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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之富民思想與社會主義之富強觀

具體來說，要體現在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信息網絡化、生態文明化這六個方面。同時，富強不能只從經濟上和物質上去理解。涂凌波認為，富強的外延也包括政治的強大，關系到政治制度、政治體系是否是現代的、先進的和優越的;包括軍事的強大，關系到軍事力量是否能夠抵御外侮、維護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包括文化的強大，關系到文化的自由、包容與多元;包括社會的強大，關系到社會的繁榮、活力與良好運作。這些含義，在孔孟時代，是不會體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人民的信念體系和精神支柱，它必須建立在豐厚的物質支撐的基礎之上。追求富強，是中國人民自古就有的價值追求。儒家的民富思想，民為邦本，先民富后國富，這些思想一直影響至今。社會主義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中國要實現國富民強，首先要使人民富裕起來。儒家富民思想，為實現富強的中國現代化目標奠定了基礎，社會主義的富強是對儒家富民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二、儒家之禮治思想與社會主義之法治觀

儒家治理國家的指導思想和政治實踐，被后世稱為禮治。禮最初是不成文的習俗和傳統，后來逐漸形成了具體的條文規定。禮的內容極為廣泛，包括習俗、道德、各種人倫關系，還有經濟政治乃至冠婚喪祭等制度，甚至也有一些強制性的刑罰手段。禮規定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社會規范和準則。儒家以禮治國，實際上就是以規范治國，用無所不包的禮來約束和規范人們的一切行為。孔子非常重視禮，一直致力于恢復周禮秩序，解決春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的現狀。“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堯曰》)，孔子告訴弟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可見，只有知禮，才知道如何做人做事。禮有外在的表現形式和內在的精神實質之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中庸》)即禮的外在表現，義是禮的精神實質。義是制定禮儀的原則，是實質所在，所謂“義以禮出”“禮以行義”(《左傳》)。義，合理之意。在儒家看來，等級秩序是天經地義的，因此用禮來確認和維護等級秩序，“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記•曲禮上》)。儒家把人民作為教化對象，禮在教化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主張“齊之以禮”“節之以禮”“約之以禮”，通過禮的一些條文規定進行約束，培養人們的道德自覺。儒家強調“天下非禮不治”。禮作為綱常秩序，盡管存在著諸如等級制度之禮、宗教祭祀之禮等不合理因素，但在教化人民、穩定社會秩序、安定人心方面仍具有其獨特價值。封建社會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五倫，并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人倫的常道。禮治思想非常重視倫常之道，主張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離婁上》)重視人倫，形成相親相愛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社會風氣，從而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明人倫，才可以知善惡、辨是非。試想，整個社會家庭關系和睦，與朋友相處愉快，每個人都尊敬長者，愛護幼小，是多么美好的一種場景!古代的中國曾經出現過的文景之治、大唐盛世等鼎盛之時，可以確證禮治之功效。

對于禮治與法治兩種方式，儒家將禮治作為首選。《論語》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治理國家，法制禁令為先，輔之刑罰，人民因懼怕而不去犯罪，為惡之心還在;言行以德做出表率，輔之制度品節，人民會內心信服而以犯罪為恥，杜絕其不善之心。政令和刑罰只是治理國家的工具和方式，德禮才是治理國家的根本。政令刑罰可以使人民遠離犯罪，德禮則可以使民眾日遷善而不自知。禮治規范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法治規定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面。禮治重在事前教化，禁于未然之前，法治重在事后懲處，施于已然之后。儒家的觀點是，禮治優于法治，是因為它有法治所不具備的教化勸善功用。刑罰法令可以懲惡而不能勸善。陸賈說:“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新語•無為》)桓寬認為:“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鹽鐵論•申韓》)王符也說過:“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潛夫論•德化》)當然，禮治也有它的缺陷。禮作為規范，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約束和規范，需要人的自覺遵守，并不是強制性要求。如果人們不去自覺遵守，就會破壞社會秩序，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狀況就是禮治弊端形成的惡果。儒家對此也有自己的認識，認為單純的禮治不能真正維持社會的穩定。“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離婁上》)，孟子認為，只有善德不足以處理國家的政務，只有法令不能夠使之自行發生效力。治理國家必須把行善政與行法令結合起來。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得到重視，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探索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比較成熟和全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觀。法治成為中國社會改革和發展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法治觀，是指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其基本內涵可以概括為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其中，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內容，執法為民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服務大局是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使命，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這五個方面相輔相成，體現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現代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以“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等為核心的價值理念。親屬之間有親情是人之常情，符合人倫之理，互相隱私也應當在情理之中。最新的《刑事訴訟法》立法將“親親相隱”引入立法之中保護家庭成員可不相舉報的權利，借鑒了儒家禮治思想的合理成分。在立法中充分考慮人性和倫理因素，是我國立法向法治化、人性化健康軌道邁進的一大步，也是法治中國的立法要求。傳統禮治思想的合理因素，不僅是古代先賢流傳下來的重要文化遺產，也是我們全人類共有的思想資源，對于當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具有重要借鑒價值。當前，社會中隨處可見的各種行為規范、守則公約，沒有明確法律規定，都可以視為現代社會中的“禮”。禮治思想的合理因素和珍貴思想，可以超越時代和國度，為我們當今所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應該將傳統禮治思想中的獨特價值古為今用，繼續發揮它穩定社會、安定人心的作用。

三、儒家之誠信思想與社會主義之誠信觀

誠信，是中國先哲共同信守的道德原則，是優秀的傳統美德之一。孔子作為儒家創始人，將誠信作為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之一。儒家的誠信思想可以從自身、與人相處與治理國家三個方面來談。其一，人無信不立，誠信是人立身處世的基本準則。孔子認為，誠信乃做人之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一個人缺少了誠信，就好比一輛車缺少了關鍵部件，在社會上就將寸步難行。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孟子•告子下》)“亮”是信的意思，君子之道，主要就在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孔子用文、行、忠、信四項內容來教自己的學生。可見，誠信是孔子教育學生的一項重要內容。孔子認為，只有具備了五種品德才可以算是“仁”，誠信是五德之一，只有誠信，才可以得到別人的任用，誠信是人立身處世不可缺少的根本準則。孟子也將誠信作為人在社會生存的最高道德法則，并指出人應該努力做到誠信。孟子提出:“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誠信，是天道之本然，明了這個道理并盡力去踐行，是為人之道。

其二，朋友有信，誠信是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原則。誠信是一個人與朋友相處應該具備的基本品德。子路曾問孔子的志向，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治長》)獲得朋友的信任，是孔子志向的一個方面，可見孔子對誠信的重視。朋友有信，也是孟子提倡的五個人倫關系之一。一個不講信用的人，是不會有人和他交朋友的。孔子的弟子也將朋友有信，看作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曾子每天都會從三個方面反省自己:“為人謀而不忠乎?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子夏認為:“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能夠做到這幾方面，說明這個人已經通曉了做人的道理。一個人是否誠信，也是判斷他是否為益友的標準之一。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論語•季氏》)孔子說朋友有益友和損友，各三類，結交正直、誠信、博聞多識的三種朋友，對我們有益，與虛偽裝模作樣、善于阿諛逢迎、善于花言巧語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朋友就像一面鏡子，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志趣和人格品位。其三，民信國立，誠信是國家走向強盛的重要依托。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子貢問孔子如何治理國家，孔子回答他糧食充足，兵馬充足，百姓信任國君。三個條件，只有百姓的信任是不可以去掉的，人心順，國家才強，失去民心，國家就離滅亡不遠了。百姓對國家的信任，代表著民心的向背，因此，一個國家做到民信，才可以國強。孔子也說過:“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認真辦理國家大事而恪守信用，是治理一個大國首先必須做到的。孔子告訴自己的學生樊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國家的統治者守信，百姓都會真情實意對待他們。孟子把百姓的信任提高到更重要的地位，認為民心向背是決定國家興亡的重要因素。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君主不仁，百姓也可以不義，君主做得不好，百姓就可以罷免他，選擇仁德的國君。只有仁德的國君，才會信于民，百姓才會同心協力發展國家。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立身處世的普遍道德要求。只有誠實友善，信守承諾，誠懇待人，才可以在社會上安身立命。社會主義誠信觀，是對儒家誠信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當代社會，誠信觀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誠信觀的內容逐漸走向多樣化、制度化、具體化。中共中央頒布《公民建設實施綱要》，將“明禮誠信”作為公民基本道德規范，對公民誠信教育提出了法律上的要求。此外，關于政府誠信、企業誠信、法律誠信、教育誠信也有了相應的要求和規范。這些都是誠信思想在新時期被賦予的獨特內涵。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沒有信用，市場秩序無法保障，經濟活動也難以有效運行。因此，誠實守信是市場經濟的基石。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也有一系列道德缺失問題，人際關系的淡漠、經濟活動中的缺斤少兩、政府和福利機構的失信，教育中的學術不規范等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生活的有序運行，這些都是誠信問題缺失造成的不良后果。國家逐步制定了更加具體的制度和措施。傳統儒家誠信觀，在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給現代社會以啟示。國家層面，國家要對人民講誠信，承諾給人民的福利要按時兌現。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國家取信于民，人民才會盡力協力建設國家，為國家的富強而奮斗。如果國家失信于民，人民自身的權益得不到保障，社會動蕩不安，這樣的國家肯定不會強盛。因此，我們國家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制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國家及時了解民情民意，制定符合國情的政策，保證國家安定。社會層面，社會的合理運行離不開每個人。人具有社會屬性，時時刻刻處于社會之中。人不能孤獨地存在，與人相處成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儒家的誠信觀告訴我們，與朋友交而有信。與人相處時，應該講信用、遵守諾言。如此，人際關系才會和諧，社會也會平穩運行。個人層面，誠信是一個人立身處世根本。人無信不立，一個不講誠信的人，是無法立足社會中的。我們國家將誠實守信作為公民基本道德規范之一，是對誠信這一傳統優秀思想的肯定和重視。一個人做到內誠于心，外信于人，就有了在社會中安身立命的基本條件。

作者：張瑜單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