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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史研究雜志》2015年第二期

由先秦時期的編年體史書，到司馬遷創立紀傳體，堪稱是開創了中國歷史編纂學發展的新時代。《左傳》是編年體名著，它以時間先后為線索記載史事，雖然已涉及了眾多人物，但能達到記載其完整活動、從多方面著力刻畫的人物卻僅能舉出數人。史書以記載人物為中心，記載眾多的人物活動的完整形象，是由《史記》創始的。司馬遷實現這一偉大創造的根本原因是時代的推動。從春秋、戰國時期各列國的盛衰興滅，秦的崛起和統一六國的成功，反秦風暴的掀起，楚漢相爭及西漢皇朝的建立，漢初由經濟凋敝、社會殘破到盛世的出現———這無數騰挪跌宕的事件，波瀾壯闊的場面，感人至深的活劇，都是人的活動造成的。人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著作應以記載人物活動為中心，這就是客觀歷史進程向歷史學家所昭示的結論。因此，司馬談臨終時對司馬遷的諄諄囑咐，就是“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①《史記》七十列傳基本上都是寫人，本記中《秦始皇本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孝文本紀》等篇，以及世家中的不少篇章也都突出地記載了人物活動。盡管在西漢時代鬼神之說盛行，神意史觀、五德終始之類的說法仍然占據著不少人的頭腦，但司馬遷卻以無數確鑿可信、生動感人的史實證明歷史是人創造的。他是以成功的歷史編纂學實踐否定了神意創造歷史一類邪說，而為我們奉獻了中華民族發皇壯大時期勇于創造、生生不息的寶貴記錄。

一、伍子胥的韜略與楚、吳、越三國盛衰

司馬遷寫人物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不孤立寫人，而將人物置于時代環境之中，既通過人物活動寫出時代特點，又刻畫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白壽彝先生曾說:“編寫人物傳記，既要在傳記中寫出歷史人物的歷史作用，還要寫出他們身上所反映的時代特點。”①《史記》所取得的出色成就，正好為我們提供極為寶貴的借鑒。在有關春秋時期人物的篇章中，伍子胥是司馬遷尤為關注的人物，他在《左傳》《國語》提供的史實的基礎上，撰成完整生動的《伍子胥列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楚、吳、越三國的盛衰。當楚平王囚禁伍奢，派人召伍尚、伍子胥兄弟時，子胥即識破楚王欲一網打盡的奸計，決心經過艱難曲折的努力以達到最終報仇的目的，因而果斷地告訴伍尚:“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后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他經歷了許多磨難，逃到了吳國。其時，吳公子光為將，伍子胥探知其欲殺王而自立，于是進刺客專諸于公子光，本人等待時機。不久，吳王僚派兵襲楚，被楚擊敗，公子光乃令專諸襲殺吳王僚，自立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吳楚兩國多年連續相攻，吳王闔廬聽從伍子胥與將軍孫武之謀，聯合唐、蔡伐楚。五戰，攻至楚都郢。伍子胥求楚昭王不得，乃掘平王之墓，為父報仇。楚大夫申包胥至秦求救兵，立于秦廷號哭七晝夜，秦乃派兵擊敗吳軍。后二年，吳派太子夫差伐楚取勝，楚懼吳而遷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伍子胥洞悉吳與越國及北方齊、晉等國的情勢和利害關系，在吳國命運攸關時刻，一再向吳王夫差提出具有遠見的計謀。吳越相爭，吳敗越于夫湫。越王勾踐乃以余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派大夫種厚禮賄賂吳太宰嚭以請和，稱委國以為臣妾。吳王將許其和，伍子胥乃忠心進諫:“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后必悔之。”預見許和必讓越王能卷土重來，制吳于死命!吳王竟不聽從，而用太宰嚭之計，與越講和。吳王夫差因勝越而驕侈狂妄，欲乘齊景公死、大臣爭寵、新君幼弱之機，興師伐齊。伍子胥當即告誡說，吳國的真正威脅乃在越國，北上用兵將招來禍患:“勾踐食不重味，吊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勾踐拒不聽從，伐齊，獲勝而歸，從此對伍子胥越加疏遠。其后四年，吳王夫差又將伐齊，越王勾踐別有用心地派士卒助吳，伍子胥及時識破其計策，勸夫差改弦更張，說:“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愿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后將悔之無及。”吳王仍不聽其計，卻派伍子胥使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太宰嚭又加讒害，稱伍子胥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圖之，于是夫差賜劍逼伍子胥自殺。子胥滿懷悲憤，臨死前留言說:“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②次年，夫差北上大會諸侯于黃池，越王勾踐乘其虛突襲，大敗吳兵。九年后(前473年)，越滅吳，殺吳王夫差。司馬遷生動地刻畫了伍子胥剛烈堅忍的性格，他識破楚平王設下的險惡圈套，歷盡艱辛求得生存，最終實現為父報仇的心愿，而其具有遠見卓識的謀略，更導致演出楚、吳、越三國盛衰迭起的局面。篇末贊語極力贊揚其智慧和毅力，云:“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二、抗擊強秦，急人之難

《史記》記載戰國時期為數甚多的人物，如蘇秦、張儀、穰侯、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范睢、蔡澤、樂毅、廉頗、藺相如等。六國面對秦的進攻，需要聯合起來抗擊，同時，六國之間利益又不可能真正一致，而秦隨著國力的強大，在政治上、軍事上越發占據優勢。蘇秦、張儀從事合縱、連橫活動，其聲勢可以傾動天下，如《孟子•滕文公下》引景春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其論辯滔滔不絕，往往用一篇說辭，即可以完全改變國君對局勢的判斷和決策。正如明代學者茅坤所概括的，蘇秦、張儀游說之詞，“適以傾亂人國”，“特其言利處則諱其害，言得處則蔽其失，亦自有聳躍人處”。①司馬遷所傾注最深沉的感情撰成的篇章，是《魏公子列傳》。此篇是《史記》歷代傳誦的名篇之一，原因在于記載集中，形象鮮明。全篇圍繞兩條主線展開，一是信陵君禮賢下士，本人貴為公子，是魏安釐王之異母弟，尊崇無比，但對于出身貧寒而有才能之士，無不傾心結交，聲譽著于魏國內外。二是在趙國遭受秦國進攻、局勢危殆的情況下，他為趙國解除了重圍，挫折了秦向東進攻的氣焰。圍繞以上兩條主線，篇中集中地寫了迎侯贏于眾人廣坐之中和竊符救趙兩個高潮，因而成功地凸顯出信陵君受人稱譽的行為、性格，并且表現出時代的特點。養士是當時的風氣，齊國孟嘗君、趙國平原君、魏國信陵君、楚國春申君都有門客數千人。何以信陵君聲譽最高?司馬遷首先總括他行事的特點:“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余年。”并以一個情節作為全篇的鋪墊。有一次，公子與魏王下棋，魏國北方邊境忽然傳來舉烽火的消息，說:“趙寇至，且入界!”魏王立刻緊張起來，要召集大臣計議。公子阻止他說:“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然后依舊從容下棋。魏王卻感到害怕，心思不在棋盤上。過一會兒，又從邊境傳來消息:“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感到大為驚訝，問公子何以知道。信陵君回答說:“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司馬遷用這個小插曲說明，信陵君廣泛禮交士人，士也處處為他出力。

隱士侯贏是大梁夷門守門人，七十歲了，家境貧寒。公子聽說他是賢者，便前往拜訪，要給他豐厚的禮物。侯贏拒不受禮，說:“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信陵君于是為侯生設下盛大宴席，賓客都坐定了，他親自乘坐車騎，虛著左邊尊位，迎接侯生。侯生從容地整理了自己穿戴的破舊衣帽，大模大樣地坐到左邊上座，故意不作謙讓，欲觀察公子的反應。公子手執馬韁繩，表情更加恭敬。侯生又對公子說:我有個朋友朱亥在市上賣肉，請繞路去看望他。司馬遷接著寫道: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這里用特寫鏡頭，“聚焦”當時的場景，借滿堂尊貴客人的期待，市人驚奇的注視，從騎暗中對侯生的惱怒，全部用來襯托信陵君對地位低下的寒士的謙恭和超乎尋常的禮節。信陵君禮賢下士的美名更加遠近傳揚。盛宴結束，公子拜侯生為上客。侯生又告訴魏公子，朱亥是個有作為的人，世人不知，因此隱居在屠宰行中。公子幾次去拜訪他，朱亥卻故意不回訪答謝，公子也不明白其中原故。

魏安釐王二十年(趙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將白起在長平之役大敗趙軍，坑趙降卒四十萬人，又進兵圍邯鄲，趙國形勢危急。趙向魏求救，信陵君之姊是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也一再寫信給魏王和信陵君請派救兵。魏王派將軍晉鄙率十萬軍救趙，秦國向魏王發出威脅:“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懼，派人命令晉鄙在鄴城駐扎，“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趙國都城邯鄲處于秦軍重圍之下，平原君派出的使者前后冠蓋相屬，向信陵君懇切求援，又以不能急人之困責備他。信陵君向魏王無數次求情，卻毫無結果，別無選擇，只好打算帶領賓客去與秦軍拼命!在這關鍵時刻，侯贏獻出計策，說:能竊得魏王臥室內的兵符，便能奪得晉鄙軍。如姬是魏王最寵愛的妃子，公子以前對他有大恩，求她，她定能辦到!信陵君按計而行，果然得到虎符。至鄴，向晉鄙假稱受魏王命令代領大軍。晉鄙欲不聽從，在危急之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遂奪得兵權。信陵君下令軍中:“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精兵八萬人，進擊秦軍。司馬遷以飽滿的激情，稱頌信陵君這一彪炳史冊的壯舉:“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信陵君盜竊虎符，奪晉鄙軍而敗秦存趙，是違抗魏安釐王之意旨的，但卻在全局上有利于魏國，因而贏得人們的贊譽。因為趙、魏是毗鄰，在對抗秦國的強勢進攻上有休戚與共的利害關系，如果趙國被秦滅亡，魏國也淪于危險境地!正如當代學者對信陵君的舉動所作的評論:“趙存，使魏不孤立而有屏障。敗秦軍，消除了魏王尊秦為帝的幻想，減少了對秦畏懼思想，也使魏在東方各國間的威信有提高。”

侯贏在與信陵君訣別時說:“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剄，以送公子。”至信陵君奪晉鄙軍之日，侯贏果然北向引刀自決。這也恰是當日崇尚的“主人施以恩惠，門客盡忠報效”時代風氣的寫照。此后的事件是上述高潮的余波，也是圍繞信陵君與門下士關系的線索展開。魏王惱恨信陵君奪晉鄙軍，信陵君因此不敢返回魏國。趙王對他感恩戴德，計議封他五城，于是公子“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有門客勸說他:“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見趙王時，自言罪過，以負于魏。十年之后，秦利用信陵君長期留在趙國、魏國力量削弱的時機，派大軍攻魏。魏王因形勢危急連連派使者勸公子歸國，信陵君卻擔心魏王仍舊惱恨他，嚴誡門下客不準為魏王使者通報。此時，只有信陵君在趙國新結交的兩個寒士毛公、薛公，敢于站出來求見信陵君，勸說他:“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未等兩人說完，信陵君“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于是，魏王任命公子為上將軍，公子派出使者遍告諸侯合力救魏。“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司馬遷對信陵君的品行、功業高度贊賞，篇末贊揚他名冠諸侯，為戰國諸公子所不及，曰:“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②信陵君在秦漢之際產生很大影響。《魏公子列傳》末尾特意記載:“高祖始微小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司馬遷還在《史記》另外兩篇講到兩位歷史人物對他的敬慕。一是《張耳陳馀列傳》載，張耳為梁人，“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二是《韓信盧綰列傳》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可見，“名冠諸侯”之語，是確切有據的。

三、為秦統一六國建功的勇將

客觀歷史是復雜曲折的運動過程。戰國時期，東方六國抗秦與秦對六國的進攻互相交錯，兩者都有其必然性和歷史合理性。秦對東方六國的攻伐，自然伴隨著破壞殺戮，六國的抵抗，如信陵君救趙和率五國之師抗擊秦對魏國的進攻，符合六國人民的利益，因而值得肯定。而秦在西方長期經營，自孝公以后，歷代君主很有作為，富國強兵，因而具備統一六國的實力。漢初人士因為要總結秦亡漢興的歷史教訓，一味“過秦”，每每把秦的歷史視為罪惡的堆積，不愿作正面評價。司馬遷則能把握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精辟地評價“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①，并且分析到秦的統一在客觀上符合歷史的必然性。在列傳中，他既寫了抗擊秦軍的文武賢才、反秦的英雄，同時又寫了一批在秦統一六國進程中建立了卓著戰功的將領，如穰侯、白起、王翦等，寫出這些軍事家在戰場上的勝算。必須將抗秦人物與秦朝勇將雙方的活動合而觀之，對于戰國這一重要時代的特點，才能有全面的認識。穰侯名魏冉，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昭王之舅，昭王年少，宣太后用事，穰侯秉政，四為秦相，兼任將軍。秦昭王十四年(前291年)，穰侯舉薦白起為將軍，進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次年，又攻取楚國宛、葉。其后，秦任穰侯為將軍，東伐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土地，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余。遂使秦國勢隆盛，于秦昭王五十九年(前246年)，稱為西帝，而齊稱東帝。穰侯第四次任相期間，將兵攻魏，圍大梁。聽梁大夫須賈之言，在楚、趙之兵未及援魏之時，以“少割收魏”(即暫要求魏少量割地予秦，以穩定魏國)為策略②，同時行挑撥之計策，使楚、趙兩國怨恨魏國，導致合縱解散，三國爭相奉事秦國。

白起是秦昭王時名將，連立戰功，他所指揮的著名戰役是長平之戰。其時，秦軍長平，與趙軍對峙。指揮趙軍的是名將廉頗，他精于用兵，富有謀略，“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秦相應侯乃行反間計，詐言:秦所最懼怕的是趙括，廉頗容易對付，他很快要投降秦軍了。趙國誤中奸計，遂撤換廉頗，改用趙括指揮。趙括是個只會紙上談兵的庸才，于是秦國認為絕好的機會到來了!立即改派名將白起為主將。白起周密布置，封鎖消息，“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即白起)將者斬”，白起設下埋伏。而趙括不明敵情，輕躁出擊，被秦事先布下的兩隊奇兵圍住，白起又派出五千騎兵切斷趙軍營壘與前方趙括所率主力的通路。趙軍被分割為二，兩頭不能相救，糧道被斷絕，而秦軍連出輕兵攻擊，趙軍毫無應對之策，只好等待救兵。秦昭王親臨河內前線督戰，征發十五歲以上的男子上陣，隔絕趙軍救兵和運糧通道，趙括主力被嚴密包圍在山谷之中。“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帶領銳卒親自搏擊，被秦軍用箭射死。趙軍潰敗，四十萬人全部投降。此役使趙國實力遭到重創，標志著秦朝著統一三晉的目標前進了一大步。此役的尾聲，是白起對趙降卒實行了殘酷殺戮，借口擔心趙卒反復有變，“乃挾詐而盡阬殺之”。其后，白起因為功高，遭到秦相范睢(應侯)讒毀，秦昭王派人賜劍令其自裁。白起臨死前，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司馬遷在傳末補寫的這一筆，正是表達對白起殘酷殺戮行為的嚴厲譴責!王翦是秦始皇時大將，先后將兵滅趙，滅燕，其子王賁又先后攻楚，滅魏，因此司馬遷在王翦傳中稱，秦始皇“盡并天下，王氏、蒙(恬)氏功為多，名施于后世”。王翦戰功累累，而傳中只詳寫其攻滅楚國之役。司馬遷匠心獨運，以“年少勇壯”、最后失敗的李信與之作對比，極力寫王翦指揮作戰足智多謀，又體恤士卒、深得軍心，因而書寫了軍事史上堪稱精彩的一頁。李信是個少壯派將領，曾率數千兵追擊燕太子丹。至此時，秦已先后滅三晉，滅燕，又數次大敗楚軍，秦始皇自感得意，想用少量兵力最后攻下楚國。他問李信滅楚估計需要多少軍隊，李信回答說:“不過用二十萬人。”又問王翦，回答說:“非六十萬人不可。”秦始皇鄙夷王翦年老而怯，贊賞李信勢壯而勇，于是派李信、蒙恬率二十萬軍攻楚。王翦因被嫌棄，稱病告老閑居頻陽。李信、蒙恬先連勝兩役之后，兩軍相會于城父，而楚軍用計尾隨其后，三日三夜緊追不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

王翦正是在秦國處于極其不利的局勢下，受命率師攻楚。篇中生動地描寫秦始皇懷著憤怒與悔恨交織的復雜心情馳見王翦，懇請他重新出山，和王翦老成持重、依舊堅持前識的情景: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日:“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這里通過詳細敘述秦始皇登門謝罪、好言勸勉、完全答應所請和隆重送行等情節，充分表現王翦在平楚之役中舉足輕重的作用。又寫王翦深知秦始皇暴躁易怒、每每懲罰大臣，因而在臨行前特意請求賜給大量良田美宅，以消除其疑心。以上描寫，都預示著王翦出師必勝。楚人聞秦國改派由王翦統帥大軍而來，便集合全國兵力迎戰。王翦不愧沉勇有謀，他實行兩項策略，一是堅壁而守，挫折楚軍銳氣，“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又一是處處關心士卒。司馬遷詳細描寫王翦如何使士卒心懷感動，因而個個摩拳擦掌欲與楚軍拼命:“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軍見一再挑戰毫無結果，引兵向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余，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①整篇王翦傳主要記載的就是這次平楚之役，成功地運用對比手法，以李信之恃勇躁進，來反襯王翦之深謀勝算。又用秦始皇先對王翦鄙夷不屑，而后親自登門請求他出兵挽回敗局，作了有力的烘托，因而更加豐滿地刻畫了王翦老練沉勇、韜略過人的形象。

司馬遷對穰侯、白起、王翦三人為秦攻戰建立的功績作了充分的肯定。《太史公自序》評價穰侯說:“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穰侯列傳》贊語中又說:“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于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與《自序》中的稱揚正相呼應。然而贊語又嚴肅地批評他“貴極富溢”。這是以極其精煉的文字對篇中所載的穰侯自恃功高，擅權貪財行徑的概括。穰侯因功先封于穰，又加封陶，“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已成為國君的威脅，遂遭免去相國職位的厄運，而“穰侯出矣，輜車千乘有余”。最后在陶憂郁而死。司馬遷這種高明的歷史洞察力和對事物善于作辯證分析的態度，同樣充分體現于《白起王翦列傳》篇末論贊之中。其論云: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這篇議論，一針見血地指出白起的短處。白起的非凡指揮才能聲震天下，但他原由穰侯所薦舉，于范睢相秦之后遭其讒毀，這位在戰場上奇計無窮的常勝將軍，卻不能防備讒毀者的暗算，豈不令人慨嘆!對王翦的評論更抓住了秦統一六國前后秦國君臣政策上的根本錯誤。司馬遷指出，王翦軍事上有大功，“夷六國”，因其資格很老，功勞又高，秦始皇尊之為師。王翦卻缺乏政治遠見，不懂得治國的關鍵是實行德政，固其根本，要將原先長期實行的攻戰政策，改變為廢除繁苛、休息民力的政策，反而一味阿附秦始皇，毫無建言，目的只為求保持住自己的名位，這是王翦本人、也是秦國君臣所犯下的歷史性錯誤。司馬遷的這段評論，表現出其極高的歷史見識，對于民眾遭遇的深切同情，以及他以辯證眼光分析評價歷史人物的睿智，對于全篇記載的白起、王翦的軍事活動作了很好的提升。從戰國分立到秦、漢兩次統一，歷史進程曲折復雜，軍事斗爭、外交斗爭尖銳劇烈、相互交錯，既有無數的壯舉和智謀，有從不同方面堅持把歷史向前推進的不斷努力，也有反面的深刻教訓，更有因長期攻戰而造成的民眾災難和大量犧牲，說明歷史的每一進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是我們應該深刻記住的。

四、漢初“引義忼慨”的卓犖之士

司馬遷運用匠心寫了一大批漢初見識卓異的人物，表現出這個歷史時期的獨特風采，成為我們民族珍貴的歷史記憶。從西漢建立之后大約一百年間，經由休息民力、發展經濟和重建社會秩序，因而出現了蓬勃上升的景象。有的學者稱漢初是“英雄時代”。與當時社會出現的旺盛創造力相合拍，漢初這些有為之士往往在歷史的關節點上，慷慨陳言，議論國家的政治得失、歷史教訓、軍事經濟文化政策措施的利弊，他們思想顧忌少，“引義忼慨”。司馬遷對于這一類人物十分欣賞，對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時代特點有準確把握，在《袁盎晁錯列傳》中，稱“袁盎引大體忼慷”，又在篇末贊語中概括說:“(袁盎)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一再點贊其引大義慷慨的氣質和性格，并認為這種氣度稟性正與時代要求相適應。《史記》列傳中所寫的這批人物，有劉敬、陸賈、樊噲、欒布、季布、劉章、賈誼、張釋之、袁盎、晁錯等，他們生活于同一時代，盡管出身、經歷、文化修養、職位各有不同，但他們勇于針對國家民族的重要問題慷慨議論，卻是共同的特點。這里僅以劉敬、陸賈、袁盎為例作簡要論列，以略見司馬遷筆下的漢初人物風采。

劉敬原名婁敬，山東人，本是拉車的戍卒。但他眼光遠大，了解國家形勢，熟悉歷史知識，正當西漢建立、百廢待舉之際，他不顧本人身份低下，先后勇敢地就三項重要問題直接向漢高祖建言，為西漢政權的鞏固建立了大功。《劉敬傳》既生動具體地記述其作為、性格，又鮮明地表現出漢初的時代風貌，因而成為歷代傳誦的名篇。第一項，是建議定都長安。漢五年(前202年)，漢朝初建，高祖在洛陽。當時，婁敬是一名應征從山東前往隴西的戍卒，拉著小車路過洛陽。他決定面見高祖建言，通過山東同鄉虞將軍介紹。虞將軍看他穿著寒酸，要他換上鮮麗服裝，婁敬謝絕他，說:“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見到高祖，問他來意，婁敬說:“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高祖稱是。婁敬于是滔滔不絕發表了一篇大議論，講出自己大不相同的觀察和判斷。他首先陳述周和漢建國的基礎很不相同。周從后稷、公劉、太王、文王，積德累善十有余世，至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周公營成周洛邑，理由是，“以此為天下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這種地理形勢，后果是“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因而至東周，勢力衰頹，“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而今漢之立國，情形與周代大不相同。陛下從豐、沛起兵，先西進，再勢卷漢中，再向東征戰，經過無數次慘劇戰斗，才最終打敗項羽，“使天下之民肝腦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時，臣以為不侔也。”婁敬認為洛陽作為漢朝都城很不合適，堅決主張定都長安。他提出有力的理由:“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他還用兩人搏斗生動地作比方，必須扼住對方咽喉、猛擊對方后背，才能獲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也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原先在定都問題上，朝臣有一種壓倒性意見，因為大臣們原籍在山東，希望都城鄰近家鄉。并且以秦都關中二世而亡，周都洛陽則延續了幾百年作為理由。又稱，洛陽東西有成皋、殽山之險，南北靠著黃河、洛河，可以據險而守。高祖聽了婁敬這一篇議論，又轉過來問眾大臣，大臣們因原籍在山東，爭著要求建都洛陽，稱“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高祖拿不定主意，再問富有謀略的留侯張良，“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高祖大力表彰婁敬首先建言之功，說:“本言都秦地者婁敬”，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并賜姓“劉”。

西漢的歷史充分證明，建都長安是關系漢朝政權長期穩定的大事。關中不但形勢極其險要，而且因多年來劉邦委任蕭何在關中鎮守，漢朝在這里有穩固的統治基礎。不久以后，異姓王臧荼、陳豨、英布叛亂，景帝時同姓吳楚七國之亂，都是在山東地區發生，漢都長安處在西方，憑借其險要形勢控制全國，確實有利于保持大局的穩定。歷史證明婁敬、張良等人的遠見卓識。司馬遷的記述極為生動，而且突出地顯示出其對時代特點的深刻觀察，他將“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在漢初歷史上作了定格，讓后人永遠記住這位挽車戍卒披著羊皮裘向皇帝建言這一場景，同時也凸顯出漢高祖虛懷若谷、從善如流的特點。這些都是在漢初這一特定時期才有可能出現的，因而我們閱讀此篇，不但能夠準確地把握住人物鮮明的性格特點，而且認識了這個時代。司馬遷的篇末論贊更引起讀者的深深思索: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①司馬遷所贊賞的正是眾賢才勇于建言獻策，君主能夠虛心采納，這樣的時代風氣推動了漢初社會上升局面的形成。前人也頗有見于此，如明儒高嵣謂:“劉敬建都關中議，自具卓識，留侯贊之，高帝納之，遂定漢家四百年之基。”②劉敬勇于提出有關國家長治久安大計的建言，還有與匈奴和親、徙強族大姓入關中兩件大事。

和親之議在漢七年(前200年)，其時，韓王信反叛，高祖親往征討。至晉陽，聞韓王信與匈奴勾結攻漢，高祖大怒，派人探知匈奴虛實。連續派出的十次使者回來都報告說，只見老弱人口和羸弱牲畜，主張出兵攻打。高祖再派劉敬出使，所見景象相同，而作出的結論卻相反，報告說:“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當時，漢軍已有二十萬人越過代北句注山，高祖認為劉敬故意說喪氣話，不禁大怒，把他捆綁起來押送到廣武。結果高祖和漢軍被匈奴用奇兵所包圍，七日才得解。高祖回到廣武立即赦免劉敬，向他認錯，說:“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劉敬為建信侯。其時，匈奴兵力強大，號稱“控弦三十萬”，經常襲擾北方邊境，高祖苦于難以對付，問劉敬有何計策?劉敬回答:“天下初定，士卒罷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其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因而提出派漢家公主往匈奴和親的建議，說:“陛下誠能以適(嫡)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嫡)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余彼所鮮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于是高祖采用和親之策，取良家女稱為公主，嫁給單于，派劉敬出使送女，與匈奴結好。和親的結果，確實在一段時間之內緩和了匈奴對漢的威脅。接著劉敬又向高祖建議徙強族入關中。劉敬出使匈奴回到長安，報告說:匈奴河南白羊王離長安只有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即可到達。“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他建議將六國的強宗大族，齊國諸田氏、楚國昭氏、屈氏、景氏等，以及豪杰名家，徙至關中定居。“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

③高祖立即采納，派劉敬主持此事，徙山東大族豪強十余萬口到關中。司馬遷為出身貧賤的劉敬寫了內容厚重、記述生動的傳，并置之顯著的地位，其重要的意圖，是通過其建言和作為，寫出漢初的時代特點，因此在《太史公自序》中概括了本篇內容的主干，即“徙強族，都關中，和約匈奴”三樁大事。明代學者凌稚隆對此也作了恰當的評論:“按傳內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大事也。太史公只敘此四事，而敬之功業自見矣。”④漢初這些引大義慷慨、敢于直言的人物，他們為國家大計所作的謀劃，涉及到政治、民族、外交以及維護朝廷重大禮制等方面，無不顯示出其眼光遠大、有膽有識。陸賈楚人，是富有政治智慧的著名辯士。高祖時天下初定，尉佗據南粵稱王，高祖派陸賈出使封尉佗“南越王”印璽。尉他起初態度倨傲，陸賈告喻他高祖順應人民，起兵討暴秦、誅項羽，五年之中，平定海內，為百姓興利除害。對尉佗曉之以禮，卒令尉佗改變態度，接受漢的封號，“稱臣奉漢約”。因而陸賈對安定南粵作出重要貢獻。陸賈對漢初社會進程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更在于他勸說高祖接受儒家仁政學說，確立治國方針。高祖以征戰得天下，但他不重視總結成敗興亡的歷史教訓。陸賈明知高祖最討厭儒生，但他為了國家大計，卻不怕當面冒犯，而懇陳應以儒家仁政學說作為治國方針的道理，使高祖最終感到心悅誠服。《陸賈傳》對此有生動的記載;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漢初實行體恤民眾、休養生息、恢復生產，陸賈與有力焉!宋代學者黃震對此即評論說:“時時稱說《詩》《書》，以袪高帝馬上之習，社禝靈光，終必賴之矣。”②至呂太后稱制時，諸呂擅權，漢家朝廷處于危險局面。右丞相陳平終日憂慮，陸賈去拜訪他，徑直走到他面前都不覺察。陸賈對陳平說:“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為社禝計，在兩君掌握耳。”獻計讓陳平以重禮為太尉周勃祝壽，于是兩人深相結好，形成了保衛劉姓天下的強有力基礎，因而最終挫敗諸呂的陰謀。孝文帝即位后，派陸賈第二次出使南粵，“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再次圓滿完成任務。

司馬遷稱揚袁盎的性格特點是“常引大體忼慨”，《袁盎傳》詳載其行事，我們從中又能認識到漢初君臣關系的特點和朝廷風氣。文帝初即位，袁盎任中郎。其時，絳侯周勃因誅滅諸呂、迎立文帝立了大功，任丞相，權勢無比，每次罷朝，周勃意氣自得，漢文帝反而態度謙恭，常常親自送他。袁盎進諫說:“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此后上朝，文帝越發顯示出莊重的神色，丞相則越發表示對文帝敬畏。對于驕橫不法的同姓王，袁盎也及時地向文帝建議削弱封地，但未能實行。文帝愛幸宦宮趙同，出入讓趙同參乘，趙同倨傲，又常常構害他人，袁盎果斷地俯伏在車前稟奏:“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余人載!”文帝聽罷，只好讓趙同下車。文帝十分寵愛王妃慎夫人，在宮禁中或外出到上林游玩，都讓慎夫人與皇后并排而坐。袁盎在場，鄭重其事地引慎夫人坐到后面座位，慎夫人氣惱不肯坐，文帝也憤而離開。袁盎上前說:“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適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并舉出因高祖寵愛戚夫人，以后呂后對戚夫人殘忍報復的教訓。終于讓文帝和慎夫人懂得袁盎的進諫符合朝廷的大禮節，利于國家，因而表示愉快接受。更有意義的是，司馬遷在傳中詳細記述了袁盎曉諭丞相申屠嘉的一席話，講了文帝虛心納諫的細節，讓讀者由此真切地感受當時朝廷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其時，袁盎已先后調任地方官職，先為隴西都尉，后又任齊相、吳相。一次，袁盎在路上遇到丞相申屠嘉，袁盎趕忙下車拜謁，申屠嘉卻傲慢地坐在車上拱手示禮而過。于是袁盎專門到丞相官邸，向申屠嘉論理，以文帝對職位低下的郎宮謙虛納諫，與申屠嘉的傲慢態度作對比。袁盎說:您身為丞相，但并不像陳平、周勃，有輔翼高祖定天下，或誅諸呂、安劉氏的大功，您不過是從材宮、隊率、太守積累資格升遷，并無攻城野之功，無法與陳平、周勃相比。更重要的是，您要知道皇帝以其尊貴的地位，卻是如何對待官職卑微的下屬的。“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

這一席話使申屠嘉大為震驚，于是表示恭敬受教，拜為上客。正因為漢文帝有虛心納諫的襟懷，才有臣下勇于建言，為國家大事獻計獻策的局面。袁盎晚年退職住在安陵家中，當時，文帝的小兒子、梁孝王劉武受太后寵愛，謀求作為景帝的繼任人。袁盎認為這違反了朝廷“父死子繼”的根本禮法，因而向景帝進諫，表示反對。還有大將軍竇嬰也引用《春秋》大義，設法阻止，至此景帝才不再猶豫，決定立劉徹為太子，是為后來的武帝。但梁孝王由此銜恨，派出刺客將袁盎刺殺在安陵郭門外，實則袁盎是為維護西漢朝廷的大經大法而付出生命的。西漢前期是中國歷史上富有創造力的重要時代。此時，封建制度正在成長。在推翻秦朝暴政和經過長期戰亂之后，社會迫切需要實現安定局面。高祖實行休養生息、恢復生產、減輕民眾負擔的政策，在文、景之世得到有力的貫徹。西漢前期君主大多很有作為，能接受忠直之言，采納智慧之策，因此才有劉敬、陸賈、袁盎等一批人物“引義忼慨”，勇敢地針對有關時政的重大問題提出建言，表現出這一時期獨有的蓬勃生氣。司馬遷精心撰寫的這些篇章，如實地記載了這些議論風發的人物和這個大有作為的時代，因而世代受到珍視。司馬遷記述人物的成就有諸多方面，其中對特定歷史環境的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畫尤其值得我們深入總結和大力闡釋。《伍子胥列傳》、《魏公子列傳》、《袁盎晁錯列傳》等名篇，不僅展現了這些人物生動感人的性格、神采，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他們所處的不同時代的特點，因而為我們提供了撰寫歷史人物傳記的成功典范。我們要認真借鑒《史記》的成功經驗，努力實現對傳統史學精華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斷探求在當今歷史書寫中如何做到既能生動地刻畫人物的活動、性格、氣質，又能凸顯其所處的時代特點，從而有效地克服歷史著作平淡乏味的缺陷。繼承的目的在于發展，愿我們撰寫的史書更能受到大眾的歡迎，讓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得到弘揚。

作者：陳其泰 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