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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體發展歷史來看,媒介的每一次發展都直接推動社會文化形態的變更。而每一次媒介文化形態的變更,又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媒介文化形態的更替還帶來了媒介內部文化格局的適應性調整。在媒介生態系統中,每種媒介形態根據其特點,都占據自己的生態位,共同支撐起整個媒介生態,以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每當一種新的媒介形式出現、發展,它必然會長期影響其他一切形式的發展,舊的媒介也會在競爭發展中蛻變出新的媒介,從而形成共同演進的局面。“縱觀歷史,世界傳媒業經歷了由報紙‘一枝獨秀’到報紙與廣播‘并駕齊驅’,再到報紙、廣播、電視‘三足鼎立’,然后是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四強相爭’,如今又進入了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手機等各種媒介形態相融共生的‘多媒體融合并存’發展階段。”媒介融合指當前各種媒介呈現出的多功能一體化的趨勢。具體來說,在技術上,數字化、網絡化使文字、圖像、視頻、音頻等形態的媒介內容都可以轉化為數字形式來傳輸和存儲,并依托互聯網在同一平臺上呈現,從而模糊了不同介質之間的物理界限,統一為某一數字終端的“融合媒介”;在市場上,媒介融合使原來分立的媒體之間、廣播電視與電信業間呈現市場邊界消融、日益一體化的趨勢,媒介集中化的趨勢加劇。媒介融合給各類媒介的一體化發展帶來了巨大機遇,但是一體化又蘊含著同質化的極大風險。媒介融合形成的“雜交的媒介生態”,打破了媒介之間原有的邊界,使他們無法簡單地概括與區分。比如,過去電視臺主要提供聲像,而在網絡化、數字化的媒介平臺上,所有采集的信息被電子化地分解為更便利快捷利用與再利用的信息,電視新聞可以同時出現文字、聲音和移動圖像不同組合的多種形式,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媒介彼此間身份意識模糊,同質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電視的內部,電視形態日益分化也改變著其在大眾心目中的既有形象。如手機電視將報紙、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業務聚合于手機移動終端,攜帶方便且集通訊與傳媒特性于一身,成為了理想的個人信息終端;IPTV(網絡電視)則融合網絡與電視媒介,可直播或點播音視頻節目,并進行即時互動,還可享受網絡游戲、訂票、繳費、查詢信息等電子商務服務,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務終端。人們驚呼“電視不再是電視了”,電視作為現代文明的記錄者和見證者這一文化身份在媒介技術快速發展的當下已經日益模糊。
二、電視文化當代認知中的幾個維度
目前,電視仍然是人們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響力最大的“第一媒體”。但是,電視媒介如何從媒介融合的趨勢中,克服同質化的危險,彌補形態分化的不足,進而通過自身的有效傳播,凸現自身的文化身份,從而在文化自覺的實踐中還原并重構甚至超越自身在大眾中的印象,需要從電視文化的角度確立如下幾個維度。
1.大眾文化的代表者
在當代媒體融合的語境下,電視以直觀的影像畫面和電子媒介的制作、傳播方式給觀眾構筑了一個日常生活環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間”。這個生活空間已經完全突破了電視的原有局限而進入千萬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變成了以人的活動時空為轉移的完整意義上的第二空間。手機電視、網絡電視、移動電視無不如影隨形地與現代人的工作、生活的點滴密切相關。它以影視畫面語言為藝術載體,借助現代電子技術在廣義的電視屏幕上幻化為逼真的視覺和空間的真實,呈現為影像“場”的多維的立體空間,這一時空通過電子光波直接送進了無所不在的人類活動,送進了觀眾日常生活的中心。觀眾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狀態中參與觀賞,參與審美,甚至參與了制作的過程。也就是說,在全媒體時代,作為一種審美文化形態,電視的獨特之處首先來自于它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直接聯系,從根本上說,電視已經日益成為現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種將藝術融于日常生活習慣與生活感知的文化行為。因此,電視文化成為了全媒體時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導文化和大眾文化交互作用的整體文化環境中,確認電視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認定電視文化作為大眾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導者
當然,大眾文化本質身份的確認,并不能排斥電視文化本身的審美創造。當代中國特定的審美文化語境、特定的國情和體制又決定了中國電視文化,并非單純的大眾文化文本,而是現代大眾文化與國家主導文化以及社會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被賦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國特色的電視審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論述,從內在來看,任何一種文化都可以分為精神、物質、制度三個層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內核,起著關鍵的作用。電視文化也不例外。因此,無論是宏觀的環境還是內在的分析,電視媒介的第二個文化身份,應該是精神文化的倡導者。尤其是在全媒體時代,媒介技術日益發達,受眾的市場日益細分,更需要強調精神性對物質性的警惕與超越,對制度性的選擇與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體融合的當代背景下,人們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樣,價值、觀念日趨多元。對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實踐的人們來說,全球拼貼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舶來品和娛樂品被消費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價值意義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參與,它必須與本土的價值觀結合并對其進行敘述,才能使相對遙遠的事件和問題找到本土的意義關注點。因此,從國家文化戰略的角度出發,電視文化還應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這一身份。當然,地域文化在這里有兩重含義:在國際、國內比較中,地域文化強調的是國內傳統文化;國內地域比較中,凸現的是多樣的、豐富的特定區域的文化。電視媒介通過對獨特的民族風景、傳說與環境、歷史與現實的表現和重新創作,傳達出獨特的民族歷史感和命運感,促成了人民對地域文化的認同。
三、電視文化的當代教育傳達
當前,經濟全球化、傳播網絡化、媒介數字化等趨勢不斷加強,帶來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電視文化的身份承受著多樣的沖擊,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構。如何有選擇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華,如何有效地把握內部裂變所帶來的文化撕裂,需要我們從電視文化的當代傳達中所確立的精神立場,采用的表達方式和敘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從而有效發揮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場
在全媒體時代,電視經由多種傳播方式進入尋常百姓家庭,深入社會各個角落,面向最廣泛的大眾,因而,其“民間藝術”的特征日益明顯。當前,盡管受到了新媒介的沖擊,但相比較而言,電視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語言的直觀、易讀和類似于“說書”方式的娛樂世俗的審美情趣和文化內涵,成為了最廣泛的世俗民眾文化娛樂的首選。從電視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審美特質來看,電視具有十分明顯的私人化空間色彩,這種色彩推及開來就是個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歡也最善于通過一個個“個人”來體現其內涵。當前,電視成為了一種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間”、走進大眾的審美文化新樣式,并被賦予了電視將藝術行為融于日常生活習慣和生活感知的極具滲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達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著對同一事實的多種不同觀點的多樣集中傳達,電視文化的傳播需要適應多樣的表達,并從中確立起自身的主體價值。在全媒體時代成長起來的新媒體不僅分流了傳統電視最具購買力和成長性的受眾,而且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的民意空間。從長遠來看,伴隨著全媒體成長的一代,將對傳統電視的單一產品形態、單向傳播方式、大眾化的傳播內容無法接受,多媒體形態、互動傳播、個性化服務將成為新一代受眾心目中的媒體標準。因此,電視文化只有針對特定的受眾,開展傳播對象的細分,采取多元化的表達方式,構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傳播格局。
3.本土化的敘述模式
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Redfield)在1956年發表的《鄉民社會與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書中,提出了“大傳統”和“小傳統”這一對概念。所謂“大傳統”是指一個社會里上層士紳、知識分子所創造和代表的文化,即精英文化;而“小傳統”則是指一般社會大眾,特別是鄉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2]徐州市在進行城市審美文化建設的時候不僅重視傳統的主流文化———兩漢文化,同樣關注民俗文化,下文將以彭祖飲食文化、徐州伏羊節為例進行分析。4000多年前,彭祖建大彭氏國,彭城因而得名。相傳彭祖活了800歲,是中華飲食文化及養生文化的鼻祖,作為彭祖文化的棲息地,徐州留下了大量寶貴的彭祖飲食文化、養生文化等遺產。彭祖的母親是大漠的丁零族人,有食羊的習慣,可以認為彭城吃羊的習俗發端于五六千年前的彭祖,幾乎與中華文明史同步。2002年7月11日中國(徐州)彭祖伏羊節正式命名。首屆伏羊節是由羅廣金先生創意策劃、全面組織的,在中山飯店、彭城啤酒廠的大力支持下,全市有100余家飯店參與,徐州民俗學會、《彭城晚報》作為主辦單位,《徐州日報》、《都市晨報》、徐州電視臺給予了大力宣傳,《新華日報》在2002年7月13日刊登了徐州伏羊節的報道,江蘇電視臺在新聞聯播中播放了徐州首屆伏羊節的熱烈場面,以后每年入伏之日舉辦伏羊節,成為徐州公認的民俗文化。
2005年,徐州市政府將此民俗活動納入徐州飲食文化范疇;2008年,中國(徐州)彭祖伏羊節獲“中國優秀節慶品牌”稱號,被評為“徐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2009年,中國烹飪協會認定徐州為“中國伏羊美食之鄉”,確定了徐州伏羊節在國內的唯一性和權威性。一年一度的伏羊節開始于入伏的第一天,持續時間為一個月。這一個月中徐州當地百姓集中在各個酒店、飯莊以及專門的羊肉館、燒烤攤,吃羊肉,喝羊肉湯。有人曾經描述徐州伏羊節的場面:“徐州伏羊節極為喜慶,沒到日子就開始張羅,置酒肉,添桌椅。白酒要高度的,啤酒論箱、論捆。滿街紅、黃的條幅,即使是平時不起眼的小餐館也要用紅紙黑墨寫上相關的字樣。平時生意就紅火的羊肉館甚至在門口搭起大篷,多放幾張桌子,熱鬧情形如同鄉下娶媳婦坐大席。”[3]眾所周知,在嚴寒的冬天喝著熱騰騰的羊肉湯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情,可徐州人偏偏選擇在夏天,其目的就是以熱制熱,排汗排毒,將冬春之毒、濕氣驅除,達到以食養身的效果,因此徐州民間早有“彭城伏羊一碗湯,不用神醫開藥方”的說法。徐州的其它民俗文化也得到了很好的繼承與發展,比如戲曲藝術中的柳琴戲、徐州琴書等,民間工藝中的徐州剪紙、徐州香包、豐縣糖人貢、沛縣封侯虎、漢王石刻、邳州木刻版畫等,異彩紛呈,各具特色。徐州市在城市審美文化建設過程中不僅強調傳統主流文化的作用,同時也注重發展民俗文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余論
隨著城市化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城市審美文化建設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城市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如何發展城市審美文化,突出城市的文化內涵,弘揚城市的人文精神,是每個城市都需要思考的問題。建設城市審美文化,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做好城市傳統主流文化與城市民俗文化的共同建構。所謂的城市傳統主流文化主要是指在國家的大文化背景下,城市根據自身的歷史文化情況,由城市政府推動和弘揚的一種主流文化,旨在凝聚城市民眾的精神共識,為城市發展提供可靠的精神動力。如何做好城市主流文化的建設,筆者認為應做好如下幾點:首先,明確城市的傳統主流文化是什么。每個城市都有自身的發展歷史以及在歷史中積淀的特定文化內涵,城市在進行審美文化建設之前應該對自己的文化歸屬有定位,明確城市的文化精神內涵所指,這樣才能把握住城市文化發展的大方向;其次,深入挖掘既定的主流文化內涵。在明確城市傳統主流文化的基礎上,每個城市應該深入挖掘傳統主流文化的史實資料,比如徐州,在確定自身的主流文化為兩漢文化的基礎上,深入挖掘徐州的漢文化史實資料,先后發現漢代大小墓葬300多座,漢代兵馬俑4000余件;再次,注重主流文化的宣傳與弘揚。
城市的審美文化建設應該本著開放融合的精神,將自身的主流文化展現在大眾面前,積極弘揚文化精神,使其為更多的人所接受,這樣才能將城市的文化形象豎立在世人面前,更有利于城市的發展。徐州市將已發現的漢代文化遺存開發為旅游景點,供游人參觀,對城市的漢文化精神形象進行了很好的塑造和展示。城市的審美文化建設不僅需要以傳統主流文化作為基礎,更需要城市民俗文化作為支撐。所謂的城市民俗文化是指依附城市人民的生活、習慣、情感與信仰而產生的民間文化。民俗文化同樣擔負著凝聚人心、感召民眾和傳承城市文明的社會責任。所以城市在建設審美文化的時候應該注重民俗文化的作用,將其與主流文化共同構建,發揮其在建設城市審美文化、弘揚城市審美文化精神、樹立城市文化形象方面的作用。筆者認為,城市民俗文化的開創性建設應該做好以下幾點:首先是發掘城市民俗文化。每一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且每一個城市的民俗文化是多種多樣、各具特色的,有的民俗文化已被發掘并得到了很好的繼承,有的則不被眾人所知,處于消失滅絕的境地,因此,城市在進行民俗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應該充分發掘各類民俗文化,爭取做到沒有遺漏;其次是要對已發掘的民俗文化進行很好的保護與傳承。中國民俗文化的處境:雖然被發掘了,并被人們所認同了,但很少有人對其進行專門的研究與傳承。因此,政府部門應該采取相應措施鼓勵民間藝人傳承民俗文化,鼓勵更多的人投身到民俗文化的傳承與建設中,讓民俗文化得以推廣和流傳,為城市的文化形象增光溢彩。
實事求是地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快餐食品具有的快捷便利的優勢完全滿足了人們的需求,它充分體現了在西方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效率至上的理念。但是這與中國的傳統飲食文化是極其背離的,因為中國人的食物結構以谷物為主,糧多肉少,并以菜蔬為輔助,非常講求烹飪技藝,追求色香味俱佳,就餐時要細嚼慢咽。中國飲食在色、香、味方面的追求,以及多樣的菜式,精致的造型而獨具特色,往往令人嘆為觀止。在制作方法上,中國菜講究的是最終調和美味,就是講究火候、分寸以及整體的配合。同時,認為菜肴只有合乎時序,才能達到味美可口的效果,講究夏秋時節的菜肴要以清淡為主,冬春時節要突出濃郁,另外還要因時間、地點和人而有所不同。中國人在飲食的習俗上,食料主要以植物性的為主。五谷是主食,蔬菜是副食,另外再配以少量的肉食,并且由于佛教的影響在中國源遠流長,中國人尤其是老一代大多喜歡吃素食。而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們,因為文化血統不同,一般以養殖和漁獵為主,輔助以種植和采集,因此食物以葷食為主。由此可見,這兩種飲食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二者之間正面的碰撞,必然會產生不可忽視沖擊力。但不容置疑的是,美式快餐對于國人的吸引力還是極大的,其提供的便捷服務和滿足口味的食物,以及進餐時節省時間,即使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開車去買快餐,但其在五分鐘之內就可以把一日三餐問題解決掉,所以還是受到了大批忠實的消費者的追捧和青睞。盡管美式快餐文化與中國傳統飲食文化顯然是南轅北轍的,但是隨著“得來速”等快餐形式在中國的迅速傳播,這種理念仍舊被部分國人所認可和接受。中國有句古語:“食以善人,食亦殺人。”在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追求的是膳食的營養和健康,而美式快餐的鹽、糖、調料、脂肪、蛋白質、膽固醇都很高的膳食,卻往往使消費者身體產生過高的熱量,進而造成嚴重的營養失衡。盡管是這樣,但不能否認的是,在當今社會講究高節奏、高效率的背景下,美式快餐文化還是嚴重沖擊了中國傳統飲食文化。
2美式快餐文化受到孩子們的青睞,對于傳承中國傳統飲食文化造成了阻礙
東西方的飲食文化不同,雖然中國傳統的平衡膳食的思想能夠保證人們的健康,但是美式快餐文化還是以其快捷的優勢迅速俘獲了中國人的心,尤其是洋快餐總是把少年兒童作為銷售的主要目標,事實也是如此,大多數兒童經常光顧美式快餐店。因為美式快餐店提供的各種甜食,快餐店內配置的簡易的兒童游樂設施,派發的系列小禮物、各種優惠券,都對孩子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兒童的消化系統還沒有發育成熟,正處在被塑造的階段,他們的飲食習慣具有很強的可塑性,所以對少年兒童來說,美式快餐的影響更加的嚴重,這顯然會嚴重地阻礙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2]。
3中國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飲食結構西化現象越發嚴重
據有關調查顯示,僅在1988—1998年十年間,中國人的肉食消費量就增長了一倍,在經濟發達地區人們的肉食消費量達到了每年46公斤,近兩倍于發展中國家人們的平均消費量,超越了日本和韓國。在早餐的餐桌上,傳統的稀飯、豆漿被漢堡和可樂取代了,在飲食結構上中國居民被西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4嚴重威脅著中國本土餐飲市場的發展
4.1地方美食中餐廳的市場份額被嚴重擠占中國的魯、川、蘇、粵、浙、閩、湘、徽等菜系,歷史上形成了炒、爆、熘、炸、烹等24種菜肴烹制工藝,并經千年流傳至今,其技藝的博大精深享譽海內外,但是在世界文化不斷加快融合的當下,中華傳統美食文化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而挑戰方竟然是以精、短的制作時間為特色的洋快餐。我國年輕一代的很多消費者本來是為了節省時間,但是卻要在洋快餐廳里花很長時間找位子、等食物,然后再坐下來慢慢品嘗,而且明知道洋快餐幾乎沒有多少營養且對健康不利,還要用其滿足一日三餐的需求,各種甜點和油炸食品恰恰適合了青年人特別是少年兒童的口味,雖然中國餐飲市場已經被美式快餐所充斥,但是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等洋快餐店里仍然常常是人滿為患、座無虛席。這無疑嚴重地威脅著中國本土的餐飲市場。近年來,美式快餐因為自身食品的不健康以及食材來源渠道不正規而屢屢被媒體曝光,例如:“蘇丹紅”事件,就炸薯條含致癌物問題美國檢察機關首次提出訴訟,特別是最近媒體揭開的洋快餐的食材來源問題等,迫使“洋快餐”企業進行相應的完善和調整,針對消費者越來越多的質疑,它們都會及時地加以應對,做出聲明,自我爆料:傳統洋快餐產品選擇少,難以達到營養平衡。并且提出“拒做傳統洋快餐,全力打造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快餐”的口號,不斷推出符合中國人口味的飲食產品,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進一步搶占了中國的餐飲市場。
4.2從事餐飲經營的小商販舉步維艱在進入中國餐飲市場后,美式快餐逐漸適應中國國情,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的本土化快餐的發展道路,通過改良食品,推出了更加適合中國人口味的新產品,例如肯德基一直堅持產品的創新,由不辣的勁脆雞腿堡發展出黃金烤雞腿堡,繼而又先后推出具有中國風味的老北京雞肉卷和廣東風味的咕嚕雞肉卷,還有新奧爾良烤翅、新疆孜然烤翅、葡式蛋撻、卡布奇諾咖啡蛋撻、芙蓉鮮蔬湯、番茄蛋花湯、草莓圣代、冰紛彩豆圣代、果珍橙汁、九珍果汁等新產品,盡管很多產品的市場生命力不長,但是肯德基創新的腳步從來沒有停止,總是可以花樣翻新地適應國人的口味。其中推出的豆漿油條和愛心粥等早餐產品,無疑是嚴重沖擊著在路邊靠小本經營的小商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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