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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對1997~2017年天津三次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及演變特征進行闡述分析，其次運用就業彈性、結構偏離度、協調系數測度一、二、三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水平，天津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已呈現雙“三二一”格局，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具有高度協調性；三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最均衡；并分析相關影響因素，結合京津冀協同發展大背景，提出相應對策建議。

關鍵詞：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結構偏離度；協調性

經濟進入新常態，隨著京津冀協同發展、自由貿易試驗區、“一帶一路”等國家重大戰略在天津進行生動實踐，和中美貿易爭端的不確定性，天津的產業結構調整正在面臨深刻變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化改革，促進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互動適應，是亟待解決的發展問題。本文運用就業彈性、結構偏離度、協調系數來研究分析天津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關系，并分析研判相關影響因素，然后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天津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及變化趨勢

（一）天津三次產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及變化趨勢由圖1可知，二產增加值比重在2002年前略有下降，2003年后呈上升趨勢，2008年比重達到最高值55.2%，2009年后呈持續下降趨勢；三產增加值比重除2003~2006年略微下降外，其余年份均為上升趨勢，2015年三產增加值比重超過二產增加值比重，形成了“三二一”產業格局，隨后二者之間的差距繼續拉大，2017年三產增加值比重達58%；一產增加值比重一直相對較低，從自2012年后相對穩定在1.2%左右。

（二）天津三次產業就業結構的發展現狀及變化趨勢由圖2可知，一產就業結構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由1997年的15.8%下降到2017年的7.0%；二產就業結構比重呈現先降后平再降的趨勢，三產就業結構比重持續增加，2005年三產就業比重超過二產就業比重，形成了“三二一”就業格局；到2017年，三產就業結構比重達60.5%，比1997年提高22.2百分點，第二產就業比重為32.5%，比1997年下降13.4個百分點。

二、天津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性分析

（一）就業彈性分析就業彈性系數就是就業人數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即GDP增長1個百分點帶動就業增長的百分點，比值越大，吸收勞動就業的能力就越強，反之則越弱。從圖3（剔除部分失真數據）可知，1997~2017年間，天津就業彈性呈現以下特征：1.總就業彈性呈平穩總體上升趨勢，多在0~0.51之間，以正值為主。由于國企改革部分職工下崗，退出勞動力市場，1998年、2000年、2017年三個年份出現了負值，就業總人數由1997年的513.33萬人下降到2000年486.89萬人；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到2017年天津就業總人數已達到894.83萬人，比1997年增加381.51萬人，增長了0.743倍（GDP增長13.7倍）。整體趨勢是經濟發展，一產勞動力凈遷出，二產勞動力小幅增加，三產勞動力逐年增加；短期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存在因果關系，但從長期看，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增加的作用將逐漸減弱。2.一產就業彈性呈現先高后低，1997~2003年間多以正值為主，其波動趨勢與二產變化相反，國企改革導致大批勞動力回流到門檻低、技術要求不高的一產，這是其“蓄水池”作用。2004年后一產就業彈性基本為負值，且絕對值逐漸變大，這說明經濟增長對一產勞動力的“擠出”效應顯現，一產就業人數從1997年的81.26萬人減少到2017年的62.71萬人，減少了19.55萬人。3.二產就業彈性兩分趨勢明顯，但多以正值為主。2000年前后，受國企改革影響，其就業彈性均為負值；2003年后其就業彈性變為正值，且數值變化趨勢為有所增大，表明經濟快速增長對就業增加有一定拉動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由高速向中高速轉型，和大眾創新、萬眾創業的風起云涌，二產就業彈性出現較大波動，就業人數出現明顯下降，結構性失業顯現，大批勞動力轉入三產就業，表明當工業化達到一定階段時，二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也趨于下降。1997~2017年間二產增加值增長了10.22倍，而就業人數只增長了0.234倍。4.三產就業彈性相對穩定，三產就業彈性一直以正值為主，且正值水平較高，說明三產成為天津吸納新增勞動力的關鍵部門，從變化趨勢看，三產就業彈性正值水平較高，穩中有升，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是不斷增強，1997~2017年間三產增加值增長了19.82倍，其就業人數增長了1.76倍。

（二）結構偏離度分析結構偏離度是衡量經濟結構中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均衡狀態，是指各產業的產值比重與就業人數比重之商與1的差，是表示各產業的產值比重與各產業的勞動力比重的差異程度。由圖4可知，一產結構偏離度呈平緩下降趨勢，從1997年的-0.65下降到2017年-0.82，最大下降幅度為-0.2。偏離度加劇現象說明一產為勞動密集型，其勞動生產率仍偏低，勞動力轉移速度較慢，轉型升級稍顯滯后，處于失衡狀態。二產結構性偏離度呈現先減后增振蕩上行，整體為小幅上升的的態勢，在0.11~0.32之間，始終為正值，二產系非勞動要素密集部門，吸收的主要是高素質勞動力，其勞動生產率高于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總體水平，存在勞動力轉出的可能。工業化是二產的集中形式，規?；a創造了許多就業機會，吸納更多的勞動力；然而隨著后工業化、資本密集化、生產智能化對工人素質要求更高，勢必淘汰和替代大批工人，間接阻礙勞動力的流動，其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處于不平衡狀態。三產結構性偏離度基本為先升后降的趨勢，在0.19~-0.09之間，2014年后由正轉負，總體上均在0值附近，初期三產對勞動力素質要求不高，低資本、低技術的特征促使其接納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有效緩解社會就業壓力，到2004年達到最均衡狀態；2004年后，偏離現象有所加劇，表明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新行業等新興經濟興起，該行業對學歷、職業技能和工作經驗等要求提高，一定程度出現就業困難和招工難。總體而言，三產對就業的吸附作用較大，成為從第一、二產業轉出勞動力的主要接收者，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處于最佳的均衡狀態。

（三）天津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性分析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離度分析，側重測度結構內部兩大系統間的協調契合關系，而協調系數指標是從整體測度兩大結構間的相似互動程度。協調系數越趨近于1，越表明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高協調度、發展均衡；協調系數越趨近于0，則表明其協調度差、發展不均衡。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系數的計算公式為：式中：Hxy為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系數，介于0和1之間；Xi為第i產業增加值比重；Yi為第i產業就業人數比重。由圖5可知，從1997~2006年天津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協調系數呈下降趨勢，從1997年的0.984下降到2006年的0.969，下降了0.015；2007年到2013年呈逐年上升趨勢，在2014、2015、2016三年略微下降后2017年協調系數達到歷史最高值0.989，天津的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系數呈現先降后升的變化態勢，且整體處于高度協調、發展均衡水平。2005年天津三產就業比重超過二產就業比重，率先形成“三二一”的就業格局；而2015年三產增加值占比超過二產增加值占比，形成“三二一”的產業格局；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雙“三二一”格局遲滯10年的拖拽效應，也造就了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協調系數以2006年為分界的先降后升態勢。

三、政策與建議

（一）結論1.變化趨勢方面，天津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均已呈現“三二一”格局，產業結構呈現出一產增加值比重逐年下降接穩，二產增加值比重維持在較高水平，三產增加值比重持續上升，已接近六成。就業結構表現為：一產就業比重持續下降接穩；二產就業比重下降趨勢近年加劇，勞動力逐步由二產向三產轉移，三產就業比重持續上升，已達到60%以上。2.協同性方面，天津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高度協調性得益于京津冀及周邊省市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北京豐厚的科技創新資源、天津完備的職業教育體系和河北省及周邊地區充沛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高效協調地推動著和適應著天津的經濟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其中，三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結構偏離度最接近0值，二者的相關性最為協調、均衡；二產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離度有加劇趨勢，其相關性在減弱，“結構性”失業問題顯現；一產結構偏離度一直為負值，且絕對值越來越大，一直存在勞動力轉出需求；天津、河北省及周邊農村就業人口選擇到本市務工，但要失業回到農村，會被當地視為一產就業，實際上無業可就，一產存在“隱性失業”問題。

（二）政策建議1.在京津冀協調發展和環渤海城市群建設中，積極承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和服務雄安新區建設，著力打造高水平的全國先進制造研發基地，產業結構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升級，發展“中等就業彈性的高技術制造業”，制定相應政策措施，引進北京的科技創新資源，吸納河北省及周邊地區的人力資源，使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布局的動態協同調整優化。2.解決農業人口的隱性失業，完善社會福利醫療保障，切實解決農民進城務工的后顧之憂，讓外來務工者進得來、做得好、留得住，同時將勞動力相對密集產業向河北及周邊地區轉移，加強對農村就業者的教育培訓，促進農民當地就業。3.加大職業教育培訓力度，助力發展金融、科技、信息、商務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文化藝術等新興行業，使之適應產業結構調整引發的勞動力市場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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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立正 單位：天津市濱海新區漢沽退出企業職工托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