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中國城鎮化道路選擇的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農業經濟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中國經濟的發展及跨越——國別間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獲得了長足進展，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I）僅為190美元，只用了23年就突破1000美元大關（2001年GNI為1042美元），正式進入中低收入組，實現了第一次跨越；隨后用了9年時間，于2010年GNI達到4230美元，從中低收入一躍躋入中高收入行列，完成了第二次歷史性跨越。相比之下，在這個跨越中，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平均用了9年（2002年-2011年），其中馬來西亞用了18年（1977年-1995年），泰國用了22年（1988年-2010年）；歐洲與中亞用了至少17年（可得數據從1989年開始，GNI為1511美元，2006年GNI平均為4109美元）；拉美國家平均用了31年（1974年-2005年）；中東與北非至少用了12年（可得數據從1994年開始，GNI為2315美元，2006年GNI平均為4596美元）。而目前上述4個地區除少數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外，總體仍然在中等收入徘徊不前，截止2012年底數據顯示，東亞與太平洋GNI平均水平為4846美元，歐洲與中亞為6636美元、拉美為8999美元，而中東與北非顯示為7100美元（2011年數據）。在被譽為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典范的“東亞奇跡”中，中國香港地區、日本、新加坡、韓國完成第二次跨越分別用了8年、8年、9年和10年，從中等收入國家再到高收入國家又分別用了11年、12年、11年和9年。比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和“東亞奇跡”國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反思拉美等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馬巖，2009[4]；鄭秉文，2011[5]；錢運春，2012[6]等），學者們就我國是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進行了調查和研究。《人民論壇》雜志2010年在人民論壇網、人民網等做了一次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最可能誘發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中，排在前兩位的分別是：“腐敗多發，民怨較重”（占52%）；“貧富分化、階層固化”（占44%）。而對跨越陷阱的最大憂慮，排在前幾位的分別為：“腐敗導致政府公心力下降”（占80%）、“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占62%）、“社會保障和分配難題”（占59%）、“政治體制改革落后于經濟改革”（占54%）。調查所顯示的人們對于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過度城市化、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7]的擔憂幾乎囊括了當代中國所面臨的所有矛盾和問題。許多學者也基于各自的理論基礎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制度經濟學理論的代表提出要突破制度約束剛性，完善與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制度架構；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則提出要擺脫阻礙經濟增長的桎梏，尋求經濟增長與跨越的內在驅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加大科研、社會保障等的投入等。本文從人們關注的過度城市化問題展開分析，探求中國規避中等收入陷阱所選擇的適宜的城鎮化發展道路，以期豐富研究內容和研究層次。

二、城鎮化道路選擇——規避中等收入陷阱

20世紀80年代，中國曾經有過城市化道路的激烈辯論，近年來相關研究又呈上升趨勢。2004年至2011年（統計數據表明2000年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分水嶺”，但可得數據從2004年開始）。我國城市建設用地面積擴大35.99%，城鎮人口增長27.14%，城市用地增長率與城市人口增長率之比達1.33，高于國際公認的合理閾值1.12，有學者已經提出應制定“用地極限”規劃（胡存智，2013[8]）。未來和諧城鎮化推進要避免陷入“土地”城鎮化與農民被“城市化”的掠奪式發展陷阱，甚至是變GDP崇拜為城鎮化率崇拜（何燕，周靖祥，2013[9]）。陸大道指出“冒進式”城鎮化后患無窮，認為超出經濟發展與就業增長能力的過快、過高的城市化是虛假的城市化和貧困的城市化。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防止城鎮化過程中的急功近利，繼續走粗放型城鎮化發展的道路，忽視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忽視城鎮化對于改善農民收入水平，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提高就業水平和技能的積極性、主動性，以及城鎮化和農業化、工業化的良性互動發展，那么就難免重蹈拉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覆轍。當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加速和“中等收入陷阱”跨越時期，正確認識城鎮化推進對于“中等收入陷阱”跨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要根據人口流動與遷移的規律，科學規劃城鎮體系我國上世紀80年代的“小城鎮，大戰略”的失敗，根本原因在于被設計為小城鎮發展推動力的農村集體企業和鄉鎮企業先天不足，政府管理企業的弊端導致在市場經濟中競爭力不足，政企不分、效率低下使得鄉鎮、集體企業大量解體、凋弊。此外它們非集聚式的布局，占有太多的寶貴土地，無法形成金融、物流、信息、技術和人才服務的聚集效應，因此不能有效降低生產成本并進行專業化分工。市場自發調整的結果顯示，在這30多年中，大城市的工業化與人口聚集效應越來越明顯，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并由大城市帶動和輻射中小城市，形成“城市群”的發展格局。小城鎮與大城市發展速度的日漸懸殊，證明了計劃調控的城鎮化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就地城鎮化違背了人口遷移的規律和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因此未來城鎮化的推進應當順應人口流動的趨勢方向，根據人口遷移和城市發展的不同階段，科學規劃城鎮體系，而不能片面強調新型農村社區與就地城鎮化，這樣才有利于提高城鎮化的水平和質量，提升城市的綜合競爭力。當然在目前以大城市為核心的發展中，要加快對于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切實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同時順應城市輻射和擴張的趨勢，根據各地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梯度發展中小城市。

（二）慎重推進土地流轉過去30多年，中國經歷了快速城鎮化過程，呈現出土地城鎮化速度遠快于人口城鎮化的局面，這與地方政府以土地擴張為主導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有內在聯系。據相關農業經濟研究估算，農村土地每減少一畝，將會造成1.5個農民失業，伴隨著城鎮化發展，土地被大量征用，勢必產生一個日趨龐大的失地農民群體。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土地過度集中容易導致社會動蕩和產生貧民窟（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土地分配格局造成了經濟動蕩，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無法自拔），但土地過度平均又無法實現農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土地流轉需要適時適度權衡。征地制度改革不應以簡單提高失地農民補償收入為目標，一方面失地農民獲得高額土地補償收入實際上是創造一群土地食利者，反而擴大了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高額的土地補償會進一步導致房價高企，貧富分化，不利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拉美國家和馬來西亞的發展經驗表明，在推進土地流轉時必須充分考慮土地分配格局可能產生的潛在隱患。當土地流轉的交易雙方實力明顯不對等時，市場通過價格引導資源配置的原理將失效，因而完善的土地市場和有效的制度約束是推進土地流轉的前提條件。在城鎮就業機會不充足、產業結構低端化的基本背景下，應審慎推進土地流轉。要探索土地管理制度的調整方案，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保障農民的土地財產性權益，避免陷入拉美等國因土地分配不公引發的中等收入陷阱。（范劍勇，莫家偉，2013[10]）

（三）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地方政府在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上，明顯表現出激進情緒。政府的行為方式深刻影響著城市化進程。主要表現為:政府通過對公共資源的過度占有，一方面可以較快城鎮化的推進步伐，糾正市場失靈的偏差；另一方面，政府在管理經濟過程中也存在政府失靈的問題，諸如城市化發展戰略多變，城市建設規模盲目擴張，城市化發展成本過高，城市化公共政策的供給不足與供給過度交錯并存等現象。因此要約束政府對資源的過度占有，發揮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通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教育、職業培訓，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違背市場規律，動用行政力量去推動現有的幾百座中小城市和成千上萬小城鎮全面鋪開式的擴張只會導致資源的浪費和錯配。

（四）構建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增長方式依靠對農村“抽血式”進行的城鎮化持續下去必將導致中國模式的“平民窟”，現行的區域分治和城市戶籍“玻璃墻”阻隔所致的城鎮化也不具有穩定性。因此新型城鎮化更強調人的城鎮化，通過統籌農業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打破城市和農村人口的戶籍限制和差別，實現對于公共資源的公平使用是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推進農業化和工業化，能夠吸收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城就業，有效提升城鎮人口的就業和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城鎮化的發展同時又能夠有效促進城市公共設施和社會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逐步掃除城鄉戶籍和身份阻隔，從而為農業化和工業化提供有效推動，最終實現經濟更快增長和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目標。

作者：崔健單位：河北聯合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