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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決策機制的構建攸關“亞投行”的成敗

﹙一﹚決策機制的構建攸關“亞投行”股東權利能否得到合理保護國際金融機構的資金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各個成員入股資金，“亞投行”也不例外，其法定資本預計為一千億美元，初期認繳資本為五百億美元?！皝喭缎小钡某蓡T都要認繳資本，認繳資本后它們也就成為該銀行的股東。那么，各個成員應認繳多少資本呢？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認繳資金問題，它涉及到決策機制的設計，因為：凡是認繳資本的股東，銀行都會賦予其一定的投票權。但是投票權又不能完全由認繳資本的多少來決定，如果完全由認繳資本的多少來決定的話，發達國家很有可能成為最大的股東，因為發達國家成員的資金一般都比較充裕，有能力認繳較多的資本，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相對缺乏，難以認繳大量的資本。當然，成員認繳多少資本，也不能以其能認繳多少，就可以認繳多少，還得有域內域外之別，畢竟該銀行是一個區域性的國際金融機構，區域內成員應得到更多考慮。所以，除了認繳資本數量多少以外，還應考慮其他因素，以便集中各種因素一起來決定各個成員投票權的大小，建立合理的決策機制。權益得到保障是各個股東極為關注的問題。創立“亞投行”的倡議一經提出，就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響，域外的發達國家紛紛要求成為“亞投行”的成員，一些發達國家不顧強國的干預阻攔毅然申請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當然，大量的域內國家也要求成為該銀行的成員。之所以這樣，他們看重的是成為該銀行成員后可獲得的利益，當然不同成員所欲實現的利益和主張是不同的﹙例如發達國家希望獲得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工程，以分享亞洲發展的成果，希望保持或者拓展其國際金融影響力﹚。那么，如何合理保護股東的權益是銀行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銀行應該秉持公平、正義，采取符合銀行宗旨的措施，使各方的權益得到合理的保護，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得構建合理的決策機制。如果決策機制設計不盡合理，以致股東﹙特別是擁有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的股東﹚被迫退出銀行，這對銀行的發展是不利的。因此，決策機制的設計應考慮股東權益的保護問題。

﹙二﹚決策機制的構建攸關投資東道國權益能否得到合理保護創立“亞投行”的初衷在于籌集資金以投資于亞洲基礎設施，以使亞洲基礎設施得到改善，人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因此，對于投資東道國改善基礎設施、提高人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權益，應予以充分保障。但是投資東道國主要是廣大的亞洲發展中國家，他們在人權保護、民主、政治清明、勞工、環境保護問題等方面是有值得改善的地方［2］，而這些方面的問題正是發達國家常常在意的，如在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里，發達國家成員就常常以人權保護、民主、環境保護、勞工問題等等作為投資貸款的附加條件，這種做法損害了廣大發展中國家成員的利益，也引起了他們的不滿［3］，作為“亞投行”的成員，發達國家成員在投資貸款時也可能會提出這樣的貸款條件，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是“亞投行”應予重視的?？陀^地說，發展中國家這些方面的問題可能會影響到亞洲基礎設施的建設，進而影響到“亞投行”的投資貸款及相關事業的發展。對這些問題給與關注是必要的，但是否必須將這些問題的改善作為發放基礎設施投資貸款的條件，那是需要慎重考慮的，因為這些問題畢竟并不常常直接影響投資貸款。如果這些問題在投資貸款發放時被提出，進而由銀行作出了附帶不合理條件的貸款決策，勢必挫傷客戶的積極性，進而影響亞洲基礎設施的改善，這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結果。因此，在構建“亞投行”的決策機制時應考慮投資東道國權益的保護。

二、現行國際金融機構決策機制對構建“亞投行”決策機制的啟示

﹙一﹚世界銀行決策機制對構建“亞投行”決策機制的啟示世界銀行的決策機制包括各成員國的投票權、議事規則等方面內容。根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第2條的規定：只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才能成為世界銀行的成員，凡欲成為世界銀行成員者必須認購股份，同時，世界銀行為各創始成員設定了最低認購數額，而其他成員認購股份的數額則沒有規定。各成員有權利根據銀行規定的條件同比例地增加份額，這就是普遍性的增資，這種增資對于各成員在世界銀行的力量對比影響小。《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雖然沒有規定，但是現實中還存在非普遍性的增資，即應個別成員的要求而增加其份額，這種非成比例的增資，當然會影響到有關成員在世界銀行的力量對比。份額分配直接影響到成員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大小。根據《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第2條和第5條的規定：成員國根據其認繳股份的多少而相應地增加投票權，即十萬美元為一股，每認繳一股增加一個投票權；同時，每個成員國擁有250個投票權即各個成員的基本投票權，這兩部分投票權之和即為該成員在世界銀行的總投票權。賦予每個成員等額的投票權體現了銀行對各個成員平等權利的尊重；而根據各個成員認繳銀行股份的多少而增加其一定的份額和投票權，體現了銀行對于成員作出的貢獻的認可，畢竟，世界銀行履行職責是需要大量資金的，如果不賦予認繳股份者以一定的權利，恐難以調動成員認繳銀行股份的積極性。但是基本投票權和認繳股份所得的投票權結構如何，各自的數額是多少為恰當、合理，從不同的立場、不同的角度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但無論如何，投票權的組合結構應該有助于實現世界銀行的宗旨，有助于反映各方的合理訴求，因為投票權的大小直接影響到世界銀行的決策。按照成員投票時其投票權是否平等，可分為一國一票制和加權投票制。一國一票制有其優勢：體現了各個成員平等的理念，可使各個成員都能平等地發表意見、表達訴求，各個成員不論大小、強弱等方面的不同，在投票表決時所行使的投票權都是一樣的；但一國一票制議事規則也存在不足，可能出現道德風險，例如，如果那些貢獻小的成員在決策時采取不負責任的行為，以較小的損失就可導致貢獻大成員較大的損失?，F實生活中，各個成員是存在很大差別的，在人口、領土面積、經濟實力、所作的貢獻、承擔的責任等方面都是不同的，為了使各成員的投票權與其自身情況相符，就有了加權表決制。加權表決制是指各個成員除了擁有基本投票權以外，還根據經濟實力、貢獻大小等方面的不同進行加權，從而使被加權的成員能夠享有更多的投票權。但是加權表決制也存在不足，如：由于不同的成員擁有不同的投票權，擁有較多投票權的成員可能忽視投票權少的成員的聲音和利益，以致損害他的利益［4］。世界銀行采用的是加權表決制，世界銀行作為一個經濟性國際機構，需要履行貸款等方面的職能，需要鼓勵成員作出貢獻和承擔責任，采用加權表決制是可以理解的，但世界銀行在加權因素、加權的力度等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也引起了多方的批評［5］。國際金融機構決策主要通過協商一致、多數票通過、全體一致表決通過方式進行。以協商一致方式進行決策，其優點在于：有利于在友好的氣氛中，使各方表達意見，進行協商，最終達成一致意見；減少或者避免因為投票所帶來的對立，避免沖突表面化、矛盾的激化。但是它也可能產生負面作用：暗箱操作，密室交易，一些成員特別是實力強大的成員可能通過其有形、無形的力量迫使弱小者作出讓步［6］，從而使決策的可信度降低。《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沒有規定協商一致決策方式，但在實踐中經常采用?！秶H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第5條第三節規定了多數票通過決策方式，即：世界銀行的事項依據多數票來決定，除非有另外的規定。這里的“多數”常見的有：過半數、2/3、3/4、4/5等；除了多數投票權要求以外，有時還要疊加參與投票的成員的多數﹙如協定第8條﹚。采用多數票表決決策，透明度高、可信度強；根據不同事項要求不同比例的多數票通過，有利于適應重要程度不同的決策的實際需要。當然，這種方式也存在不足：由于份額的分配不均，多數票表決特別是比例很高的多數票表決，可能讓少數成員擁有否決權，雖然銀行在一些事項上疊加要求贊成的成員也要占多數，意在擴大其民主性，但仍然飽受弱小成員的詬病。另外，世界銀行還有全體一致通過的決策方式，如《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第8條規定，涉及到修訂協定關于成員退出世界銀行的權利等方面的規定時，需要全體成員的一致同意。全體成員一致同意通過這樣的決策方式充分地尊重了各個成員的權利，體現了各個成員的平等性，但是它存在較明顯的不足：只要其中一個成員不同意將導致待決事項不能獲得通過。如果一般的事項以這種方式決策，將不可避免地貽誤事情，因此，全體一致通過這樣的決策方式只能限于對于每個成員來說都非常重要的事項。從世界銀行決策機制可得到啟示：作為一個國際金融機構，其依據實力、貢獻等方面因素分配份額、投票權，反映了國際社會現實；同時，根據不同事項以不同比例的多數投票權決策，是比較適合實際情況需要的，透明度較高，它還在一些事項上疊加多數成員贊成，這彌補了加權多數票決策的一些不足，值得借鑒。但是它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份額和投票權分配不盡合理，特別是隨著形勢變化，在成員力量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也未能得到較好的糾正，多數投票表決決策存在不足，這些都應予避免。

﹙二﹚亞洲開發銀行和非洲開發銀行的決策機制對構建“亞投行”決策機制的啟示1.亞洲開發銀行決策機制對構建“亞投行”決策機制的啟示由于亞洲開發銀行也采用加權表決制，因此，份額的分配對于各個成員在銀行的投票權是非常重要的。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5條的規定，無論是在銀行初建時期還是后期的增資，都要求銀行保障本地區的股本總額不能低于60%，這種規定也就保證了銀行區域性的特征，有利于使亞洲開發銀行的管理權掌握在本地區成員手中?！秮喼揲_發銀行協定》第5條對普遍增資作了規定，使每個成員都有機會公平地認繳銀行股份，避免其在銀行的權利受到稀釋。此外，也規定了非普遍增資，即由理事會根據需要以適當條件同意特定成員的增資，但要特別考慮份額不足6%的本地區成員的要求，這樣既考慮到社會對增加資本的需求，又考慮到本地區成員的利益。當然，增加銀行的核定股本畢竟是一個重要的事情，所以，協定規定了較高的表決票門檻，即：《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4條的規定，需要經過代表至少3/4投票權的全體理事會中的2/3投贊成票通過?！秮喼揲_發銀行協定》第33條規定，銀行每一成員的投票權為基本投票權與認繳銀行份額所獲得的投票權﹙即比例投票權﹚之和。“每一成員的基本投票權數是全體成員的基本投票權數和比例投票權數總和的20%在全體成員中平均分配的結果”。世界銀行各成員的基本投票權是固定的，當基本投票權未變而比例投票權增加時，就使得基本投票權受到稀釋；而亞洲開發銀行對此作了改進，從而使得基本投票權隨著比例投票權的增加而增加，不會像世界銀行那樣被稀釋，也就使認繳股本小的成員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護。由于亞洲開發銀行的董事數量有限，一些成員不得不結成投票聯盟選舉董事，由該被選舉的董事代表該聯盟在董事會投票，這種間接的投票方式難免使得一些成員的投票意向得不到反映，權利受到削弱，而可能使另一些成員享有超過其本身實際享有的權利［7］。另外，關于董事是否需將其代表的投票權作為一個單位投票的問題，《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33條作出了與《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截然不同的規定：“在董事會投票時，每名董事有權按其當選時所代表的投票權總數投票，但不可將全部投票權數作為一個單位來投票。”①當投票聯盟中存在成員投票意向不同的情況時，要求董事不將其代表的全部投票權以一個單位投票，該董事就可根據不同成員的投票意向以一個以上單位進行投票，正符合所代表成員的需要，減少或者避免董事假借被代表的成員意愿以集中投票權來影響決策；當投票聯盟所有成員投票意向一致時，強行要求董事不以一個單位投票，勢必違反董事所代表的成員的投票意愿。由此可知，亞洲開發銀行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借鑒的：通過強行規定本區域成員的份額不能少于60%，較好地保障本地區成員的利益；將基本投票權始終保持為總投票權的20%，有利于保障認繳股份較少成員的權益；要求董事將其代表的投票權不以一個單位投票，有利于反映存在不同投票意愿成員的意見，但是當董事所代表的成員投票意愿一致時，可能違反成員的意愿，這是應予以規避的。2.非洲開發銀行決策機制對構建“亞投行”決策機制的啟示根據1964年生效的《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3條的規定，非洲開發銀行的成員只能為具有獨立地位的非洲國家。這是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非洲國家希望不再受到西方殖民者控制，而將非洲開發銀行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一種表現。但是非洲并沒有發達的國家，非洲國家自身資金有限，成員大多是希望獲得資金以求發展，而不是拿出大量的資金充實銀行基金，這導致銀行份額都未能被足額認繳：“非行成立之初的股額為2.5億美元，到1968年有2.18億美元被認購，1.09億美元應該兌現，但僅有0.526億美元兌現，股額認購方面的長期欠交使非行調動銀行資金的能力明顯受到削弱，每年調動銀行資金的能力限制在7000—8000萬美元左右?！保?］廣大的非洲國家需要大量的資金來支撐建設，非洲開發銀行卻不能提供足夠的資金以滿足現實的需要，銀行作用也就難以得到充分地發揮。為了改變這種局面，1982年非洲開發銀行不得不吸收地區外的資金。根據1964年生效的《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35條的規定，非洲開發銀行的投票權為基本投票權與認繳份額所獲得的投票權之和，即每個成員擁有625個投票權，另外還可因認繳份額獲得投票權———每認繳一股份額，可增加一個投票權。這種規定與世界銀行的規定類似，都是事先規定了固定的基本投票權，當出現非普遍增資時，這種固定基本投票權就會被稀釋。另外，非洲開發銀行也像世界銀行一樣要求其董事投票時，將其所代表的投票權作為一個單位投票，這難以反映存在不同投票意愿被代表者的意見。這啟示我們：作為一個國際金融機構，特別是處于發展中國家地區的國際金融機構，不能局限于本地區，應吸收區域外的成員，以便在資金、技術、管理經驗等各方面促進銀行的發展；加權表決制中的基本投票權應該隨著銀行總資本的增加而相應增加，以避免被稀釋；董事的投票應該盡可能地反映他所代表的成員的投票意愿。

三、構建“亞投行”決策機制的設想

“亞投行”決策機制的構建應該借鑒已有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功經驗，吸取其教訓，避免走彎路，同時，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予以改進，特別是在份額和投票權的配置、議事規則、決策機構等方面。

﹙一﹚合理配置份額和投票權1.合理配置份額份額配置直接涉及到各個成員在銀行中的權利，因此需要盡可能地科學、合理，盡可能地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1﹚域內域外成員份額的合理配置?！皝喭缎小笔且粋€區域性的國際金融機構，因此，域內成員應該占有更大的份額，居于控股地位，以便更好地體現其區域性，使該銀行控制權掌握在區域內成員手中，現有的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大都采取這樣的辦法，如亞洲開發銀行要求本地區成員所占股份不能低于60%﹙《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5條﹚。至于本地區成員究竟占多大份額，這需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需要考慮各個成員在認繳份額后所產生的權力分配、成員認繳能力等因素。當前，國際經濟危機仍然未能完全過去，國際經濟仍然存在下滑現象，一些國家的經濟受到的打擊較大，而“亞投行”處于初建時期，為了能使銀行能迅速建立并有效地運營起來，中國承諾：愿出資五百億億美元﹙占法定資本的一半﹚，但是一旦新的成員加入，中國愿意主動稀釋份額，這是適應實際需要的，也是負責任的表現。同時，銀行也應向域外成員開放，以便吸取域外成員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完全排斥域外成員是錯誤的，是不適應國際社會發展需要的，非洲開發銀行初期完全排斥域外成員的加入，結果出現資金不足等方面的問題，其教訓是深刻的。﹙2﹚各個具體成員份額的合理配置。在對域內域外成員作出區分后，域內各成員、域外各成員份額如何分配？哪些因素應作為配置份額的標準呢？這是一個非常復雜且值得考慮的重要問題，已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在這個方面常常受到人們的詬?。?］。在配置各成員的份額時，以下因素值得重視：國內生產總值﹙即GDP﹚，是指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在一定時間內所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它體現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財富，也是其經濟實力和貢獻力的重要指標。因此，將GDP作為作為配置成員份額的指標是必要的，但應合理確定GDP的數值。目前確定GDP數值的方法主要是采用市場匯率折算和購買力折算，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將GDP作為重要的衡量因素，GDP數值中的60%是用市場匯率折算、40%是用購買力折算得出的［10］。由于市場匯率是波動的，易造成所得出的價格產生偏差，采用這種方法易使發展中國家的GDP數值被低估［9］，由于各國的購買力不一樣，也是波動的，因此單純用市場匯率或者單純依據購買力來確定GDP的數值恐怕都不合適，GDP的數值還得加以精細計算。經常項目的收入、支出及其波動也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參考的因素，由于這些有可能被人為操作，進而導致所得出的數據失真，而且其中的部分內容可能與GDP重復。因此，它們作為參考因素不太合理。另外，官方的外匯儲備作為參考因素也受到質疑，人口數量、對資金的需求程度等也曾被人提議作為參考因素［5］。在確定分配份額標準的因素時，需要考慮成員的貢獻、實現銀行宗旨的需要。因此，“亞投行”應將GDP作為最重要的參考因素，同時可將人口數量、對銀行的需求程度等作適當估量，作為較小權重的參考因素。2.合理配置投票權合理配置投票權是極為必要的，因為投票權直接影響到銀行的決策。國際上已有的投票權構成方式是：由基本投票權和加權投票權組成成員的總投票權，這是值得借鑒的，因為：一方面體現了各個成員平等性的一面。凡是加入銀行的成員，都是銀行大家庭的一份子，都應享有權利、承當責任，都有為銀行出謀劃策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訴求的權利，賦予各個成員以一定的基本投票權，以保障各個成員的這些權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各個成員在貢獻、責任承擔等方面又是有差別的，且銀行是一個國際性的金融機構，需要鼓勵各個成員多作貢獻、承擔更多的責任，銀行需要積累大量的資金以運營，因此需要通過加權以對此予以肯定。加權投票權的構成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基本投票權應定為多少？賦予哪些因素以加權、加權的權重是多少、加權投票權的總數是否有限制、加權投票權與基本投票權應否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這些問題的解決實際上與各個成員份額的分配是緊密相關的，世界銀行賦予每個成員以一個固定的基本投票權，雖確定，但是不靈活，隨著銀行增資而增加投票權時，基本投票權被稀釋，雖然由理事會決定可以調整基本投票權的數量，但是這種調整涉及到各個成員的切身權力，這樣的決定往往難以作出，即使理事會愿意作出調整，也可能是滯后的。而亞洲開發銀行將基本投票權設為一定的比例，使基本投票權隨著銀行總投票權的增加而增加，基本投票權始終保持為一定的比例，比較靈活，不因加權投票權的增加而被稀釋。因此，“亞投行”可借鑒亞洲開發銀行這種規則，至于基本投票權是否一定要保持20%的比例，則需要綜合“亞投行”各個成員的實際情況、實現銀行的宗旨的需要等后確定，最終達到這樣的效果：基本投票權和加權投票權組合的結果，既使區域內成員的總投票權占有多數，居于控制地位；又能合理反映各個成員的貢獻、實力。

﹙二﹚合理設置議事規則按照什么議事規則議事，是銀行決策機制的重要內容。“亞投行”應合理設置協商一致、多數票表決通過、表決一致通過等幾種規則。1.明確“協商一致”議事規則決策者通過協商，最終取得一致意見，并作出決策，這是“亞投行”決策可采用的方式。因為：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雖然沒有明確規定采用這種方式來決策，但是在實際決策過程中卻常常采用這種方式決策［5］，可見這種方式是有實踐基礎的；“亞投行”處于初建時期，成員較多，而且成員之間還存在領土糾紛、民族宗教等眾多矛盾，這些問題有時還非常尖銳，處理不好，甚至會激化，處理好成員相互之間的關系對于初建的亞洲基礎設施銀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而通過協商的方式，讓相關當事方在友好的氣氛下，發表意見，減少或者消除誤解，最終為了實現“亞投行”的宗旨，相互間在互讓互諒的基礎上，作出決策。采用這種方式也需處理好這些問題：避免給人以暗箱操作、不透明的印象；避免議而不決，久拖誤事。為此，要針對銀行的不同事項設置程序規則，以便一旦需要處理某類事情時，即啟動相關的程序，使決策過程和決策結果盡可能地公開；每一個程序都要有明確的時間限制，讓議事流程一步步地向前推進，不至于使事情在某一個特定的階段卡住，貽誤決策。2.設置合理的“多數票表決通過”議事規則多數票表決通過是指在決策時，有關方通過表決方式，最終支持得到多數票那方的意見的決策形式。多數票表決通過的優點在于其透明、反映多數的意見；在不能協商一致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方式能及時決策，體現出較高的效率，這可能是國際金融機構大多采用了這種決策方式的原因。但是采用這種決策方式需要解決多數票通過中的“多數”問題。現行國際金融機構中采用過的多數有：過半數、2/3、3/4、4/5、85%等，此外，除了得到總投票權中多數投票權的贊成以外，有時還要求疊加得到多數成員的贊成。當然對“多數”要求越高，通過的難度也越大，一旦得到通過，也意味著更廣的意見得到尊重；相應地效率也越低。因此，“亞投行”應根據事情的輕重緩急來設定不同的“多數”；同時，可借鑒亞洲開發銀行規則﹙如《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5條規定，在增資時特別考慮總股本低于6%的本地成員的要求﹚，制定相應的制度避免少數意見被忽視，因為“亞投行”中投票權占少數的成員常常是借款方，是“亞投行”服務的客戶，得到他們的配合，是亞投行成功的重要條件，也是符合銀行的宗旨的。3.合理設置“表決一致通過”議事規則表決一致通過是指在議事決策時，通過表決的方式，所有成員都同意才能對此作出決定的決策形式。這種決策形式，充分體現了各個成員之間的平等性；通過這種形式作出決策，說明它的民意基礎扎實；決策安全系數高，當事方的利益不會因輕易通過決策而受到損害。對于涉及銀行以及各個成員重大利益的事項，應采用這種方式來決策。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采用這種方式作決策，其通過的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只要有一個成員不同意，決策就不能通過。通過這種方式作出決策，其效率低，在快節奏發展的現代社會，大量的銀行事務采用這種方式決策是不合適的；另外，還可能因少數人的不同意而阻礙決策的作出，出現“少數人暴政”現象。因此，“亞投行”可借鑒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做法﹙《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第8條和《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59條關于修訂成員退出銀行及責任限制等方面的規定時，需要全體成員的同意﹚，將“表決一致通過”的決策方式限于非常重大的事項。

﹙三﹚合理設置決策機構及其權限銀行權力的行使、決策的作出都有賴于銀行的決策機構，因此，決策機構及其權力的合理設置是極為重要的。以理事會和董事會為決策層、以銀行行長為首席代表的管理層已經成為國際金融機構較為有效的模式?！皝喭缎小笨梢越梃b這種模式，并根據自身實際進行改進。1.由理事會行使銀行最高權力理事會由各個成員按照其自己的方法指派理事和副理事各一人組成。各個成員一般應指派其相關主管機構的首長作為理事，以代表該成員在銀行討論重要事項，并與其他成員代表一起作出決策。由于理事是各個成員的重要政府官員，所以，各個成員還應指派副理事一名，以便協助理事，在理事缺席時代替理事行使權力。同時，為了減輕銀行的負擔，理事和副理事都不應由銀行支付薪金。理事會既然是各個成員代表共同組成的，因此，其應享有銀行的一切權力，具有最高決策權，可以對銀行的一切事項作出決定。由于理事或者副理事大多是各個成員的政府官員，故理事會不可能頻繁召開，可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將日常事務的決策授權董事會行使，當然理事會應加強對董事會的監督。2.由董事會行使銀行章程賦予的權力及理事會授予的權力董事是領取銀行的薪金報酬的，為了使銀行董事會精干、高效，董事會成員不宜太多，可由7名亞洲地區董事和3名區外董事組成，董事應該為金融等相關方面的專家。銀行不應像其他金融機構那樣設置副董事，為了使決策更加專業，可以聘請非常駐顧問以備咨詢。銀行董事都由理事會依照事先制定的選舉規則選舉產生，被選出的董事應在銀行的成員和投票權兩方面都具有代表性，董事會的權力由銀行章程賦予或者理事會授予?！皝喭缎小笨山梃b亞洲開發銀行的規定﹙《亞洲開發銀行協定》第32條規定：“理事會應訂立規章，規定如果董事中無某一成員國的國民，則在審議特別與該國有關的問題時，該成員可派一名代表出席會議，但無表決權?！暴w，盡可能考慮各方合理關切，以便做出的決策更加合理。3.由銀行行長為代表的管理層行使銀行日常業務的管理權力銀行行長由理事會根據銀行章程選舉，選舉時，參加選舉的理事應占銀行總投票權的一半以上，且被選舉的行長應得到出席選舉的理事的大部分贊成。行長兼任董事會主席，且為銀行的法律代表，對董事會負責、受董事會領導，除在雙方票數相等時投決定票外，不參加董事會表決［11］。銀行行長及其管理層對銀行日常業務的正確決策對于銀行的運營、發展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銀行行長應參與理事會﹙在理事會不享有投票權﹚、董事會會議，以便銀行管理層能更好地貫徹實施銀行的決策。

作者：包運成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 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