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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信息披露模式主要涉及以下幾個問題：由誰進行信息披露，從而做到可置信?披露什么內容，從而做到有信息量、有區分度？什么時間進行信息披露？用什么載體披露?

（一）披露主體

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披露消除或減少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之一是信息“可置信”，這里的“可置信”是指村民有理由相信管理者所披露的信息，就需要有獨立的第三方對該信息進行審計從而提高可信賴程度。從理論上分析，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的披露主體，按照“誰負責、誰披露”的原則，應該是管理者。因為其對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真實性和合法性承擔責任，這種責任源于管理者直接控制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日常運行，從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獲取收益，也是最熟知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主體。而且，這種責任不會因為村集體組織財務管理模式不同而相異，不論是由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會計核算員核算，還是委托鄉鎮會計核算中心甚至是社會中介機構進行會計核算。

但是審計在提高信息可信賴程度的同時，會增加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擔。從定性的角度看，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規模較大或者資產變動較大，收益較多的時候，村民要求審計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的要求越強烈，承擔審計費用的能力越強。此時，由村集體經濟組織委托審計組織進行審計，并由管理者承擔信息披露的責任，在解除管理者受托責任的同時，為村民進行經濟決策提供可靠的信息，更可以為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收益分配提供權威的依據，從而避免沖突、消除不安定因素。如果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規模較小、收益較少，費用承受能力較低，則委托審計組織進行審計并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不審計可用什么方式提高信息的可信賴程度？鑒于我國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實際情況：一是在我國現行村民自治的模式下，村委會實際上是接受雙重委托，不僅接受村民的委托，還接受鄉政府的委托，鄉政府的委托就是國家權力和黨領導的體現，因此當村集體經濟組織難以承受此項費用增加的時候，應該由另一委托方即鄉政府承擔此項費用；二是鄉政府代表國家權力和黨的領導，權威性較高。此時，由鄉政府承擔向各村村民披露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的責任，能夠提高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的可信賴程度。

（二）披露內容

信息的有效性需要有信息量，這就涉及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披露內容的確定，決定披露內容的關鍵是成本效益原則。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披露的成本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信息生成成本，在目前村級財務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的條件下，按照《村集體經濟組織會計制度》（以下簡稱“制度”）要求完整、準確的提供資產負債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等，成本顯然是較高的。二是村民理解信息尤其是財務信息的成本，如果村民難以理解披露的信息，最后演變成不愿關心信息，則提供再高質量的信息也無濟于事，而現實的情況是理解《制度》要求披露的財務信息需要較多的財會知識，村民要讀懂并理解那些專業術語所表達的含義也并不經濟。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披露的效益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村民通過閱讀披露的信息增加自己經濟收益和維護自己合法權益，比如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的出租收益，土地出讓收益都將直接影響村民經濟利益。二是信息的披露解除管理者的受托管理村集體經濟組織責任，在消除信息不對稱的同時促進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的發展等社會利益。因此，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到底是全面披露還是重點披露，取決于上述效益與成本的比較，通常情況下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越多，產值越大，在城鄉一體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涉及到的村民利益就越多，村民就越需要掌握更多的信息，全面披露就是合適的選擇。反之，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越少，產值越小，涉及村民的利益就相對越少，就應該進行重點披露。

信號的有效性還需要有區分度，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信息披露應該層次清楚，邏輯一致。就披露的具體內容而言，李配銀（2004）認為，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披露的主要內容包括：財務計劃、各項收入、各項支出、各項財產、債權和債務、收益分配以及其他的收入和支出等；周斌（2008）認為，對村集體經濟組織來說，經營信息，特別是實物信息的披露，比財務信息的披露更加重要，主要是因為實物信息和經營信息更加直觀，更能調動農民們關注的積極性。本文認為，可以按與村民利益關聯度將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村民利益直接相關的信息，包括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收益及其分配、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與承包方案、一事一議資金的使用、有關產權的界定等信息，另一類是與村民利益間接相關的信息，包括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費用和負債等信息，這種劃分有效的提升了信息的區分度。

（三）披露周期

按照《制度》的要求，應該定期進行信息披露。應該說定期披露在提供可比信息，基本滿足村民和各級政府需要的同時，也能使村民養成定期了解村集體經濟組織信息的習慣，而這種習慣的形成將促進村民自治和基層民主的發展?！吨贫取芬幎ǖ呢攧招畔⒍ㄆ谂犊紤]到了各種組織信息披露的共性，但缺少對村集體經濟組織特殊性考慮，這種特殊性正如托克維爾認為的“鄉鎮（這里的“鄉鎮”實際上是通常意義上的“村”）是自然界中只要有人就能自行組織起來的唯一聯合體”那樣，村集體所涉及的地域范圍較小，村民之間的相互熟悉程度較高，決定了信息在村民之間傳播速度快。這就要求披露者將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重要事項，比如重大資產的購買與處置、集體土地的收益談判等信息披露給村民，這種實時的不定期披露從經濟效益角度看有利于村民即時進行家庭經濟決策，從社會效益角度看有利于村民即時得到真實準確的信息以避免不實信息造成的不良社會后果。因此，村集體經濟組織應該在按照《制度》要求進行定期披露的同時，更應加強對村集體經濟組織重大信息的臨時性披露。

（四）披露載體

在高度信息化的時代，技術的不斷革新促使信息披露載體也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周斌（2008）認為，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殊的地緣關系，采用報紙和網絡等信息披露載體的效果并不太好，當然這也是由于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現狀所決定的。本文認為，信息披露載體應取決于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區域的信息化程度，如果處于信息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采用互聯網進行信息披露具有瀏覽方便、信息量大、便于保存等特點；采用手機短信等載體進行信息披露具有接受即時、互動性強、保密性高等特點。如果處于信息化程度不高的地區，在采用手機短信等載體進行信息披露的同時，可以采用一些傳統的方式進行信息披露，比如將信息粘貼在村內顯眼位置的黑板上，也可以通過開會等方式將信息傳遞給村民。

作者：蔣虹付一輝單位：四川財經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