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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孔子在世時就有人稱他為“圣者”，他去世后，主要是從西漢開始逐漸神化，最初是統治者修孔廟，以時祭祀，逐漸使平民百姓信奉之。逐漸使儒學具有了雙重內涵：既是關注人文、提倡道德精神，強調人生價值、和諧人際關系的生命哲學，又是具有內在超越、終極關懷，把道德神圣化的道德宗教。西方學者多數把儒學視為儒教或東方宗教。中國晚近學者，長期對此爭論不休。近年來隨著東西方信仰與宗教的多元化、世俗化趨勢，又將這個討論重視起來。許多學者似乎都認同儒學包含宗教性問題，爭論的焦點在于儒學是否已經完成宗教化。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一個變化過程。本來我認為儒學有宗教性，在歷史上起過宗教作用，但還不是宗教。現在看來，這個認識很不夠，不符合歷史的發展。現在我認為：儒學演變為道德宗教，已經成為歷史事實。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儒學既是生命哲學、政治倫理哲學，又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或曰世俗宗教。這不僅要從儒學結構本身、儒學的演變進行分析，而且要承認一種新的宗教觀，用新的宗教觀去詮釋、定位儒學，用世界范圍宗教觀念的新變化，用宗教與信仰的世俗化、多元化觀念去透視儒學，可能會對儒學的研究造成一場觀念上的革命。

一、近代以來學者關于儒學是否宗教化的討論

概括起來，近代以來關于儒學是否宗教的化的討論不外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認為儒學是宗教。具體的說，儒學本來是關注人、關注人的現世生命價值的哲學和倫理學。但是在歷史上逐漸被改造、被演化為道德宗教，由于長期神化孔子，把孔子塑造成為具有神靈的教主。

第二，認為儒學是哲學不是宗教。具體地說，孔子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儒學只講現世，不講來世，沒有宗教教義、教規、經典、儀式，所以只能是道德哲學，不能是宗教。

第三，認為儒學結構有內在的矛盾，雖然是人生哲學、道德哲學，不是傳統的宗教，但在歷史上起了宗教的作用。

二、把孔子與道德提升為信仰、崇拜對象

1、“儒”字根據徐仲舒的考證，出于甲骨文……最初的寫法，象征一位教士（儒者）在沐浴。甲骨文中有“子需”者，即是子儒，他是殷商時代武丁時期的一位主持祭祖、賓祭的教士。過去有所謂“儒事祖先，交通人鬼”的說法，如此看來，“儒”本就是半人半神的人。孔子在春秋末期所創儒學，也繼承了殷商之“儒”的職業特點，擅長祭祖、祀天，除了有人文的理念外，也殘留有神秘主義。這是儒學始終保持自己宗教性的一個歷史淵源。

2、儒家的天道觀、天命觀繼承了殷商的天道觀、天命觀。……孔子是在殷周文化基礎之上創建儒學的，他既批判了殷周的天神觀、天道觀，也接受了殷周“天命觀”的神秘主義的思想影響，……當然這里的“命”或“天命”概念，已經過了孔子的批判，賦予了人文與道德的內涵。但是……這里的“天”或“命”有濃厚的宗教感情存在其中，有神秘主義超自然、超社會的世界本體與道德本體的價值追求。這是儒學具有宗教性，儒學能轉化為宗教的內在的思想前提與理論依據。

3、后人神化孔子，把禮儀、道德絕對化，把孔子和倫理道德升華信仰、崇拜對象。……由于禮儀文化、倫理、道德是由孔子提倡、建構、發展起來的，因而孔子和禮儀文化、倫理、道德便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征，逐漸成為被中國人所崇、信仰的對象，這便使作為宗教的儒教有了自己崇拜和信仰的對象。這是儒學轉化為宗教的基本條件之一。

4、西漢把儒學演變成為經學，把儒家典籍文獻升華為儒家經典。……儒學演變為經學，儒家典籍文獻變為經典，正是沿著這條思想邏輯之路，把儒學演變為宗教的。……儒家的經典既有哲學的豐富理念與學理，又有道德宗教的深沉感情與教條。從儒教經典的內容，可以看出儒學結構內在的二重性、矛盾性。所以說，儒學既是哲學又是道德宗教。

三、儒學演變成宗教已經成為歷史事實

據山東曲阜市文管會編撰的《曲阜觀覽-帝王祭廟考》中的統計，自漢武帝起至于清末，帝王（親自或委派專使）赴曲阜孔廟祭孔達196次之多。另外，由于歷代封建統治階級不斷加深對孔子的神化的普通中國老百姓對孔圣人的信仰與崇拜的感情的不斷提升，自漢代以后歷代歷朝特別是唐宋和明清各朝，爭相大修孔廟，規模越來越大。自明代山東孔廟重修以后，全國修建孔廟的模式遂成定制。據《圣門志》卷一上的記載和統計，及至明清時代全國已經修建了孔廟1560座。大體在縣城以上的城鎮普遍修建了孔廟。

在封建社會，封建統治階級神化孔子，推行教化，當然是為了維護與鞏固封建社會的舊秩序。隨著神化孔子，也普遍地宣傳與升華了倫理道德，神化了倫理道德，使下層普通百姓也都認同并積極參加神化、祭祀孔子的活動。許多下層普通百姓都把孔子盲目作為信仰對象、崇拜對象，他們確實用虔誠的宗教感情侍奉半神半人的這位圣賢。

根據以上歷史事實和儒學所具有的內在宗教性，我認為錢穆與梁漱溟先生對中國儒學與宗教關系問題的分析與論斷是深刻的、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梁漱溟在1921年就說：“孔子差不多有一副他的宗教。我們不要把宗教看成古怪的東西，他只是一種情志生活。人類生活的三方面，精神一面總算很重，而精神生活中情志又重于知識；情志所表現的兩種生活就是宗教和藝術。……我見他（儒學）與其他大宗教對于人生同樣有偉大的作用。我們可以把他分作兩條：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禮樂的實施，兩者加起來他的宗教。”（《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錢穆1940年就論斷：“若把中國儒家看作一種變相的宗教，……那是一種現實人生的宗教，是著重現實社會和現實政治上面的一種‘平民主義與文化主義的新宗教’”他又說：“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國宗教則為‘入世’的；西方宗教是‘不聞政治的’，而中國重量則是‘以政治為生命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第六章）他還進一步說：“本來儒家思想可以代替宗教功用的，他是一種現實人生的新宗教，他已具有宗教教義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與‘平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與能力。”（同上第七章）從梁漱溟與錢穆的分析文字看，我認為他二位在實際上已經承認了孔子有自己的宗教，當然這是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現實人生的新宗教”。這一點我們看得很清楚、很明確。

四、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的國際背景、學術價值與現代意義

關于儒學與宗教關系問題的討論，在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持續了將近一個世紀，何以近年來又重新提起、重新成為熱點問題了呢？這必須從國際與國內的歷史背景出發進行探討。第一，從國內背景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放寬了思想控制，恢復了學術爭鳴的自由氣氛，儒學研究也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敢于堅持自己學術見解的學者日益增多，這就為重新討論儒學與宗教的關系問題提供了自由討論的空間。同時，近幾年社會上有一部分人產生了“信仰危機”、“理想失落”，因而吸引一部分人去審視宗教、反思儒學，尋求精神寄托，安頓自己的生命。在這種思想背景下，重新討論儒學與宗教的關系是很自然的。第二，從國際背景來看，近幾十年西方出現了宗教多元化、世俗化、邊緣化的趨勢。……在世界宗教及宗教觀念發生變化的背景下，我們應當用時代精神去重新審視中國的宗教與宗教觀念。20世紀中國思想界、學術界常常把宗教定義為“麻醉人民的鴉片”，“封建迷信”云云，顯然是片面的。還把宗教局限于“信仰上帝”、“迷信神靈”、“追求天國”、“期盼極樂世界”等等，也是不夠的。還有人把宗教完全說成是“出世”的，也需要補充。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現代宗教發展的總趨勢，主要是多元化、世俗化、邊緣化，宗教觀念也應隨著宗教形勢的客觀發展而不斷調整、不斷修改、不斷補充，中國宗教應當改革。

世界宗教觀念的新變化、新形態，是我們認同儒學演變為宗教的基本理論坐標，是解釋儒學本身所包含的宗教性、歷代君民神化孔子等歷史事實的根本理念。從儒教的文化內涵來看，它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中國的儒教就是以孔子的權威代替了上帝的權威的道德宗教。

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

第一、認同儒學是道德宗教，是對中國文化固有的宗教性的理性肯定和科學概括，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豐富內涵的進一步揭示和深入挖掘。承認儒學是道德宗教，并不否認儒學是政治倫理哲學。儒學本有二重性，從一定的視角看它是宗教，從一定的視角看它是哲學，既是哲學又是宗教有何不可以呢？

第2篇

1.教學方法

對照組班級在護理實訓室采用傳統教學的方法進行教學和練習；實驗組班級在模擬病房采用情景教學法進行教學和練習。

2.教學效果評估

一是女患者導尿術操作技能考核。采用學校女患者導尿術評分標準對兩個班級進行考核，分為愛傷觀念10分、女患者導尿術操作技能的規范性60分、護患溝通20分和操作后的評價10分四個方面，滿分100分。二是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對兩組學生分別發放問卷進行滿意度調查，問卷采用無記名方式填寫，測評結果分為：完全滿意、大部分滿意、部分滿意和不滿意，由教師計算兩組的滿意度，包括完全滿意和大部分滿意。

3.統計方法

采用統計學軟件SPSS16.0進行數據統計，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檢驗。P<0.05表示有統計學意義。

二、結果

1.實驗組與對照組學生女患者導尿術操作技能考核成績比較實驗組學生在愛傷觀念、操作技能、護患溝通技巧和操作后評價四個方面的得分分別是9.18±0.75、57.28±1.73、17.65±1.22和8.30±0.92；對照組在愛傷觀念、操作技能、護患溝通技巧和操作后評價四個方面的得分分別是6.09±1.07、52.78±2.12、15.91±1.44和5.67±1.10，兩組在四個方面的得分均具有顯著性差異（P＜0.05）。

2.問卷調查結果

發放滿意度調查問卷108分，回收問卷108分，經整理和分析后，問卷的有效率為100%。實驗組學生的滿意度為94%，對照組學生的滿意度為76%。實驗組學生認為此項教學活動是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學習興趣濃厚，學習積極性高，通過本項教學活動收獲較大。對照組學生使用傳統教學法教學，以教師示教為主，學生缺乏身臨其境的感受，學習效果較差。

三、討論

第3篇

余秋雨在故鄉為袁隆平“引路”

以“弘揚河姆渡文化、彰顯新余姚魅力”為主題的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5月26至31日在姚江之濱隆重舉行。在此之前獲悉主辦方將安排“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一起縱論河姆渡文化。我與秋雨馬蘭夫婦一起去其鄉下老家的途中談及“文化學者與水稻之父河姆渡論道”這個題目時,秋公則認為:“袁隆平先生來我們的家鄉河姆渡論道還是論稻,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事件,袁隆平到河姆渡來才是真正的大事。因為河姆渡是人類稻作栽培的一個重要起點,在這個層面上我只是配角而已!”

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讓余秋雨深深感動,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好幾位代表以及不少國內外農業專家都參加了,最感動的是,我國當代最杰出的農業科學家、“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參加了,因為我從河姆渡和袁隆平之間,看到了一個環繞著稻作栽培的“生態鏈接圈”。七千年長江流域的農耕文明,在這里首尾相銜。正是在這種首尾相銜的大圓圈中間,站立著一個安詳的中國。

26日下午2點半,我與秋雨教授同車趕到河姆渡酒店,他將與袁隆平院士一起參加以“名家縱論河姆渡文化”為主題的國際河姆渡文化節記者招待會。在與100多家媒體的記者見面前,余秋雨教授拜會了年屆八十的袁隆平院士。他們是第一次見面,他們的交談非常愉快。袁隆平先生很熟悉余秋雨教授以前在電視中的文化講述,余秋雨認為他們可以談得很深,他發現自然科學家對于人文科學的基本看法,在很多方面超過人文科學領域的專業人員。

在主辦者介紹了兩位重量級嘉賓以后,余秋雨首先聲明,“今天的主角應該是我們的當代神農氏袁隆平院士,我這次從香港臨時趕回老家就是為了來陪同我們的水稻之父,我只是作為余姚人來為袁先生引路的。”對于袁隆平的到來感到非常的榮幸。他認為余姚作為一個古典的稻作化基地迎來了“中國當代、世界當代稻作文化的大功臣”,并且愿意為袁隆平做一個“敲鑼打鼓開道的人”

“如果炎帝在世,一定會給袁隆平頒獎”

余秋雨說:“我們都說自己是炎黃子孫,炎帝其實是個農耕專家。今天我們不妨猜想一下,如果炎帝要給中國幾千年農耕文明中做出貢獻的人頒獎,會有哪幾個人呢?”余秋雨認為,符合炎帝心愿的可能有四個人:“第一個接受炎帝頒獎的應該是黃帝,黃帝發明了農具,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第二個則是李冰,他建設了都江堰這個偉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第三個應該被頒獎的是明朝的徐光啟,他寫出的農學巨著《農政全書》,他的農政思想和農業技術堪稱精華;第四個就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雜交稻和超級稻解決了咱們中國13億人吃飯的問題。”“炎帝被認為是古文明的象征,農耕文明的始祖,他應該有資格給歷史上最有作為農業專家頒獎。袁先生接受炎帝的獎當之無愧,他和歷史上三個農業偉人相比毫不遜色。”

余秋雨話音剛落,臺下掌聲一片。袁隆平起身作揖,連聲說:“過獎,過獎!”余秋雨親切地稱呼袁隆平是“地頭當代神農”時,袁隆平聽后笑得前仰后合。“袁隆平讓世界看到了中國農業文明對人類的偉大貢獻,讓人們免受饑餓的困擾,他的成就無可爭議,他們四個人放在一起,我認為一點也不為過。”余秋雨補充說:“余姚先賢王陽明有‘知行合一’的理論,而袁隆平正是這種‘知行合一’的實踐者。”

這次“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圍繞河姆渡稻作文明,從科學、文化、歷史等角度展開的一次穿越7000年的精彩對話,是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的亮點之一。

河姆渡的稻作文明在中華文明中起到奠基作用

1946年出生于余姚的余秋雨教授非常自豪地說,一個古跡的發現,以最快速度進入我們中學教科書,就是河姆渡。過去要進入中學教科書或者是常識學的教科書里面,往往要經歷很長的時間,只有河姆渡,發現以后沒幾年就進入了中國所有的最低年級教科書,也進入了全世界最低年級的教科書。這就是河姆渡在中華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作文明的奠基作用。

在人類文明史上,跨入文明的門檻到底在哪里?余秋雨說,世界一般公認的標準為文字、城邑、青銅器。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史前就做好了準備,河姆渡的稻作哺育,在中國從史前文明進入城市文明準備過程當中,起到了極大的奠基作用。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說的,從神農氏、炎帝、黃帝連在一起的一次宏大的奠基活動當中,有河姆渡的名字。余秋雨很贊成北京大學的一位嚴教授,他講我們跨進文明門檻的時候要充分重視稻作文明,在普及這種文明的時候的重要作用。按照嚴教授的說法,兩河文明提供了小麥文明,黃河文明提供了小米文明,長江文明提供了稻米文明。所以在跨越之前的一個及其重要的奠基,就是生態奠基,是河姆渡。為中華民族跨入文明史起到了宏大的奠基作用。

河姆渡文化的歷史地位如何?余秋雨認為,河姆渡文化改變了人類的史觀。過去國外有歐洲中心論,中國有黃河中心論,隨著考古的不斷發展,河姆渡等遺址的發現,這些論斷慢慢地被了。河姆渡遺址告訴了世人,古老的文明在東方,中國長江流域也是人類文明的搖籃。

隨后發掘的田螺山遺址,也是這個新的歷史觀的延續,而這正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個歷史意義,就是把在中國傳統史學觀念中的宮廷中心論,逐漸地轉化成生態中心論。老百姓的生活、吃飯穿衣,這些民生的東西是歷史學家最需要注意的事。隨著歷史觀的變化,河姆渡文化就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要性。余秋雨指出,人類正在面對一種新的史觀――民生史觀。民生史觀關注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建立各種文明,而河姆渡文化則帶來一個重大的啟發。余秋雨說,河姆渡文化發現于1973年,當時還沒有結束,這正是我們的祖先在提醒我們什么是最重要的。余秋雨提醒媒體記者,到今天,考古學家認為河姆渡文化建立了一種新的歷史觀念,這需要傳媒界和文化界引起重視,對稻谷進行挖掘的重要性遠遠高于對一件黃帝衣服的發現。

河姆渡的“生態文化”至關重要

余秋雨在談到河姆渡文化時,強調了“生態文化”的重要性,他說,生態是最大的文化。余姚為什么會出現河姆渡文化,與生態環境有很大關系,這里的生態為人類提供各種生存的條件,并造就了這塊平原一直能欣欣向榮。也許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吃著我們今天喜歡吃的霉干菜蒸肉,還有余姚的楊梅,楊梅節做的就是生態旅游。通過生態文化,再聯系到余姚有一個知行合一的哲學家王陽明,這樣組合起來的旅游品牌,就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做旅游產品時,首先要把生態文化放在前面,其次跟上歷史文化,而不是過度強調文本文化、歷史文化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余姚除了河姆渡,還有一個寶貝,那就是楊梅,品嘗楊梅最好的時間也不過在一周左右。同樣,在日本,櫻花的最佳觀賞期也在一周左右,而全世界的很多游客,就是為了趕上櫻花盛開的時候來到日本賞花,而提前半年預訂機票和旅店。余姚的楊梅是否能受到這樣的恩寵呢?余姚的楊梅節可以不可以像日本的櫻花節一樣紅火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如同楊梅一樣,河姆渡文化也要大家運籌帷幄、善于吆喝。中國有句俗話“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今的形勢下,再好的東西,不會吆喝,沒有系統的品牌化經營運作,未必能夠婦孺皆知,享譽全球。事實上,很多文化現象的發掘和保護都需要時間,三星堆遺址、赤峰的紅山文化都是很好的例子。“寧波要將河姆渡文化作為極其重要的一個項目進行保護,”余秋雨說,“河姆渡文化關系著整個民族的生存狀態。”

河姆渡人來自何處,又遷移到何處,也是媒體關心的話題。余秋雨認為,各種可能都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國東南沿海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先民在這里生活了2000年,奇怪的是這里沒有發現他們延續下來的證據。他們為什么會突然消失了呢?好多考古專家認為,河姆渡人從浙西山區遷移而來,問題是浙江西部的人又從哪里來,所以,我們等待著考古發現。但河姆渡人后來去了哪里,有一點可以肯定,余姚這個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沒,那就是稻作文明受到挑戰,河姆渡人只能遷往內地。

余秋雨猜想:“可能是遇到了自然災害。沿海的陸地被海水淹沒后,咸水使水稻無法存活,這對文明是毀滅性的。研究發現,河姆渡遺址地層的堆積表明,河姆渡文化時期至少發生過兩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發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發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僅淹沒了河姆渡人的家園,而且還在遺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間沖刷出一條100余米寬的河道,使原來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東流了。河姆渡的先民賴以為生的水稻連遭淹沒,甚至顆粒無收。他們不得不開始大規模的遷徙。河姆渡文明就這樣被永遠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層之下。

“還有一些浪漫的考古學家說河姆渡人遠航去了,我看這也有可能。如果在太平洋某個島嶼上,對島嶼上的人進行DNA測試后,找到了河姆渡人的基因,我們也不要感到很奇怪。”余秋雨說,余姚有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又有王陽明、黃宗羲等眾多古圣先賢,經濟發展超過了文化軟實力。如何打好文化與旅游牌?余秋雨認為,對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片面,古跡文化和古圣先賢是一種很好的資源,但生態文化也不容忽視。余秋雨舉例說,有一年他去地中海沿岸看了看,發現這里沒有什么文化古跡,只有海水、沙灘、帆船,但游人如織,絡繹不絕。“把過去紙面上的歷史文化當作文化太片面了,生態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姚江談夢:稻穗下可乘涼 谷粒如花生米

“我有一個夢想:我種的雜交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掃把那么長,顆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幾個朋友就在稻穗下乘涼。”年屆八旬童心未泯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來到以稻作文化聞名于世的浙東名邑余姚,顯得有點激動。在首屆國際河姆渡文化節――名家縱論河姆渡文化論壇上,他信心滿懷地說,“超級稻不僅可以讓全國人民吃飽,而且還能讓全國人民吃好。”

我和袁隆平先生都下榻在龍泉山下姚江南岸的太平洋大酒店,他的行程特別緊,一大早我趁他參加會議之前在他的1706房間做了訪談,并為袁先生拍攝了一組肖像。平時在田間地頭“不修邊幅”的水稻之父今天特地作了打扮,拍肖像的時候腰桿筆挺,精神抖擻,根本不像八旬老人。

袁隆平院士告訴記者,上午他在河姆渡稻作文明與世界糧食安全國際論壇演講后,要馬上飛往長沙接見一位專程來拜會他的非洲總統,商量在那里的水稻雜交問題。在講到河姆渡文化時,他認為河姆渡的先民是農業科技的先驅,他們的發現和嘗試開拓了人類的稻作文明史,也證明了余姚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的發源地。我們選擇余姚來討論水稻科技的發展和世界糧食安全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他表示,目前全世界還有15%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希望通過這次論壇能對實現聯合國千年目標找到有效的途徑,并祝愿中國農業科技工作者能為此作出更大貢獻。

在頭一天的專家縱論河姆渡文化的活動上,袁先生對于中國糧食安全、稻作栽培的考古發現、糧食轉基因問題等方面的現場解答,都顯出一種宏觀而又真誠的科學態度。袁先生說:“前幾天,我用超級稻接待了一位香港企業家,沒想到平時米飯吃得很少的他,竟然連吃了兩大碗,而且吃完后還要求打包。”袁隆平用這個例子,風趣地闡述他的“高產和優質是可以統一”的理論。

目前,袁隆平領導下的中國超級雜交稻畝產可達800公斤,他正在為到2010年中國超級雜交稻實現畝產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標奮斗。袁隆平對實現這一目標很有信心:“我們的超級稻計劃比日本晚了16年,比國際水稻所晚了7年,但現在,我們跑到了世界的最前沿。”袁隆平說,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級雜交稻都是采用常規手段,第三期則運用了分子技術。這好比跳高比賽,越往高處越難,必須在技術路徑上有新的突破。

“我現在年紀大了,但我身體好,一點也不服老。如果身體允許,80歲以后我還會繼續干下去。我的信念是通過科技進步,中國完全能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中國還能幫助世界人民解決吃飯問題。”

“河姆渡稻谷有雜交水稻特性”

河姆渡遺址兩次考古發掘的大多數探坑中都發現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殼、稻葉、莖桿和木屑、葦編交互混雜的堆積層。甚至連稻谷殼上的隆脈、稃毛都清晰可見。經碳十四測定,河姆渡遺址第四文化層的年代為公元前4780年,距今7000年左右。此外,伴隨稻谷一起出土的還有大量農具,說明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已進入“耜耕階段”。

農業起源表明人類社會從單一的攫取式經濟開始向生產式經濟發展,這一轉變拓展了食物來源,為人類發展奠定物質基礎,所以在人類發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同時,河姆渡原始稻作農業的發現糾正了中國栽培水稻的粳稻從印度傳入、秈稻從日本傳入的傳統說法,在學術界樹立了中國栽培水稻是從本土起源的觀點。

有記者把河姆渡的稻谷與袁隆平的雜交水稻聯系在一起,向袁隆平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大膽假設當年出土的稻谷還能存活,您認為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稻谷是否具備您當年發現的‘野稗’的某種特性,或者說是否有雜交的可能性?”

“我也聽說河姆渡遺址的稻谷挖掘出來時還是黃色的,如果它們還有生命力的話,把它們的基因提取出來,完全可以為稻研究服務。”袁隆平笑了笑說,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批骨耜等典型農具,顯示出已有一定的農耕水平,說明種植水稻的歷史還應往前推移。水稻是從普通野生稻馴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長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目前考古發現的早期稻谷遺存大多數也是在這一地區。僅新石器時代的稻谷遺存,目前已發現130多處,其中屬于長江流域的有110多處,可見稻作的起源地應是飯稻羹魚的楚越之地。從理論上來說,河姆渡稻谷同樣具備雜交水稻的特性。

河姆渡人的大突破:把野生稻培養成栽培稻

目前,在我國、印度等地,考古學家都發現了幾千年前的水稻。1973年,在河姆渡發現了7000年前的水稻,這在當時是第一次發現;緊接著是在印度,印度人發現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現在又有新發現,把水稻種植往前推移了,在湖南澧縣發現了8000多年前的水稻,而最近在湖南道縣發現的水稻,說是有12000年,水稻種植的起源還真沒辦法確定。在河姆渡發現的稻谷層有一米多厚,說明7000年前人類種植水稻就有規模了,至于什么時候開始種植的,我們無從考證。但至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經大規模種植水稻了。河姆渡人的大突破就是把野生稻培養成栽培稻,這是無爭的事實。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是否是稻業種植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證明了長江流域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發源地之一。我們的祖先在這里把野生稻培養成栽培稻,從新石器時代走進農耕時代,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大進步。這不僅是河姆渡人的驕傲,更是中華民族的驕傲。

“惠農補貼政策還要改進,

應該以產量而不是田畝數來實施補貼”

關于“超級雜交水稻,在提高產量的同時,對老百姓的口味、營養,有沒有什么大的改進和提高,對我們國家現在的糧食安全問題有沒有什么新的看法和見解”問題時做出如上表述。

袁隆平說,過去有這么一個比較流行的觀點:高產就是優質,優質就是高產。這種看法是比較片面的。高產與優質,是矛盾,但不是對立的矛盾。我們通過培育、通過研究,可以把它統一起來。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主要是解決溫飽問題,我們把產量放在第一位。現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滿足于吃飽,還要吃好,所以我們也做了調整,要高產也要優質。但有一個原則,必須是在高產條件下的優質。當然,在高產條件下的優質,難度是很大的。

袁隆平舉了一個香港吳先生的例子,他接待過的來自國內外的研究者不少,每次他都會請他們吃吃培育出來的稻谷。有四位來自香港的比較注重身材保養,平時就餐不吃米飯的女士,一餐飯平均每人就吃了四碗。而一位姓吳的男士,則強烈要求打包米飯。說完大家都樂了,從而也明白了畝產量大的稻谷也同樣好吃、高產和優質并不矛盾的道理。

袁隆平指出,糧食安全問題是人人關心的大問題,總的來講,第一要保證18億畝的紅線,這是很重要的一條。如果突破了這個紅線,糧食安全就有問題。第二,要給農民更多的種糧優惠政策。現在國家已經給了一些惠農政策,力度還不夠,在這方面補貼的方式還要改進。以田畝來補貼種糧的農民,這樣來做就有一定的問題,你種好種壞,反正是按田畝數來補貼,種糧的積極性就不高。

袁隆平認為應該以產量來補貼農民。他說,政府以比較高的價格收購農民的糧食,然后以平價在市場上銷售,這樣就不會因為糧價引起物價上揚。政府用1000個億來鼓勵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如果以產量來補貼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就會提高,也將有利于種糧的發展。產量高,收入也高。他的積極性高了,這樣也會有利于種糧的發展。所以"我認為補貼的方式要改進"。

“爭取90歲時實現畝產1000公斤”

袁隆平不僅是我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開創者,也是最主要的學術帶頭人,年逾古稀的他思路異常清晰,“雜交水稻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還能幫助第三世界。現在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埃及等國家都種雜交水稻。美國也種了,產量比他們自己的品種還高,現在每年要給中國技術轉讓費,對美國必須講明這個道理,對發展中國家可以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