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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聚優勢理念的政治性與戰略建構

集聚優勢是經濟學的理論范式，著重強調對優質資源的吸納和整合，并在此基礎上推動經濟體獲取“極”地位和發揮“場”作用，進而促使經濟體實現可持續發展。當該理論被置于國家發展戰略層面時，這種互動行為與循環模式，就具有明顯的戰略性與政治性特征。發展是維持國家生存的主要任務之一，既是國家大戰略的主要部分，又是處于最高戰略層面的問題，而集聚優勢則是國家實現發展的模式和方法。無論是在農耕文明或工業文明時期，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生存都是國家首當其沖的要務，也是亙古不變的命題。對于國家而言，最為重大的任務莫過于發展與安全，前者是實現生存的基礎，而后者是維持生存的保證。然而無論在任何時代，發展都離不開對優質資源的獲取和集聚。自古以來，農產品、能源、礦產就是國家賴以生存的戰略資源和必需品，缺乏這些物資國家的發展就無從談起，因而土地便成為國家實現發展和維護安全的必須載體和最為優質的資源。于是，爭奪和控制更大范圍的土地以及其他戰略資源就成為國家謀求生存的關鍵所在，戰爭作為國家集聚優質資源的主要手段，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便是圍繞著土地的爭奪與控制而展開的。即便是近代的歐洲戰爭或世界范圍內的國際戰爭，甚至是后來的兩次世界大戰也無不呈現出這個特征。同樣，無論是奉行擴張性的國策，還是構建主導型的國際體系，亦或是爭奪地區霸權和制訂秩序規則，這些政治行為背后所蘊藏的主要目的，都或多或少地帶有將其他地區優質資源向本國集聚的色彩，所不同者只是在具體內容上超越了土地的范疇。自二戰后，優質資源與土地的聯系日漸松散，其轉移已然不再完全取決于土地的所有與控制。冷戰結束以來，覆蓋全球的國際貿易體系和機制逐漸確立，這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世界各地的優質資源在體系范圍內的配置與轉移，使得優勢資源的集聚變得更為容易、便利和有序。同時，這也意味著傳統的通過戰爭方式實現“集優”的模式，其成本收益與力量耗費及政治風險之比漸高，已不再成為國家政策制訂時的首選。當然，模式的改變并不意味著“集優”不重要，或優質資源在國家發展中地位的降低，恰恰相反，集聚優勢仍然是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模式、原則和方法，并且由于在和平環境下注重發展的國家逐漸增多，國家間對優質資源的需求增大，由此形成的競爭也呈現出日趨激烈的態勢。此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優質資源的內涵與外延也不斷擴大，在經過了三次科技革命和生產力突飛猛進的發展，尤其是進入信息化時代之后，優質資源的范圍已不再局限于土地、礦藏、農產品、化石能源等自然物質，高精尖的科學技術和生產工藝、高級智力資源、大規模金融資本、高效的社會與企業管理體制，以及國家的政治行為能力和國際地位等都已被納入到優質資源的范疇之內，其重要性和所占比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物質資源，以至于對這些非物質資源的爭奪與保護也已突破發展和經濟領域，有些甚至成為事關國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當然，“集優”理論的意義不只在于提出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和思路，更是綜合國力持續倍增的方法，這對國際政治關系和國家對外行為也有深刻影響。集聚優勢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動后發國家提升綜合國力和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并達成可持續實現之態勢。這在客觀上雖然有助于增強國家的國際行為能力，為國家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及各種對外行為的開展奠定了必要的實力基礎，但也必然會導致國家間力量對比和戰略關系發生新的變化。

傳統上，集聚優勢理論的要義在于優質資源在某一區域范圍內的調動與配置，而一國之內所能控制的資源畢竟有限，從外域獲取優質資源就成為必然，因此，戰爭、貿易及國家間合作就成為最主要的“集優”模式。戰爭和貿易是常見的傳統“集優”模式，前者意味著贏者既可以獲得可觀的物質利益，又可以成為戰后規則與秩序的制定者，但是戰爭中的不確定因素過多，成本與風險過高，不是穩定的“集優”方式；后者則是通過擴大比較優勢，通過交換獲得利益和實物，不過通過這種方式獲取的大多是成品，難以獲得國家發展的核心技術與工藝，特別是在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核心科學技術與人才的重要性已然大于優質資源和產品，成為制約國家發展的關鍵性因素。戰爭作為政治的延續，其政治性不言而喻，而貿易對政治的影響則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常論話題。國家間合作是20世紀后期出現的新型“集優”方式，國家通過彼此讓渡部分利益甚至權利實現優勢互補，交換或配置本國所需的優質資源，并建立長期的合作機制和體系。在當前的歷史時期和國際環境中，通過戰爭來實現國家發展所需資源的集聚已不合時宜，而貿易即便能獲得物質資源，或在理論上獲得發展所學的科學技術，卻難以確保國家獲得和維系發展所需的內生動力。國家間合作則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廣義優質資源的集聚，強化內在能力的提升。當然，“集優”的方式只是戰略的手段而已，國家能否通過“集優”戰略實現可持續發展，其關鍵還在于“集優”戰略的機制本身。客觀而言，集聚優勢模式在戰略建構中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第一，經濟動力的引領作用及其高投資回報性。吸引外部優質資源的先決條件就是本國經濟發展的引擎帶動作用，以及投資回報的高收益率和性價比。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倘若自身經濟發展潛力有限，必然對于優質資源的需求有限，既無法激發與優質資源擁有者開展合作的熱情，也難以借助他國的優勢強化自身的能力。同時，優質資源的集聚需要強有力的資金支持，當國家財政狀況捉襟見肘之時，亦或是金融體系出現較大的潛在風險和融資困難時，都是難以實現優質資源的聚集，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優質資源的流動性更大也更容易流向回報率較高的國家或地區。因此，缺乏足夠的經濟吸引力，優質資源難以自動到來，這也就是發展中國家在當今時代通常難以集聚優勢的重要原因之一。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內在需要無疑是優勢集聚的必要前提，目前，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率以及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都在很大程度上為我國對外集聚優勢提供了戰略基礎和條件。

第二，硬實力是集聚優勢得以實現的必要保證。集聚是很多國家在經濟騰飛或快速發展時所采用的重要戰略舉措，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既需要借助有效的政治行為加以實現，又需要國家擁有強制手段予以保障。特別是由于“集聚”本身并非一次性行為，確保這種方式的長期有效更顯必要。因此，無論是作為體系主導國或是一般性大國，還是其他國家，客觀上都需要有強制能力維持和保障整個集聚體系和機制的安全，這既要求國家具備有效的軍事能力，也需要擁有較強的政治和外交能力。尤其是當國家需要在全球范圍內集聚優勢資源時，確保集聚過程的安全，即優質資源供給源和運輸通道不受其他國家或組織的威脅、高精尖科技工藝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實現合法獲取、高水平人力資源的吸納不受別國政策制約。例如，美國在全球保持軍事存在，以航空母艦作戰群和前沿基地為支點，一方面維持了以之為主導的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以及地區秩序，另一方面就是為了確保能控制世界主要資源聚集地和戰略通道，并在危機出現時能及時有效地進行干預，甚至為此積極謀求事先預防這類危機的出現。而軍事力量的全球存在與部署又在很大程度上為美國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這些都為美國集聚世界優質資源提供了有效的安全保證。對于更多的國家而言，加入現行的國際體系并在其中開展國家間合作是集聚優勢的主要方式，即便如此，國家的硬實力不可或缺，否則本國的“集優”將深受秩序主導國的制約和影響而缺乏自主權，甚至由此妨礙本國集聚優勢，最終損害本國利益。美國與日本在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之后，美國不僅“掠奪”了日本近30年的發展成果，而且導致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始出現經濟增長幾乎停滯的局面，這在很大程度上不僅損害了日本“集優”的能力，而且使之確保可持續發展成為泡影，甚至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更加依附于美國以及現行的經濟金融體系和規則。

第三，軟實力的塑造及制度環境。實現優勢的集聚往往有兩個先決條件，其一，本國具備發揮優質資源功效，實現自身優勢倍增的體制保證；其二，能夠吸引到開發優質資源的高精尖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持，而后者本身也是集聚優勢的重要對象和內容。人力資源在當今時代是推動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吸納人才已成為集聚優勢的關鍵所在。一方面優質資源發揮作用需要人力資源加以利用和開發，另一方面先進的科學技術及工藝也是由人來掌握的，因此人才作用的關鍵性和不可或缺性已不言而喻。然而，對于人力資源特別是掌握核心技術的人才的集聚難以通過物質資源獲取的方式實現，更多地需要國家發揮“場”效應以吸引人才，通過改善和優化本國的工作和生活環境，為人才提供較高的發展平臺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使之主動愿意能為國家發展施展才華，這是國家軟實力建設以實現人力資源的集聚優勢的關鍵所在。美國在集聚優勢的過程中除了強調對于全球物質資源的協調與配置之外，最為重視的也就是強調對世界各個地區高級人才資源的吸引與利用，將吸引技術人才與本國的移民政策掛鉤，并形成了相應的機制與成熟的制度，而這也為進一步集聚和開發所獲得的優質資源提供了條件。例如，在美國持有H-1B簽證的非移民中，有58%的人從事IT領域的工作。這些人基本都接受過高等教育，有42%的人又有碩士及以上學歷。而在H-1B類移民在美國就業的最高年限6年計算，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將自己研發能力最強的時期貢獻給了美國。③

二、集聚優勢戰略的國際政治條件

國家的生存和發展處于世界或區域范圍的政治秩序之中，不可能脫離現實政治條件而孤立存在于某種真空環境中，集聚優勢理念的存在基礎和實踐同樣如此。集聚優勢雖然是一種發展模式和經濟學命題，但其實踐不僅需要有利的國際政治環境與條件支撐，甚至還需要創造良好的國際戰略關系加以保障。通常情況下，優質資源特別是物質資源、科技工藝以及人力資源，大都具有三重屬性，即流動性、戰略性和易受制約性。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優質資源可被視為待價而沽的商品，受市場經濟規律的支配和調節，通過貿易和流通渠道進行配置，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從國家發展角度來看，優質資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必需品或關鍵品，事關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具有戰略性和不可替代性。從國家安全角度看，確保優質資源集聚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使之不受或少受政治、軍事或其他人為因素的威脅是關乎國家發展的命脈所在。這些特性決定了集聚優勢與一般的國際行為體間經濟合作或跨國貿易相比，更容易受到國際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國家間的政治與外交關系也就成為影響集聚優勢戰略實現的主要因素，改善本國的國際政治環境和外部條件也就成為“集優”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集聚各方面的政治優勢和發散本國的政治優勢，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國家“軟實力”的建設，而且其本身也是優勢集聚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國家發展模式的示范力、別國對本國的向心力、本國的國際地位及對外行為能力，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都影響或制約著“集優”戰略的有效性。當前，國際合作與互利雙贏已成為國與國交往的理念模式，良好的國家間政治與合作關系有助于國家最大化地實現集聚優勢。集聚優勢得以實現的前提是優質資源可以有效地自由流動，無政府狀態的國際社會對此顯然有制約作用，而在現代國際關系中形成的國際體系則一方面給予優質資源配置以更為便利條件，另一方面也對國家推行“集優”戰略有著復雜而深刻的影響。在過往的國際社會中，集聚優勢大多是在無政府狀態和條件下進行的，既不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源的配置，又缺乏有效的制約機制規范國家行為，也較難以在和平狀態下實現集聚優勢，因而在近代以前，貿易和戰爭就成為最常見的“集優”方式。盡管這兩種方式本身并不必然導致優勢的集中，也并非有效之手段，然而集聚優勢資源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類方式。以至于本無道德色彩的“集優”原則與戰略由于具體方式的原因，影響到世人對國家形象和發展模式的評判。20世紀之前的歐洲大國在崛起或爭霸時，大多通過戰爭或軍事行動來搶掠世界其他地區的優質資源，并建立殖民體系以供給自身發展所需。于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稱謂也就伴隨之產生和存在。即便在當今時代，許多后發國家在集聚優勢時已然不采用軍事方式，也并未建立自己的殖民體系，而是遵循現有的國際貿易體系和規則，卻也由于對外部優質資源的需求和依賴以及歷史印記而被冠以“新殖民主義”的稱呼，頗受世人關注。

在“集優”過程中，最值得關注的并非國家采用武力對優質資源的爭奪，而是國家在某種國際規則和機制下實現集聚優勢，以及國際體系對于國家“集優”戰略的影響。在傳統的國際政治關系中，現實主義觀念認為爭奪權力是國家間矛盾與沖突發生的主要原因，不過究其根本目的卻在于為本國生存，即發展與安全，創造適合的條件與環境。然而，國家獲取權力的基礎在于自身實力，而由于自然稟賦的不同和差異，國家間的實力千差萬別，于是在傳統上便形成了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容易成為世界主導國的現象。不過這并不狹隘地表明自身條件對于國家能力的重要性，而恰恰說明集聚能力強的國家往往容易在國際社會中獲取更多的主導權及優勢地位。近代以來，國家集聚世界資源和科技創新的能力越來越強，擁有先進生產力和國際行為能力的國家逐漸掌握了構建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國際資源供應體系的主導權，并使用強大的武力維系著這種集聚關系和模式規則的存在，于是造就了早期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二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地發展，資源的流動不再受自然因素的束縛，這一方面推動了運輸業的興旺及人員交流的密切，使得優質資源得以更為便利地在世界范圍內分配，另一方面卻也使得“集優”越來越受到國際政治關系及經濟與政治體系的影響和制約。特別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在其主導下的新國際體系中非常推崇自由化國際貿易模式與開放、競爭的商業模式，建立了以政治和軍事等“硬”實力為支撐的物質分配和交換體系和制度規則，借助經濟和金融優勢實現了“和平”的集聚優勢。但凡加入該體系的國家，在認可和遵循美國主導的游戲規之下，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實現資源的跨國調配，客觀上推動了優質資源在體系內配置的市場化和商業化。但是這種合作行為僅限于體系之內，加入體系的國家必須以承認美國霸權為前提，而不同體系間的國家則難以如此便利地集聚優勢。理查德•羅斯克蘭斯就認為正是由于美國為其歐亞盟國提供安全體系，1945年以來的國際經濟才有可能順利發展。④以至于羅伯特•吉爾平也認為正是在這種體系的庇護之下，日本和西德在美國軍事保護下興起和發展的。⑤冷戰結束后，美國逐漸主導了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這不僅進一步推進了經濟全球化的速度，更使得優質資源大范圍地調配和轉移成為可能。經濟全球化進程突破了市場和原料供給的地理界限，一方面擴大了優質資源獲取、配置、轉移和集聚的范圍，抑制了國家通過戰爭掠奪資源的愿望和意圖；另一方面增進了國家間貿易和技術轉移等途徑在集聚優勢中的比重，也使國家更愿意采用低成本的經濟手段獲取優質資源，客觀上為集聚優勢提供了條件。但這種依托和建立于美國霸權之上的體系明顯地呈現出唯美國及發達國家利益是從的特征。現代的發達國家在資本、科技、資源、工藝等方面處于戰略高位，對于其以外世界進行擴張和“集優”時不再簡單地采用軍事和貿易手段，而是以資本擴張和財物交換等形式為主。資本擴張時采取的是比較優勢策略，即發達國家利用自身的優勢吸納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與勞動力，向后者輸出產品，其結果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并且由于發達國家所處高位和發展中國家所處低位差異本來就很大，比較優勢給發達國家帶來的效益顯然要遠高于發展中國家。此外，這種不平等的模式和狀態在現行體系中難以得到根本性改變，而發達國家在本質上也愿意維系和延續這種關系模式和地位狀態，借以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因此，現行的國際體系在很大程度上維持這種不平等的“集優”關系模式，保護了發達國家的“集優”利益，也使得發展中國家難以實現全面的集聚優勢。

同時，對于后發國家尤其是其中的大國而言，推行“集優”戰略的環境和條件較先發國家已然苛刻得多，加入現行國際體系雖然能分享到其中的便利，卻也要事先或多或少地滿足體系提出的條件，默認其中的規則及其背后的霸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需要“讓渡”部分主權以換取“集優”條件的形成。以日本為例，作為戰后最成功的以“集優”戰略來實現經濟復興和騰飛的國家，其在很大程度上既得益于加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卻也深受體系之約束。一方面它吸收和引進歐美的先進科學技術幾乎不受政治限制，另一方面在自然資源和能源需求上獲得了長期、穩定和有效的海外供給，并在全球范圍內開拓了龐大了市場，以至于在20世紀70年代就成為世界經濟的“極”力量。但是，這些成就的實現卻以日本幾乎完全放棄主權為前提。日本自二戰后被納入到美國的勢力范圍之中，并在朝鮮戰爭中展露其之于美國的戰略地位和意義，遂逐漸成為美國推行全球戰略及駐足東亞、對蘇遏制的戰略支點，美日之間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構建起戰略同盟關系。而日本在其中完全對美放棄本國的政治和軍事主權，并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盟國和附庸，時至今日仍被視為“不完全國家”。日本放棄政治和軍事主權可以被視為“主權讓渡”的極致，所換來的是日本完全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使之在經濟上不再受到美國的嚴格管制，并基于此得以自由和便利地在體系內集聚外部優質資源，同時還與東亞其他國家形成產業轉移的“雁行結構”，以及獲得世界范圍的銷售市場，而這些都是其在戰爭中希望得到而沒能得償的夙愿。當然，對于大多數國家而言，加入國際體系讓渡主權并不是放棄主權，而是通過讓渡換取自身發展所需的戰略利益以及拓展國家主權的邊際，并實現國家間的合作與共贏。

三、集聚優勢戰略的國際政治影響

對于奉行集聚優勢理念的國家而言，擴大優勢面是實現國家發展和國力提升的正向行為，但其帶來的國際政治影響卻是復雜而深刻的。總的來說，國家通過“集優”增強國力必然致使國家間實力對比發生變化，進而導致國家間關系的內部結構和外部關系發生改變。當然，這種變化涉及許多不確定性因素，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是不論如何，“集優”戰略還是會推動國家間關系在競爭、合作和對外依賴這三個方面出現變化。第一，加深國家間關系的競爭程度。“集聚優勢”是國家謀求發展和增強國力的舉措，然而這對于其他國家而言卻是一種逆向行為，一方面同類型的國家同樣需要優勢資源，甚至所需資源的種類也大致相似，這勢必產生競爭；另一方面，“集優”戰略的目的在于推動國力的增強，而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也會引起國際關系的改變，弱勢國家會在這種變化中積極增強自身能力，以尋求新的平衡點或建立新的關系結構。由此不難看出，“集優”在某種程度上推動和擴大了國家間的競爭態勢。集聚優勢的落腳點是資源配置問題，優質資源的稀缺性以及仍以國家為主體的無政府狀態國際社會，共同決定了資源難以公平公正地在國家間進行有序配置，客觀上就造成了國家在獲取優質資源時容易形成競爭性乃至沖突性關系，而這也成為國際政治的常態和主要內容。近年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爭奪世界自然資源的勢頭越來越猛，甚至已與地緣政治緊密掛鉤，而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國家謀求發展必然需要集聚優勢資源，這勢必引發國家間對于優質資源的爭奪，而將地緣政治因素考慮在內則是這種激烈競爭關系的體現。因此，傳統國際政治“零和博弈”的思維慣性也就順其自然地反映在優質資源集聚之上，維護自身利益與排斥他國利益也就通常被視為同一問題的不同方面，呈現為國家間獲取優質資源呈現出我得即彼失的態勢。

這種局面極易在資源需求國之間出現，而優質資源供給國也不會憑空放棄自身優勢，往往有意縱容需求國之間形成競爭態勢，以便從中尋找待價而沽的機會，亦或希望能通過優質資源的交換獲取本國所需的優質資源及物品，形成不同優質資源間的交換。因而在諸如高新產業的工藝技術轉移，稀缺礦產和能源資源的分配等“集優”問題上，這種情況屢見不鮮。例如中日之間圍繞著俄羅斯石油供給線路安排即“安大線”和“安納線”而出現的爭執，致使俄羅斯有機會坐地起價。不過，由于中日雙方皆不滿俄之安排，其結果卻使得俄羅斯與東亞能源合作的開展受到嚴重遲滯和影響。當然，作為競爭與沖突最激烈的手段，戰爭自古就是優勢積聚的主要手段，既是直接獲取優勢資源的方式和途徑，又是阻止對手實現集聚優勢的手段，還是建立和維系有利于本國“集優”的國際體系的保證。盡管這類戰爭行為在當前已不多見，但懷有此目的的軍事行動屢見不鮮。此外，集聚優勢容易成為大國政治博弈的工具和打擊對象。優質資源，特別是物質資源是國家發展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和基礎，往往涉及政治、安全和經濟多重因素，容易成為國家間相互競爭時打擊的重點或相互制約的工具，特別是當本國缺乏稀缺性資源或核心工藝技術時，這種意味就更顯濃厚了。當崛起的大國在世界范圍內購買能源、金屬礦藏、稀土等戰略性物資時，則會引起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其一，體系主導國或霸權國會擔憂這些崛起國家集聚資源以及向外輸出優勢的目的，對于霸權國而言，維持現行體系的穩定是其核心戰略利益，任何大國增強國力和提升國際地位的行為在其眼中都被視作修正主義者或挑戰者。其二，由于自然資源的不可復制性，新崛起國家在大量集聚這些資源時，必定引起同樣需要獲得資源穩定供應的發達國家的警覺和排斥，畢竟對優質資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資源或事關國民經濟的關鍵資源的爭奪具有零和性。對此，美國部分學者持有類似觀點，認為中美在能源問題上是“零和博弈”，兩國為此可能在中東及其他產油國形成競爭，甚至發生沖突。⑥

其三，霸權國家容易利用對現行體系和規則的主導權限制新興國家獲取優質資源，而其同盟國或附庸國也極易隨之采取近似的限制態度或政策。即便是新興國家讓渡了部分主權或采取融入政策，即承認現有國際體系和其間主導國家的地位，卻也難以完全獲得信任，不受限制地在體系內實現集聚優勢。例如，美國對于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始終保持著懷疑與提防的態度，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時刻擔心中國經濟發展與進步的目的在于推動自身獲取更多的權力和優勢地位，并以此為基礎意圖謀取霸權并挑戰或顛覆美國現有的領導地位。2005年8月美國政府否決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Ltd.）對美國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Corp.）的收購就展現出美國對于中國集聚優勢的擔憂，甚至為此引發美國部分研究者關于地緣政治的聯想。⑦而中國近些年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獲取油氣資源和礦藏開采權，同樣被美國指責，其背后也是對中國通過優勢集聚而實現國家崛起的擔憂。⑧第二，促進國家間合作面的擴大。國家集聚優勢過程中形成競爭關系是不可避免的，不過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集聚優勢同樣可以推動國家間形成合作關系。開展國際合作是在現行體系和機制下擴大和集聚本國所需國際優勢資源最為可行和成本最低的辦法。以約瑟夫•奈和羅伯特•基歐漢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在相互依賴和共同利益不斷拓展的背景下，合作在以理性利己主義為特點的國家間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國際機制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合作。⑨許多資源性國際組織的形成便是基于這樣的理念。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集中了世界主要產油國，協調并形成共同的石油政策和生產計劃，以此維護成員國各自或共同的利益。否則各自為戰，不僅產油國之間會形成競爭關系，而且難以使本國優質資源發揮應有效益。與之類似，大國間存在類似需求時也會形成合作關系，以避免自己利益受損。2006年8月，美國能源部助理部長幫辦弗雷德里克森在參議院作證時指出，美中面臨同樣的能源挑戰，雙方加強在能源安全領域的合作符合彼此利益……唯此才能確保彼此的能源安全以及世界的能源穩定。

⑩同時，集聚優勢也是將國內所缺乏的優質資源吸納進來，而在這個過程中，同樣可以采用釋放本國所擁有的優質資源的方式來換取所缺乏的資源，并以此為基礎實現國家間長期合作關系的形成，甚至構建相應的合作機制。國際合作也是后發國家集聚優勢的有效途徑和主要方式。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憑借武力推翻現行國際體系和機制以換取自身發展所需的資源和空間，這其中的成本無疑是巨大而無法負擔的，也是得不償失的。因此，性價比更高的方法是接受和融入現行體系中，可通過體系機制和規則實現國家發展所需資源的集聚，這既可避免與秩序主導國形成直接的正面沖突，又可在和平環境中實現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力的增強。況且在當代，絕大多數國家都加入到主要的世界貿易和經濟體系之中，現行體系下國家間自由貿易與跨國公司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以和平途徑獲取歷史上國家通過戰爭才能得到的資源，這也為國家通過和平方式集聚優質資源提供了可行之舉。因此，在國家層面上，開展雙邊或多邊合作，無疑是后發國家國際政治行為的最好方式。第三，推動相互依賴關系的形成。雙贏式合作模式是國家間相互依賴關系形成和深化的重要前提，特別是當資源供給國與需求國之間存在著優勢互補的情形時，優質資源交換往往容易達成，進而易于推動國家間形成相互依賴型的合作關系。例如中俄之間的能源與金融合作。俄羅斯擁有龐大的油氣資源，這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亟需的能源；而中國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這又能滿足俄羅斯擴大經濟規模所必需的資金投入。

于是兩國不僅較易于達成能源合作意向，而且當俄羅斯處于資金匱乏困境時，往往更容易在能源價格上妥協，以期通過盡快簽署協定獲得所需資金，進而加速優質資源的交換。當然，在目前的國際戰略環境中，國與國之間在“集優”過程中既有合作又有競爭，不完全是霍布斯式的關系狀態，具有明顯的相互依賴特征。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佐利克曾于2005年提出“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概念，借此闡明中美之間相互依賴關系的重要性。不過在集聚優勢與擴展的過程中，雖然國家間可以通過優勢互補形成合作狀態及關系，但很難在合作中實現關系和地位的完全對等，從而導致相互依賴程度存在差異。具有優勢地位的國家很容易通過對方的過度依賴而獲取主動權，形成政治關系上的不平等。不過，實現以資金供應和融資體系建基礎的合作關系則更能確保相互依賴關系的穩定，使之能避免由于依賴程度的不同而帶來的政治問題。在全球化時代中，巨大的資金投入已不再局限于簡單的支付功能，很大程度上已成為優質資源的一部分。很多時候，優質資源的所有國往往缺乏足夠的資金對本國優質資源進行開發，使之無法為本國發展提供助益，于是對于國際資本的需求是巨大而又亟需的。因此，擁有大量資金的國家往往就可以將資金變為資本而非貨幣，投入到優質資源的開發中來，使之形成共贏式的可持續集聚模式，這種方式往往會比單純的資金使用能獲得更大的收益。例如，以股份制方式組建合作機制，以技術、資源、人才等入股，采用合資、合作、資產重組等方式實現合作，更有助于國家間合作的開展，實現“共贏”。在當前時代，國家以資本投入實現“集優”的合作更能實現收益的長期化和合作關系的機制化及穩定化。

四、結論

集聚優勢是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新型理論模式，其功效與作用的發揮不免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同時也會給國家對外關系帶來深刻的影響。創造良好的外部戰略環境和條件有助于增強“集優”戰略的功效，特別是融入國際體系與開展國際合作是國家實現集聚優勢的重要途徑和方式，促進“集優”模式在國家可持續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當然，“集優”的主要目的在于確保國家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前進性，而根本用意還是在于促進綜合國力的提升。在當今時代背景和國際戰略環境中，“集優”戰略在實現過程中無疑會對國家對外關系造成深刻而復雜影響，但總體上還是在于促使國家間交往的日益密切，同時也為推動國際關系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

作者：汪濱于永達單位：華中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