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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對策

馬江鎮位于湖南省株州市茶陵縣西，2005年底，總人口727917人，共有長遠、紅旗、長聯、末頭、塘富、東沖、西沖、麻芫、毛家、井泉、小碧、月嶺、麻石、玄武、皋芫、曾虎、等坪、浪灘、聯湖19個村委會。1987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頒布以來，馬江鎮村務公開制度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下，走上了蓬勃發展、全面普及的道路，全鎮19個村委會都實行了村務公開制度。

一、馬江鎮村務公開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公開內容不全面

當前馬江鎮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公開了一些村務，但公開的內容大部分是有選擇的，在公開過程中避實就虛玩“迷藏”，弄那么幾張紙，寫了幾項就貼了出去。上級要求公開的內容和群眾關心的、意見大的熱點問題遮遮掩掩，不愿意公開或少公開，只把一些無關緊要、不痛不癢的項目寫進公開欄。在公布農民最關心的財務問題時，公布的數字很籠統，只公布收支幾大項，具體把錢花到了哪里、怎么花的群眾就不知道了。涉及農民負擔、扶貧款發放和計劃生育等群眾敏感應該詳細公開的內容，只公開一些“枝節”，對村干部不利的部分則拋之腦后，置之不理。有相當多的內容仍然沒有公布，如村集體支付的請客送禮，吃喝招待費，個人消費公款報銷等不正當開支。更有甚者，有的村根本就沒有實行村務公開。

（二）公開內容不真實

內容失真是指公布賬目與實際不符，含有水分，可信度低。“明白墻”變成了村官們不廉潔的擋箭牌，成為弄虛作假的護身符。馬江鎮長遠、紅旗、長聯、末頭、塘富、東沖、西沖、麻芫、毛家等地村民對村務公開內容的真實性持懷疑態度的較多，特別是涉及財務方面的內容，部分村民認為虛假的東西較多，屬欺騙村民，應付上級檢查。

（三）公開流于形式

村務公開工作存在走過場，敷衍了事的現象。公開不及時，隨意性大，不少村沒有定期公開。公開方式單一，有的地方會議不講、廣播不響，僅有的一塊“公開欄”也被各類廣告所充斥。

第一，村干部一手定公開。在什么地方公開、由誰公開根本就不征求群眾意見，對公開什么，怎么公開完全由領導自己說了算，領導認為可以公開的就公開。手腳“不干凈”的不敢公開也就不公開了。有的村民代表議事會、村民理財小組沒有發揮作用，個別領導干部一點頭，就定了公開的內容，會計弄張紙往墻上一粘就完事。

第二，拖延公開的時間。對公開的時間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三個月一次、半年一次的，甚至于一年一次的也有，時間長短由個人定。還有的公開不及時，把6月份應該公開的內容拖到了12月才公開，這里就失去了便于老百姓監督的作用。有的地方看著老百姓臉色來公開，老百姓要是不問，村里就像沒事一樣，一年也不公開一次，一拖再拖，日積月累，成了一本說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賬”。

第三，公開欄形同虛設。上面部署的很多很細，可是具體指導監督的卻很少，有些村的村務公開欄，樣子做得挺好看，也花了不少錢，可是仔細看看里面公開的內容，卻讓人有些糊涂，在年末看公開欄，里面的內容竟然是年初的，還有的公開欄變成了“空白欄”，一年四季在這里都很難看到幾個字，馬江鎮不好群眾笑稱是:“遠看欄有樣，近看字無蹤”。還有的村就根本沒有公開欄。

第四，審核不及時，賬目不公開。有的村頻繁更換財會人員，出現了“一茬干部一茬會計”，甚至“一茬干部幾茬會計”的現象。且人換賬不交，多數不進行賬目核算和審計，對群眾更是秘而不宣。鄉村民主理財流于形式，給一些干部違法亂紀留下可乘之機。

（四）監督不嚴格

有的不按程序要求進行，而是隨心所欲，必然影響公開的質量；有的不敢大膽監督村務公開執行情況，審核把關不嚴，展開經常、有效的監督流于形式；有的以種種借口，采取種種行為，阻撓公開、搞假公開的人，卻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平安過關；有的對暴露出的經濟問題不查處，極大地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政府的形象，使群眾對村務公開失去了信心。

二、完善馬江鎮村務公開的對策

（一）加大政府的推動力度

只有在政府推動和外在壓力下，才能催生高質量的村務公開。從村務公開的推行到對村務公開的監督，都離不開上級部門的重視。所以村務公開制度的落實，同樣有賴于各級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政府的工作。對于公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馬江鎮鎮政府都必須下大功夫、花大力氣給予解決，對問題比較嚴重、群眾反映強烈、干群矛盾突出的村，可以采取派出工作組的辦法，專門進行解決。同時，要在解決問題的基礎上，建立健全有關制度，堵塞漏洞。

（二）努力提高村民的文化和政治素質

知識與文化水平決定著公民的民主能力，文化水平低使農民在掌握政治信息、利用參政渠道時遇到許多技術上的困難，難以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轉變為政策要求。一般說來，文化水平越高的公民，也就擁有越多的民主意識和精神，民主能力也就越高。只有現代的村民才能有現代的民主政治。文化素質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它的高低主要通過教育程度來衡量。目前在馬江鎮文盲半文盲仍占很大的比重，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農民群眾參與政治的能力，致使相當部分村民不可能形成正確的政治認知。在此種情況下，村務公開制度若沒有外部強有力的推動，便會被農民傳統的政治認知所扭曲，并可能造成村務公開的失范。同時，由于種種原因，馬江鎮村民的政治素質較低，缺乏作為民主政治主體的主體意識、平等意識、權利意識和競爭意識，政治責任感不強。相反卻存在崇官、怕官的“順民”思想，總是寄希望于“清官”、“好官”，不敢或不愿為實現自己利益和意愿而主動行使民利，更不知道自己也有權力監督干部。雖然有時也萌生一些政治要求，卻又不知是否應該表達和如何表達，這種順民意識使得農民只是被動地接受村干部的命令，盲目聽從村干部的安排，而不論村務處理是否得當。這些都無疑會影響村務公開制度的貫徹執行。

（三）增強鄉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識

增強鄉村干部的民主法制意識是村務公開制度化的關鍵所在。鄉村干部的行為和形象直接影響著黨和政府在農民群眾中的威信。鄉村干部作為基層政權的執政者和農村經濟社會的管理者，對解決農村各種矛盾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馬江鎮一些地方干群矛盾緊張，從干部方面來看，主要是思想觀念陳舊，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同廣大農民群眾日益增強的民主要求不相適應。因此，要想真正推行村務公開，就必須提高鄉村干部的民主意識和法制觀念。注重加強馬江鎮基層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們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增強他們的民主法制意識。

（四）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

經過較長時間的實踐，我國村務公開已經初步建立起配套的制度體系，有了村務公開的規范，使工作有序，辦事有據，為村務公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奠定了基礎。當然.這一制度體系的建立還僅僅是一個開端，還有待于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地健全與完善。

第一，村務公開責任制度。把村務公開作為村民委員會成員年度崗位目標管理責任制的重要內容，把村務公開責任目標的落實情況作為民主評議干部、考核干部政績的重要內容，并將評議、考核結果記入本人檔案，作為評選先進和實施獎懲的依據。

第二，村民委員會村務公開制度和與之配套的相關村務的辦事制度。建立村務公開方面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或者具體實施制度，財務管理方面的民主理財、干部親屬回避、會計員憑證上崗、承包項目公開招標等制度，減輕農民負擔方面的預算審批審核、集資管理、農民負擔明白卡、專項審計、舉報查處制度，宅基地審批方面的民主評議、群眾監督、收費審核制度，計劃生育方面的準生證報批發放、超生罰款審核、計生款返還賬目審查制度，電費收繳方面的群眾代表參與抄電表制度等。

第三，村民組織的辦事制度。主要是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村民民主議政日制度、民主理財制度以及村民委員會所屬工作委員會工作制度等。

（五）建立和完善外部監督機制

外部監督機制是村務公開制度化的必要條件。來自內部的群眾監督，是村務公開制度化的基礎或首要條件。但是，至少在現階段，如果沒有外部的監督機制，村務公開同樣難以推行。因為村務公開的推行及其制度化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那些利用村務不公開而的人，肯定會千方百計地加以阻撓。一些地方之所以村務公開難以推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村莊外部缺乏一套強有力的監督機制，因而主觀性較大，容易受人為因素所左右。另外，從長遠來看，如果在“自治權”和“制衡權”之間沒有建立對等的平衡關系，“自治權”就有可能無節制地膨脹，而難以健康地延續下去。

第一，加強外部監管。健全以馬江鎮人大、紀委為主的監督體系，每季度對各村公開內容進行審核，經常組織有關職能部門到各村進行檢查督促，促使各村的村務公開工作真正落實。

第二，強化輿論監督。各新聞媒體要充分發揮輿論宣傳優勢，加大宣傳力度，廣泛宣傳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方針政策和搞得好的典型經驗、先進個人，營造良好的環境。對那些領導不重視、措施不力、行動遲緩、搞得不好的反面典型，要公開曝光。

第三，建立責任追究機制。要層層落實責任制，各級紀檢、糾風、村務公開辦要加強經常性的監督，定期全面檢查。各級各部門要把責任追究貫穿于村務公開工作的全過程，對無動于衷、敷衍應付、弄虛作假、欺瞞群眾、公開不全面不及時等行為，群眾有權向上級政府及其有關主管部門反映、舉報，并負責調查核實并做出答復，要通報批評或責令其限期改正，半數以上的群眾對村務公開的事項不同意的，應當依法予以糾正，并重新公布；對于批評后仍不抓不管、不見起色的要追究紀律責任；對于工作不力、不負責任，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理解決，由此引發群眾屢次上訪告狀或發生重大惡性案件的，紀檢監察機關要嚴肅查處，按照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的規定，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對拒不改正或者情節嚴重以及有打擊報復行為的，可以建議村民會議對村民委員會有關責任人員依法予以罷免；對村務公開中發現有揮霍、侵占、挪用、貪污集體財物及其他違法行為的，應當及時處理，對其中構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村民委員會應當建立村務公開檔案，做到真實、完整、規范，保存期限與村財務賬簿相同。

參考文獻：

[1]周漢華:《我國政務公開的實踐與探索》，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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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政部基層政權建設司農村處編:《農村村務公開工作資料匯編》，1997年版。

[6]孫立國：《村務公開與農村小康建設問題的思考》載《農民致富之友》,2007年第3期。

[7]毛永忠：《村務公開:實行農村民主管理的關鍵環節》載《政策瞭望》，2006年第12期。

[8]莊海舟：《村務公開的監督機制探討》載《嘉興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9]胡序杭：《關于加強村務公開制度建設的思考》載《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

第2篇

（一）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歷史源流

政府信息公開是民主政治之本意，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最早起源于十八世紀北歐的瑞典。瑞典曾經也是以保密為原則的國家，議會的所有活動均對外保密，而且1648年的一部法令對出版活動規定了嚴格的審查程序，極大地限制了人們對政府文件的獲取。[1]以后，瑞典陸續出臺了《出版自由法》、《表達自由法》、《政府》等確認公民出版自由和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政府信息公開成為潮流是在經濟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由于經濟危機和大規模戰爭的影響，西方國家政府普遍從消極行政轉向了對社會和經濟生活的積極干預。在此趨勢下，政府規模不斷擴大，行政權力日益膨脹，國家的權力結構模式也由議會主導演變為行政主導。同時，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公民作為國家權力的主體，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都要求更多地參與國家的各項管理活動，直接表達自己的意愿，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也就成為現代民主政治和發展的基本要求。在這種背景下，政府信息公開作為保障公民參政和制約行政權力的制度安排，隨民主和民權運動的興起在各國發展起來。

美國是目前世界上行政公開制度最為系統、最為完善的國家，比其他許多國家享有更為深厚的行政公開的傳統。美國國會于1946年通過了《聯邦行政程序法》，以后歷經修改，先后補充制定了《聯邦會議法》（1964年）、《信息自由法》（1966年）、《隱私權法》（1974年）、《陽光下的政府法》（1976年）和《電子信息自由法》（1996年），確立了以行政公開為核心，以保護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權利為目標的行政程序法典。美國的體系化的行政公開制度的構建產生了世界范圍內的影響，世界其他各國紛紛仿效。自二十世紀中葉開始，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掀起了促進政府信息透明化的改革浪潮，政府信息公開成為其中的熱點和趨勢，這段時期建立了行政公開制度的國家主要有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外行政公開運動呈現迅猛發展態勢，行政公開制度沖破地域界限、文化傳統界限和經濟發展水平界限，在世界許多國家得以建立和推廣。

（二）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歷史發展

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作為保障人權、落實人民的重要措施，在我國有一定傳統，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開始了政府信息公開制度建設，其中最早推行的是全國農村基層組織的村務公開制度。[2]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政府管理體制轉變、市民社會興起，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目標的提出，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逐步得到發展。各部門、各地方在實踐中又通過政策推行了“公示制”、“兩公開一監督”、“政府采購制”、“窗口式服務”等一系列制度，諸如警務公開、廠務公開、政府上網工程等活動也相繼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在政府信息公開的具體方式上，各部門、地方公開形式多樣，充分利用各種傳統和新型媒介向公眾有關信息，公開范圍也廣泛涉及政府機關的各種行政信息，一些地方和部門還設置了配套的監督與救濟機制，如政務公開熱線、“綠色通道”、政務公開監督員、行政公開責任追究等以保障行政公開的落實，公開手段日趨多樣化、公開種類日趨多元化、公開內容日趨擴大化。

隨著我國社會民主化、法制化進程的加速發展，專門的政府信息公開立法工作被提上議事日程。2007年4月24日，廣受社會各界關注的《條例》公布，已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條例》的制定被評為2007年影響中國進程十大事件之一，在我國政府法制建設進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當今世界的政府信息公開法制建設歷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和重大影響。該《條例》是規范政府信息公開程序，保障公民知情權的行政法規，是建設“陽光”政府的法律基礎，從整體上提高了我國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必將有力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

二、政府信息公開對制度建設的意義

（一）政府信息公開的制度價值

公民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制度下公民所具有的一種普遍性和廣泛性的行為。[3]將政府的信息客觀、公正以及盡可能充分地公開，是對公民的信任，只有在政府與公眾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系，才能喚起廣大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同時，也只有公開，公民才能擁有充分的知情權，進而有效地參政議政。

公民參與是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在要求。政府信息公開是公民參政與合法權益的保障。[4]當代行政民主化的實質是大力發展直接民主，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發展表明：看一個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不僅要看其代議制的發展狀況，更要看其行政民主化的發展狀況，要看公民直接參與行政的程度。[5]政府信息公開是服務型政府的應有機制，對于維護和發展公民的參政權利有重要意義。現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運行的一個基本要求—全要素、全過程的公開透明，是法治政府的本質特征之一。政府主動公開信息，讓公眾了解和參與行政活動的過程，本身就是參與民主的環節和方面。而公民向行政機關申請公開某種信息，也是公民制度化參與的重要表現。建立在人民原則上的國家，都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參政、議政權。行政公開法律制度的建立拓展了行政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體現了制度文明的新發展。

政府信息公開對于知情權保障有重要價值。[6]在現代，“廣義的知情權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依法所享有的要求對方公開一定情報的權利和在不違法的范圍內獲得各類信息的自由，狹義的知情權僅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對國家機關掌握的情報指導的權利”。[7]信息公開和知情權是基于同一民主開放原則之下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它們的基本內涵和目的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建立一個民主、開放、廉潔而又高效的政府，并保證更廣泛的社會民眾享有參與權。[8]

政府信息公開能夠有效監督和控制政府行政權力。沒有監督的權力會被濫用，而監督的前提就是公開，政府信息公開的意義正在于對公權力的監督。實現政府信息公開，以透明的行政取代行政權力的暗箱操作，使行政相對人參與到行政決策和執行過程中去，可以防患行敗于未然，這也是我們所倡導的民主行政的內在要求，《條例》正好建立起了公民對公權力監督的平臺。行政公開程序能對行政權力的運行起到有效的制約作用，保證行政行為的規范、有序進行，保障制度的良性運轉。

（二）政府信息公開對我國構建制度的意義

政府信息公開是建構制度的基礎。作為者的人民在任何時候都有權監督政府的行為，同時也有權參與國家的行政管理活動，以防止行政權利的不當或違法運作。[9]現代行政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行政機關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采用單純的行政命令的方式開展工作，而是需要公民的合作參與才能完成，需要公民對政府的充分信賴。秘密行政反而會增加公民對政府的猜疑，政府信息公開制度通過加強行政機關和公民的有效溝通與理解、聯系與交流，促進了公民對行政的參與，有助于改善行政機關和公民的關系，有利于提高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提高行政決定的權威和穩定性,提高行政行為的可接受性。行政公開意味著公民可以更多地參與行政活動過程，在涉及切身利益之時，公眾通過相應的行政程序直接參與行政活動，行政公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色也就在于向公民提供廣泛參與行政活動的機會和權利，公民可以決定政府決策的趨向以及具體行政行為的結果。

《條例》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方式和程序均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這些規定要得到嚴格貫徹執行，政府必須進行認真扎實的工作：要設立信息公開的專門工作機構；要建立信息收集、儲存、保管、交換、查閱、設立、的專門制度、場所、設施；要對現有的信息進行清理、分類和對未來的信息源進行預測，確定公開方案等。另外，公民知情權的有效實現取決于對違反《條例》行為責任的嚴肅追究和對侵犯公民信息獲取權的有效救濟。政府信息掌握在政府機關手里，如果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由于種種原因，不愿將其掌握的應當公開的信息公開，那么必須要有督促、監督和保障措施，如考核、評議、監察、行政相對人舉報、申請行政復議和提起行政訴訟等。宣傳和實施好該《條例》，牢固地樹立“以公開為原則，以保密為例外”的信息公開理念，從整體上提高我國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必將推動社會主義的健康快速發展。

三、完善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制度設想

（一）以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為契機，努力打造“陽光”服務型政府

政府信息公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積極推進服務型政府的建設。[10]《條例》強調信息公開的全面性和及時性，而且公開的政府信息不僅包括政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制作的信息，而且包括政府為決策收集的信息。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需要，是加強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設的現實需要。從意義上來說，服務型政府是以人為本的政府，是透明政府，是法治政府，是責任政府，而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政務公開、透明。經歷過非典、四川地震等各類災難事件后，人們發現，只有政務公開透明才能進一步實現政府與民心、民意、民情的聯動，有力保障人民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要以實施《條例》為契機，按照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民主行政的要求，把推進政務公開與轉變政府職能結合起來，與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結合起來，與強化行政服務中心功能結合起來，與加快電子政務建設結合起來，努力建設“陽光”服務型政府，不斷提升公共服務意識、服務能力和服務效能。[11]在具體工作中，要把握重點，嚴格規范權力運行。政務要公開，權力是重點。不僅要公開權力行使的最終結果，還要公開權力運行的整個過程；不僅要公開權力運行程序，還要公開權力運行內容；不僅要公開“做什么”，還要公開“為什么這樣做”，確保權力行使的每個環節透明運行，創造條件讓群眾更加有效地監督政府。要健全信息公開工作制度，進一步拓展政務公開的領域和內容，特別要把行政收費、政府重大措施、招標采購、預決算等政府收入和支出作為公開重點，增強財政管理領域的透明度；要關注民生，切實便民利民。繼續從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把政務公開的要求納入公共服務過程中，推動涉及群眾利益的公共企事業單位辦事公開，方便群眾辦事和監督；要創新形式，不斷加強載體建設。在充分利用政府公報、電子屏幕、公開欄、觸摸屏等已有公開形式的基礎上，大力推行社會聽證、專家咨詢、新聞等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公開形式，重點抓好政府門戶網站、熱線電話和行政服務中心建設，擴大網上政務公開，暢通監督投訴渠道，整合公共服務平臺，促進政務公開向社會延伸、向基層延伸、向農村延伸。

（二）以審判公開和檢務公開為載體，塑造“透明司法”

人們常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實際上，司法的公開透明也是司法獨立與公正的最有力同時也最經濟的保障。[12]神秘和封閉是封建司法的特征，公正審判和檢察則是現代司法的標志。加強審判公開工作是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迫切需要。司法公正應當是“看得見的公正”，司法高效應當是“能感受到的高效”，司法權威應當是“被認同的權威”。[13]

自1998年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在審判系統和檢察系統推行有關審判公開和檢務公開的改革，各級司法機關高度重視，采取多種形式扎實、有效、創造性地開展司法公開工作，以公開促公正，取得了顯著成績，使司法公開成為促進司法人員提高政治、業務素質和司法水平的有力舉措，成為自覺接受群眾監督，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做好司法工作的有效途徑，成為正確履行司法職能，實踐司法為民，維護公平正義，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開創了司法工作的新局面。但是，司法公開在一些地方還存在不足：思想上重視不夠，經常化、制度化不夠；內容未及時更新、補充、完善；公開方式和手段單一；工作機制和監督保障機制不健全等。[14]這些問題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公開工作的落實和有效開展。這種狀況與十七大提出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要求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司法公開的領域和空間還有待于進一步開拓。

審判公開在我國不僅僅是訴訟法中的一項重要原則,而且上升為一項憲法原則。實踐中，人民法院應當加強法官的釋明指導，及時告知當事人相關的訴訟信息。妥善安排好旁聽工作，可以有計劃地通過相關組織安排群眾旁聽，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建立和公布案件辦理情況查詢機制，方便當事人及其委托人及時了解與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相關的審判和執行信息，做到依法、及時、全面公開審判信息；檢察工作是法律監督工作，同時，檢察工作也要接受監督，需不斷完善公開監督機制。一是要不斷充實和完善檢務公開的內容，將職務回避、司法程序、辦案規則、檢察紀律等事項向社會公布，增強檢察工作的透明度。二是積極推廣電子檢務公開，建立檢察機關門戶網站，為當事人和人民群眾行使知情權、監督權提供便利。三是健全主動公開和依當事人申請予以公開的制度。對依法可以公開的訴訟期限、辦案流程和法律文書等信息，及時主動公開，提高檢務公開的及時性和實效性。

（三）有效發揮傳媒作用，營造公民參政議政的良好氛圍

在西方，信息公開的主體是政府，大眾傳媒的利益訴求對象是公眾。一方面，傳媒和政府是對立的，政府保護機密事務與信息使其遠離大眾，傳媒為了獲取那些不必要成為所謂政府機密的信息要付出高昂代價。另一方面，政府和傳媒又是統一的，他們都是現代社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媒體首先應該是一個傳達者。及時向公眾傳達政府的信息，這在出現公共危機時尤為重要。[15]由于大眾媒體的廣泛滲透，政府通過大眾傳媒越早信息，越能阻止謠言和猜測的產生和傳播，并且同時樹立了政府和媒體的公信力。其次，媒體應該是一個解讀者。公眾需要的不是信息的堆砌，而且由于一些信息的專業性，公眾往往無法領會政策涵義。這要求媒體組織專家學者對政府的信息進行深度解讀，為公眾提供價值判斷參考和決策依據。再次，媒體應該是一個了望者。只滿足于政府的傳聲筒角色顯然難以贏得公信，媒體還應及時公眾急需了解的信息，特別是一些事關公共安全和公眾利益的信息，通過公眾的知情形成輿論壓力，影響公共政策，推動政府信息公開。

實踐中，要有效發揮傳媒的作用，克服傳媒發揮輿論監督作用的制度和機制缺失，繼承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的成功做法，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探索傳媒開展輿論監督的保障機制、激勵機制和反饋機制。首先，新聞媒體必須具有獨立性，必須社會化，不能僅僅是黨的耳目喉舌，更主要的應當是人民大眾的喉舌。政府不能壟斷公民的言論權利，因此，新聞單位也不能完全由官方壟斷。新聞界也要明確自己的任務范圍，不要把自己置身于政府官員的行列，擔當起官員的職責。但這需要國家利用法律來賦予新聞機構信息傳播的權利和獨立人格，凡是真實的報道和正當的新聞披露，政府的宣傳部門不得阻撓和干擾。其次，盡快制定《新聞法》，保障新聞報道自由和批評自由。對于一些地方和部門進行新聞封鎖和打擊報復批評性報道的行為，應當依法律手段予以追究。要變新聞報道的事前檢查為事后追懲制，以保障新聞報道的時效性和客觀性。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共同努力，推進輿論監督的法治化進程，使傳媒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營造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的良好氛圍。

(四)總結實踐經驗，盡快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法》

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在最近幾十年乃至最近十幾年、幾年開始大力推進政府信息公開及相關立法。據一項專題調查，當今越來越多的國家程度不同地公開行政活動，目前已有70多個國家設立了比較獨立的信息公開工作機構（信息公開委員會或信息官），已有50多個國家出臺了信息公開法（包括議會立法或政府立法），不僅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日本等發達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制定有專門的信息公開法律。[16]可見，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法律制度已是一個世界潮流，客觀上促使我國必須順應時代潮流盡快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立法。

政府信息公開法治化有助于樹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有利于我國建立法治的民主政府，能夠使信息資源自由流動，促進經濟增長，能夠規范行政行為，最大限度地防止腐敗，是我國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改革與發展的必然要求。[17]《條例》倚靠著我國公共政治不斷走向透明化、民主化的歷史大背景，濃縮著政府自我變革的政治勇氣，承載著全體人民對于“陽光政府”的渴望，并使憲法價值層面上的“知情權”，在中國第一次有了落地生根的制度土壤。然而，《條例》僅僅是一部行政法規，如果條例實施與“保密法”等更高層級的法律發生沖突如何解決？相關的保密法律如果不能以開放的新思維及時修訂，是否會被一些官員利用，成為剝奪公民合法知情權的“法律依據”？[18]同時，《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出現，使得其主要適用于行政機關，還無法涵蓋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等國家機構的信息公開，這些目標的實現，都需要一個更具現代民主性、公共政治性的法制平臺。顯然，如果信息公開立法能從行政法規盡快“升格”為法律，將會更加有力地推進整個公共領域的信息透明，更加全面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加快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步伐，當務之急是在《條例》實踐的基礎上，盡快制定一部《信息公開法》，對政府信息公開的義務、具體范圍、程序以及法律責任等作出明確的規定。

當然，立法模式的選擇是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構建的一個基礎，在政府信息公開法制化進程中，同時也需要其他相關具體制度的配套協調。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一論斷反映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理論發展的重要標志。現代政治文明是以人權、民主與法治為核心的，為了更好地保護人權，促進公民利益的實現，一個社會必須有一套健全的民主的自我表達、政治參與和代表機制來保證公民的利益訴求能夠及時暢通地到達公權力系統。為了保障人權，實現民主與法治，都要求政府信息公開，這已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設的必然要求。

注釋:

[1]劉莘、呂艷濱：《信息公開：保障公眾知情權的歷史進程－信息公開法律制度發展簡介》，載《保密工作》，2007年6月版，第14頁。

[2]皮純協、劉飛宇：《論我國行政公開制度的現狀及其走向》，載《法學雜志》，2002年第1期，第8頁。

[3]高武平：《公民參與的分析》，2008年6月17日訪問。

[4]王三秀、胡霽云：《論我國法治發展中公民參與的價值及其實現》，載《當代法學》，2003年第2期，第34頁。

[5]杜鋼建：《公民參與：發展的必然趨向》，2008年6月17日。

[6]朱煒：《政府信息公開：立法模式及制度協調》，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第110頁。

[7]皮純協、劉杰：《知情權與情報公開制度》，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年第3期，第8頁。

[8]武建華：《我國食品安全與公民知情權》，載《人民法院報》，2008年6月5日。

[9]凌代郡：《行政信息公開制度初析》，載皖西學院學報，2006年2月第1期。

[10]王玲：《論服務型政府信息公開化》，載《當代經理人》，2006年第7期。

[11]王悅榮：《公共服務型政府的邏輯框架與建設策略》，載《湖北社會科學》，2004年第8期。

[12]劉曉軍：《改革中的司法獨立與司法公正》，2008年6月18日。

[13]劉曉鵬：《看得見的公正能感受的高效被認同的權威“司法透明”提速》，載《人民日報》，2007年9月26日，第13版。

[14]謝鵬程：《如何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2008年6月18日。

[15]肖燕雄：《西方大眾傳媒與信息公開》，載《當代傳播》，2004年第2期。

[16]莫于川：《邁向服務行政法治行政的制度變革－寫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之際》，2008年6月17日。

[17]李超峰：《應盡快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法》，載《人民法院報》，2004年4月8日，第3版。

[18]展江：《僅僅是一個起點》，載《新京報》，2008年5月1日，第A03版。

第3篇

對于企業的投資者而言，及時、準確又全面的會計信息能夠幫助企業的潛在和既有投資者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投資者能夠從會計信息公開中獲益，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資者進入市場，促進市場深度和廣度的提升。對于企業的債權人而言，會計信息的公開可以使銀行、信托等機構對于企業的財務狀況更為了解，幫助其決定是否對企業放款，會計信息公開還能夠幫助債權人更好地進行貸后監督，控制貸款違約風險。對于監管部門而言，會計信息的公開所帶來的市場透明度的提升給監管機構的監管工作帶來極大的便利，使監管部門對于企業和市場整體的運行狀況進行準確的預測，增加宏觀和微觀調控的靈活性。

二、當前我國會計信息公開制度存在的問題

1.會計信息公開的及時性不夠。會計信息的時效性對于企業的外部利益相關者而言，具有重要意義。關于會計信息公開的時效性問題，我國《證券法》對于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公開披露制度了具體的規定，按照《證券法》的要求，上市公司半年報的披露應該在每年7—8月進行披露，年度報告披露應該在每年的1—4月進行，季度報告的披露應該集中在每季度末月結束后的30天之內進行，這種時間要求顯得過于寬松，給會計信息的盈余管理和選擇性披露留下了操作的空間。對于企業經營過程中發生的重大事項，企業會計信息的披露往往過于滯后，在較大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的有效性。2.信息公開的內容不夠充分。會計信息的公開披露包含的內容較為廣泛，對于部分信息，國家有關法律法規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強制企業進行披露。同時，還存在一些信息企業可以進行選擇性的披露。當前我國企業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到位，在自愿性公開披露的信息中，對于一些職工福利的會計記錄和勞動保護用品的會計記錄的公開還不充分。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投資者等利益相關者對于企業生產經營情況的判斷，不利于其做出正確的決策。對于一些可以自愿性披露的會計信息，企業不能夠主動進行披露，這也會影響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于企業的判斷。3.信息失真現象較為普遍。會計信息是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的真實記錄，但是在實際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有部分企業出于經營和管理的特殊要求，有時會故意扭曲會計信息，造成會計信息失真的現象。在某些會計信息的公開披露層面，部分企業的會計信息在披露的過程中還存在著不夠詳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會計信息的真實程度。曾經一度在資本市場引起風浪的萬福生科造假案，便是在財務層面出現了問題。據稽查結果顯示，萬福生科使其自身達到IPO的條件，按照其董事長兼總經理龔永福的授意，并得到其財務總監覃學軍的配合，在2008年、2009年和2010年虛增銷售收入分別達到1.2億元、1.5億元和1.9億元，利潤虛增總額高達1.13億元。此外，在IPO之后，萬福生科在2011年財務報表和2012年半年報中，也出現了虛假記載的情況，虛增銷售收入分別達到2.8億元和1.65億元，利潤虛增總額超過1億元。萬福生科財務造假涉案金額在我國資本市場的歷史上極為少見。在財務造假案發生之后，萬福生科（下轉130頁）歐美國家，這不利于在準則制定過程中采納我國意見和建議。為此，財政部已向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新任主席漢斯先生提出，希望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支持在各準則項目工作組中增加中國代表。

三、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持續趨同的建議

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能夠增強企業會計信息的可比性，促進企業的投融資活動和可持續發展，是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和資本市場進一步放開、發展的需要。因此，推進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持續趨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努力爭取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會計準則制定中的話語權

新興經濟體國家在會計準則制定和應用方面的經驗為構建全球統一的高質量會計準則體系提供了寶貴的素材，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會計準則的組織者，理應在會計準則國際趨同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的各機構層面，來自新興經濟體的人員仍占少數，因此，我們要爭取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機構中占有更多席位，進一步推動其治理結構改革的進程。比如，促進監督委員會成員改革盡快啟動，實現其提議的“新增新興經濟體代表”；促使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成立“會計準則咨詢論壇”，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制定初期聽取更多國家的意見和建議等。

（二）大力推動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持續全面趨同

一是認真做好我國企業會計準則修訂工作，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持續趨同路線圖》的要求，根據我國法律制定程序，結合國際準則的制定修訂情況，綜合考慮我國企業實施會計準則的具體問題，保持我國企業會計準則與國際準則持續全面趨同。二是及時跟蹤國際準則的新變化，積極參與國際準則的修訂工作，并且根據中國實際情況積極地向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反饋意見，促使其在國際準則制定中充分吸收我國的意見和建議。

（三）積極呼吁允許建立針對特殊問題的解釋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