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基礎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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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一、有關的幾個概念
1.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研究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實質是要研究會計方法論的基礎，即會計領域認識論的基礎。一般來說，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或哲學意義上的會計方法論，是從哲學角度對會計實踐和會計理論進行審視。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是會計學方法論的最高層次，也是最抽象的層次，對會計理論的發展會產生巨大的影響。會計學的哲學方法論是從會計理論的價值觀、真理觀的角度所考察的方法，主要包括對會計的實踐活動或者說對會計理論研究對象的哲學思考、如何認識會計學的真理性和科學性、不同的哲學方法論決定會計學者對會計理論的功能價值取向和從事會計理論研究的價值取向和動機的認識不同。
2.規范會計理論和實證會計理論。規范會計理論是一套關于會計“應該是什么”的系統知識體系，旨在通過一系列基本會計原則、會計準則的規范要求，從邏輯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優會計實務是什么，進而指導會計實務，實現會計實務的規范化。它一般包括采用歸納法形成的描述性理論和采用演繹法形成的指導性理論。
實證會計理論則是一套關于會計“是什么”的系統知識體系，旨在揭示出會計現象層面的規律，從而為解釋現行會計實務和預測未來會計實務提供理論依據。
二、當代哲學觀點的評述
1.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19世紀20年代末，法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孔德提出了實證主義哲學，在哲學史上第一個打起了“科學的哲學”這個旗幟。孔德的實證哲學標榜實證精神，認為實證的知識是“現實的、有用的、確實的、相對的、正確的、建設的”。實證哲學是一種向人們提供實在、有用、建設性的作為人類知識的“最高屬性”的知識的哲學，實證哲學的任務在于考察各科學的規律以及它們所利用的方法，并對它們加以綜合，以便揭示一般規律和方法。實證主義者象休謨等人認為全部哲學都應以經驗為基礎，但這種經驗應是按照實證自然科學的要求獲得的，才能為科學所檢驗，從而才具有科學的意義和價值。之后，馬赫主義發展了孔德的實證主義，形成了第二代實證主義，其重要觀點是提出了以實證主義的經驗主義為基礎的思維原則；后來實證主義又歷經邏輯原子主義的發展，達到了實證主義的高峰———邏輯實證主義。邏輯原子主義認為了解任何主題的實質途徑是分析，對某一事物不斷進行分析，直至無可分析為止，那時所剩下的就是邏輯原子即構成事物的觀念，用已知的實體的構造來代替未知實體的推論，是邏輯原子主義認識事物的主要觀點。邏輯實證主義又叫邏輯經驗主義，他們主張采用科學語言、數理邏輯和分析方法來建立哲學。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工具是現代邏輯，方法是剖析語言，原則是證實原則。他們要用這些原則來拒斥傳統研究中超越經驗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堅持只有數學和經驗科學的命題才有意義，而形而上學是無意義的。從實證主義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出：在實證主義的演變過程中，其目標即揭示世界的規律一直都沒改變，其基本原則證實原則即所提出的規律需要經過經驗證實的原則也一直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開始是“分析”，后來又加入邏輯規則。雖然實證主義強烈反對形而上學的演繹主義，即反對從沒有實際經驗內涵的先驗概念出發來邏輯推理出相應的理論的做法，但是，它并不是徹底否定演繹主義，用實證主義基本思想從經驗中得出理論這一過程往往要借助于演繹主義的精髓———演繹規則。實用主義發源于19世紀70年代的美國，并在美國風行幾十年，其代表人物有皮爾士、詹姆士、杜威等。在實用主義哲學中，經驗概念是基本概念，一切認識來源于經驗，以經驗為限度，以經驗為準。實用主義按其鼻祖皮爾士的話來說，它主要是一種信念，一種提出假設的方法，即通過探索，擺脫懷疑狀態，達到確定信念。探索過程就是由懷疑到確定信念的過程。故它與實證主義是不同的。
2.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以波普的證偽主義學說為分界，這之前是實證主義，之后是歷史主義和科學實在論，證偽主義之后的科學哲學觀側重于歷史考察的方法和構建理論方法的多樣性的研究。證偽主義是對實證主義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對傳統歸納法一定程度上進行批判而得出的科學哲學觀。證偽主義認為，全稱命題不能從單稱命題的堆積中推出，通過歸納做出的結論總可能是錯的。因而所有理論實質上僅僅只是一種假說，其中必然潛藏錯誤，總有一天會遭到實踐的反駁或證偽。正是這種證偽，使科學的理論不斷前進，證偽并不是科學理論的缺點，恰恰是科學的理論與非科學的理論的根本區別所在。證偽主義否定了理論來自經驗觀察歸納的可能，而主張理論來自“自由創造、自由猜測、自由想象”，從觀察到理論之間除了自由創造外，沒有其它邏輯通路，這些創造往往由已有理論與新理論或新的經驗之間矛盾激發。據此，波普提出的“科學知識的證偽主義模式”可以表述為：P1TTEEP2……，其中P1代表原來的問題，TT代表猜測假設，即試探性結論，EE代表排除錯誤，對TT反駁（證偽、否證），P2代表新問題，該模式被稱為以猜測和假設來解決問題的一般模式。這一模式反映了科學活動中理論和經驗的相互作用：理論總是在經驗的檢驗中不斷改變自己的形態，真理總是在同謬誤的交替循環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真值。拉卡托斯則把偽證主義區分為素樸的和精致的。素樸證偽主義是經驗證偽，精致證偽主義則是用更進步的理論來證偽原來的理論。波普的證偽主義是素樸的證偽主義，拉卡托斯的方法論則是從波普的素樸證偽主義演變而來的精致證偽主義。拉卡托斯在《證偽和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中指出，“對于素樸的證偽主義來說，理論是被一個與它沖突的觀察陳述所證偽的；對于精致證偽主義來說，證偽的不是‘觀察陳述’，而是一個比它更進步的理論。”波普的“科學知識證偽主義模式”第一次強調了人類的創造本能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環節的重要性，能動的猜想在科學理論發展中占有主導地位，一切觀察和實驗都為一定思想所滲透，成為更加自覺的有目的的探索。實際上，從證偽主義的思想中我們不難發現，證偽主義繼承了實證主義的主要原則———證實原則，雖然證偽主義一再強調假說來自自由創造，但是它卻否定不了實際觀察的經驗或問題對自由創造的激發作用，因而留下了經驗主義的痕跡。另一方面，證偽主義強調了科學理論發展的動態軌跡，而實證主義只是反映了科學理論提出的靜態過程。
三、規范會計理論和實證會計理論的哲學基礎
1.基本哲學思想。從規范會計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規范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體現出早期的演繹主義和后來的實證主義的思想。面對20世紀30年代會計實務放任自流的混亂局面，規范會計理論企圖從會計活動的規則中尋找“優良”的會計實務和概括理論概念，建立會計應當是什么的系統知識，以指導和規范會計實務。因此會計理論研究中必然蘊涵了會計“應當是什么”的值判斷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會計理論研究要立足于對現有會計環境（包括經濟、法律、道德等諸多方面因素）、會計慣例及報表使用者偏好的分析，從中抽象出一定的目標和價值判斷，提出一套科學合理的衡量會計活動的標準，據此制定會計準則和分析處理會計問題，形成整套的會計規范理論。由此可見，規范會計理論是根據會計學者的個人經驗所確定的會計目標和價值判斷這些先驗概念為起點，利用演繹規則展開推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會計業務的日趨復雜，為解決實務問題，強化會計理論結構的內在的邏輯性，規范會計理論又吸收了實證主義的思想，在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加入邏輯規則，利用數理邏輯的工具進行分析和論證，最終目的還是要揭示出會計實踐活動自身的規律，以指導和規范會計實務的發展。規范會計理論中的理性思維部分是不可被證偽的，但它是在經驗認識的基礎上，通過創造性的邏輯推理所證實的，因而是科學的。
在實證會計的研究過程中，要求有客觀的經驗調查，排斥非理性的、功利性的價值判斷，在價值中立的基礎上，確定假設和假定，選取大量樣本檢驗假設的統計意義。而證偽主義正是認為科學理論所包含的只是單純的經驗內容，并對評價標準保持中立，即為價值中立。還需說明的是，實證會計不能證明假設的成立，而只能證明原假設不成立。瓦茨和齊默爾曼在《實證會計理論》中就明確指出，“我們無法證明假設是正確的，我們只能證明假設不成立。因而，這種理論強調的是對理論進行批判，并試圖證明它們是錯誤的，而不試圖證明它們是正確的。”這正是素樸的證偽主義思想。與此同時，實證會計理論又認為完美的理論是不存在的，瓦茨和齊默爾曼指出，“實際上，現存理論的系統性預測誤差或異常現象經常導致嶄新理論的發展與被采納。”而這又是精致證偽主義的特征。所以說，實證會計理論的主要哲學基礎是證偽主義思想，同時體現出實用主義的某些色彩。
2.基本研究方法。規范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從大的方面說可以分為演繹法和歸納法兩種，其中以演繹法為主，這兩種研究方法都屬于傳統研究方法。演繹法是從一般的概念和原理推導出個別結論的思維方法。在規范會計理論研究中，以會計假設、目標等基本概念為出發點進行演繹推理，推導出能指導會計實務的原則、準則及相應的會計方法程序。演繹法的推導程序為：前提命題推導結論驗證具體問題。演繹法推導的基本步驟可概括為：確定財務會計的目標或基本假設，或者指出一些要求財務報告或會計信息應符合的道德標準，再或說明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等；闡述目標、基本假設、道德標準或社會責任等對財務會計的指導作用；根據既定目標或基本假設等，推導出相關的基本原則和概念；以基本原則或概念來指導必要的會計準則；進一步規定具體的會計處理程序。歸納法則是通過對大量會計現象進行觀察，然后加以分類，從中概括出有關概念的內在聯系，再把它們組織或表述為會計理論。歸納法的基本步驟包括：觀察與記錄全部的觀察結果；分析與分類記錄結果；從觀察到的關系中推導出會計的一般概念或原則；驗證推導出的結論。即：觀察分類概括驗證。實證會計理論研究采用的是實證法，亦即確認假設，以事實、實際的情報、由觀察數據所產生的相關關系等為對象，經過實驗而求得相對或近似正確性的一種研究方法。實證研究的一般步驟包括：設計并進行觀察和實驗；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對實驗和觀察結果作系統整理和計量分析；概括和歸納計量分析結果；以邏輯和數學分析方法演繹出研究結論；理論注釋和建立模型；檢驗研究的命題或理論，得出接受、或修改的結論。
四、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20世紀70年代之前，規范會計理論在西方會計理論界居于絕對統治地位。后來，隨著會計研究中實證性傾向的出現，這一格局被打破。由于實證會計理論獲得了正統經濟學所提供的實證性思想觀念支持，經過發展，現今已躍居主流地位，而傳統的規范會計理論則影響漸弱。
1.哲學基礎比較。從兩者的哲學基礎的角度看，兩大會計理論均有其存在意義。我們知道，任何哲學思潮從興起到體現于具體科學中，存在時間滯后效應。目前，實證會計理論欣欣向榮，但其方法論本身已在科學哲學領域面臨巨大沖擊，這種沖擊主要來自于歷史主義哲學觀。實證會計理論的基本方法論的主要內容是證偽主義，這種哲學觀認為科學理論所包含的只是單純的經驗內容，并對評價標準保持中立（亦稱“價值中立”）。但60至70年代興起的歷史主義哲學觀則對此持有截然不同的見解，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庫恩（T.Kuhn）強調指出，理論系統或“范式”包括有規范或評價的成分，理論系統不僅僅包括經驗內容，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把正確科學實踐的評價標準合并在內。因而我們可以說，事實與價值難以分離，即便是自然科學，亦無法擺脫社會和心理因素的影響而建立在真正客觀的事實和感性經驗基礎上（這一點已為西方很多科學哲學家所承認，只是就其影響程度尚存有不同看法）。既然自然科學都是如此，遑論社會科學。社會科學在考慮和分析社會現象時，更要關注作為現象基礎的社會因素和人類心理因素，從而必然要受到存在于不同社會中的不同道德倫理觀念以及個人主觀價值判斷的影響和制約。就此而言，應該說，規范理論的規范性才是現實的，而實證理論的實證性反而是不完全的和近似的。當然，我們無意據此否認實證理論應有的地位，邏輯主義哲學觀和歷史主義哲學觀各有其適用性，后者并不能排斥前者的合理存在，況且科學哲學界目前也倡導方法論的多元化；不管實證理論的實證性是否是完全的，但其思路至少是可取的，也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理論的客觀性。不僅如此，而且在德國著名經濟學家歐肯看來，實證分析亦是得出規范經濟理論的必由之路。歐肯認為，社會科學有兩方面任務，一為不帶偏見地研究現實；二為提出政策主張以實際地解決經濟問題。經濟學作為“經邦濟世”之學，應以第二個任務為目的，此則意味著，經濟學在最終服務于政策制定時，不可避免的要有價值判斷介入。但與此同時，歐肯又指出，經濟學家要完成第二個任務，又須首先擺脫經濟政策上的愿望，致力于完成第一個任務。換言之，只有建立在實證經濟理論的基礎上，規范性經濟政策才更具科學合理性。再看會計理論，科學哲學所受的震蕩，最終必將體現到會計理論研究當中。據此推論，規范會計理論與實證會計理論均有其價值，不可厚此薄彼。
2.發展趨勢分析。從會計研究的發展趨勢看，兩大會計理論之間的關系正發生微妙的變化，出現了一種相互結合、相得益彰的趨勢。經過多年來全面深入的理論論爭，西方會計學術界對于兩大理論的一些模糊認識基本得以廓清，看法也日趨客觀全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會計學者開始平心靜氣地評價兩大會計理論。他們認為，就規范會計理論而言，它缺乏嚴格的事實檢驗，此為其弊；然其力圖找出較佳的會計規則和較優會計程序和方法的思路是可取的，有利于優化和發展會計實務，并滿足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國際資本流動對會計信息質量所提出的要求。尤其是近年來，會計概念框架的建立，為分析評估和指導會計準則提供了一個“規范性”基礎，有利于抵制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壓力，這無疑使規范會計理論的實踐性和有用性大為提高。就實證會計理論而言，它奠立于觀察和實驗而得的大量事實、數據基礎上，業經嚴格的經驗驗證，而且由于研究過程中數量模式的引進，使其在定量化和精確化方面具有比較優勢，這與當代經濟科學發展的大方向趨同，頗有可取之處；而且，它對西方會計理論的發展也影響頗大，開辟了研究新思路，調整了會計研究方向，拓寬了會計研究領域，在資本市場研究和行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大大豐富了會計理論的內容。但實證會計理論亦有其弊，認為“存在的便是合理的”，無疑會堵塞會計發展道路，使會計實務重返自由放任狀態。
五、結論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知道，兩大會計理論各有其優缺點，偏廢任何一種均非上策。理想的選擇應該是消解兩者之間的對峙狀態，承認彼此的存在價值，并促成兩者實現一定程度的結論。那么，這種結合應以何種方式進行呢？它或可理解為是認知過程中各有側重的兩個階段先后承繼、相輔相成，從而促成事實性、描述性論述向規范性、倫理性見解的過渡。在會計理論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首先應盡可能地排除價值判斷，側重于通過實證性或近似實證性研究，力求客觀地揭示會計現象及其外部聯系；而后，在此基礎上，以指導會計準則的制訂為已任，側重于樹立合宜的價值判斷標準，通過理性思維構建規范會計理論。這些規范會計理論在形成之后，又須在應用中不斷接受經驗檢驗，以獲得新的突破和發展。在此過程中，規范方法與實證方法得以綜合運用，既確保了會計理論構建的邏輯相關性和緊密性，又為會計理論的真理性和精確性提供了檢驗依據，從而實現優勢互補。在上述相互結合的理想模式中，兩大會計理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不宜有所偏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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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C.利特爾頓著。林志軍，黃世忠譯。會計理論結構。中國商業出版社，1989
第2篇
在現代科學哲學中，“物質”、“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學范疇。如果說“物質”是對現實的自我組織和某種長期存在的能力屬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質運動的能力，“能量”這一概念描述了關于物質運動的強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則是有組織的物質或能量系統的復雜程度，它可以對系統的復雜性程度進行定量評價。21世紀以來，我們所處的時代被稱為信息時代。在現代文明的浩淼煙海的信息資源的總量中，如何在很寬的頻率范圍內獲得有效的信息資源，并對這些信息進行科學的加工與處理、創新與應用，以及對其具體的內容進行解釋等，這不僅是科學發展的需要，也是解決人類現在所面臨的許多復雜性問題的需要。為此，高等教育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知識信息量以幾何倍數量級增加且不斷變化和更新，無論你怎樣用知識去填充學生的頭腦，都無法適應社會快速發展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用科學哲學的觀點轉變我們的教育理念、改進我們的教學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統課程教學的內容和評價體系。于是，主張開展通識教育，回歸教育的真正本質，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培養目標的“全人教育”，作為一種對現代教育“非人化”回應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廣泛的關注。
二、通識教育的內涵和本質
通識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臘的“自由教育”，第一個把它與大學教育聯系起來的是美國博德學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識教育已成為當代國際教育領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識教育”？英語中有兩個詞：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譯為“自由教育”、“博愛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現在所說的“通識教育”大致包含這兩個方面的涵義。了解通識教育的內涵和本質，成為我們認識所面對的客觀世界的基本問題之一。一般說來，通識教育從性質、目的和內容等各個方面都有別于傳統的知識傳承和狹隘的專才教育。首先，從性質上來說，通識教育被定義為“非專業、非職業性的教育”，其本質是對自由和人文精神的傳承；其次，就教學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是培養健全的個人和自由社會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備遠大眼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協調發展；再者，從教學內容上，通識教育不再局限于對單純專業知識的傳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與統一。
三、通識教育的特征和屬性
通識教育的基礎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環境以及教學實踐活動的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體體現，也決定了通識教育的特征和屬性。
1.基礎性。通識教育既不是專業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體學生的綜合素質教育，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具有完善的知識結構、完備的人格以及擁有正確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的“全人”。因此，也決定了通識教育的基本屬性。
2.多元性。通識教育作為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非職業性的教育，其內容涵蓋德、才、學、能、識等多個方面，是一個多種元素、多重聯系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矛盾統一體。
3.自主性。作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識教育繼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養和主體能動性的思想，突出學生的主體特征，尊重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給學生自主選擇的空間，促使學生的全面發展。
4.開放性。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決定了教學過程的開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師講授和課堂教學為中心的傳統、單一的教學方法和模式，根據學生的特點開展靈活有效、形式多樣的教學活動。
5.發展性。學生是發展的人，學生身心的發展具有客觀規律性。通識教育注重每個學生的發展，且教育是一個不斷完善的動態的過程，充分相信每一個學生，努力激發學生的潛能。
四、通識教育中的多重關系及矛盾統一性
1.教學實踐中的主體與客體。通識教育既是一種教育理念，更是一種認識和實踐活動。傳統的教學過程把教師作為實踐的主體，形成“以教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學生成為被動的、接受教育的對象。比如在課堂上，基本上是教師講、學生聽，師生之間的對話、交流和互動很少，課堂氣氛也顯得比較沉悶和松散。另外，教師的講課往往很滿，現成的結論和定理較多，未能給學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間。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一種主體施與和客體接受的關系，而不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現代教育則更注重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強調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作用，讓學生真正成為教學實踐中的主體。也就是說，他們不再單單是教育的客體和對象，而是學習的主動進取者，構建以學生為中心、以教師為主導的“主導—主體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教師和學生一起，共同參與和完成對教學規律的認識活動。然而，由于歷史和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教學活動中要真正實現主體與客體、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動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2.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客觀世界具有二元論的特征，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是密切相關的，它們之間可以存在非常明顯的相互影響。通識教育沒有專業的硬性劃分，旨在拓展學生視野、培養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專業教育則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養學生的專業思維與技能。但通識教育并不排斥專業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為支撐、對立統一，作為一對矛盾體共同構成整個高等教育的架構。傳統的專業教育往往局限于狹窄的專業范圍和單純的知識傳承，抑制了學生的創造潛能；通識教育雖能較好地彌補這一點，但過于空泛的通識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確的應用背景和專業支撐，也會使學生感覺學無目標和無所適從。因此，只有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3.通識教育與哲學教育。通識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應重視哲學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其原理和規律可滲透到教學活動的各個方面，如通識教育中的對立統一規律、認識和實踐規律以及對事物的批判性思維等。（2）哲學教育可有效地將傳統教育中的單純知識傳承轉化為通識教育中的智慧建構。哲學教育與科學教育、情感教育、藝術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機地融合，能促使學生思想、人格和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如在新生研討課和專業課中適時地將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運”、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蘇格拉底時代的“知識與德行合一”、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滿智慧和理性的哲學思想與學生一起分享無疑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第3篇
順應這種天命因于人事的進步潮流，孫子對“天”給予了獨樹一幟的界定。孫子之天不是天命之天，不是道德之天，不是感嘆之天，而是實實在在的自然之天。在《孫子兵法》中，“天”字凡19見，主要有以下幾類義項：（1）天時。如“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天地孰得”“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非天地之災”。（2）天空。如“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3）天然。如“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4）天地。如“無窮如天地”。（5）天氣。如“時者，天之燥也”。（6）天下。如“戰勝而天下曰善”。在所有這些用法中，天主要指稱天時、天空、天氣、天地、天下，郭化若先生稱其“是自然的‘天’，不是神化的‘天’”［2］161，是可以發生變化的天時，而非不可改易的天命。也就是說，孫子主要是將“天”與“地”作為影響戰爭勝負的自然條件與客觀因素來對待，視其為戰爭中必須考慮的天時地利，沒有絲毫形上色彩與神秘意味。他曾明確指出，軍隊作戰出現“走”“馳”“陷”“崩”“亂”“北”等失敗情形，完全是由將帥人為過錯所致，而決非天神帶來的災難，“非天之災，將之過也”。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天神鬼神在戰爭中的主宰地位。［3］孫子對“天”的理解是以“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為基礎的，因此，如何理解“陰陽、寒暑、時制”，就成為探討孫子天論的突破口。“寒暑”“時制”是指天氣冷暖、四時變換，純粹是自然概念，無須多辨。在此著重探討一下容易引起爭議和產生歧義的“陰陽”概念。通觀《孫子兵法》，孫子主要是在自然條件與地理因素意義上使用“陰陽”概念的。孫子說：“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何炳棣先生認為，孫子所講的陰陽，“指的是晝夜、晦明、風雨等自然現象，毫無戰國中晚期陰陽說的神秘色彩。”其“凡軍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的說法，與《周易•系辭》及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的“陽貴陰賤”意指形上、宗法關系完全不同，“《孫子》是從純行軍原理判斷自然條件優劣而言的。地勢高亢總比卑濕優越，朝南向陽的方位總比蔭翳背光的地點空氣清新，‘軍無百疾’。《孫子》陰陽之純屬理性，不待多言。”［4］應該說，這一理解符合孫子本意。的確，這里的“陰陽”乃是指地理位置上的陽面與陰面，是客觀的地利因素，無神秘意味可言。結合孫子“不可取于鬼神”“禁祥去疑”等說法及孫子的整體思想取向來看，孫子的陰陽概念不應是迷信而應是理性的反映。征諸歷史，“陰陽”概念出現很早，甲骨文中即已存在陰陽二字［5］71。徐復觀先生對《詩經•邶風•終風》中的“噎噎其陰”與《詩經•豳風•七月》中的“春日載陽”詩句加以認真考辨之后，認為《詩經》中的“陰陽”，都沒有后來作形成萬物原素的陰陽二氣的意義，“陰陽”最初主要是與日光有無以及氣候冷暖相聯系的［6］453－454。到了春秋時代，陰陽觀念有了新的發展，其最大的發展是以陰陽為天所生的六氣中之二氣，陰陽已成為實物性的存在。《左傳•昭公元年》載有醫和語：“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這里醫和即是用具有實物性質的陰陽之氣來解釋人體的生理現象。人們還用陰陽二氣的存在狀況來解釋地震這類特殊的自然現象。《國語•周語上》載：“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由日光有無、氣候冷暖，發展為實物性的存在，雖然顯示了人們抽象思維的進步，但此時陰陽概念的主要內涵還是自然性質的，并無神秘之處。視陰陽為天之所生二氣，是自然天論崛起的明顯標志。而自然天論的崛起，是西周以來主宰之天失落的必然結果，是對主宰之天的直接反叛。誠如楊澤波先生所言：“由于主宰之天失落而形成的淡化神論，注重人文的思潮，對于先秦天的思想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一個最直接的反應便是自然之天的崛起。”“周人的天是一個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之天是周人思想的核心，正是依靠這一核心內容，周人才完成了由自然宗教向倫理宗教的進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西周政治走向衰敗，在這種情況下，一場怨天、罵天、疑天的思潮席卷而起。“在主宰之天漸漸失落的大背景下，淡化神論，注重人文成為中國軸心時代的主基調，便有了相當大的歷史合理性。”［7］104－109孫子的自然天論，就是在此主宰之天漸漸失落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以此疑天思潮為大背景，孫子提出和強調了其自然天道思想，并以此作為其立論的基點和前提。其自然天論，沒有感嘆之天的情緒宣泄，沒有道德之天的形上意味，更沒有天命之天的神秘色彩，有的是自然之天的客觀性與務實性。
二、“不可取于鬼神”而“必取于人”的人本說
正由于孫子是一個自然天論者，更由于其基于“勝敵而益強”之冷酷現實的理性思考，所以他堅決反對迷信鬼神星占，反對任意的比附和類推，而強調要取信于人，重視人本身的作用，重視人為因素的影響。其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通覽《孫子兵法》，不難發現，孫子無時無刻不重視人的作用，無時無刻不強調人為因素的影響。其清醒地察識到，戰爭是有著“日費千金”之損耗，“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諸侯乘其弊而起”之隱患，“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之危險，關乎社稷興衰、國家存亡、百姓禍福、士卒生死的“大事”。然而，戰爭雖然消耗多，影響大，但在其所處的春秋時代，畢竟是一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危機四伏的時代。故此，君主將帥們力求“自保而全勝”、“安國全軍”，乃理所當然；同時，力圖“威加于敵”、“勝敵而益強”乃至爭霸稱強，亦為大勢所趨。因此，孫子雖提出“不戰而屈人之兵”、“兵不頓而利可全”以及“全國為上”的理想目標，但其也清楚，一定范圍內與一定程度上的實戰很難避免，關鍵是要爭取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益，即要盡力做到速勝、巧勝、易勝與全勝。而速勝、巧勝、易勝與全勝，又不能靠僥幸得來，也不能靠鬼神星占得來，而是要靠君主將帥“經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計”，尤其是要“修道而保法”，即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上進行全面周密的考量與部署，做到與民“同意”、“上下同欲”，知彼知己，有謀有備，方可實現。一句話，要靠人之德、人之智與人之力，方可得來。孫子所重視的“人”，主要包括君主和將帥。孫子要求君主成為“有道”之“明君（主）”，將帥成為“知兵”之“賢（良、智）將”。而“有道”之君，“有能”之將，關鍵是要懂得“五事七計”。《計篇》云：“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危（詭）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孫子開宗明義，強調指出，戰爭是關乎生死存亡的國家大事。戰爭的決策者、謀劃者與指揮者們必須以高度審慎而認真負責的態度來對待戰爭，從“五事七計”方面來謀劃和準備戰爭。顯然，其沒有將戰爭勝負歸因于外在的天命神意，而是將其歸因于可以認識和把握的人為因素。其判斷勝負的“五事七計”，絕大部分都與人有關，即使是談“天”說“地”，也是將其納入“人”的視野來分析。孫子所言“五事七計”，包括政治、天時、地理、將領、法制等綜合因素，涉及戰略、戰術、管理、心理等諸多方面，主要是從人的角度來探討戰爭勝負問題。具體而言，這種對人為因素的重視，表現為政治上重“德”、戰略上重“知”、戰術上重“權”、管理上重“法”、心理上重“治”。政治上重“德”，由此而標舉了治國理政能力。在其看來，戰爭是一個人為因素起決定作用的領域，是綜合實力的較量，不僅要進行謀略上的博弈和經濟上的比拼，更要進行道義德能上的對決。換句話說，要贏得戰爭，不僅要有高超的軍事謀略與堅實的物質基礎，還要有雄厚的“道德資本”。故而，君主是否“有道”，將帥是否“有能”，即是否施德政、是否有德能，是軍事戰略能否成功實施的政治保障，是關乎人心向背進而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其中，君主之德能主要表現為恤民安民、慎戰重戰、“將能不御”等方面，而將帥之德能主要表現為“智、信、仁、勇、嚴”等方面。戰略上重“知”，由此而強調了全面認知能力。恰如陳學凱先生所言：“知彼知己，避實擊虛的戰爭知行觀，就是孫子整個軍事哲學和戰爭理論體系的核心和精華”，“孫子的戰爭知行觀是一切韜略的源頭，是制訂必勝軍事計謀的一條必由之路。”［8］1－2在孫子看來，戰爭領域雖然紛繁復雜，但人們能夠認識和把握戰爭，“勝可知”進而“勝可為”，即在全面深入掌握信息的基礎上，控制敵人，應對變化。［9］一方面，其對君主將帥求“知”與能“知”的主觀能動性作了充分肯定［10］7。君主要知與民“同意”之道，將帥要“知勝之道”。“故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戰者勝，識眾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這是說，君主將帥要想取勝，首先必須知曉審時度勢把握戰機、合理進行力量配置、上下同心同德、重戰而備戰、加強協調配合，這些有關天時、地利、人和的“大道理”。而且，要“先知”敵我，“盡知”利害，“先知”與“盡知”，知常與知變，相互補充，有機統一。另一方面，孫子對有所“不知”者發出嚴正告誡。其直言不諱地指出，君主如果對軍事“不知”而盲目干預軍事，就會“亂軍引勝”。“故君之患于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將帥如果“不知”“戰之地”與“戰之日”，也容易陷于“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被動局面。總之，君主將帥，應該深謀遠慮，高人一籌，努力做到盡知、深知與先知，而盡量避免半知、淺知與不知。戰術上重“權”，由此而突出了靈活應變能力。孫子戰術思想主要包括“兵者詭道”“兵以詐立”“分合為變”“奇正之變”“因利而制權”，其核心是一個“權”字，“權”即詭詐權變。按其所論，在瞬息萬變的戰爭領域，不能拘于“君命”，而要根據變化著的情況采取靈活應變措施。具體來說，其一，在戰斗部署方面，要“先處戰地”，以逸待勞，因“地”制宜，懂得“九地之變”。其二，在戰斗指揮方面，要“懸權而動”，不牽強，不固執，不拘泥，以保存實力而擊敗敵人為準，“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戰之，少則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要善于出奇制勝，“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但孫子也特別指出，“善戰者，求之于勢，不責于人，故能擇（通“釋”）人而任勢。”褚良才先生解釋為，“善于作戰的人，力求造成有利態勢，而不強求于人。所以就能放棄有限的人力而造成有利的態勢。”［11］53這表明，僅靠有限兵力難以制勝，關鍵是將帥要開創性地制造和利用有利的態勢，這樣就可以勝得“巧”“易”。其三，在戰斗實施方面，要“兵以詐立”，示形動敵，善于制造假象迷惑敵人，“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善于通過各種手段探敵虛實，以便策應，“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侯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計，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管理上重“法”，由此而凸顯了組織管理能力。孫子很重視運用“法令”教導民眾、管理軍隊。其所謂的“法令”，主要包括軍隊的組織編制、官吏的委任與職責劃分、軍用財物的供求管理等幾個方面。有了法令，又如何保證法令法規行之有效呢？孫子認為，首先要做到“令素行”。也就是說，在平素就要遵照法令法規教導民眾、管理軍隊，使廣大民眾與吏卒遵章守法，習以為常。其次，要信賞信罰。也就是說，要按照法令法規及時而合理地賞罰，絕不能食言失信。再次，要恩威并用，使得三軍自覺自愿地守法護法。一味嚴厲而不“親附”，則“不服而難用”，過于寬松而不嚴格，又容易導致“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同樣也“不可用”。而所謂的“六過”，即“走者”“弛者”“陷者”“崩者”“亂者”“北者”，也主要是由于將帥不能嚴明法紀造成的，“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陳暤在注解“六過”時說：“一曰不量寡眾，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張預也說：“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為將若此，自亂之道。”這兩家都著重從將不行令而乏威、卒不守法而致亂的角度來注解孫子，可謂深得其意。心理上重“治”，由此而彰顯了心理調適能力。在孫子看來，戰爭既是實力與智謀的博弈，也是心理與膽識的較量。故而，君主將帥的心理狀態與士氣對于戰爭勝負也具有重要影響。首先，君主將帥要保持冷靜，善于克制，不可“怒而興師”，“慍而致戰”。尤其是將帥，要“靜以幽，正以治”，防止“五危”，保持心態平穩，端莊持重，有條不紊，否則就有“奪心”之憂。正如老子所言：“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老子•第六十八章》），這是說，善做將帥的，不逞勇武，善于作戰的，不輕易激怒，善于戰勝敵人的，不用對斗。在將帥治心上，孫子與老子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其次，將帥在實戰過程中要善于“治氣”“治心”“治力”“治變”，示“形”造“勢”，善打“心理戰”。孫子特別強調將帥在使軍隊取得心理優勢，克服心理弱點中的主導作用。他提出，將帥通過“愚士卒之耳目”，“易其事，革其謀，使民（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人）不得慮”，“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以及“投之于險”，“示之以不活”等手段，就可達到“若驅群羊”，“若使一人”，“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神奇效果。質言之，君主將帥不但要提高自己的心理素養，優化心理狀態，而且也要盡力使用多種手段，使部下排除心理障礙與克服外界干擾，以求眾志成城、同仇敵愾之效，這就為戰勝攻取提供了可靠的心理保障。
三、“因敵變化而取勝”的因變觀
進而言之，孫子重視人之作用與地位的最為突出的表現是，其提出了“因敵變化而取勝”、“因敵而制勝”的因變觀。在孫子看來，置身于充滿變數與偶然性的戰爭領域，須采取靈活機動的因應策略，通權達變，以牢牢掌握主動權，“致人而不致于人”。這一因變思想是“必以全爭于天下”即對天下形勢整體把握的必然表現，是對“兵形象水”即復雜多變的戰爭領域的深刻洞察，是對當時流行的鬼神星占觀的堅決否定，更是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充分肯定，體現了積極能動的辯證思維。［12］孫子從五聲、五色、五味入手，著重闡明“五行”自身的變化，并由此導出其核心概念“奇正”，以說明“戰勢”的變化無窮。其曰：“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恰如藍永蔚所言，孫子“對五行的闡述偏重于五聲、五色、五味，和《左傳》的有關記載是一致的；而且其著眼點在于五行自身的變化，并由此導出了‘奇’、‘正’的概念。”［13］而孫子之所以強調五聲、五色、五味之變，并明確提出“五行無常（恒）勝”，主要目的是為了論證軍事領域中敵我、奇正、虛實、動靜、迂直、勇怯、進退、攻守、眾寡、強弱、治亂、利害、全破、勝負、生死等矛盾對立因素也是相互制約、相互轉化與相反相成的，以此告誡人們不能用“五行”定向生克的固定模式來看待戰爭，而要認識到如同“水無常形”，“兵無常（成）勢”，故而“戰勝不復”，從而強調戰爭領域的變化莫測，強調要積極主動地適應變化、掌控變化，“應形于無窮”，“因敵變化而取勝”，即利用矛盾相互轉化的原理，根據形勢變化而調整、變更戰略戰術，以求出奇制勝。［14］按孫子說論，從因應對象來看，要“知”敵而“備”敵、“隨”敵而“動”敵。首先，要“知”敵。即采取“策之”“候之”“形之”“角之”等多種手段以探敵虛實，以“知諸侯之謀”。其次，要“備”敵。在“知”敵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備敵，做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虞待不虞”，就可有備無患，以逸待勞。倘若不知敵且不善于備敵，就可能由“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之主動，而變為“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與“必擒于人”之被動。第三，要“隨”敵。在對敵手透徹了解與有效防備的基礎上，還要隨時尋找戰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最后，還要“動”敵。即善于通過示形造勢迷惑敵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善于刺激，“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善于誘騙欺蒙，“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利而誘之”；善于通過情報間諜活動牽制擺布對手，使得戰由我出。總之，只有“知”敵而“備”敵、“隨”敵而“動”敵，才能“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才能“為敵之司命”。從因應內涵來看，主要是“因形”與“任勢”。先看“因形”。孫子所說的“形”，主要是指戰爭中客觀、有常、易見的因素，是一個實力與優勢概念。“形”有靜態、動態之分，動態之“形”與“勢”相近。其所謂的“因形”，包括示形、探形、造形與制形。我方通過主動示形可以調動敵手，“形之，敵必從之”；通過陳師部列加以試探而知死生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在“度”“量”“數”“稱”“勝”環環相扣的實力基礎上，制造“以鎰稱銖”“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之形，就可造成一瀉千里、不可阻擋之勢；而能做到“形人而我無形”，達到“無形”而“形圓”，使得“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就可“應形于無窮”，而始終“立于不敗之地”。再看“任勢”。孫子所說的“勢”，主要是指戰爭中能動、易變、潛在的因素，如指揮的靈活、兵力的使用、士氣的勇怯等［15］56－62，“勢”與“形”密不可分。孫子主張儲備實力，利用優勢，制造機變，所謂“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在其看來，“任勢”者，并不求全責備，而是善于捕捉玄機，根據需要而靈活利用奇正、強弱、分合之變，營造“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的險峻之勢，使得“齊（怯）勇若一”，以收“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之效，從而巧妙地“運用力量，因勢施謀，借勢成事”［16］225。從因應原則來看，孫子強調要“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也就是要權衡利弊而采取靈活適宜的行動。具體而言，首先要“雜于利害”。在其看來，明智的將帥，一方面能“盡知”利害而兼顧利害；另一方面又能做到“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即變迂為直，轉害為利。其清醒地認識到，“利”是一把“雙刃劍”，既可使我方“勝敵而益強”，也可使我方雖然“戰勝攻取”卻因“不修其功”而置于難以收拾的兇險之境。故而，要通盤考量利害得失情況，采取周全的因應措施，不可顧此而失彼，更不能因小而失大。其次，出于長遠考慮，為追求“安國全軍”之大利，“兵不頓而利可全”之全利，“唯民是保，而利于主”之重利，而非短淺之利、微薄之利、破損之利，孫子強調要貴勝主速。因為，春秋時代的諸侯國比較小，人力、物力、財力很有限，一般都經不起曠日持久的戰爭，“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長期用兵作戰，必然消耗巨大，挫傷銳氣，導致國力虧空，軍民疲敝，讓人有機可乘，這是非常危險的。所以，取勝即可，不宜拖延，更不能窮兵黷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