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篇優質社會管理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前述矛盾的實質在于，國家與社會兩種力量的對比協調。那么，對于社會穩定，到底是緊張型的“國家—社會”關系還是合作型的“國家—社會”關系而言誰更有利?所謂緊張型“國家—社會”關系，是指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對立關系，兩者始終處于矛盾對立的地位，一直在斗爭、競爭中尋求雙方力量的平衡。伴隨時代進程，兩者除了相應內部消抵部分效能以外，最終還是各自得到了相應充分的發展。迄今西方發達國家相對完備的政治制度以及發達的公民社會就是明例，也是矛盾論觀點在西方現代社會發展歷史中的驗證。西方自古希臘城邦時期，“國家—社會”關系就主要表現為斗爭模式。為了調解人們生活中的分歧、化解制度沖突，那時已開始采取直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促成群體最基本的一致利益，達到維系社會共同體的底線認同的目的。然而，“希臘人這種法律之下的自由的試驗，固然是碩果累累，卻終于未能全勝”，“即便在城邦的范圍以內，法律問題也從來未得到徹底的解決”。根本原因就在于當代表各種利益的群體都想實現自己的完全利益訴求時，其實其紛爭是難以調和的，或者說，根本就找不到同時實現各方利益的“共贏”道路，更何況當時希臘的政治處于“春秋割據”的狀態，各自為政，誰也沒有足夠的合法性權力和權威去整合各方利益，“沖突紛爭永無寧日，直到希臘徹底崩潰”。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迄今西方“國家—社會”關系的斗爭模式好像仍未曾有所改觀，甚至有時二者一度勢同水火。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西方，迷途的價值觀、多元的后現代主義主張等思想流變盛行，社會自身的矛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會生活分化加劇，多元、分散，強調個性、差異性、無主性，甚至沖突性、對抗性，認為國家以公力量對社會生活、公共領域以及個人事務進行全面的監控、干預、訓誡或壓制，極大地激起了社會對抗性的行動訴求，造成社會利益的極大破壞，社會的穩定性受到了極大挑戰。這在后現代主義理論的話語中已得到充分印證。盡管西方國家和地區的不同利益集團能夠在斗爭中不斷尋求到短暫的平衡并不斷地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但這種動蕩給人民造成無法忍受的疾苦和困境卻是不可回避的。

所謂合作型“國家—社會”關系，是指國家與社會的和諧一致關系，兩者始終處于上下一致的地位，遙相呼應，各司其職，各行其是。但是，國家與社會在這種長期和諧背景下，形成了特有的發展歷程———國家不斷強大，社會不斷弱小，看似平衡，其實內部也蘊含著發展中的各種難題與危機，這在中國傳統社會階段表現的尤為明顯。在中國社會和文化語境中，關于“國家—社會”關系的研究，事關中國社會發展的背景問題和路徑問題。緣于中國古代天人合一、中庸等思想的影響，“國家—社會”一直是以上下通聯、和諧一致的形式出現的，好似房屋結構一樣，一方處于屋脊，一方處于屋基;一方面它們各司其職，另一方面它們之間互有通聯，通過合作達到建筑的穩定。傳統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制度模式是中國歷史上“國家—社會”關系的顯著特點，中國的政治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單向運行，社會是完全被動的。歷史實踐證明，一個持久、健全的政治必須是上下通聯、有來有往的雙向形式，否則這種政治統治維系的時間和空間都將受到極大壓縮，即任何政治絕對不可能只在單一方向軌道上運行。著名社會學家曾在論述中國的“雙軌政治”后指出，因公共需要，一些社會公共事務往往是由老百姓自理，老百姓因此而自動組成的團體稱為“自治單位”，表明中國鄉村社會存在“地方自治的民主體制”。例如，古代的鄉紳，他們是“中國政治中極重要的人物”，地方的代表，并代表民間與官方協商，而這一過程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另一條政治軌道。中國史學家錢穆對“國家—社會”關系問題作了更為合理的分析和刻畫，他指出，中國具有一貫重視“社會”的歷史傳統，“社會”實際上是一外來語，中國古人稱之為“鄉”，并認為“鄉的觀念，在中國古代一向備受重視。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于社會重要性之認識”。錢穆又以存在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的“四民社會”來表述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征，指出“四民社會”當中“士”是政府的代表，也是社會關注的中心，鄉村子弟十年寒窗，經考試或科舉，便有機會踏進政府，成為“士”，“士”是國家治理與社會參與上下一體的核心，“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上下之間，并無大隔閡”。但是，中國的歷史證明，在這種上下聯通的“國家—社會”合作型關系中并沒有看到現代意義上“社會”的多大發展，社會慢慢演變成國家的附庸。對比上述兩種“國家—社會”關系模型不難看出，“國家—社會”關系不論是采取對立沖突的模式還是相對和諧順應的模式，其背后實際上都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和社會語境境這一深層次的要素影響。因此，要研究中國的“國家—社會”關系，首先應當著眼于“國家—社會”關系的傳統事實，從文化和社會語境的具體性入手，尋求適合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特色之路。

二、中國合作型社會關系基礎的新變化———商事社會的發展訴求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合作型的鄉土社會根基開始動搖，“國家—社會”關系正處于由鄉土社會向公民社會轉型的市場經濟階段，“商事社會”就是描述這一階段的術語工具。“所謂商事社會，是指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以市民自治組織雛形為社會權利或權力主體代表，平等、自由、正義等進步理念日益發展，初步的半陌生人的法治社會。它是中國由鄉土社會向市民社會轉型的過渡階段，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商事社會階段，特別是隨著網絡空間的快速發展，虛擬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活動的性質開始發生轉變，市場活躍，社會生活也呈現出流動性、異質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國家—社會”關系逐漸趨向“國家—市場—社會”的復雜情勢，利益、市場、契約、權利、自利、競爭、陌生人交際等成了人們較多關注的要素，社會整體狀態出現了從“集體化社會”向“個體化社會”轉變的趨向，社會發展呈現去集體化、去組織化和弱組織化的特征。“當代中國社會的規模性和復雜性遠遠超出了傳統‘四民社會’的涵括范疇，社會生活的多元性、多樣性、開放性使得單一社會階層促成‘國家—社會’融為一體、上下整合的力量已然不在，風馳電掣般的社會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抽除了借助大歷史和長時段進程緩慢鑄造‘國家—社會’關系的時空機制。”在此背景下，調整國家、社會發展的新思路，迫在眉睫。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市場是“伴隨生活世界的分化，而產生的系統(市場、國家)，系統進而再與生活世界脫節，并對其進行侵奪和殖民化，致使生活世界日漸萎縮”。生活世界的萎縮意味著公民社會的蕭條以及公民利益保障的弱化，也意味著強國家、弱社會格局的形成;而唯利是圖、爾虞我詐、壟斷操縱等又是市場不可避免的、也不會自我克制的存在。因此，為了維護社會利益，系統性干預市場，是十分必要的。目前，雖然中國公民意識逐漸覺醒，公民自治組織雛形出現并有所發展，但仍未發展到能夠真正成為社會權利或權力的集中代表，尚未發展到與市場、國家理性互動的程度;雖然中國平等、自由、正義等進步理念日益發展，但同時并存的權威崇拜、愚昧保守、人情關系等落后觀念依然普遍存在及盛行于世;雖然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初步建立，但畢竟還不能稱之為健全。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張力出現復雜化的國情下，調和國家和社會兩種力量關系的平衡問題，是中國面臨的新的時代重大課題。那么，在商事社會進程中到底怎樣才能夠有效保障好公民利益?靠市場自身那是天方夜譚，從速成雞事件、注水肉事件、濰坊污水直排地下事件等可窺見一斑。如果走西方公民社會的道路，采取斗爭的方式，更是絕對不可取的，一方面意識形態不同、社會文化土壤不同，另一方面損害人民的利益與黨和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相違背。所以，我們應該在中國新“國家—社會”合作型理念下，結合實際，走中國特色合作型的道路，在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構成“合作的三維”下構建社會利益的有效保障機制。

三、中國社會管理———公民社會建設路徑分析

目前，中國社會結構模式的變革之路，首先就是要走好從傳統的“鄉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商事社會”過渡階段。筆者認為，在此階段社會管理的建設應著眼于國家、市場和公民社會三個維度的變革，在合作傳統下走深化合作共贏的變革之路。

(一)服務型政府理念的確立和公民社會實踐

建設服務型政府，是中國社會管理模式改革之需要，可為建設公民社會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礎。首先，為市場經濟營造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為系統的自身潔凈和規制提供內源性動力，及時預防和解決市場競爭可能產生的失業、貧富分化及環境污染等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和秩序，降低市場侵害公民社會的沖動。其次，通過營造一個健康的民主參與的政治環境，積極培育公民社會的成長。再者，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納稅人觀念的增強，以及公民對結社權特別是通過互聯網話語權表達的強勁訴求，也都進一步要求政府由“管理者”身份變為“服務者”身份。社會管理模式的創新就在于，建設服務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除了政府，還應該強化公民社會組織的主體地位。過去，“在傳統的行政管理體制下，政府是公共事務的唯一的或幾乎唯一的主體，是公共物品唯一的或幾乎唯一的提供者。人們幾乎把政府與公權力等同，很少有人想象政府之外還有其他公權力———社會公權力的存在”。“雖然也有工、青、婦和數量很少的協會、商會和其他社會組織存在，但它們基本依附于政府，很少能獨立行使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職能。”隨著商事社會的到來，人們經濟活動的頻繁，各種經濟性組織開始大量涌現，人們逐步認識到，社會管理并非只有政府能夠管理，社會同樣可以具有管理社會的能力———社會權利或權力。而一些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參與社會管理，使社會事務完全暴露在社會成員的直接參與和監督之下，可以較少滋生和腐敗，甚至在某些領域比政府管理的效果還要好。因此，社會管理模式的改革，首先應該厘清“政府—社會”的關系，明確政府與社會的職能界限，政府該放手的要敢于放手，只要做好指導和監督就足夠了，同時政府還可以騰出大量的行政資源做更應該做好的事情。對此，國家已經在采取行動，《行政許可法》第13條第(三)項明確規定:“凡是行業組織或者中介組織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法律可以不設行政許可，政府應逐步從這些領域退出。”

(二)商事規則的完善和公民社會的有效監督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時也伴生了種類繁多的民間團體，即現代公民社會組織的雛形，它們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在監督著市場主體的德行運行。按照哈貝馬斯的觀點，市場、國家是生活世界分化的結果，隨著分化，原來生活世界社會成員之間和睦的交往與溝通逐漸被打破，正直、誠信和相互支持的原則受到沖擊，生活世界日漸萎縮。市場經濟大肆發展，儼然一個大競技場，優勝者發財致富，失利者虧本破產，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波動性等特點，在發展國家經濟的同時，也會導致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決裂，社會穩定的動搖。對此，僅僅依靠市場自身是難以克服的，需要外力的介入，一是加強政府對市場經濟的規制，二是引入公民社會監督市場經濟機制。在中國，由重視市場主體的健康運行，進而推動由商事社會向公民社會的健康轉型，才能逐漸還原生活世界的本來面目。前文所提到的服務型政府轉型，只是表明政府理念由管制向主動服務的轉變，并非意味著政府職能的單一化，政府除了“公共服務”的職能以外，還有其他職能，這些其他職能可以統稱為“規制”。所謂規制，是指“公權力主體對社會、市場和相對人活動的規范、調節、監管和控制。規制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有:審批與許可、限制相對人準入資格、稅收、利率、價格控制、強制披露信息、設定環境、質量標準、監督檢查、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規范市場主體、加強生產經營者責任、保證產品安全、保障交易公平、防止過度競爭、壟斷等，以保護消費者權益、實現社會和諧，這對于規范商事主體的行為是至關重要的，也是服務型政府存在規制職能的正當性理由。隨著政府理念的轉變，不論從規制目的與程度方面，還是從規制方式和程序方面，都是與服務型政府相適應的。追求民生、保護公民利益，逐漸取代GDP或某種政績追求，成了規制的最終目標。在市場具體規制上，服務型政府往往會采取諸如規范信息披露機制、制定商品定價機制、控制標準制定機制以及完善事前、事中和事后監控機制等強制性較輕的手段，規范市場，引導市場自律;通過相對人參與或與相對人協商、合作的方式、程序解決問題，以達到保障公民利益的目的。上述而言說到底，市場的規制還是來源于系統(國家)內部，中國雖然也有合作型的文化基礎，但是系統自律畢竟不是一個真命題。因此，為了公眾利益，社會自身的參與是必不可少的。亦即在市場經濟組織運行過程中須引入公民社會組織過程監督，這種來自系統外的監督往往是最有效的，能夠真正引導市場經濟活動向生活世界的回歸。例如，最近各大主流網站上關于“某地企業污水直排地下”的報道引起社會共鳴，錢與權共謀發展，一些地方政府漠視放任企業違法排污，能否多一點良知與社會責任擔當!在系統可能失效的前提下，假如有了一些公益組織的過程介入或社會監督，也許會減少許多鄉鄰患癌的悲劇。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公民社會已經擁有了一種強大有效的社會化媒體力量，他們自覺維護國家、集體和社會利益，并為之構筑了一道道超越系統的防線。

(三)公民社會自身的建設與完善

在中國，雖然長期以來形成了合作型的“國家—社會”關系傳統，但與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市場—社會”關系還是相距甚遠，公民社會發展相對較弱。固步自封，絕不可取，盲目崇外，更違背社會發展規律。所以，中國的公民社會發展注定要走和諧之路，走變革之路，走中國特色之路。

1.合作背景下現代公民意識有待提升

不管是筆下的鄉土社會、“雙軌政治”，還是錢穆分析的“四民社會”，它們始終不具有相對的獨立意義，老百姓沒有主體和權利意識，不要求當家作主，只希望有一個“明君”對社會提供權威統治，實質上是一種“順從”的“臣民社會”，這是管制型政府的基礎。而現代公民社會則不一樣，公民具有主人翁意識、權利意識，他們力求參與社會，要求政府以服務型的姿態出現并提供有效服務。但是，意識屬于思想問題，它的形成往往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帶有明顯的漸進性。在公民民主、參與意識、法治觀念普遍淡薄的情形下，培育公民意識采取一種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的方式幾乎是形成共識的經驗。同時，囿于國家面對發展中的艱巨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等任務的挑戰，因而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形態更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精英主導的變革立憲自然就具有了合理性。對于國人而言，自近代以來百余年的理性教育以及政治現實實踐，并沒有培育出充分的全社會公民意識。而且公民對于身份的認同感主要并不來自于他人的講述和傳授，而是來自于以公民身份參與國家和社會決策的可能性。因此，沒有參與的可能性及其實踐，教育將是徒勞無益的。公民意識在一定意義上還是主體參與的意識，而參與意識絕非僅靠教育手段灌輸所能形成的，尤其是需要實踐鍛煉手段。其道理與讓孩子學會走路一樣，口頭上的教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讓他親自去嘗試走路。培育公民意識，強調參與實踐性活動所起的作用要比主觀教育要來的明顯得多，這是培育公民意識的客觀性手段。一般而言，人從出生到成年，所接受的教育主要來自于家庭和學校，這兩者都帶有明顯的權威性。由此培育了作為公民的服從意識和義務意識，固然對于公民意識而言不可或缺，但更為重要的參與意識和權利意識卻鮮有體現。因此，有限地參與到家庭或學校的決策之中，對于培育早期參與意識具有重要意義。在中國，家庭和學校的權威色彩更是濃厚，要做到參與并不容易。一些寬容的家庭和學校可能在很早階段即開始重視培育孩子的合作能力、自主能力，讓其在較大程度上擁有自決權，塑造其獨立人格。不過，大部分家庭和學校并非如此，更多的是思想灌輸。為了實現現代化國家目標，我們應積極推進學校實現體制上的轉換，創造更多的學生實踐、參與性訓練機會。同時，國家還必須擴展政治社會化的其他途徑，提供大眾接近社會化傳媒的機會、參與行政決策的機會、管理自己生活和參與構建公民社會的機會，引導國民參與管理國家事務。

2.合作背景下國家引導公民社會組織建設

第2篇

1.加強公民參與，推進警民共治

依法推進公民參與行政制度，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也是公民的基本義務。公民通過合法的途徑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到行政管理中，以表達自己的合法訴求，從而進一步影響政府的行政決策制度。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建立起多樣化的公民參與社會治安渠道，不僅有助于有效維護社會的治安穩定，更能建立起更加具有服務意識的公安機關。此外，公民建立起的諸如社區保安隊、聯防巡邏隊等組織更能進一步明確各自的治安功能和職責，能有效緩解治安管理過程中的責任推諉亂象。

2.構建新時期的管理格局

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不斷進步，各種新時期社會矛盾也層出不窮，公安機關明確自身的管理的職能地位，依法進行社會管理不僅能有效維持社會治安，更能為構建和諧社會帶來新鮮空氣、保障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社會治安是社會生活中各種因素的綜合形成，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可避免。要進一步對社會治安問題進行管理，不僅要依靠公安機關的行政權力，更應依靠人民群眾的群策群力，實行綜合治理。善于挖掘和利用現有的社會資源，積極吸引公民參與其中，結合我國當前的國情，授權基層，將基層保安員納入到公安管理工作中，深入開展“大調解”工作，使公安工作真正成為全黨、全民參與的大工程。

二、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為了切實維護我國的社會治安，加快推進文職制度的步伐，做到將有限警力投入到人民群眾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國的《公安機關組織管理條例》明確規定了對具有較強專業性的職位實行聘任制，這一制度的實行，不僅在社會管理工作中切實引入了競爭機制，更打破了公共服務供給的長期壟斷，讓許多私營企業或者部門參與到了公共服務之中，通過市場競爭的方式，不斷強化和提高了我國的社會管理質量與效率。通過市場機制的引進與轉變，公安部門只需要通過對具有相應資格的企業進行監督，就可以達到對社會管理的最大化。同時，這些私營企業又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的警力不足的問題，使得節約下來的警力能夠最大限度的使用在對案件的偵破和執勤前線上。

三、營造出具有“顧客導向”的社會行政文化

隨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歐美國家實行的新的公眾行政理論，這些國家在現在國際社會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大多依賴于此。比如美國率先進行的新的社會管理模式，以現代經濟學為基礎理論，引進企業的成功管理案例，并將之實行在社會管理工作中，將所有公民作為服務對象，按照對象的不同和對象所要求的模式不同而進行隨機變化，將顧客作為市場導向，形成“企業化服務”的新型社會管理制度與模式。

四、樹立起情報主導觀念

無論是在何種情況下，情報的收集和管理都是至關重要的。新的公共管理理論主要強調的和最終要達到的目的就是建立起電子化政府。隨著知識時代的到來，知識更新速度的不斷加快，原有的政府運行機制以遠遠不能滿足當今的社會管理工作。為滿足建立電子化政府的需求，建立起具有高速信息通道的警務模式，對信息進行集中整合、集中管理才是關鍵。

1.建立“大情報”平臺

以科技手段為后盾，以先進的管理理念為指導，以發展為核心構建起“大情報”平臺，并以此對社會進行動態管控，切實加強公安系統自身的信息化建設，充分激發公安民警的創意潛能，建立起全面的、科學的、合理的信息收集和處理平臺，對日常情況進行預警和研判。

2.加強勤務與考核制度改革

第3篇

由河北日報河北新聞網創辦了“善行河北”官網，將發生在河北省各地的先進人物的善行義舉、典型事跡予以弘揚與宣傳，引領人們見賢思齊，將抽象的道德理論春風化雨潤入人心，把枯燥的宣傳標語形象化、實踐化，煥發人們的道德情感，呼吁社會的文明風尚。這一舉措能無形地提高了民眾道德素質，優化了河北的社會發展環境。能達成如此良好社會效應，分析其成功原因有：第一，利用各級各類宣傳陣地：主題宣傳、典型宣傳、文藝宣傳、網絡宣傳。借助新媒體平臺，微博、短信、彩信、圖書、視頻、歌曲、動漫等新穎的宣傳形式，全方位、多角度、不間斷的宣傳，具有很好的社會影響力。第二，構建專用網絡平臺：河北好人網、善行河北官方微博等，使“善行河北”主題道德實踐活動備受關注。一件件感人至深的道德故事將抽象的理性認識外化為人們的情感認同，繼而將情感認同轉化為自覺踐行。

二、“善行河北”道德實踐活動對社會管理的推進

社會管理是多層面、多因素、多路徑的，從道德建設切入就是其中之一。道德建設作為社會管理的“軟方法”之一，需要我們長期地探索研究，類似“善行河北”主題道德實踐活動的開展，實現了道德建設的“虛”功實“做”、“文”活“武”練、“軟”實力“硬”打造，為社會道德建設的推進提供多方面的啟示：第一，必須樹立科學實用的道德標準，只有科學實用、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道德標準才能獲得廣泛認同，并轉化為普遍的社會行為準則，必須強化實踐理念，化抽象的理論為生動的案例示范，發揮道德應有的社會作用，才能滿足社會管理的現實需要。第二，必須搭建道德互動平臺，為群眾參與提供便利有效的載體，讓更多的人加入到道德互動平臺，可以做到踐行道德規范、參與道德評價、自我價值體現。第三，道德建設必須形式新穎、體系完善，逐步形成從組織協調、過程推動到督導檢查、激勵約束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體系，尤其要建設一套奉獻與回報一致的機制，馬克思說:“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惟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所以說，道德建設體系必須通過體現“善有善報”合理狀態，才能更好地推進整體社會道德的進步。“善行河北”活動對社會管理的推進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善行河北”優化了河北的社會發展環境，有效培育和發展了各種社會組織，提升了其社會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國的社會組織發展還較為緩慢，對政府的依賴性也較強，需要政府有效培育和發展各種社會組織，提升其社會管理的能力，從而不斷發揮各種社會組織的功能，有效地充當政府與公民的中介，推進政府的各項社會管理工作。第二，“善行河北”活動培養了公民道德素質，提升了其參與社會管理的能力。“善行河北”活動滿足群眾的道德訴求，激發了群眾的參與熱情。“善行河北”活動體現了民眾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使民眾找到了作為社會主體的價值，使“善行河北”真正成為了群眾性道德實踐活動。第三、“善行河北”活動維持健康的社會道德秩序，倡導高尚的道德價值，創造優良的道德風尚。規范了社會行為。使人們普遍獲得道德認同，接受道德規范，有利于共建良好的社會秩序。

三、關于完善社會管理體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