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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經濟雜志》2014年第七期
一、現狀描述
本文的數據均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年度數據,其中采取人均工業“三廢”排放量(即工業廢氣、工業廢水、工業固體廢棄物)作為環境污染的衡量指標,由于工業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數據有所缺失,為得到有效穩健的計量回歸結果,本文采用的是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作為替代,以保證面板數據的平穩。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以美元計的各地進出口總額乘以當年平均匯率再除以國內(地區)GDP得到各地當年的開放程度指標,以各污染物的排放量除以當年地區工業生產總值,得到各地污染物的排污強度。進行數據梳理分析后發現,全國人均工業廢氣排放量顯著上升,年均增長128.19%,2011年人均工業廢氣排放量為5億標立方米,是2003年1.55億標立方米的3.23倍;人均工業廢水略有上升,年均增長量為0.56%,2011年的人均工業廢水排放量為17.14噸,約為2003年16.54噸的1.04倍;人均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年均增長率為15.27%,2011年全國人均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為2.4噸,約為2003年0.78噸的3.06倍。為使不同時期、不同排污量在不同省份之間可做比較,我們對工業“三廢”數據做了標準化處理:其中E為環境污染程度,下標i代表樣各地區,t代表年份。G、S、R分別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工業廢氣、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及工業固體廢棄物的產生量,y為某年度單個地區的人均工業“三廢”排放量、v為同年度全國人均工業廢氣排放量。經整理理發現,除河北、內蒙古、遼寧、安徽、福建、青海外,各地區的環境污染程度與我國平均值相比較均呈逐年減少態勢。同時,西藏的工業比重遠低于全國其他地區,因而其歷年工業“三廢”的排放量均較低。
二、實證分析
根據對面板數據中個體特定效應的不同假設,我們分別用固定效應模型及隨機效應模型對前文所建的計量方程進行實證回歸,并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選擇更為適合的模型。下表分別報告了以總污染指標、工業廢氣、工業廢水及工業固體廢棄物為被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固定效應模型是更為適合本文數據的計量方法,因而我們以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來具體分析各因素對我國工業“三廢”排放(產生)量的影響:①人均GDP:經濟的快速發展往往意味著更多的資源消耗、從而造成更大的環境壓力,而就本文的數據而言,人均GDP的增長對工業“三廢”的排放量有著明顯的抑制作用,總體來看,我國的環境質量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經濟發達地區較好的治理與控制了工業“三廢”的排放,而環境污染狀況最嚴重的地區通常經濟增長也較為緩慢。②人口規模:與其他研究結果不同的是,本文數據的實證結果顯示人口規模的擴張會顯著抑制工業“三廢”的排放。通常認為,人口與經濟規模的增大,會造成更大規模的能源消耗,并由此造成污染物排放的增加,使環境狀況變差;我們也應該看到,經濟的增長也使得人們的生活質量得到相應的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質量的要求更高,從而能夠促進產業結構與能源消費結構的調整,并增加對污染治理的投資,同時人口素質的提高與技術進步都有利于環境保護與污染治理,最終使得環境狀況得以改善。2003年至2011年期間全國人口的年均增長率約為0.61%,已進入低增長階段,而人口為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與人力資源支持,可見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人口總量增長對環境所造成的壓力已逐漸消失,而由人口適度增長帶來的經濟增長則對環境有著改善的作用。③平均家庭規模: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的平均家庭規模顯著減小,2011年全國平均家庭規模僅為3.02,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平均家庭規模更低至2.33~2.42。家庭規模的小型化、核心化對經濟社會的影響是深刻而深遠的,一方面,由于大家庭減少、小家庭增多使得總體家庭數目增加,會增加各種家庭必需品的消費,有利于拉動消費,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數目的增加,使得原來大家庭中能夠共享的資源無法同時滿足所有家庭成員的需求,因而造成資源的進一步耗費及浪費。回歸結果顯示,家庭規模對于環境污染有顯著的促進影響。④其他因素:工業產值占GDP比重及排污強度對各污染物的排放有著顯著的正面影響。說明在我國工業發展仍然是由工業三廢所造成的環境惡化的最重要來源,在今后的發展中應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減少工業占經濟的比重。此外,最終消費率對工業廢氣及工業廢水有著明顯的促進作用,而開放程度則對工業廢氣、工業固體廢棄物有著明顯的抑制作用,但環境治理支出占GDP的比重僅對工業廢水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通過對2003至2011年度我國內地31個省、市、自治區工業“三廢”排放(產生)量及各宏觀經濟、人口等數據的整理與實證分析,證實經濟的增長有助于我國環境質量的改善。值得注意的是,由我國人口總量的增長所造成的環境壓力已逐漸消失,而由于平均家庭規模過分小型化、核心化反而帶來了我國環境污染的增加。同時,工業產值比重、最終消費率也都對環境有著明顯的負面影響。就本文的數據來看,環境治理支出并未能改善所有的污染物排放,而僅對工業廢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比較而言,開放程度則對環境的改善有更多的積極作用。
作者:王芳單位:中共天津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