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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尋求和告知真相

求真的精神源遠流長，追求真理是所有學者的普遍訴求。學問的使命和價值就在于“通往真實存在之路”，通過研究創造新的知識，理解真實的社會實在。傳播學者作為個體必須將追求真理和告知真理作為普遍的訴求，將傳播研究“祛魅”（disenchantment），解體統治傳播研究領域的那種統一的、高度霸權性質的權威和神圣性。作為學者，有追求真實的道德責任，要避免直接的撒謊和空白頁（blankpages）兩種撒謊方法。前者指的是學者的研究和表述明顯與現實不符，后者則是試圖不做直接的錯誤論述，而是選擇事實去創造一個整體的扭曲圖景。傳播學者既要避免直接的撒謊，要客觀公正地反映傳播世界，也要避免空白頁式的撒謊，不能只通過個別現象的拼接，來代以整個傳播世界。政治經濟學傳統一直不斷地揭露政治經濟權力對傳播工業和人們思想的控制，而并非簡單地描述傳播工業的表象。喬姆斯基在越戰期間討論知識分子的責任時，指出知識分子應該去揭露、譴責和抵制政府的謊言。傳播學者能夠占據一定的社會角色，享有政治自由的權力，能對信息和表達自由的介入，就應該能夠啟發知識，培育知識，而且要運用知識去評估社會和文化。一個負責任的傳播學者應該有勇氣和信心去接受使命，發現和重新發現知識，揭露現實傳播世界的真相，追求批判的和終身的探求世界。

二、獨立的姿態

與告知真相緊密聯系，就需要傳播學者有獨立的姿態和獨立的靈魂。人格獨立、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一直是道德哲學追求的目標。荀子的“從道不從君”一直是儒者以道統對抗政統的宣言。在西方，韋伯主張“祛魅”，強調在艱苦的學術生活中保持頭腦清明，進行嚴謹的專業化操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路徑一直主張獨立地思考當代的傳播工業和傳播制度，認為利益關系的糾結會影響學者的行為和思考，影響學術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他們的研究不受組織親睞，他們也不追逐學術屆的潮流和時尚，也不用艱深的術語、公式和符號，他們不斷挑戰現狀，從未依附于任何權力意志，從來沒有向行政者的偏好磕頭，這也導致了他們在大學的復合體內被邊緣化，但他們并沒有采取鴕鳥政策去逃避責任，迎合當權者的利益和需求。權力對學者的控制無處不在，學術界也一直是一個葛蘭西所說的“思想戰爭領域”。這就更加需要學者有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依附于任何的權威，尤其是在當今自由多元主義席卷全球，新自由主義成為新的福音的年代，傳播學者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取向，保持獨立的姿態顯得尤為重要。傳播學者要處理好占有資源和獨立姿態的關系。傳播學者應該堅持對社會的批評，不要害怕威脅學術生涯的外在壓力。傳播學者需要有勇氣讓思想和判斷獨立于現存權力的控制，讓責任意識領先于其他利益考量。傳播學者要在左中持右，右中持左，保持人格尊嚴，盡可能地獨立于干涉他們獨立的機制和制度忠誠，讓思想獨立于統治性的商業價值，摒棄各位其主的觀念，作出不受職業和協議影響的判斷。不要隱藏自己的立場，不要迎合時髦的或者強大的政治利益，努力發揮自身的功能去發展知識，理解現實，并大聲地揭發和指責現狀。當集體沉默和失語時，傳播學者要打破這種局面，敢為人先，弘揚理性，做一個知識分子和積極分子。

三、左翼的批判取向

康德明確宣稱我們的時代是批判的時代，一切東西都必須經受批判。批判并不只是個別人或某個時代的特征，而是人類精神生活的基本特質。作為學者和知識分子，就要堅持對現有知識和世界的懷疑。政治經濟學者一直以來都堅持左翼的批判立場。從奠基人斯麥茲、席勒開始，對現有傳播工業和制度的懷疑與批判是他們始終如一的理論姿態，他們始終堅持左翼的批判立場，持續關注社會公正和公共利益。左派歷來受自由主義者詬病，但是政治經濟學傳統卻主張左派成為媒介改革的領導力量。在他們看來追求利潤為原則的資本主義天生與民主的核心教條相沖突。左的姿態是自由民主傳統最好的組成部分和產物。傳播政治經濟學中最激進的代表麥克切斯尼認為美國媒介改革的唯一希望就在于一個強大的左翼政治運動的出現，希望工人在左派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開展運動，與媒介和傳播現狀斗爭，創建一個健康的和充滿活力的新聞業。傳播學者需要保持左翼的獨立姿態，左翼并不代表對意識形態的依附，左翼的盲目激進曾經帶來了慘痛的教訓。左翼的姿態就是要求傳播學者，嘗試讓數據和分析遠離自己的位置，但要表明自己的立場，不要適應目前時髦的或者強大的政治利益。傳播學者應該堅持左翼的批判取向，進行道德價值層次上的批判反省，堅持對現有知識和世界的懷疑，堅持對強權者的批判，拒絕承認現狀是最自然的和最好的概念，追問各種反對強權者的問題，開始于一套價值觀和運行假設，進行馬克思所說的“對現有東西的無情的批判”，不要害怕自己的結論，也不害怕與現有權力的沖突。即使是在非正常歷史時期，也不能扼殺良心茍活于世，讓整個社會陷于愚昧的瘋狂。傳播學者和左翼知識分子只有在與霸權對抗的斗爭中才能獲得尊重。

四、現實主義認識論

傳播研究作為一個關注現實傳播活動，探討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關系的學術，必須堅持現實主義的認識論，關注現實的動向。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傳統中，雖然他們也探討傳播本質、傳播行為的存有論和形而上學，卻對虛無縹緲的彼岸世界不感興趣。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先后經歷的大蕭條、世界大戰、冷戰、新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和民族獨立運動，在對現實的深刻體驗和感觸中，開展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們關注不同語境下，傳播工業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研究傳播與社會關系，尤其是權力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消費的相互建構，探討社會生活的控制和生存，考慮社會變遷和歷史轉型。他們以結構化的路徑認識傳播現實，將傳播工業視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權力的一部分，主張避免傳播本質主義，尋求媒介的去中心化。政治經濟學路徑采取一個現實主義，包容的和批判的認識論，考察現實傳播場域中各種權力關系。他們采取的方法論和認識論都是批判的、整體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解將傳播在社會秩序的生產和再生產循環過程中的角色。傳播學者應該堅持現實主義的路徑，面對“眼下的要求”，摒棄理想化的想像，細致觀察傳播世界的外表，深刻關切我們時代的命運。但這并不意味著完全執著于現實而排斥理想主義，現實主義的認識論超越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延伸到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實際上就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傳播學者不要讓思想和政治分離，也不要將自己與大的歷史事件的世界分離，不要完全囿于對現狀的描述性和解釋性的分析，實際上，這也是政治經濟學路徑所批判的對象，傳播學者必須做出基于現實的積極建構。

五、批判與建言并行

追求真相的訴求必然要求對現狀的深刻懷疑和批判，但知識的創造并非到此為止。發現和告知真理，無疑是對認識世界作出積極貢獻。但是只破不立可能會增加思想混亂。對傳播現象的批判分析必須是負責任的批判，如果能在批判的基礎作出主動的建言，無疑增加了學術研究的知識增量。在政治經濟學傳統中，學術研究是為了推動對現有世界體系的批評，并促進它所‘批判的狀況’發生改變。政治經濟學研究致力于提供可能導致積極社會變革的知識力量，為個人和群體的解放創造知識文化資源。與大多數批判學者只破不立，只將注意力放在對現狀的批判剖析不同，政治經濟學者往前邁了一大步，提出各種媒介改革主張。政治經濟學者是全球媒介治理民主化和公開討論的最有力倡導者和推動者，也是為爭取建立合理和平等的國際傳播秩序的有力知識支撐。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關注現實并積極做出回應的學科，一直承擔著建構角色，不斷介入當前的政治和社會事務，主張加強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公共討論，增加公共服務，加強公共控制等。傳播學者不僅僅是知識的創造者，也應該是社會良心的建造者。傳播學者在批判分析現有傳播秩序的同時必須堅守自己責任，運用傳播學術和多樣的方法論去解釋面臨的問題。傳播學者如果只是重復地描述這個世界，也就沒有承擔起作為學者的責任。傳播學者不能停留在描述和批判現有傳播制度上，而是積極從自身視野出發，提供改變現實傳播制度的策略，時刻考慮結構性變革的可能，不要總是保持著描述和經驗分析，至少增加政策視野和選擇，發展可以運用到社會實踐中的政策和工具。傳播研究不僅要批判現存的社會關系，而且把研究作為一種社會實踐，通過研究提供傳播改革路徑，改善傳播現狀。

六、超越學術的參與

傳播學者的責任還在于超越學術的參與。馬克思說歷來的哲學家都是為了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在政治經濟學的視野來看，傳播學者還有積極參與的責任，傳播政治經濟學繼承馬克思改造世界的理想和杜威社會改革的方式，認為知識不應該只是一個不斷提煉概念的過程，而應該是理論和實踐相互構建、相互證驗的產物，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改變世界，去使某些社會理想成為現實。政治經濟學學術實踐的目標就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積極尋求干預社會發展的途徑，主張通過積極參與，促進傳播政策制定和傳播發展路徑的民主化，使傳播政治經濟學提倡的規范性價值觀成為政策議題并逐步得到實現。傳播政治經濟學者主張以非政府的途徑干預社會傳播，通過參與勞工社會運動和非政府組織的傳播活動，進行抗爭和傳播實踐，積極推進媒介行動主義（mediaactivism）。在政治經濟學傳統中，從來不乏積極參與的范例。傳播政治經濟學奠基人斯麥茲則樹立了將學術分析、政策研究和行為參與結合為一體的典范。歷代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在執著探討傳播工業現狀的同時，也積極身體力行，投身于媒介改革的運動，參與了公共廣播政策的制定以及國際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建構。傳播學者應該承擔推進民主政治的重要角色，只有這樣傳播研究才能復興和獲得尊重。傳播學者不僅要回應歷史語境，結合歷史和當前的分析，提供傳播現狀的批判解讀，最終要解決的是如何更好地促進公共控制，維護公共利益。傳播學者應該承擔起責任，成為媒介改革的積極主義者，積極進行超越學術的參與，推進媒介改革。傳播學者應當身體力行，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為傳播經濟運行提供最佳的策略，使公民能在傳播工業中發揮更多的功能。傳播學者應該與公民一起一起努力去加強民主和公共生活的質量，堅持以自己的方式去推動社會變革，將研究成果結合到現實傳播實踐，改善傳播效果，推進個人自治，促進自由平等的信息流通。

七、教學責任

傳播學者作為高校中的教師，在保障教學多元和學術自由的前提下，也必須承擔一定的教學責任。作為教師和研究者，應該訓練和發展學生對社會和政治責任的認識。傳播研究領域本來的界限就比較模糊，領域內存在多種路徑之爭。傳播院系的學生畢業后一般都在傳播工業中工作，而現在傳播工業已經滲透到人們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他們在大學里所受的傳播教育就顯得極為重要。政治經濟學者對美國傳播院系的教學方式和內容的諸多弊病多有批評。席勒就教導和希望學生能夠閱讀和寫作主流之外的東西，啟發學生去批判地思考現狀。反對現有秩序的不公正。政治經濟學者批評美國媒介研究和教學中的折中主義（eclecticism），批評傳播教育不是探求可論證的社會問題，不去發展創新和挑戰性的方法論工具，而只關注尋求‘有趣問題’，跟隨著計算機的輸出，而不管走向何方，傳播研究和教育都在走上歧途。作為教師的傳播學者必須嚴格堅守高度的倫理準則，應該努力去提高學生的認識傳播現象的能力和水平，讓他們放棄過時的禁忌，消解他們對權威的膜拜。這就要求傳播學者在教學中堅守自己的責任，與自己研究始終如一。作為教師的傳播學者應該自由獨立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讓學生獲得關于傳播的知識，提供給學生一些思想的方法、思考的工具和思維的訓練，指導他們的生活和行為，同時容忍持相反意見的人，展現堅持信念的勇氣。作為教師和傳播者的傳播學者，必須承擔兩種服務：第一層次，直接幫助學生。引導他們走向更清晰的思考和增強的自治；第二層次：培養和增強學生的使命感，教導他們承擔起傳播學生的責任，通過他們間接地促進自由和平等的傳播，終結社會的不公正和苦難。

八、表達方式

傳播研究相比其他學科有著特殊性。傳播本意就是交流、溝通，傳播研究就是關于交流的研究，所以傳播研究的過程和結果必須利于溝通，這也是所有學術的要求，只是傳播研究更加要貼近傳播的要求，如果一個傳播研究過程和成果并不能很好地傳輸給受眾，那么整個傳播研究也就失去了合理性，成為了一個笑話。所以，傳播研究的知識生產方式，傳播研究成果的呈現方式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傳統中，通俗易讀的寫作方式幾乎成為該領域的一貫風格，奠基人斯麥茲、席勒都是經濟學博士，但在他們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符號、公式或方程。他們既是象牙塔內的學者，精通一方領域的大家，但他們同時也是公共知識分子，面對普通大眾進行寫作和言說。政治經濟學的傳統行文清晰，說理切至，論證嚴密，沒有犧牲清晰遷就深奧的痼疾。不管是寫作評論文章還是學術論文著作，從來不用深奧的術語和數學公式，語言學家、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對媒介的批評和寫作方式給這個領域深深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寫作的媒介批評文章和著作，沒有一個深奧的術語和公式。正是這種通俗易懂的寫作方式，使政治經濟學著作在美國傳播學界、業界都有重要的影響力，同時在大眾中有大量的讀者。從寫作和言說風格上來說，傳播學者應該以不同方式分別向公眾和政策制定者訴說，針對不同的目標受眾，采取不同的傳播策略，以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

九、小結

韋伯說以學術為志業是需要勇氣和熱情，需要靈感和人格條件，需要保持頭腦清明。當然，以學術為志業還需要責任，既然選擇在學術為生涯，就要為純粹學術獻身。傳播研究作為分析現實傳播活動的知識創造活動，在與政治經濟權力的對抗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種誘惑和阻礙，這就要求我們用責任感消解欲望，將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當作熱情的來源。傳播學者需要具有令人肅然起敬的博學和思考深度，要去培養社會的標準，創造思想產品，影響社會，履行知識生活的責任。傳播學人不能放棄對真理標準和一般價值的追求，不能違背思想正直的標準。傳播學者要時刻保持知識分子的優雅，懷抱浪漫的自由、民主、公平、寬容、正義等價值觀念。當社會面臨各種危機，傳播學者需要考慮是如何帶領國家和民眾走出一場場危機。尤其是我們正生活在一個被不公平、不自由毀壞的社會，每個人都應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深切關懷，都應該嘗試去改變人類社會，在設計社會制度安排上出自己的貢獻，傳播學者更是義不容辭。

作者：陳世華韓翠麗單位：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系講師江西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