過程,以及運動環境中的運動員3。在AAASP網站上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是研究在運動與鍛煉情境中個體和群體的互動過程及其理論,探求關于運動參與者、教練、團體以及觀眾的社會心理因素。
英國Essex大學心理系開設的The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HealthandSport的課程中說明如下:提供了深度的社會心理學方法來理解運動、鍛煉與健康等行為,包含了兩個顯著的領域:SocialPsychologyofSport領域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方法對運動行為、成就動機、焦慮與喚醒、人格、群體凝聚力、社會助長、侵犯、內部動機以及心理技能訓練進行研究;SocialPsychologyofExerciseandHealth領域是集中在社會心理學研究怎樣為提高或維持經常的運動參與者的健康利益方面,以及鍛煉堅持性的社會認知過程和途徑(自尊、自我效能理論、自我決策理論、成就目標理論、階段變化模式、鍛煉中的社會的及同輩群體壓力),鍛煉與心理健康、飲食失調與鍛煉成癮、動機調查、鍛煉與青少年健康。
美國Texas大學教育學院的SocialPsychologyofSportandPhysicalActivity的課程中做如下描述:是社會心理學的理論結構在運動中的應用,重點強調教練員在面對個體運動員和團隊時心理上的交互作用過程,包括自我效能與自信、歸因理論、成就動機與目標設置、自我表象問題、喚醒與注意、失常表現、社會抑制與社會促進、群體動力與凝聚力、青少年運動、反饋與學習、運動中的侵犯行為、應激與耗竭、運動損傷、鍛煉堅持性的社會心理因素。
美國伊利諾斯大學課程中對SocialPsychologyofSport做如下描述:主要探索那些影響運動行為與成績的社會心理變量,重點是在個體運動生涯中社會對個體社會影響方面,包括成就動機、競爭、焦慮、攻擊、個性等。
綜觀國外的關于體育社會心理學的描述,有如下特征:在解釋上從課程的角度出發,主要說明了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并沒有嚴格的研究對象的理論界定。盡管如此,對于課程的描述中必然隱含著學科研究對象。普遍認為該學科是依據社會心理學理論與方法來研究體育中的心理與行為過程;在具體問題層面上來解釋該學科的概念,多數是從課程的角度出發,并沒有運用嚴謹的語言來指出學科研究對象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在ESSEX大學的課程描述中,把該研究領域分為了運動心理學領域和鍛煉與健康領域,從兩個不同領域來分別指出該學科研究的具體問題,但是學科研究對象并不能僅僅依靠研究內容的羅列來界定,顯然無法明確學科的結構性要素。
1.2研究路徑二——體育社會心理學重要研究文獻的主題分析
查閱了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內外所出版的比較有影響力的體育社會心理學的專著類文獻;同時,追溯了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歷次會議中有關社會心理學方面的研究主題。對研究主題的分析、歸類、提煉是明確研究對象的另一重要途徑。對如上研究文獻主題進行分類分析,發現主要是從幾個方向進行研究:
體育中的個體社會心理方面:體育與人的社會化、運動與人格、歸因、人際關系、社會動機、道德發展、侵犯行為等。
體育中群體方面研究:運動團體(凝聚力、構成、動力、團隊氣氛)、觀眾團體、運動與不同年齡或性別群體、領導行為,以及在群體中經常發生的一些社會心理效應,如社會促進與抑制等。
在2001年國際運動心理學大會上出現了“文化與體育運動”這樣一個研究主題。這一主題出現說明了體育中社會心理學研究有了新關注視角。
以上三個方面的分類總結涵蓋了以往的大部分研究主題。但是已有研究主題同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相比是比較狹窄的,據此,選擇了第三條路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分析,再次進行體育社會心理學學科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
1.3研究路徑三——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觀點的梳理
當前社會心理學分為三個不同方向,一是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Soci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簡稱SSP),二是心理學的社會心理學(PsychologicalSocialPsychology,簡稱PSP)。三是新近發展起來的文化人類學角度的社會心理學(Cross-CulturalSocialPsychology,簡稱CCSP)。
SSP方向主要集中在社會情境對人的影響上,還有社會現象在心理上的解釋,以及社會群體、社會行為的研究。研究的著力點在社會情境和社會現象等對心理的影響,包括社會文化、社會制度等。多是從社會群體、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社會規范、社會文化等方面入手來理解人類行為。PSP方向的觀點普遍認為,社會心理學是研究社會活動中人的心理現象,多數從心理出發來探求人們行為的原因和結果,其中個體、群體以及個體、群體間的相互作用發生心理現象和行為都是研究的內容。這個方向上的研究觀點認為社會心理學要從個體心理和個體人格結構中找到對人類行為的解釋,從個體心理入手來理解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及種種復雜難解的社會現象。CCSP是新近發展起來的,它主要是自20世紀20年代以后在上述社會學和心理學兩大傳統的影響下形成的。從文化人類學家半個多世紀的研究來看,文化人類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是從文化因素入手探索有關人類行為的解釋的。
三個方向上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呈現以下特征:首先,都指出要研究人的社會行為。長期以來社會心理學家有關學科對象的爭論焦點是在怎樣研究社會行為上。心理學家強調個人、團體,社會學家強調社會因素,文化人類學家則強調文化因素。其次,人的行為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之一。研究行為的時候通常要解釋行為的心理活動過程。社會心理學研究是具有普遍意義的行為,它要研究的是群體共同表現出來的一些行為背后所蘊含的心理規律。
2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討論一三條路徑研究的分析整合
“一種理論是一種思想工具,用于向一種大量復雜的現實中引入秩序”。為了剖析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構成,本文參照了以下兩個學術界較為有影響力的理論觀點。
帕森斯的理論認為社會由各個系統構成,不同社會科學分別以其中的一個系統為研究對象。例如心理學研究個性系統、人類學研究文化系統、社會學研究社會系統。這種宏觀的學科研究對象的解釋為分析學科結構性要素提供了一個較為明確的理論基礎。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中指出了著名的三方互惠決定論。他深入分析研究了人的認知因素及其與行為、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并給出了一個三方面的因果模型(圖1)。
同時,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拉爾夫?林頓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書中寫道“迄今為止,個人、社會、文化都是分別從各個領域進行探討的。心理學研究個人,社會學研究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文化。但是,個人、社會、文化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彼此之間的互動也是持續不斷的。任何脫離其他兩項,而單項地進行研究,都會行不通的。”體育社會心理學正是試圖從這樣的三個方向來理解體育中人的思想和行為。
依據以上兩個基本理論,根據三條分析路徑的研究——對于體育社會心理學家關于研究對象觀點的剖析;對國內外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內容進行歸納性的回顧和梳理;對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重新探討,運用歸納演繹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具有三個層次:它是在體育這一領域中從個體的社會心理層次、群體行為層次、社會文化層次來研究人的心理和行為的活動規律的科學(圖1)。
3 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三個層次的界定過程分析3.1三個層次之間的概念和關系分析
個體社會心理是指個體在與社會交互作用中發生的內部心理活動過程和現象。包括個體的社會認知、歸因、人際關系等。個體社會心理是群體行為發生的基礎。當某一種個體心理所引發的個體行為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時候,在外顯的層次上就表現出群體性的行為,就成為了一種社會行為。個體的社會心理必然要經過群體行為的實踐過程在社行為的實踐得以存在。而在AlbertBandura的《思想和行動的社會基礎——社會認知論》這本富于影響力的著作中,早已對此做過深刻的分析,證明了認知過程在心理活動過程中的基礎性地位和對行為的決定性影響,所以把個體社會心理的研究作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第一個層次。
群體行為是指具有多數個體表現出來的普遍性社會行為,例如體育鍛煉行為、偶像崇拜行為、時尚行為、輿論行為等。關于群體,在鄭杭生主編的《社會學概論新修》(第三版)中指出“社會群體既是人們生存與生活的基本單位,又是社會的結構要素之一,它在個人與社會之間發揮著重要的橋梁作用。”36在本文中關于群體的理解是相對比較廣義的,它不僅僅指那些有組織的,例如家庭、學校、軍隊等,也包含著那些沒有組織的,但是有著某種共性行為特征的人的共同體,例如不同年齡構成的群體、性別群體、犯罪群體等。在本研究中群體既包括了個各種不同的運動員、觀眾、健身人群,也包括了在體育中具有共性行為的群體,即包括了以各種不同標準劃分出來的群體。
關于文化,著名社會學家AnthonyGiddens認為:“社會學家提到文化關心的是人類社會那些通過學習而非遺傳獲得的方面。這些文化要素只有被社會成員共享、合作和交流才能得以發生。他們形成了社會中的個體賴以生活的基本環境。”37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的共同定義是‘‘文化是人類群體或社會的共享成果,這些共有產物不僅僅包括價值觀、語言、知識,而且包括物質對象”38。從AnthonyGiddens和DavidPopenoe的理論中關于文化的概念可以看出文化的產生必須要經歷成員共享、交流、合作,也就是說必須要經歷一個群體行為的過程,是人類群體的共享成果。所以群體行為是社會文化產生的必要條件。沒有群體行為作為個體心理和社會文化之間的銜接,社會文化不可能產生。一是社會文化是構成社會的不可或缺的結構性要素之一。文化使社會有了系統的行為規范,文化塑造了社會的人。二是在社會對人的影響因素中,除了人際之間、群體對人的影響,文化是對人的行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是研究人的社會心理和行為必須要關注的。
3.2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界定
根據從理論上的演繹——對于體育社會心理學家關于研究對象觀點的剖析;又根據對體育社會心理學已有研究主題內容的歸納闡述對國內外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內容進行的歸納性回顧和梳理,參照對其母系學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的重新探討。以帕森斯、班杜拉兩人的理論觀點為理論基礎,指出體育社會心理學研究對象包含以下幾個層次:體育中個體的社會心理層次(個體社會化,社會角色,社會認知,人際關系,態度,歸因等);體育中群體行為層次(團體研究:團體構成、特征、凝聚力、領導行為,競爭與合作:社會促進社會惰化,侵犯與利他行為,從眾與獨立行為,規范行為和失范行為,信任行為等);體育中社會文化層次(民族、宗教、道德、政治、經濟、法律、輿論、習俗等)。
4.結論與建議
一門學科研究對象的探討可以采用如下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已有的學科研究內容主題的歸類分析,二是已有的關于學科研究對象的觀點分析,三是較成熟的相關母系學科研究對象的分析,四是對前三項研究加以歸納演繹并尋求一定的理論基礎,得出發展中新學科的研究對象,這樣一個研究范式為研究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提供了明確的研究范式。
【關鍵詞】 社會心理學;危機;認知主義;本土化
社會心理學的歷史通常劃分為三個時期,1908年到二戰為學科形成階段;二戰到60年代為學科發展階段;從60年代末期開始,社會心理學研究遭遇嚴重危機,反省和試圖消除這種危機構成70年代以后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主旋律。危機意識促使社會心理學共同體從研究主題的選擇、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論模型的構造和研究的潛在假設等所有方面進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檢討。西方社會心理學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全面的理智轉型。或者說,在過去的20年中,西方社會心理學已經超越危機時期的苦悶,從研究程序、研究技術和理論構造到研究主題的拓展,從基礎研究到應用研究等各個方面,都有突飛猛進的演化。
一、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
1、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是認知主義的危機
上世紀50年代后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際知覺與歸因理論、認知一致性理論、認知不協調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等。走的都是認知主義路線。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會心理學就是認知社會心理學,所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更準確地說是社會心理學中認知主義的危機。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庫恩的范式論、現象學、解釋學以及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影響,社會心理學開始從某個個別的、具體的研究到核心認識論、方法論,對認知主義開始進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認知主義在社會心理學中的主導地位開始動搖。80年代末后現代社會心理學、文化心理學的興起,以及建構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心理生態觀的出現,昭示隨著人們對社會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化,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研究模式運用于重要的文化轉向。
2、認知主義的危機是自然科學研究模式運用于社會心理學的失敗
早期心理學以自然學科為自我發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學的統攝下,認知社會心理學長期以來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經驗事實的積累”上,社會心理學紛紛遵照實證主義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觀察基礎上形成假設,再通過設計精巧的實驗驗證這些假設,得出的結論被作為規律性知識構成社會心理學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這樣做的直接結果一方面促進了社會心理學中的小型理論爆炸性的增長,一本普通的大學《社會心理學》教課書通常要涉及四五十個形形彼此相互獨立的理論;另一方面由于忽視基本理論研究,導致社會心理學學科體系內部缺乏嚴密的邏輯聯系,各種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諸多問題當中,使認知社會心理學遭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二、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
當代社會心理學的危機經歷兩個發展階段。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屬于危機的前期階段,這一階段的特點:一是幾乎所有的社會心理學家都被卷入危機,在其中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認識,發出不同的聲音;二是人們在有關批判的對象、目標、觀點、對危機的反應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見,學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亂。當代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正是這種反思的積淀。當代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具有兩個標志:
1、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紛爭
當代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危機,映射著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影響,甚至可以說“危機”本身就是以后現代文化立場審視認知社會心理學的結果。
后現代社會心理學首先意味著對認知社會心理學的全面解構: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對人的心理的“治療”或“改造”,而是促成對人的心理學差異與心理局限的“理解”,促進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學的研究不再熱衷于去“證明”一個理論的“真”或“假”,因為在后現代語境中,理論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義上得到“證明”。后現代社會心理學致力于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對人的心理做出“解釋”。
這種新的研究模式強調以人與他人、他物(包括社會、文化)之間內在、本質的構成性為幾點:(1)要求以“現實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對象;(2)強調心理的文化意義,拒絕接受“文化特權”“西方優越”與“種族中心主義”,堅持以平等的原則接受一切文化與個體心理差異;(3)以人與人之間的“對話”――互動過程研究取代傳統心理學的認知中心;(4)重視理論的前構性;(5)主張用語義學、解釋學的方法作為社會心理學研究方法的重要補充。
后現代社會心理學到目前為止還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理論體系,有關它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和發展所產生或將會產生的影響也眾說紛紜。但后現代社會心理學的思想、觀念被越來越多的人解釋也標志著社會心理學研究正在發生重要的文化轉型。
2、“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興起
如果說作為當代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重要標志,后現代心理學還僅僅是表現為一種思想、觀念形態,文化社會心理學則已經形成相對完備的體系,能夠為文化轉向提供更加翔實的研究資料。
從社會心理學學科內部的發展邏輯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試圖消解認知主義危機的產物:從學科外部的影響來看,文化社會心理學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蘭、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心理學界的本土化心理學研究及這一時期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科學哲學、語言哲學、臨床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等的研究成果向社會心理學研究滲透的結果。與“認知的”社會心理學相比,“文化的”社會心理學的興起意味著當代社會心理學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轉變。
“文化的”社會心理學認識到人的心理實質上是一種文化建構,在文化社會心理學中,文化與心理不再是兩個相互分離、獨立的要素,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對應物。
文化社會心理學完全是一種“文化的”視角,它顛倒了認知社會心理學的思維邏輯,將文化前置,將心理作為文化的延伸或對應物置于審視的地位。文化社會心理學要著重討論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種程度是文化的表現?站在“文化的”立場,過去人們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學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文化社會心理學將研究重點導向心理學的“本土化”問題和個體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中的“社會化”問題,強調對心理學的文化內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會心理學文化轉向的意義
西方心理學一直對文化存在著忽略,這種忽略很大程度上是與其個體主義傾向有關。個體主義把心理學的研究看成是個體心理的探討。在意識與行為的研究中不是從個體所處的文化歷史背景出發,而是從個體的角度,分析個體的內部動因和外在行為。這種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的個體主義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慮,文化的研究由此為心理學家所忽略或拒絕。而文化的轉向無疑對克服西方社會心理學中個體主義傾向有著積極的意義。
同時,西方社會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可以促進心理學與社會文化的緊密聯系,而同本土文化緊密聯系的社會心理學更符合社會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實際效用。傳統的西方社會心理學由于把追求的目標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適用的心理科學模式上,不考慮特殊文化條件對心理學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脫離社會生活的實際,成為一種純學術追求。因此,緊密聯系本土文化的實際,考慮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條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應該是全球心理學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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