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社會建設理論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由河北日報河北新聞網創辦了“善行河北”官網，將發生在河北省各地的先進人物的善行義舉、典型事跡予以弘揚與宣傳，引領人們見賢思齊，將抽象的道德理論春風化雨潤入人心，把枯燥的宣傳標語形象化、實踐化，煥發人們的道德情感，呼吁社會的文明風尚。這一舉措能無形地提高了民眾道德素質，優化了河北的社會發展環境。能達成如此良好社會效應，分析其成功原因有：第一，利用各級各類宣傳陣地：主題宣傳、典型宣傳、文藝宣傳、網絡宣傳。借助新媒體平臺，微博、短信、彩信、圖書、視頻、歌曲、動漫等新穎的宣傳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不間斷的宣傳，具有很好的社會影響力。第二，構建專用網絡平臺：河北好人網、善行河北官方微博等，使“善行河北”主題道德實踐活動備受關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道德故事將抽象的理性認識外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繼而將情感認同轉化為自覺踐行。

二、“善行河北”道德實踐活動對社會管理的推進

社會管理是多層面、多因素、多路徑的，從道德建設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設作為社會管理的“軟方法”之一，需要我們長期地探索研究，類似“善行河北”主題道德實踐活動的開展，實現了道德建設的“虛”功實“做”、“文”活“武”練、“軟”實力“硬”打造，為社會道德建設的推進提供多方面的啟示：第一，必須樹立科學實用的道德標準，只有科學實用、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道德標準才能獲得廣泛認同，并轉化為普遍的社會行為準則，必須強化實踐理念，化抽象的理論為生動的案例示范，發揮道德應有的社會作用，才能滿足社會管理的現實需要。第二，必須搭建道德互動平臺，為群眾參與提供便利有效的載體，讓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動平臺，可以做到踐行道德規范、參與道德評價、自我價值體現。第三，道德建設必須形式新穎、體系完善，逐步形成從組織協調、過程推動到督導檢查、激勵約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體系，尤其要建設一套奉獻與回報一致的機制，馬克思說:“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惟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彼哉f，道德建設體系必須通過體現“善有善報”合理狀態，才能更好地推進整體社會道德的進步。“善行河北”活動對社會管理的推進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善行河北”優化了河北的社會發展環境，有效培育和發展了各種社會組織，提升了其社會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國的社會組織發展還較為緩慢，對政府的依賴性也較強，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發展各種社會組織，提升其社會管理的能力，從而不斷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功能，有效地充當政府與公民的中介，推進政府的各項社會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動培養了公民道德素質，提升了其參與社會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動滿足群眾的道德訴求，激發了群眾的參與熱情?！吧菩泻颖薄被顒芋w現了民眾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使民眾找到了作為社會主體的價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為了群眾性道德實踐活動。第三、“善行河北”活動維持健康的社會道德秩序，倡導高尚的道德價值，創造優良的道德風尚。規范了社會行為。使人們普遍獲得道德認同，接受道德規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會秩序。

三、關于完善社會管理體系的思考

第2篇

探索社會金融理論

格萊珉銀行創立者•尤努斯指出:主流經濟學家未能理解金融機構所具有的社會能量,而現有的經濟理論也把金融機構看作一種為貿易、商業和工業提供服務的平滑組織。但是在實踐中,金融機構能夠創造出迅速轉化為社會能量的經濟能量。例如,當貸款惠及到某些特定的社會群體之后,這個群體的經濟和社會狀況就會得到明顯的改善。如果銀行只貸款給有錢人,結果是富人掌握了更多的金融資源去剝削窮人,最終造成富人更加富有,窮人更加貧窮的社會“馬太效應”。尤努斯一手創辦的孟加拉鄉村銀行(GB)致力于為低收入群體提供金融服務滿足其金融需求,使窮人受益,并為人類解決貧困難題提供了一個可行辦法。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桂冠也因此戴到了尤努斯頭上,以表彰他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這一模式的巨大成功,是對傳統的“貸富不貸貧”、“救急不救窮”、“只講錦上添花、不講雪中送炭”等等固化思維產生的強大沖擊,成為了平衡商業性和社會性矛盾的實踐楷模。正如尤努斯強調的“除了考慮利潤之外,我們還關注很多社會問題,履行社會責任,努力解決貧困、營養不良、不平等、兒童死亡等問題”。他所倡導的社會企業導向,對改革和完善現有金融體系是一個很大的啟發,關于金融社會性的討論也日漸豐富。

事實上,GB模式在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引用,存在明顯的局限。其他不說,孟加拉國的社會經濟和產業交換模式,有其深厚的宗教背景和地域特點。這和中國大相徑庭。孟加拉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其居民每周有固定地點、固定時間的禮拜,這使得他們不用額外組織會議,就可進行信息、決策和信貸授受活動。熱帶地區生產交換活動的常年性,加上穆斯林社會獨特的手工業生產與交換體系,使得窮人都有持續不斷的現金流。這與中國的農耕和游牧文化下,農牧業每年僅能產生一到三次的收入現金流極不相同。孟加拉宗教傳統下的農民生產生活方式和沿門托缽的乞丐文化,使得尤努斯可以發動窮人和乞丐,成為銀行家。在中國并沒有類似的“場域”和“習性”,因此也就沒有孟加拉式的小額信貸實踐邏輯。

但是從GB模式中仍然可以學到一些有益的運作方式,如貼近草根階層、努力實現信貸決策權的下移、努力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進一步尋究還可以看到,GB脫出了簡單形式主義經濟學框架下的理性經濟邏輯,而有了更多實體主義色彩的實踐經濟學預設,如假設每個人是道德人、經濟人、社會人、宗教人的多重面孔,由此產生的是社會人假設,并形成了一整套的超越市場邏輯的社會經濟邏輯。這一邏輯雖然不易于邏輯的推演,但顯然比單一的理性經濟假設,更符合人性的實際。由社會人假設出發,可以得到一整套由微觀到宏觀的“社會人――社會企業――社會市場――社會農業――社會金融”思維框架,與傳統的“理性經濟人――利潤最大化的商業企業――自由市場――產業化農業――商業金融”的市場邏輯形成鮮明對比(見表1)。

在社會金融的邏輯框架下,每個人或每個企業既有理性經濟的一面,也有社會道義的一面,是社會人或與之相匹配的企業組織。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形式并非自由市場經濟,而是社會市場經濟。在社會市場經濟中,人們的信用關系不單是商業信用,更加是社會信用,由此支撐的不僅是商業金融,而是社會金融。

由此可以討論綜合市場邏輯和超越市場邏輯雙軌運行的新的社會改造方案,這一方案的內容至少包括如下七個方面:

一是重塑經濟的微觀基礎。由單純的理性經濟人,過渡到有他利和公益目標,兼具理性經濟和社會道義的社會人。

二是重塑微觀企業。由單純追求單一的利潤最大化的逐利企業,過渡到追求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利益等多元目標的社會企業。

三是重塑市場經濟性質。由單純的自由市場經濟,過渡到集合了微觀的社會人和社會企業的社會市場經濟。

四是重塑農業的性質。由單純的發揮單一經濟功能,作為產業形態的農業,過渡到具有自然、社會、經濟、政治四大屬性,包涵生態、生產、生活、生計、社會交往、文化教育、、國家安全、休閑醫療等多重功能的社會農業。

五是重塑金融性質。金融業不再僅僅扮演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進化機制式的資源配置機器,并由此形成單一的市場金融體系。要兼顧到自身可持續和社會可持續的具有商業金融服務特惠化和基本金融服務普惠化二元目標的社會金融體系。

六是重塑農村金融。在農村地區,逐步改變以單一競爭目標為導向的金融體系建設目標,改造現有的以特惠化和差別化服務為基本原則的商業金融體系,使之成為與社會人、社會企業、社會市場、社會農業相容的社會金融體系。在金融體系建設上,更多促進不同金融組織之間的合作,而非競爭。在“存放匯”等基本金融服務上,貫徹基本公共服務的普遍服務和均等服務原則。在此基礎上,甚至可以設想逐步實現農村包圍城市,將社會金融體系復制到城市,使得金融部門不再是單純地搬運貨幣財富、配置貨幣財富的部門,而是能夠涵蓋諸多社會目標,改造成為支持人類可持續經濟、社會、文化交往模式的社會金融系統。

七是促進社會行動。前面所有目標的實現,依賴于一整套符合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的重新塑造。如尤努斯針對2008年以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所批評的那樣:“此次金融危機正是源于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貪婪以及道德淪喪。政府救市的行為證明,亞當•斯密所謂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其實根本不存在?！鼻也蝗ピu論尤努斯的批評是否到位,從中至少可以看到,脫開唯利是圖的單一理性經濟價值觀,就可以為農村金融、農村經濟,甚至整個人類經濟交往模式,尋找到一套更加可持續的替代方案,開辟出一條政治、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的新路。

我國金融體系歷經多年改革和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對于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仍然存在網點不足,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以致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傳統的金融機構,包括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以及合作性金融機構,往往因謀求利潤最大化和自身可持續發展,將低收入群體長期地、系統地被排除在服務領域之外。金融服務的缺失,是導致中小企業貸款難、農民增收困難、農業發展緩慢的重要因素。金融機構的商業性和社會性是否可以兼顧,鄉村銀行的成功和推廣給出了很大的啟示。而建立起一套可持續發展,又能關注弱勢群體的金融體系,也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事實上,弱勢群體必須依托社會金融體系,才能走出金融排斥狀態。彌補市場金融服務的空白,追求社會公平和效益,在此基礎上獲得可持續發展,是社會金融的核心理念。這一以社會利益為導向的金融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與“普惠金融”目標可謂不謀而合。

促進普惠金融建設

“普惠金融體系”一詞來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Inclusive”這一詞匯,本身就有包容性、綜合性的涵義。聯合國借助2005年“小額信貸年”的機會,在全球倡導構建普惠金融體系。其基本含義是:能有效、全方位地為社會所有階層和群體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讓廣大被排斥在正式金融體系之外的客戶獲得金融服務;對象是農戶、微型企業等相對貧困群體和地區。聯合國希望通過小額信貸(或微型金融)的發展,促進這樣的金融體系的建立,此后,普惠制金融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認可和研究應用。

焦瑾璞2005年在國內率先引進普惠制金融的概念,并構建了普惠制金融理論的框架。普惠制金融是指能以商業可持續的方式,為包括弱勢經濟群體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提供全功能的金融服務。普惠制金融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服務對象的特定性。普惠制金融體系以價格相對合理的產品為中小企業、微型企業、農戶等低收入群體對象提供服務。第二,金融服務產品和功能的全面性。普惠制金融不僅為客戶提供貸款服務,還為其提供存款和保險、匯款、養老金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第三,金融機構的多樣性,體系的多層次性和保持適度競爭。普惠制強調放松金融管制,允許社會各種性質的資本在貧困地區設立為中低收入經濟群體服務的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使普惠制金融體系包括從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到銀行金融機構等各類金融機構組成。各個機構堅持商業性經營原則,整個體系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制度基礎。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來理解普惠金融的理念:

普惠金融體系要求金融機構的利潤目標與社會責任相結合

普惠金融體系體現的是包括信貸、融資、結算等金融服務享用權的公平問題,重在關注、支持和服務弱勢群體,強調各參與主體的社會責任意識,做到公平優先兼顧效率。低收入群體是整個體系的核心,他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決定著微觀、中觀及宏觀各個層面的行動。這就需要各類金融機構在追求利潤的同時,承擔起金融業的社會責任。要普遍惠及弱勢群體、弱勢地區,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提供機會使貧困群體脫貧致富。要達到這些目標,不僅需要正式金融機構轉變經營理念,圍繞弱勢群體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在正式金融體系之外,還需要引導和扶持新型的以社會利益為導向的金融組織的設立,以及相應的配套設施和政策的完善。

普惠金融不等于福利性扶貧,要求堅持財務上的可持續性

普惠金融理念體現的是對貧困群體的金融扶持,但它有別于過去支持貧困群體的慣性思維,即發放“扶貧貸款”,低利息提供補貼。這種扶貧貸款往往不能發揮預期作用,原因在于“兩缺”:一是缺信用意識,特別是貧困地區,吃救濟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頑固地認為銀行的錢是國家的,拖欠有理,可以不還;二是缺創業意識,寧可曬太陽也不去想辦法掙錢,滿足于過窮日子。信用意識決定了還款意愿,創業意識決定了還款能力,這“兩缺”成為了制約貧困戶獲得信貸以及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普惠金融要兼顧社會福利和可持續性,即從輸血轉變為造血,就要求利率能夠覆蓋風險,同時突破各種制約因素,激發窮人自我發展的信心和潛力,通過供給主體與服務對象及相關環境的良性互動,營造一個有內生動力可持續經營的金融格局。

普惠金融體系要求對政府角色進行合理定位

針對我國農村金融體制存在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政府辦金融,以及過度管制導致農村金融市場缺乏活力,在組織體系、產權模式、服務方式以及監管政策等方面不適合農村的特點。而農業貸款的高風險性與長期性、低收益性的矛盾,決定了普惠金融離不開政府支持,需要政府從政策、法律、資金等方面多樣化的支持。政府干預的有效性應體現在引導而非剛性的政策介入。應把政策的著力點放在營造金融內生秩序的生長環境上,除了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和人力支持,還要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建立完善的配套設施和監管體系。此外,應當擴大各級政府公共財政的覆蓋面,解決農民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問題,有效地緩解農戶的非生產性貸款需求,降低農村金融的系統性風險,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

基于社會金融理論建設普惠金融體系

農村金融體系要擴大覆蓋范圍,謀求社會福利效益的最大化,并達到普惠目標,需要做出一系列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往的改革,基本都是在市場邏輯范圍內的供給主導的變革,并未有效消除弱勢群體面臨的金融排斥問題,農村資金凈流出造成城鄉差距擴大的局面也未得到改善。社會金融理論跳出了傳統市場邏輯,更關注弱勢群體金融需求的滿足和社會公平的實現,從而要求作為公共部門的政府創新和變革制度安排,要求金融體系各供給主體轉變經營理念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共同促進普惠目標的實現。

明確各金融機構的職責,優化其功能定位

針對不同層次的金融需求,應采取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給,形成多層次多元化低成本的運行體系。正式金融組織發揮資金規模的優勢,扮演儲蓄動員者和資金批發者的角色;非正式金融組織發揮內生在農村社區的優勢,發揮資金轉貸平臺和小額信貸發放者的角色。雙方進行垂直合作,可以有效緩解農村資金饑渴癥。

適應農村經濟需求特點,推動金融機構和服務創新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戶的金融需求漸趨于多樣化,而傳統的農村金融體系往往服務單一,不只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還存在著供給和需求間的錯位。因此,在縣域、鎮域甚至村域范圍內發展不同類型的社區金融組織,促進金融社會功能和經濟功能的同時實現。孟加拉鄉村發展組織的小額信貸扶貧、日韓融合了金融保險服務的綜合農協模式,以及美國社區再投資的一系列政策安排,都是有益的借鑒。

合理定位政府角色,優化普惠金融結構體系

第3篇

一、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是我國市場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和現代市場流通體系正常運轉的根本保障

1、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逐漸成熟，信用交易已成為現代市場流通的基本特征之一，信用經濟的雛形開始形成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已顯著提高。我國人均GDP已達1000美元，部分發達城市和沿海地區已超過2000美元（信用經濟啟動期的標志），有的地區甚至達到了4000美元（信用經濟活躍階段的標志）。與此同時，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我國絕大多數商品已由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1996年下半年開始，我國600多種主要商品都出現了供大于求的狀況。

買方市場的基本特征是供大于求，商品相對于市場購買力過剩。為刺激市場需求，各種信用交易工具將陸續推出，信用貸款、賒銷賒購和信用消費逐步增多。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企業利潤率下降，競爭手段逐步從質量、價格、服務發展到交易方式，信用交易漸成潮流（國際國內市場均是如此）。

近年來，我國政府為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實施了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的政策。從1998年開始，信貸消費日趨活躍，社會對信用工具的需求越來越大。各類信用交易規模迅速擴大，有些行業的賒銷比例高達90%以上；信貸消費和刷卡結算和已成為廣大城市居民的新時尚。

2、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市場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和現代市場流通體系正常運轉的根本保障

信用交易的基本特征是接受信用的一方對提供信用的一方價值回報的滯后性。由于受信方在未來某個時間償還意愿和償還能力的不確定性，同時又沒有擔保和財產抵押，因此信用風險總是和信用交易相伴而生，或者說，在信用交易過程中，信用風險的產生是不可避免的。

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一般情況下，信用交易中授受信主體所掌握的信息資源是不同的。受信主體對自己的信用狀況和還款風險等有比較清楚的認識，而授信主體則較難獲得這方面的真實信息，他們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非對稱信息將導致市場交易前期的逆向選擇和后期的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大，產生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可能性就越大。信息經濟學同時指出，各經濟主體間的交易活動實際是在不斷搏弈的過程，在有限的搏弈或一次性搏弈中，發生欺騙的可能性較大。如果把個體間的搏弈轉換成個體和整個社會的搏弈，搏弈的次數會大大增加，經濟主體就會自覺塑造自己的信用形象，放棄失信行為。

由于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健全，授信主體很難獲得受信主體的真實信息。同時，由于經濟轉軌時期我國的立法及執法體系不健全，企業制造虛假信息幾乎不受成本（懲罰）的約束，虛假信息的普遍存在進一步加劇了信用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使授信主體面臨超常的道德風險。

沒有完善的信用體系保障，守信者得不到有效激勵，失信者得不到應有懲罰；企業進行信用風險管理得不到信息和服務的支持，信用風險無法有效地化解和轉移。最終必然導致企業大量賬款無法及時收回、壞賬過高、拖欠成風和整個市場經濟秩序嚴重紊亂。目前我國市場上出現的其他秩序混亂現象，如制假販假、坑蒙拐騙、逃稅騙稅、走私騙匯等違法犯罪行為，歸根到底也是嚴重的失信行為，它引發的是社會性的信用危機，導致整個市場風險過大。這些現象也與信用體系不健全，企業自身信用意識和管理水平太低，無法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直接相關。

與此同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是企業的生命，也是其生存發展的前提。一方面，信用好的企業可利用信用方式購買原材料、機器設備，進行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另一方面，企業通過建立科學的信用管理制度，可借助各種信用活動，開展信用銷售，維護老客戶，發展新客戶，不斷擴大市場占有率和交易規模。在信用活動中，企業超常地發揮了自己的生產和銷售能力，大大提高了運作效率。

二、制訂信用相關法規是建立健全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當務之急，也是健全我國現代市場流通體系的重要內容

1、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內涵是建立良性信用機制

社會信用體系是一種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機制，它綜合運用各種社會力量和制度，共同促進社會信用的完善和發展，鼓勵和弘揚守信行為，制約和懲罰失信行為，形成良性信用機制，保障社會經濟健康發展和規范運行。

社會信用體系至少包含如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1）良好的信用文化、信用教育和信用管理；

（2）完善的信用立法和失信懲罰機制；

（3）政府對信用交易和信用管理行業的高效監管；

（4）公共信用信息的開放與使用；

（5）市場化運作的信用中介機構和行業自律組織。

2、信用立法滯后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瓶頸

當前，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信用體系已成為舉國上下的共識：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已被明確為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牽頭單位；誠信已被列入公民基本道德規范；信用教育和培訓逐步展開，企業和公民信用意識得到提高；金融機構和企業信用管理開始得到重視；信用中介機構得到初步發展；信用管理行業自律組織已具雛形（中國市場學會信用工作委員會已于2001年12月成立）。但作為信用體系建設的關鍵環節——信用立法相對滯后，已經成為制約信用體系建設的瓶頸，應盡快列入我國的立法規劃，抓緊制訂。

目前已經進行的信用交易和信用服務實踐表明，信用立法的滯后，嚴重制約了信用交易規模的擴大和信用管理行業的發展。由于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不開放，影響了征信報告質量，進而影響了市場需求；由于消費者信用信息無法獲得，導致我國消費信貸手續煩瑣、風險過大，進而使得消費者、銀行和商家辦理的積極性受到影響；信用管理行業的主要分支——收帳業務被一刀切地封殺，使欠債人成為最大收益者，三角債前清后欠，屢清不止；而保理業務由于限制太嚴，導致業務開展量小，企業無法獲得滿意的貿易融資和風險擔保服務；為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而發展的信用擔保行業成為風險最大的行業之一，發展緩慢，起不到應有的作用。這些都影響了我國擴大內需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執行，可以說，信用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3、信用體系相關法規的制訂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

信用相關法律法規的建立和運行，可以保障及時有效地收集、整理和公開信用信息，使交易各方能夠查詢到對方的信用信息，改善信息不對稱的狀況，提高交易的成功率。同時，通過失信懲罰機制的建立和運行，對那些帶有欺詐性的交易行為進行自動處罰，使不守信的行為主體在市場中無法生存和發展。

信用法規事關所有經濟主體的權益保護和公平交易，必須在保障個人隱私、企業商業秘密和國家經濟安全的前提下，參照國際經驗和我國具體國情，對征信數據的界定、開放、采集、查詢，信用服務的開放和規范等做出科學規定，以保障我國信用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流通秩序的正常運轉。

三、關于我國信用法規建設的若干建議

1、我國迫切需要建立的幾部重要信用法規

參照國際經驗并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必須盡快建立下述五項信用法規，按起草順序依次是：《政府公共信用信息開放條例》、《企業征信管理辦法》、《個人征信管理辦法》、《征信行業發展促進法》和《公平債務催收法》。其主要內容如下：

（1）《政府公共信用信息開放條例》主要界定政府和公共部門開放征信數據的內容和程序。

（2）《企業征信管理辦法》規范企業征信信息和企業征信機構的監督管理辦法。

（3）《個人征信管理辦法》規范個人征信信息和個人征信機構的監督管理辦法。

（4）《信行業發展促進法》扶持、規范征信機構的發展，普及征信服務。

（5）《公平債務催收法》規范商賬追收行為，完善企業信用管理功能。

鑒于新建立的信用法規與原有的法律可能會有一定的沖突，應專門研究《合同法》、《商業銀行法》、《企業破產法》、《擔保法》、《檔案法》、《保密法》、《統計法》《民法通則》《公司法》、《民事訴訟法》、《刑法》等與信用法律的相容性，修改或重新解釋其條款。

2、近期可考慮制訂的幾項市場流通領域信用管理規章

由于一方面社會信用體系和相關法規建設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完善的過程，通常需要數年時間；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一下子制訂出一套成熟完善的信用法規，即使能參照國際經驗制訂出一套比較先進的信用法規，也不一定適合我國國情。但是，現在市場流通領域存在的失信問題必須盡快得到有效扼制，經濟秩序必須盡快得到改善和規范。為解決這個矛盾，我們研究了美國和歐洲信用法律建設的進程，發現這些國家都是先在市場流通和金融領域制訂一些級別較低的信用規章，然后在執行過程中不斷修改，最終成為比較完善的法律，融入國家信用體系法律框架。鑒于我國的現狀，我們認為可以先在市場流通領域出臺一些信用管理的規章。這樣既可以縮短立法過程，解決當前市場流通領域信用管理法律空白的緊迫之需，避免因長期不能完成信用立法工作而給市場經濟帶來不良影響，又能承上啟下，為下一步建立更高層次的信用法規提供經驗、奠定基礎。

為此，建議商務部根據市場流通領域的特點和需求，先行制訂幾項級別較低，頒布程序相對簡單的信用管理規章。近期可考慮制訂如下信用管理規章：

（1）《企業信用信息管理辦法》。該辦法規定流通企業信用信息采集的內容、方式、采集機構、管理部門、信息查詢者的方式、信息保密等；

（2）《企業信用評估管理辦法》。確立統一的評價體系、認證標準；建立信用標識制度，確定認證標識；監督管理數據更新方式和周期。流通企業信用評估制度必須在流通企業信用信息開放制度建立后方可實施。

（3）《建立企業信用管理制度指導意見》。要建立一個規范有序市場流通秩序，除了外部的信用體系和相關法治環境外，市場主體的信用風險意識和防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該指導意見根據我國企業特點，參照西方企業信用管理制度，指導企業建立科學信用管理制度，從而降低和避免市場信用風險，提高市場競爭能力。

（4）《不良信用信息披露辦法》。該辦法對如何收集、披露市場主體不良信用記錄、信息內容、公布方式、公布機構、查詢要求、資料保存時間等做出明確規定，逐步建立起失信懲罰機制；

（5）《商賬追收試點管理辦法》。該管理辦法規定商賬追收機構試點范圍、收賬機構資質標準、行為規范、管理部門、懲罰措施等內容。

3、信用立法調研的進程安排

信用法律體系的建立，需要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近期可由全國整規辦和商務部有關部門牽頭，成立課題組，組織有關專家開始各項調研工作。流通領域信用管理規章可在一年內分步制訂和頒布；《政府公共信用信息開放條例》、《企業征信管理辦法》和《個人征信管理辦法》是其他法案的基礎，可在一到兩年內完成對這三個信用法案的調研起草工作，然后在三到五年內對另兩部法規完成調研起草準備工作。

圍繞建立上述法規的主要調研工作包括：

（1）各國信用法律法規及其立法執法過程中的經驗、教訓；

（2）我國現有與信用相關的法律法規；

（3）各政府部門和企事業單位信用數據開放內容和方式；

（4）征信機構信用信息采集和的形式；

（5）市場流通領域企業信用數據開放、評估的規則；

（6）促進征信機構發展和監管的方法；

（7）開展收帳、保理等業務的資質和操作規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