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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問題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關系的變量選擇

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及相互關系是現實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之間的數量關系，結合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的實際現狀，用第一產業增加值與鄉鎮企業增加值的總合來計算農村增加值的估計值。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由2000年的22.3∶41.5∶36.2調整到2005年的19.5∶44.4∶36.1。2000年西部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3706.78億元，鄉鎮企業增加值4756.85億元，農村增加值8463.63億元，農村投資727.81億元，農村消費3999.35億元。農村投資與消費是必須關注的重要變量，［7］2000年西部地區農村人均增加值2522.60元，人均農村增加值1104.8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632.31元，農村人均投資216.9元，農村人均消費1192.01元。2005年第一產業增加值4025.76億元，鄉鎮企業增加值5054.48億元，農村增加值9080.24億元，農村投資868.65億元，農村消費4407.82億元。2005年西部地區農村人均增加值2977.06元，人均農村增加值1375.55元，農民人均純收入1891.73元，農村人均投資285.23元，農村人均消費1496.61元。可以看出，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更多地來自于鄉鎮企業發展的推動。2006至2010年間第一產業增加值由16.32%下降到13.25%，比重出現下降趨勢，農民人均純收入由2587.56元提高到3815.58元，年均增長13.82%。研究發現，西部地區農村投資增長普遍低于農村消費增長，西部地區農村投資增長與消費增長差距逐步擴大，西部地區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開始逐漸拉大。對于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發展的水平，主要衡量農產品正規和準正規物流機構的農產品運銷，并從物流來源和物流運行兩個角度加以分析。從物流來源方面看，依據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可以選擇物流供給指標、物流需求指標，本研究選取物流網絡里程、貨運周轉量兩個指標。從物流運行方面看，應當選擇物流成效這一指標。然而，由于中國缺乏這一指標的官方統計數據，在實際分析中，本研究利用交通、倉儲及通信業的總產值來構造物流產值指標的數據資料，［8］根據我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物流業產值比較來衡量西部地區物流發展的程度。［9］西部地區物流總量的所有相關數據參見表1。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5～2012年)、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農業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國家統計局歷年《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網)、《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中國物流年鑒》(中國物資出版社，2012)。

二、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相互關系的實證方法

本研究通過以下三個模型完成ADF檢驗:本研究以AIC和SC確定最優滯后期數。

三、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關系的數量特征

(一)各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利用Eviews計量經濟軟件，［10］對中國西部12省市區農產品的各物流指標和農村經濟增長指標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各變量及其指標的相應對應關系如表2。通過檢驗可以看出，時間序列的FR和TZ原序列的ADF統計量都大于該序列的檢驗值的臨界值，說明FR和TZ時間序列都是平穩變量;而時間序列的RGDP、XF、WWL、HYZ、WLC原序列的ADF統計量都小于該序列的檢驗值的臨界值，這說明RGDP、XF、WWL、HYZ、WLC時間序列均為非平穩變量。表3表明中國西部12省市區農產品的各物流指標和農村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為一階非平穩序列，對非平穩變量采用差分算子進行檢驗。

(二)協整性檢驗從上述分析可看出，農村經濟增加指標(GDP)與物流供給能力指標(物流網絡里程)和物流成效指標(物流產值)都是單整的，呈現出非平穩特征。本文選取常用的Johansen檢驗方法對這些變量進行檢驗。表4協整性檢驗的結果表明存在協整關系。表5確定的是西部12省市區農村經濟總產值與物流網絡里程和物流產值的均衡向量，得出β=(1.000000，2.443309，－2.720113)。通過協整檢驗確定的上述三個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可以發現2005～2012年間，農村經濟增加值GDP與物流網絡里程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系，而農村經濟增加值GDP與物流產值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這說明2005～2012年間，從總體上來看，物流產值對農村經濟之間是正向作用關系，物流產值的上升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而物流網絡里程的增加，在轉軌時期，對農村經濟總產值的增加顯然是一個不利因素，這與我國政府主導的農產品運銷活動效率低下也是密切相關的。根據時間序列的單位根檢驗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農村經濟增加指標(GDP)與物流需求能力指標(貨運周轉量)和物流成效指標(物流產值)也都是單整的，呈現出非平穩特征。本文同樣選取常用的Johansen檢驗方法對這些變量進行檢驗。表6協整性檢驗的結果表明，這三個變量之間并不存在協整關系，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水平和農村經濟發展之間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三)格朗杰因果檢驗1.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總產值與農產品物流相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表7表示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總產值與農產品物流相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說明:物流網絡里程和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的增長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物流產值的增長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原因。表8建立VAR模型，確定物流產值對農村經濟總產值作用的符號關系。該模型說明在2005～2012年期間，物流產值的增長是促進農村GDP增長的正向原因。2.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與農產品物流相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表9表示西部地區農民收入與農產品物流相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表明:物流產值與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的增長是農民收人變化的主要原因。表10建立VAR模型，確定物流產值、物流網絡里程的增長對農民收入作用的符號關系。該模型說明在2005～2012年期間，物流網絡里程的增加是農民收入增長的負向原因，而物流產值的增長是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正向原因。表11建立VAR模型，確定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增加對農民收入變化的作用關系。該模型說明在2005～2012年期間，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增加是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正向原因;而物流網絡里程的增加與表10的模型一致，仍然是農民收入增長的負向原因。3.西部地區農村投資與農產品物流相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表12表示西部地區農村投資與農產品物流相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說明:物流產值的增長是農村投資變化的原因;農村投資變化是物流網絡里程增長的原因;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的增長與農村投資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表13建立VAR模型，確定物流產值增加對農村投資作用的符號關系。該模型說明在2005～2012年期間，物流產值增加對農村投資的增加是正向的促進作用，物流網絡里程增長的原因是農村投資變化。4.西部地區農村消費與農產品物流相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表14表示西部地區農村消費與農產品物流關變量的格朗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說明: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的增長與農村消費增長量增加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物流產值的增長是農村消費增長量增加的原因，農村消費增長量比上一期的增加同樣也是物流產值增長的原因。表15建立VAR模型，確定物流產值增加對農村消費作用的符號關系。該模型擬合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說明模型遺漏了其他重要相關變量。但是從模型中還是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系數為正，說明在2005～2012年期間，物流產值的增長與農村消費增長量增加之間互為正向原因。

四、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關系的評價

(一)西部地區農產品正規物流未能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物流網絡里程對農村經濟發展各項指標均有促進作用，農產品正規物流機構貨運周轉量只有利于農民收入增長。這一結果從表面上看，似乎說明了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促進了農村經濟發展，符合帕特里克典的“供給領先”模式。［11］但依據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從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制度變遷的角度看，西部地區農村居民的有效農產品物流來源仍然處于自我積累階段;從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發展與整體物流和國民經濟發展相互影響的角度看，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沒有發揮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功能。

(二)西部地區農村經濟未能促進農產品正規物流發展農村經濟總產值與農民收入增長有利于提高農產品貨運周轉量水平。這一結果從表面上看，似乎說明西部地區農村經濟發展促進了農產品物流發展，符合帕特里克經典的“需求追隨”模式。［12］但依據本研究的定義，從功能物流角度看，農產品貨運周轉量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代表農產品物流發展。不能轉化為農村有效投資的農產品貨運周轉量增長，只能是功能異化的農產品物流發展，充其量只是農產品物流機構自身的發展，而非農村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農產品物流發展。

(三)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關系受外因制約西部地區農產品正規物流的發展將有助于GDP的增長，但GDP增長對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發展的貢獻卻微乎其微。西部地區農產品正規物流發展與整體物流發展施加負面影響，而整體物流發展對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發展的促進作用同樣是微弱的。這些結果聯系前述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關系失調的分析，可以清楚地顯示: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關系受整體經濟發展和整體物流發展的制約，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在整體物流中處于從屬地位和被整體物流隔離的狀態，“二元物流結構”制約了農產品正規物流向農村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方向發展。在轉型時期，西部地區農產品物流與農村經濟關系失調，主要是由于國民經濟發展通過“二元物流結構”中的農產品正規物流，實施了對農村經濟資源向非農產業領域的轉移效應。

作者：王靜單位：西北政法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