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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城市化的發展狀況

(一)中國的城市化增長速度很快用Logistic函數模擬中國城市化水平的結果顯示，中國城市化增速為0.05727，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0.01729［21］。大約在2010年底2011年初，即2011年左右城市化增速出現拐點，中國城市化增長最快的區間大約在2011—2016年之間，與中國2010年間城市化率達到49.95%和2011年城市化率達到51.27%的實際情況相符。在此期間，中國的城市化率在51.43%～58.5%之間，這一階段為城市化增速最高階段，增速平均約為1.4個百分點，見圖1和圖2。根據預測，2015年我國城市化率為57.11%，2020年為63.94%，比李善同、侯永志(2002)［22］預測的2020年城市化率60%稍高。而我們預測的2030年城市化率達到75.86%，比李善同、侯永志估計高出近10個百分點。按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估計，2030年中國人口最多也就14億人，按照2030年的城市化率75.86%計算，2030年將有10.62億城市人口，即10億多中國人生活在城市里。要完成2030年近76%的城市化水平，即每年提高城市化水平1.29個百分點，相當于每年有1800萬以上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中來。按照目前城市化的發展勢頭，中國城市化率可能在2030年達到76%，但由于戶籍、醫療社保等政策發展的滯后，農民工入籍大中城市的意愿相對較低，這一城市化率可能是今后20年城市化率的最高點。

(二)中國城市化仍處于加速階段按照各國城市化發展如同S型曲線(諾瑟姆，1975)，并且世界城市化具有階段性特征(見圖3)。第一個階段城市化率為30%。這一階段城市人口增長緩慢，只是在城市化率達到10%后城市化水平才略微加快。第二個階段城市率在30%～70%之間。城市化率達到30%城市化進入加速階段，這種加速一直持續到城市化率達到70%才基本穩定下來。第三個階段城市化率大于70%。這時城市化和經濟發展進入發展的高級階段。2013年中國城市化率為53.73%，與2012年城市化率比較仍然提高了1.16個百分點。中國城市化已經進入增速下降區間，但城市化水平仍在提高。

(三)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和服務業的關系中國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47.88%到2008年的48.6%，略有上升，此后開始逐漸下降，到2013年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為43.90%(見圖4)。目前中國第二產業所占GDP的比重略高于四成，中國仍然處于工業化深化階段。而中國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則由1978年的23.94%不斷上升至2013年的46.10%(見圖4)，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也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3年的53.73%。1978年以來中國的第三產業和城市化的上升勢頭基本保持一致。2003年中國城市化率首次超過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但仍低于第二產業與GDP的比重，直到2009年后城市化進程繼續加快進而超過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

二、城市化與產業結構的演進關系

一直以來在人們的印象中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世界差距巨大，但通過對1976—2011年世界近38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和城市化進行回歸，發現中國和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差距僅為4～6個百分點(考慮人均GDP、工業和服務業之后的差距為11個百分點)，中國與世界城市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沒有想象的那么大。研究還發現中國與世界城市化發展規律相吻合，即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各國的城市化與人均GDP的關系均符合這一規律。

(一)建模及數據處理考慮人均GDP、第二產業占GDP比重和第三產業占GDP比重的城市化回歸方程。式(1)中，pgdp是以2000年美元衡量的人均GDP，IND是工業占GDP的比重，SERV是服務業占GDP的比重。考察1976—2011年的38個國家和地區①的城市化發展情況，城市化率和人均GDP有1368個樣本，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②。

(二)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的關系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國內外學者對城市化與人均GDP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后，發現城市化與人均GDP或人均GNP具有高度的相關性(錢納里，1988;Henderson，2000;周一星，1995;許學強等，1989;高佩義，2004;成德寧，2004)［23－28］。通過38個國家和地區城市化與人均GDP之間關系的研究，本文認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提高(見圖5)，而且經濟增長階段和發展水平決定了各國城市化進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其城市化的模式也各不相同。中國的固定效應為:－5.812。僅考慮城市化和人均GDP，中國和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差距為6.205。世界平均固定效應為0.393，拉美平均固定效應為14.564。根據38個國家和地區城市化和人均GDP的關系散點圖(見圖6)，本文對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發展模式總結如下三種:(1)歐美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模式。這一城市化發展模式下，國家的人均GDP均超過1萬美元，城市化水平高于75%，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瑞典、英國等國家。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在60%～80%之間，并且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是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當城市化率達到75%以上時，城市化水平基本穩定，第三產業則持續穩定發展，相應的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也相應持續提高。而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則逐步降低到不足30%，第二產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也逐步下降。歐美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城市化的發展反過來促進了非農產業的發展。隨著城市化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獨立于第二產業而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就是以第三產業發展為目的。(2)日本和德國城市化發展模式。這一城市化發展模式下，國家的人均GDP也超過1萬美元，城市化率在60%～75%之間，包括德國、日本、意大利、希臘等國家。這一城市化模式下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為30%左右，第二產業在經濟中仍然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和德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是工業化帶動城市化進程，進而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城市化產生聚集效應，通過技術創新不斷推動第二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3)拉美等國家城市化發展模式。這一城市化發展模式下，城市化水平很高，超過75%，但人均GDP不到6000美元，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這一城市化發展模式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在50%～70%之間，但第三產業內部發展很不均衡，并且工業化水平相對也較低(工業占GDP比重在25%～50%)。拉美等國家選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城市化發展模式，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上就快速城市化。拉美國家依靠其豐富的資源產業，并以此推動城市化進程，從而推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美歐模式和日德城市化模式基本是工業和服務業分別良性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彼此促進，具有外溢效應(僅匈牙利的服務業和工業對城市化的拉動作用不太明顯，但其城市化、工業和服務業發展水平均較高)，而拉美模式的工業和服務業對城市化的拉動作用有限。以上三種模式中，歐美模式和日德模式都是發達國家典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城市化水平比較高，非農產業均高度發達，服務業與工業互動發展或者相對獨立發展并推動城市化進程。

(三)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工業和服務業之間的關系城市化與人均GDP、工業和服務業之間的關系分析的樣本數為1248個。其中，R2=0.983，調整后的R2=0.982，F=1691.654，t參量均在1%條件下顯著。模型的擬合優度、方程顯著性和變量顯著性均良好。中國的固定效應部分為－11.403。考慮了工業和服務業后，中國城市化與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為11.834。世界平均固定效應為0.430，拉美平均固定效應為12.975。

(四)城市化水平與工業的關系城市化與工業化的關系在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特點。在工業化初、中期，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還不高，城市化水平隨著工業的發展而提高，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呈正相關性。在工業化的中、后期，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收入逐步提高，對服務業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也逐漸上升，工業占經濟的比重則有逐步下降的趨勢，此時城市化水平也逐漸提升，城市化與工業化呈負相關，從圖7即可以看出這一點。不考慮人均GDP、城市化與工業的關系，可以看出，城市化除與人均GDP正相關外，還和工業占GDP的比重呈負相關關系。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城市化與工業占GDP的比重的關系，本文認為城市化與工業可能成U型曲線。設定不考慮其他因素，僅考慮城市化與工業占GDP的比重和工業占GDP比重的平方之間的關系，得到回歸方程(6)。從圖7看出，在工業化初、中期，城市化與工業化正相關，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與工業化負相關。

(五)城市化與服務業的關系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均GDP和人們的收入也得到相應的提高，人們對服務業的需求越來越多，需求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樣化。城市化促進了服務業的擴張，并為服務業的擴展創造了大量的產出和就業機會。從這一角度來說，城市化是服務業發展的原因，城市化對服務業的正向作用顯著強于服務業對城市化的反向作用，服務業與城市化水平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Singelmann，1978;Daniels，1991;Harris，1995;Chang、Brada，2006;張自然，2008)［29－33］。從圖8可以看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和服務業顯著正相關。從式(7)可以看到，城市化與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呈正相關關系。為了更清晰地分析城市化與服務業的關系，本文認為城市化與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可能成倒U型曲線(見圖8)。故假定城市化與服務業占GDP比重呈正相關，與服務業占GDP比重的二次方呈負相關。不考人均GDP的城市化與服務業的關系，得回歸方程(8)。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從38個國家和地區城市化和產業結構演化的國際比較可以發現，中國城市化發展與世界城市化發展規律相吻合，各個國家或地區城市化水平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提高，而且經濟增長階段和水平決定了各國城市化進程。當一個國家或地區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其城市化的模式也各不相同。城市化與產業結構之間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在工業化初、中期，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還不高，城市化水平隨著工業的發展而提高，城市化水平與工業化呈正相關性。在工業化的中、后期，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收入逐步提高，人們對服務業的個性化的需求越來越多，需求的種類也越來越多樣化，城市化促進了服務業的擴張，并為服務業的擴展創造了大量的產出和就業機會，服務業占經濟的比重也逐漸上升，而具有規模擴張特點的工業占經濟的比重則有逐步下降的趨勢。因此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與工業化負相關，而與服務業正相關。通過對典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和城市化進行回歸，發現中國和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差距僅為4～6個百分點，而同時考慮人均GDP、工業和服務業之后的差距為11個百分點。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與世界城市化水平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沒有想象的那么大。單獨考慮工業或服務業后中國與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的差距相對較小，而同時考慮工業和服務業后其差距反而比不考慮工業和服務業時大約一倍，這其中的經濟運行機理值得下一步做更深入的研究。

(二)政策建議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回歸曲線與日本和德國比較接近，中國可能比較適合采用日本和德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中國的工業化仍然處于深化階段，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不一定需要發展得特別高，工業仍然和城市化一樣在經濟增長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同時，第三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也會越來越高，提高服務業與工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是今后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世界城市化發展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城市化發展與各國的人均GDP、產業發展均有緊密的聯系。因此，政府部門不宜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應該根據城市化發展階段和人們收入水平制定城市化發展政策，解決戶籍、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一系列體制機制問題，為實現農民工真正向市民身份轉移提供條件。

作者：張自然魏曉妹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日照監管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