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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相對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說，已形成一定優勢。此外，據A.T.Kearney的調查，中國在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地理指數(GSLI)中世界排名第二(6.49)，僅次于印度(7.01)，其中商業環境分指數還高于印度0.27個點。但與離岸服務承包強國相比，中國在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份額占比以及業務類型、產業環境、內在驅動力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印度已形成非常完善的ITO外包承接市場，中東歐由于毗鄰歐美服務發包主要國家而具天然地理優勢，而且新興的服務承接外包區域不斷發起蠶食運動，面對如此激烈的競爭局面，中國的服務外包產業唯有不斷提高自身競爭力才能在遠未見底的離岸外包市場中占得一席之地。另外，從服務外包發展趨勢來看，全球服務外包已展現出新特點，傳統的ITO已經開始出現下降態勢，BPO逐漸成為主流，而KPO雖然僅占很小比例，但上升的空間非常大。上述種種問題都與服務外包承接的競爭力因素有關，本文即是在此背景下從宏觀角度揭示中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影響變量及促進效應。

二、研究思路與設計

據商務部統計，2012年中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合同執行金額達336.4億美元，同比增長41.1%，占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總額的27.7%，已成為全球第二大服務外包接包國。近幾年來，通過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中國服務離岸外包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高附加值服務持續增加，“中國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及品牌影響力不斷得到提升。能取得如此佳績當然與中國離岸服務外包承接國家競爭力不斷增強有關，為此有必要從宏觀層面建立中國服務外包競爭力評價指標，探討中國離岸服務外包宏觀競爭力走勢狀況，為下一階段提高承接能力和迎接更高級別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獲取一些政策建議。自2003年以來，美國著名管理咨詢公司A.T.Kearney連續全球離岸服務地理指數(GlobalServiceLocationIndex，GSLI)，選取三個指標:金融吸引力(Financialattractiveness)、人力技能和供給(Peopleskillsandavailability)以及商業環境(Businessenvironment)，比重分別為4:3:3。這個指數主要是為歐美國家發包企業在做服務離岸外包決策時提供參考，而且提示各企業，離岸服務外包地的選擇是一個復雜決定，不僅要考慮某國整體能力組合，還要考察某國的某一方面在全球競爭中的特定優勢，這樣作為接包國，承接競爭力的體現或來源就十分明確。但在具體到一國離岸服務外包競爭力評價模型建立時，指標的選取可能更多地來自于主觀考慮。為此，本文將中國離岸服務外包競爭力評價模型確立在五個方面，分別為:宏觀經濟發展、服務業增長、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狀況及外向型經濟。之所以選擇這五個指標，理由如下:首先，就宏觀經濟發展來說，經濟發展勢必帶來分工，而“分工是經濟聯系的基礎，當然經濟全球化特征會在分工類型演變中得到體現”(盧鋒，2007)，全球服務外包便是國際分工的一個新特征。第二，就服務業增長來說，德勤《2010中國服務外包行業報告》指出，中國服務業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領導人對未來經濟增長模式的期許和規劃。因此，服務業的增長對中國服務外包承接不僅意味著經濟利益，更在于相當獲得一種政府頂層意愿。第三，基礎設施與人力資本狀況相當于A.T.Kearney的人力技能與商業環境。第四，離岸服務外包“代表著全球化生產活動轉移的新潮流，它開辟了新的服務生產國際分工的前景”(鄒全勝等，2006)，而外向型經濟可以表征一國參與全球化的程度。一級指標確定后，接下來就是根據數據的可得性選擇具體的觀測指標。如表1所示，在所選時間跨度內宏觀經濟實現高倍增長，但投資刺激明顯大于消費拉動。服務業產值雖然增幅近11倍，但產業就業人數增長卻大為遜色。由此不妨判斷，由于居民消費不振，導致經濟嚴重依靠固定投資，從而影響服務業就業的擴大。對于基礎設施來說，運輸里程的增幅明顯小于宏觀經濟增幅，說明很長時間內運輸瓶頸問題仍未得到實質解決。但現代通訊與信息設施發展十分迅猛，可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很大活力和潛力。人力資本狀況的表現有些滯后，17年間每百萬人口的研發人員數量僅增長2.32倍，由此不難理解中國集成電路的進口用匯額超過石油的尷尬困局。最后，再看外向型經濟，貨物貿易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勁“發動機”，但外商直接投資(FDI)增長似乎受到某種限制。另外，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帶動了大量海外承包工程業務。

三、因子分析

由于指標過多需要進行降維處理，對所選指標先標準化后再作因子分析。獲取潛在因子變量的差異通常以方差來表示，本文采取主成分法提取潛在公共因子，采用的標準是特征值大于1。將15個中國服務外包競爭力指標因素通過SPSS17.0進行因子提取，若通過KMO與Bartlett檢驗，且共同度全部達到90%以上，則說明提取的潛在因子包含了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證明因子提取效果十分理想。如表2所示，本次提取共獲得2個潛在因子，方差累積貢獻度達98.354%，說明這兩個潛在公共因子的信息量能比較充分地解釋了15個原始數據所表達的差異。因此，用這兩個潛在因子來評價中國服務外包競爭力是可行的。未旋轉的因子載荷可以說明原始變量對公共因子施加的影響大小，但并未起到很好的歸類作用。為此，對載荷矩陣中的系數進行0到1之間的分化，對初始因子載荷進行多次最大正交旋轉，即通過正交矩陣左乘原始因子載荷矩陣。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如表格3所示。從中可以看出，兩個競爭力公共因子在各原始變量上的對應系數明顯不同，第一個競爭力公共因子對X11、X12、X13、X21、X31、X32、X34、X43、X51、X52和X53影響很大，而第二個公共因子在X22、X33、X41和X42上具有相對較強影響力。為了給出1996－2012年中國服務外包國家競爭力年度綜合評價，還需進行一些計算。首先，可根據表4中的因子得分系數與原始變量的標準化值相乘得到各年度在各公共因子上的得分。具體計算過程可通過SPSS完成。然后以兩個公共因子相應的方差貢獻率為權數分別乘以相應因子得分，得到各年度中國服務外包競爭力的綜合評價值。最后的綜合評價公式如下:COMPTt=0.6763compt1t+0.3267compt2t(t=1，2，…17)其中，COMPT、compt1和compt2此時分別代表各年度綜合得分、第一、二個公共因子該年度得分值。具體結果如圖1所示，中國離岸服務外包國家競爭力整體呈明顯上升趨勢，且近年來增長幅度比較大，為獲得發達國家服務發包方的進一步認可提供了信心。據中國商務部數據，2010年中國承接來自美日兩國的離岸外包合同執行金額達66億多美元，占比達46%，其中美國占到26.3%，在所有來源地中排名第一，改變過去日本為中國最大服務外包方的局面。說明中國離岸服務外包的競爭力不斷增強。但同時也要看到，2006年之前的10年間，中國離岸服務外包競爭力處于負值，我們錯過了第一輪服務外包興起所能帶來的增長效應。而印度通過近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形成非常高的服務接包水平。因此，我們在將來一段時間內必須付出更大努力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國際服務外包市場中獲得一定份額。

四、實證研究

在得出中國離岸服務外包國家競爭力年度綜合評價基礎上，接著需要探討的問題就是，服務外包競爭力的逐年提升是否真的促進了中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增長。目前，中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的業務類型主要集中于ITO和BPO，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選取中國計算機與信息服務與其他商業服務出口額分別代表，計為LNITO和LNBPO。由于ITO、BPO、競爭力之間的關系呈交叉互動狀態，任何兩者的提升都有可能促進另外一個的發展。因此，采用不必區分內外生變量的VAR模型來分析三者之間的關系，其優勢在于分析各個變量之間的長期動態影響而避免變量缺省問題。其中，yt代表k維內生變量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向量，p為滯后階數，T為樣本個數。k×k維矩陣A1…Ap和k×d維矩陣B為待估計系數矩陣。εt為k維隨機擾動向量，它們之間可以同期相關，但不與自身滯后值及不等式右邊的變量相關。當模型不加入外生變量時，轉成非限制向量自回歸模型(unrestrictedVAR)。此處yt=(LNITOt，LNBPOt，COMPTt)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判斷是否處于同階單整，從而避免“偽回歸”現象。經檢驗，三個變量均在不同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二階ADF檢驗，說明都可在二階水平實現平穩，從而可以建立VAR模型①。然后通過AIC與SC標準確定滯后階數，最終獲得VAR(3)模型，且通過穩定性檢驗。如圖2，所有單位根模都在單位圓內。本文在此僅做出基于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和格蘭杰因果檢驗。

(一)脈沖響應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是檢驗當一個標準差的誤差項對模型施以沖擊時對內生變量當前值和未來值造成的影響，并且可以得到各變量之間相互沖擊的動態響應路徑。由圖3可以看出:(1)LNITO對于LNBPO標準差的擾動呈持續正向效應，而且在第二期達到最高峰，經歷大約5－6期的小幅波動后，從第9期開始實現穩步增長。這說明LNBPO受到外部條件的某一沖擊后，經LNITO能帶來同向的沖擊;LNBPO的增長能給LNITO帶來顯著的促進效應且具有較長的持續性。(2)LNBPO對于LNITO的標準差幅度擾動也呈正效應，但卻表現出整體下降特征，說明LNITO增長雖對LNBPO帶來促進效應，但效應力度逐漸下降。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BPO相比ITO是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更高形態，導致BPO的增長能帶來ITO的較強效應，而ITO的增長對BPO則不能帶來同種強度的促進。另外，與經驗判斷不一致的是，LNITO和LN-BPO在受到COMPT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后均顯示出負效應，表明當外生事件引起COMPT指標上升時，LNITO和LNBPO卻受到抑制。這似乎與常理推斷相違背，可能的解釋有:(1)COMPT的提升程度還不足以引起LNITO和LNBPO的增長。(2)競爭力指標選取存在偏重，兩個潛在因子中占比較大的一個主要來自于宏觀經濟硬指標，而能引起LNITO和LNBPO增長的可能是一些經濟社會軟條件，而本次代表軟條件的潛在因子占比不足0.4。但反過來看，COMPT對LNITO和LNBPO的沖擊呈現出持續正效應，LNITO基本從第0期開始就為正效應，以后持續上升，而LNBPO在經過5期的負抑制之后也呈現持續正效應趨勢，說明LNITO和LNBPO的發展從長遠來看對COMPT具有持續正促進效應。其現實含義就是承接離岸服務外包規模的擴大有利于提高本國服務外包競爭力，比如通過學習效應渠道、技術溢出或人力資本交叉感化效應。

(二)格蘭杰(Granger)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可以基于VAR(采用的是Wald檢驗法，統計量為Chi－sq)，也可不以VAR模型為基礎(采用的是F檢驗)。由于此處VAR(3)穩定性檢驗得以通過，因此選取基于VAR的Granger因果檢驗。具體結果如表5所示。LNBPO構成LNITO的Granger原因，說明BPO的發展能帶動ITO的增長;但COMPT不是LNITO的Granger原因，說明COMPT的上升未能引起LNITO增長。LNITO構成LNBPO的Granger原因，說明ITO的發展能促進BPO;但COMPT也不是LNBPO的Grang-er原因，LNITO、LNBPO都在10%顯著性水平下構成COMPT的Granger原因。總的來說，LNITO與LNBPO互為Granger原因，說明兩者具有互為正影響的關系，而COMPT的提高并不促進服務外包增長。但反過來卻成立，服務外包的增長能提高競爭力，即服務外包規模的增加能帶來外包競爭優勢的增強。

五、思考與探討

離岸服務外包作為現代國際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為發達國家發包企業帶來低成本優勢及專業化效率的同時，也給發展中國提供了參與世界經濟服務化進程及發展本土服務產業的大好良機，同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擴大就業、推動現代化建設和城鎮化發展等方面都能起到積極作用。但同時服務外包承接的區域競爭日益加劇，新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借由失業反對外包的呼聲持續不減，在短期內對服務外包流量造成負面影響，從而加劇了服務承接的競爭強度。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若想獲得服務外包承接所帶來的更多紅利，就必須提高離岸服務接包競爭力。本研究結果表明，中國離岸服務外包國家競爭力自1996以來保持逐年提升的趨勢，但2006年之前競爭水平處于長期負值狀態，導致在與印度、愛爾蘭及東歐等國家搶包時處于不利位置;之后競爭力上升幅度加快，但實證檢驗卻發現這種上升趨勢卻并未對中國承接離岸服務外包產生促進作用。究其緣由，可能是因為在本次競爭力評價指標中經濟硬指標的構成比重偏大，而軟指標比重相對較小，而離岸服務外包的承接不僅通過經濟硬指標來推動，更需要軟指標來吸引并維持長期合同關系。因此，這種依靠經濟增長走勢所帶動的競爭力指標提升可能還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外包競爭優勢，還需要不斷加強軟件實力的培養和建設。在《2006離岸BPO與ITO之中國SWOT分析》報告中，DionWiggins比較全面地闡述了中國在承接離岸服務外包方面的劣勢，包括英語與溝通技能、不挑戰權威的文化、地區及城市之間的沖突、熟練技能工人嚴重缺乏、拙劣的知識產權記錄、缺乏國際品牌、微弱的研發預算與努力等23個方面，基本都是軟件方面。該報告至今將近10年，對比中國在這些方面的改善不能說沒有，但提高太小，這直接阻礙了中國承接高水平服務外包業務的能力，導致目前中國的離岸服務外包結構中仍以傳統的ITO及低端的BPO(比如數據錄入)為主，對歐美的發達服務外包業務只能望而興嘆。服務外包競爭力的提升應以軟件改善為主要內容，以經濟大勢為基礎的競爭力不僅不穩定，而且并不能真正吸引到高端的外包業務，從而不能帶來更大的離岸服務外包經濟效應。服務外包競爭力的提高需要在各個因素層面上不斷推進，有時競爭力的來源就是一個技術點。例如，針對美國客戶執行會計后端辦公服務外包，印度的競爭對手具有明顯優勢，因為他們早就把美國的會計準則與慣例內置到其教育與培訓系統中，而目前中國的教育與培訓系統還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相對來說，軟件的提升比基礎設施的改善充滿著更多的復雜性與變化性。一般而言，服務接包硬件競爭力的提高在3－5年內的時間就可能取得明顯效果，但軟件涉及到不確定因素很多，而且有些條件如傳統文化思維、國家人才培養體系及企業組織制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改革困難，因此在將來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結構仍不容樂觀。但中國仍是世界上經濟最具潛力的地區之一，經濟服務化趨勢、城市產業群及區域聚集效應等成為吸引離岸外包的重要優勢所在，軟件因素的提高也在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斷推進下逐漸取得一些改觀，中國的離岸服務外包機遇與挑戰并存。

作者：朱福林夏杰長王曉紅單位：北京聯合大學管理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