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上市公司分類轉移盈余管理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會計與經濟研究雜志》2014年第四期

一、研究假說

1999年后，根據我國證券發行的有關法規規定，不管是首次發行(IPO)，還是配股、增發、可轉換公司債等再融資，“凈資產收益率”計算所采用的凈利潤均是以“凈利潤和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凈利潤孰低”原則確定的，而且ST摘帽處理時也同樣考慮“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為正值”的相似條件。同時，隨著大多數投資者自身素質的提高，他們在對公司的財務信息進行分析時，也常常將非經常性損益從利潤中剔除出去以觀測公司的核心盈余。非經常性損益項目不僅是上市公司監管的重要信息披露指標，而且對信息使用者正確解讀公司盈余質量、做出科學合理的投資決策也具有重要意義。“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在眾多監管領域中廣泛應用，在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吳溪，2006;孟焰等，2008)，核心盈余便成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時更加關注的問題，從而通過盈余管理提高核心盈余的動機也就愈加強烈。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方式重點在于提高核心盈余，而且具有手段隱蔽、成本較低的特點，更有利于上市公司達到提高核心盈余的目的。本文認為，在有關非經常性損益信息披露的政策出臺后，企業在利用非經常性損益進行盈余管理時，有強烈的動機將經常性損益項目與非經常性損益項目互置，例如將某些經常性費用列為非經常性損失，或將某些非經常性收益列入核心盈余中，從而粉飾公司的核心盈余來展示其未來發展能力。此即為McVay(2006)提出的分類轉移方法:有意將利潤表內一些項目進行人為“錯誤”的分類，比如將經常性費用歸為非經常性損失，或將非經常性收益歸為營業利潤。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1:披露“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相關監管政策出臺后，上市公司存在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行為。

縱觀研究盈余管理的文獻，可將盈余管理行為大致分成三種:操縱真實交易的盈余管理行為、操縱應計項目的盈余管理行為及分類轉移盈余管理行為。與前兩種手段相比，分類轉移盈余管理手段承擔的盈余管理成本較低:一方面既不會像真實交易盈余管理一樣影響公司將來的正常運營，也不會產生在未來會計期間需要轉回的應計類項目;另一方面，在一定會計科目之間分配費用或損失本身存在一定較強的主觀性，使得審計師很難確認完全正確的劃分方法。此外，分類轉移手段并不會影響利潤總額，審計師也不會對此過多關注(Nelsonetal．，2002)。因此，分類轉移是一種相對簡單易行而且手段隱蔽的盈余管理工具。

盡管分類轉移相對于其他兩種盈余管理方式成本較低，較易操作，但實施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行為也是有一定成本的。McVay(2006)認為對于那些可以通過盈余管理來達到分析師預測的公司來說，進行分類轉移的“收益”非常高。企業會根據盈余管理的成本與收益來選擇盈余管理方式，而在我國資本市場，公司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動機有避免虧損盈余管理動機及滿足上市(IPO)、再融資、ST摘帽等財務指標方面的約束條件。對于虧損公司，管理層通常會通過推遲或提前確認非經常性項目來進行盈余管理，為以后扭虧留下一定的空間。比如管理層在預計虧損的會計年度加大提取減值準備以實施“大洗澡”，然后在未來需要扭轉虧損的會計年度進行轉回;管理層也可以在處置歷史不良資產時有意選擇在預計虧損的會計年度予以確認;通過有意識地安排在需要扭轉虧損的會計年度確認政府補貼等非經常性收益。對于虧損公司，相對于其較高的盈余管理成本，分類轉移可實現“收益”較小，不易達到較為滿意的盈余管理目標。因此，虧損公司不會存在明顯的分類轉移盈余管理。而對于盈利公司，通常更多是面臨滿足上市(IPO)、再融資等情況，存在很強的盈余平滑管理動機，以達到高盈利滿足配股、增發、發行可轉換公司債等資本市場再融資的盈利要求，尤其是當其盈利水平接近再融資的財務指標要求時，分類轉移盈余管理收益會更大，從而有更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操縱核心盈余。此外，盈利公司也會采取盈余平滑手段以避免公司業績出現大起大落，向外傳遞穩步成長的信號。因此，本文認為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方式主要存在于盈利公司中。由此，本文提出假說H2:盈利公司分類轉移盈余管理行為更加明顯。

二、研究設計

1．樣本選取與數據說明本文研究的問題為1999年12月份出臺的上市公司披露“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的監管政策是否影響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動機，從而采用分類轉移盈余管理方式。考慮到2007年開始實施的新會計準則對財務報表的編制和信息披露影響較大，本文選取1999至2005年的上市公司為基本研究樣本，涉及1998－2006年數據。其中1999年為政策前階段，2000至2005年為政策后階段。經刪除數據不全的樣本公司數據，本文最終得到6832個觀測值。由于在1999年上市公司尚未開始披露非經常性損益數據，本文對非經常性損益采取了以下計量方式:根據利潤表項目對上市公司發生的非經常性損益做出估計，即依據利潤表的結構，將利潤表內的投資收益、補貼收入、營業外收入、營業外支出與其他業務利潤①，合稱為非核心盈余，正值項目與負值項目分別稱為非核心收益與非核心損失。

2．模型設計本文采用McVay(2006)設計的預測盈余模型分行業、分年度進行回歸，估算每一個上市公司的核心盈余②及下期核心盈余增長值，進而得到分類轉移判斷模型。模型如下(變量定義見表1):本文預期對于有非核心盈余的公司來說，當其確認較多的非經常性損失和較少的非經常性收益時，報告的核心盈余水平會放大，因而未預期的核心盈余水平(UN_CE)就會放大;亦即，當管理層進行盈余管理時，公司第t年的未預期核心盈余水平會與第t年的非核心收益成反比，同時與第t年非核心損失(本文的非核心損失用負數表示)也成反比。對于上述模型，為了扣除其他因素(如公司真實經營業績的增加等)可能造成的對模型中各變量之間關系的影響，本文在檢驗分類轉移盈余管理方式時進一步考慮:由于核心盈余項目會重復發生，而非核心盈余則是偶發性的。如果管理層在第t年進行了分類轉移，即將經常性費用分類轉移為非核心損失，而將非核心收益分類轉移為核心盈余，則會使得第t+1年核心盈余增長放緩，因而第t+1年未預期的核心盈余增長(UN_△CE)會放緩。亦即，由于公司在第t年進行分類轉移，其第t+1年的未預期核心盈余的增長會與第t年的非核心收益成正比，與第t年的非核心損失也成正比。

三、實證檢驗

1．兩階段非核心盈余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對比兩階段非核心盈余可以發現，在政策出臺前，上市公司發生的非核心盈余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均值為0．0366，而政策出臺后減少為0．0200，且兩者存在顯著性差異。另外，將非核心盈余細分為投資收益、補貼收入、營業外收入、營業外支出與其他業務利潤等具體項目，可以看出，在政策出臺前，上市公司發生的投資收益、補貼收入、營業外收入、營業外支出與其他業務利潤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均值分別為0．0116、0．0050、0．0044、－0．0038及0．0091，而政策出臺后，均顯著變小為0．0069、0．0030、0．0024、－0．0043和0．0068。盡管這些項目的變化趨勢相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投資收益、補貼收入、營業外收入與其他業務利潤通常表現為調增利潤的項目，發生數量明顯變小，而營業外支出作為調減利潤的項目發生數量(金額的絕對值)卻明顯增加。當將正值的非核心盈余項目與負值的非核心盈余項目分別匯總時①，得到非核心收益與非核心損失，可以發現，非核心收益顯著性變小，非核心損失的絕對值顯著變大。對比政策前后各變量的中值變化，亦有同樣的結論。如果上市公司存在分類轉移這種盈余管理方式，即將非經常性收益歸為核心盈余或將經常性費用歸為非經常性損失，將表現出非經常性收益的減少或非經常性損失的減少。而對比政策前后兩階段非核心盈余，從統計數據上看，恰好符合分類轉移這一盈余管理方式的特征。

2．核心盈余預測模型結果本文將樣本分成兩階段，分別按模型(1)與模型(2)進行回歸。對于每個公司，用該公司所在年度、所屬行業的其他公司進行回歸得到估計的回歸系數，再運用模型計算該公司的預期核心盈余。由此，對于每個公司，對應一組模型(1)與模型(2)的回歸系數。本文主要運用STATA10．0進行數據處理。表3顯示，樣本按模型(1)回歸得到各變量回歸系數的均值與中位數與預期符號相同，均通過顯著性檢驗。比較模型(1)中的各回歸系數，可以發現，上期核心盈余是當期核心盈余的重要影響因素，兩者相關性較高，CEt－1在兩階段的均值、中位數分別為0．6673、0．6688與0．7747、0．8001，表現出當非經常性損益政策出臺后，伴隨著監管部門強調“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這一概念，上市公司披露的核心盈余的持續性與預測能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其次，主營業務收入負增長率與當期核心盈余具有較大的正相關關系，回歸系數在兩階段的均值、中位數分別為0．2578(0．2222+0．0356)、0．2371(0．1898+0．0473)與0．2940(0．2840+0．0100)、0．2616(0．2511+0．0105)，而主營業務收入的正增長率對當期核心盈余的影響不大，說明主營業務收入的下降，將伴隨著較大幅度的核心盈余的減少，與預期相符。此外，當期的應計利潤也是當期盈余的重要影響因素，與當期核心盈余顯著正相關，這與Sloan(1996)的結論一致。表4列示了模型(2)在非經常性損益政策前后兩階段的各變量回歸系數的均值與中位數。分析各變量的回歸系數可以看出，后期核心盈余的增長與當期核心盈余呈負相關關系，表明當期核心盈余較小時，上市公司往往伴隨著后期盈余較大的增長，這與分類轉移盈余管理操縱現象相一致。當期核心盈余相對于前期的增長與后期核心盈余的增長在第一階段顯著正相關，在第二階段的回歸系數變小，且回歸系數均值、中位數均不顯著。這說明上市公司的盈余增長在各期之間沒有一致性，而是伴隨著上市公司的需要而進行不同方向的調整，表現出核心盈余較大的波動性。而凈營運資金周轉率的增長與核心盈余的增長在兩階段均顯著負相關，應計利潤、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與核心盈余增長的相關關系符合預期。

3．分類轉移檢驗結果為了檢驗政策實施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方式，本文將樣本分為核心盈余虧損組與核心盈余盈利組，分組進行檢驗。(1)核心盈余虧損組檢驗結果核心盈余虧損的公司回歸結果如表5與表6所示。對于模型(3)，在第一階段，非核心收益對未預期核心盈余的回歸系數為－0．161，與預期符號相同，但不顯著;非核心損失與未預期核心盈余的回歸系數為1．921，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預期符號相反。第二階段兩變量的回歸系數符號與第一階段相同，但非核心收益與未預期核心盈余的負相關性、非核心損失與未預期核心盈余的正相關性均為顯著。兩個階段模型(4)的各變量回歸系數均與預期符號相反，表明核心盈余虧損的公司并不存在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方式，而且政策前后兩階段不存在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核心損失與未預期核心盈余顯著負相關，這意味著上市公司未預期核心盈余越低，上市公司發生越多的非經常性損失項目(絕對值)，而在下期盈余中，將此非經常性損失項目(如資產減值)進行轉回，實現盈余的大幅增加，從而與下期未預期核心盈余的增長成反比，這與“大洗澡”的盈余管理方式表現相同。(2)核心盈余盈利組檢驗結果核心盈余盈利的公司回歸結果如表7與表8所示。模型(3)的回歸結果表明，在第一階段，非核心收益、非核心損失與未預期核心盈余均為負相關，但不顯著;而在第二階段，兩變量與未預期核心盈余顯著負相關，系數分別為－0．075、－0．646，與預期相同。模型(4)的回歸結果表明，第一階段兩變量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而在第二階段，非核心損失與未預期的核心盈余增長呈顯著正相關，回歸系數為0．292，而非核心收益的回歸系數不顯著。這說明在第二階段上市公司存在將經常性費用歸類為非經常性損失的現象。由此，本文的假說1得到驗證，即“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的監管政策出臺后，上市公司存在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方式。可見，新的監管政策盡管強調了核心盈余的重要性，卻引致上市公司產生新的盈余管理方式———分類轉移，而分類轉移盈余管理方式的隱蔽性使政策并未充分發揮預期的監管效果。此外，將盈利公司與虧損公司兩組的結果進行對比，虧損公司不具有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動機，在兩階段中均未發現分類轉移盈余管理行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本文的假說2，即盈利公司分類轉移盈余管理行為更加明顯。

四、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比“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政策前后兩階段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本文發現對于虧損公司，政策前后可能存在著“大洗澡”的盈余管理方式，而不具有分類轉移的盈余管理動機與表現特征;而對于盈利公司，在第二階段呈現出將經常性費用歸類到非經常性損失的分類轉移現象。這表明，盡管“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的監管政策強調了核心盈余的重要性，但卻引致了上市公司產生新的盈余管理方式———分類轉移。正是由于“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在眾多監管領域中的廣泛應用，在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核心盈余也便成為上市公司在進行盈余管理時更加關注的問題，從而通過盈余管理進行提高核心盈余動機也就愈加強烈。上市公司運用分類轉移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是將一些經常性的費用項目劃分至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列示，或將一些非經常性利得歸類為經常性項目列示。分類轉移盈余管理方式的重點在于提高核心盈余，相比其他盈余管理方法具有成本較低、手段隱蔽的優點，既不存在像真實交易盈余管理一樣可能影響公司未來的正常運營，也不會產生在未來會計期間需要轉回的應計項目，同時又可以幫助上市公司實現提高核心盈余的目的。

此外，本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隨著監管者“看穿”盈余管理手段的變化，上市公司也在不斷演進其盈余管理手法。這警惕監管者，在不斷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同時，更要關注上市公司對凈利潤的操縱，看清上市公司在不同監管政策下的行為選擇，重視核心盈余在監管領域所發揮的作用及其對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重要影響，有效識別盈余管理，對上市公司運用非經常性損益項目進行盈余管理加強規范，尤其是加強盈利公司的非經常性損益信息披露，提高“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指標的有效性，消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披露對會計信息使用者造成的負面影響，降低非經常性損益監管制度化進程中的不良經濟后果，在使會計信息更有利于滿足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的同時，提高政策的監管效果。

作者：高雨閆緒奇單位：國網能源研究院中央財經大學會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