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一帶一路”下文化貿易出口的發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為進一步推進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文化貿易進程，通過研究文化貿易出口格局、商品結構及貿易動態演變等內容，對2014—2020年我國與沿線國家文化貿易進展進行系統分析和梳理總結。研究發現，我國文化貿易面臨目標市場單一、貿易結構失衡和文化折扣較高等問題。為此，提出了加快產品創新、拓寬貿易渠道和克服認知性劣勢等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文化貿易;文化折扣;文化軟實力

0引言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了五通發展目標，其中，民心相通是根基［1］，更是貿易通、道路通、貨幣通和政策通的社會基礎。文化貿易作為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交流、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2－3］，促進了文化融合和價值共識，對于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4］。2019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產品進出口總額較2018年增長近13%，達94.17億美元，進一步推動了文化產品與服務“走出去”，對于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具有重要意義［5］。同時，我國具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和龐大的消費群體，但也存在人才稀缺、創新不足等問題［6］，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為此，研究當前我國文化貿易出口的發展特點和內在問題，對于推動文化貿易持續、穩定、向好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我國文化貿易發展現狀

1．1我國文化出口貿易格局

2014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文化貿易出口前三位的國家分別是阿聯酋(7．54億美元)、越南(5．56億美元)和新加坡(5．32億美元)，其總和約占當年對沿線國家文化貿易出口總額的4%。其中，出口額超過1億美元的國家占比達31%，小于1000萬美元的國家占比達36%，而對東帝汶等國的出口總額不超過20萬美元。2020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貿易出口的前三位國家依次為越南(12．58億美元)、泰國(7．81億美元)和馬來西亞(4．27億美元)，其出口額總和約占當年我國對沿線國家文化貿易出口總額的15%。其中，出口總額超過1億美元的國家占比達32%，出口額小于1000萬美元的國家占比達37%，而對馬其頓和摩爾多瓦等國的文化貿易出口額不足21萬美元。表1列示了2014—2020年我國對沿線國家文化貿易出口的前五大國家及其出口額，從中可以看出阿聯酋、越南、泰國和印度等國常年占據我國文化貿易出口額前五位，說明我國在“一帶一路”沿線文化貿易中呈現“南強北弱”的發展態勢，且逐漸由西亞和東歐等地向東南亞地區轉移。可以看出，文化貿易更易發生在與中國地理距離更為接近、經濟水平較為相似、文化和制度背景相差小的近鄰國家。

1.2我國文化貿易主要出口商品

表2列示了中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各類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占比情況，可以看出，視覺藝術和手工藝、表演和慶祝活動產品是我國對沿線國家出口的前兩大類商品，且出口占比超過90%，而設計和創意服務等附加值高、可復制性低的商品占比始終小于1%，引發文化貿易商品結構失衡等問題，這可能與文化折扣較高有關。

1.3我國文化貿易的動態演變

圖1列示了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文化貿易的出口、進口總額情況，及其與我國文化貿易總出口和總進口的占比變化情況。由圖可知，中國對沿線國家文化貿易的出口總額在2014—2020年間經歷過兩次回落，整體呈波動趨勢，其中2017年和2018年增長率超12%;研究期內，中國對沿線國家文化貿易出口與總出口的占比整體呈增長趨勢，而進口占比隨之降低，說明“一帶一路”的政策優勢可以有效抵御“中美貿易戰”等外部環境惡化帶來的沖擊。研究期內，中國對沿線國家文化貿易始終保持順差，說明我國文化貿易在“一帶一路”沿線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2我國文化貿易存在的主要問題

2.1文化貿易結構失衡，創新不足

當前我國文化貿易商品結構側重于附加值較低的傳統手工藝產品，對于影視、設計類等知識密集型核心文化產品的出口卻占比過低，存在嚴重的貿易結構失衡問題，導致我國文化影響力較弱。究其原因，這與我國文化產品及服務創新不足、可復制性較強、無法引起目標市場價值共識有關。

2.2目標市場單一，文化影響力較弱

我國文化貿易目標市場主要聚集于東南亞，與文化差異較大的中東歐等國的貿易往來較少，阻礙了我國文化市場延伸、加大了貿易風險，降低了文化影響力及其輻射效果，不利于增進“民心相通”，導致五通發展缺乏民意基礎。

2.3文化折扣較大，貿易競爭力低

我國文化貿易缺乏品牌產品的助推和帶動，部分產品難以引起目標群體的價值認同，導致文化折扣較高等問題，在國際市場中存在競爭劣勢;同時，由于習俗和價值觀差異導致的傳播困境等問題，阻礙了文化貿易進程。

3推進文化貿易進程的建議

3.1加快文化產品創新，推動貿易結構升級

我國在出口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應提前對目標市場進行調研分析，了解消費市場的文化背景、生活習俗和價值偏好，根據“偏好”生產符合對方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增強貿易認同感。一方面，加快文化產品創新和貿易形式創新，加大對創意設計和音像交互等文化產品的研發生產，擴大文化影響力及輻射半徑。另一方面，根據文化親疏關系，建立層級市場，增進文化交融與理解，推動沿線國家的價值認同。相關部門應借此契機，加大與東南亞和中亞國家文化共建項目的合作力度，釋放文化相似性帶來的貿易紅利，將文化產品與服務以旅游、教育和試聽等多種形式進行海外輸出，開啟“文化+”新模式，實現“大文化”出口格局。此外，借助與沿線國家間的文化差異性，通過互補產品的持續流通來提高文化貿易競爭力、促進貿易往來。近年來，絲路藝術展、自貢彩燈海外行、“一帶一路”沿線游、孔子學院和魯班學院等項目的落實加深了我國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此類活動和促進“民心相通”的文化共建項目也逐漸向東歐和蒙俄等國引入。

3.2拓寬文化貿易渠道，增進價值共識

我國應抓住市場機遇，加快推進與中東歐等國的貿易協作，通過落實“中馬”“中韓”和“中智”等自貿協定以及發行設立“綠色債券”“一帶一路”主體債券等金融工具的形式拓寬貿易渠道、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從而提升貿易自由化和對外開放水平。同時，利用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擴大文化影響力，延伸輻射半徑和貿易網絡，促進文化交融。近年來，我國加快與“一帶一路”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大力開展與西亞等國的物流貨物專線合作，持續推進中歐班列的“運貿一體化”。對于蒙俄等國，全面開通建設歐亞班列和新型貨運航線，借助地理優勢，持續擴大對外開放，進而實現富余產能轉移。此外，“陸海新通道”、京津冀地區國際貨運班列和陜西首條外航執飛全貨運航線等新型貿易交通線路的開通等都將打破地理距離的阻礙，加深國家間的文化共融。

3.3克服認知性劣勢，推動文化貿易持續向好發展

我國應發揮制度層面的梯度優勢，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開展文化交流和互動，通過細分市場和建立文化貿易創新示范區推動運貿一體化建設。如吉爾吉斯斯坦與“一帶一路”圓桌會議、中巴走廊國際合作協調工作組會議和中國—印尼“區域綜合經濟走廊”建設合作聯委會等經貿交流大會不僅增進了價值認同，而且為推動文化貿易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加快建設自貿區、自貿港項目，通過新型貿易合作平臺為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牽線搭橋，開展形式多樣的合作共建項目，降低文化折扣和防止“鮑莫爾病”現象，助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構建和諧共生、協同發展的利益共同體。

作者：賀寶成 熊永超 單位：陜西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