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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下,外資企業往往能獲得“超國民待遇”,部分內資在通過種種途徑轉移出境后又以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身份返回國內以實現政策套利,突出表現在我國的FDI大量來自于維爾京島這樣的離岸金融中心。但由于過渡性資本外逃的數額難以直接測算,本文采用游資法和結構法計算我國1982-2008年資本外逃數額,然后通過對我國FDI和資本外逃的數據進行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來驗證我國過渡性資本外逃的客觀存在,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過渡性資本外逃實證分析
資本外逃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在經濟改革轉型的過程中也存在著資本外逃,但與此同時又有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入。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過程中,外資企業往往能獲得“超國民待遇”,因而并不能排除國內大量的資本流出后又假借外資的身份流入國內以獲得政策優惠,我們稱這部分外逃資本為過渡性資本外逃。過渡性資本外逃是國內資本對我國的內外資政策進行政策套利的結果,反映了我國對內資尤其是民營資本的政策歧視。但上述觀點是經驗分析的結果,本文采用實證方法來檢驗我國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
一、中國資本外逃的定義和規模
1.資本外逃的概念界定
目前學術界并沒有一個對資本外逃統一的概念界定,金德伯格(Kindleberger,1937)提出的資本外逃的概念是“由恐懼和懷疑所驅動的資本流出”,是為了躲避戰爭風險或政治動蕩而進行的異常的資本流動。卡丁頓(Cuddington,1986)將資本外逃視為短期資本流出中的游資部分,是對投資風險高度敏感、流動性大的投機性資本。這兩種定義都將資本外逃局限于短期資本,但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短期資本和長期資本的界限日益模糊。世界銀行(1985)將資本外逃定義為“債務國的居民將其財富轉移到國外的任何行為”,這就大大擴展了資本外逃的范圍。
國內學者的研究中,對資本外逃的定義也多有區別。宋文兵(1999)認為在中國外匯管制的背景下,未經外匯管理當局批準或違背有關法律法規的國內資本外流,均應視作資本外逃,即國內投資者的非法資本外移。這種定義側重于資本流出形式的合法性,但實際上資本外逃也可以假借合法的手段來將資本轉移到國外。李曉峰(2000)將資本外逃定義為因恐懼、懷疑或為了逃避本國的異常風險或管制以獲取較高的相對收益而產生的一種特殊的資本外流,資本外逃實質上是微觀經濟主體與宏觀經濟主體利益目標沖突的產物。同時他又將資本外逃區分為真實性的和過渡性的,真實性的資本外逃是因為一國政治經濟環境或投資環境的惡化而產生的,是資本的單向轉移,而過渡性資本外逃是由于居民和非居民存在著投資收益和風險的不對稱性,一國居民先將資本流出后獲得非居民的身份后又流回國內,因此往往伴隨著大量的資本內流。
從宏觀層面來看,資本外逃的危害在于減少了國內的生產性資本,國家沒有得到這部分資本的利得與稅收,長期資本外逃的存在顯然是我國經濟穩定運行的一個潛在風險因素。但同時也要注意到我國過渡性資本外逃的存在,這部分的資本外逃實質上是符合經濟主體理性的政策套利,正確評估過渡性資本外逃對于衡量我國真實的資本外逃的規模和嚴重性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此,筆者將資本外逃定義為:經濟人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和規避風險,違反中國外匯管制的相關規定,未向本國政府申報利潤收益和繳納稅收的特殊的資本外流,而過渡性資本外逃是指資本逃出境外后又返回國內的部分。陳珍(2004)認為在我國的資本外逃中很大一部分是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它們又轉化成FDI流回了中國,過渡性資本外逃與我國內外有別的政策優惠制度有強烈的相關性。在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大量的資本流入和流出同時存在,過渡性資本外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我國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
由于資本外逃不可能有直接的數據,目前資本外逃規模的測算方法最主要有直接法和間接法。本文將使用這兩類方法來估算我國的資本外逃數額,并檢驗其與FDI的關系,使得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檢驗更有可靠性。
(1)直接法最早由卡丁頓(Cuddington,1986)提出,他認為資本外逃是投機性的短期資本,可以將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國內居民持有的外國資產的變化來衡量資本外逃。他的方法是基于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誤差與遺漏項”來計算資本外逃,認為該項目代表未記錄的短期資本流動,具體的計算方法為:資本外逃=私人非銀行部門的短期資本項目+誤差和遺漏項目(1)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克拉森斯和諾德(ClaessensandNaude,1993)在卡丁頓思想方法的基礎上,對短期資本項目使用了不同的統計口徑,也被稱為游資(HotMoney)法:“游資1”=-[其他部門其他資本項目+錯誤與遺漏項目](2)“游資2”=-[其他部門其他資產項目中的短期資本項目+錯誤與遺漏項目](3)“游資3”=“游資1”-債券和公司股票的證券投資(4)計算結果如果為正值則代表資本外逃,為負則為游資流入。該方法的主要不足之處在于:(1)短期資本項目中也包含了一些正常的資本流出,如短期商業信貸;(2)該方法沒有涵蓋長期的資本流動項目,且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長短期資本項目越來越難以區分;(3)誤差與遺漏項肯定也包含了真實的記錄誤差或時滯。雖然有這些缺點,直接法計算簡潔,數據容易獲得,不失為對資本外逃一個可行的估算方法。由于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沒有“其他部門其他資產項目中的短期資本項目”一項,因此只能計算“游資1”和“游資3”的數額。計算結果如下表:表1直接法測算的我國1982-2008年的游資規模單位(億美元)數據來源:中國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
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由表1可以看出,在1982-2007年的大部分時間內,游資1和游資3同時保持正值,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資本外逃確實是我國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客觀經濟現象,且在2000年以前外逃數額逐漸增加。但2000年后,資本外逃額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表現為外逃數額有所下降和反復。
(2)間接法是世界銀行1985年提出的,根據恒等式“資金來源=資金使用”,資金來源與使用之間的差額就被認為是資本外逃數額,世界銀行具體的計算方法是:世界銀行法:資本外逃=凈資本流入(包括FDI的凈值和公司權益的投資)+外債變動—儲備變動—經常賬戶逆差(5)世界銀行提出的方法從邏輯上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缺陷在于其比較粗略,FDI和外債并不能代表所有的資本流入,資金的正常使用也不僅包括彌補經常賬戶逆差和增加外匯儲備,資金的使用項目還應進一步細化。
在本文中,筆者使用牛曉健(2005)的基于間接法思路的結構法來測算我國的資本外逃。結構法將資本外逃分為非法方式的資本外逃、經常項目下的資本外逃和資本項目下的資本外逃三部分。
非法方式下的資本外逃就是根據世界銀行法的思路,將資金來源項目減去資金的正常流出和占用項目,得到我國非法方式下的資本外逃。我國正常的資本流入項目有經常項目順差、FDI、外國證券投資、外債和貿易信貸。正常的資金占用項目有國際儲備的變動、存款貨幣銀行的國外凈資產的變動、企業和居民的外匯存款、B股資金占用和國內外匯黑市中流通的資金;正常的資本流出項目有對外貸款、我國向國外提供的貿易信貸及金融賬戶下我國的對外投資。
經常項目下的資本外逃主要是指通過貿易偽報關價格將資本轉移出境,即通過高報進口、低報出口的方式與國外貿易商合謀將資金轉移出去。以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最重要的中美貿易為例,中國統計的從美國的進口要遠遠高于美國統計的對中國的出口,而中國統計的對美國的出口要低于美國統計的從中國的進口,這說明我國的對外貿易中確實存在高報進口、低報出口的現象。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美貿易統計上的巨大差異也和我國的轉口貿易以及原產地規則的差異有密切的關系,必須將這兩項因素剔除才能得到我國經常項目下的資本外逃。
資本項目下的資本外逃規模測算的總體思路是多利法(1987)。他將資本外逃定義為私人部門未向當局報告資產收入的國外資產,其主要思路是先求得總的資本流出,再減去正常的資本流出,就得到資本外逃的數額,他提出對正常的資本流出的估計方法是將申報的利息收入除以國際市場平均利率。在此,我們用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申報的投資利息(利潤)來倒算資本項目下的資本外逃,假定我國對外投資的企業能夠獲得國際基準收益率,根據對外投資企業申報的利潤水平倒算出我國對外投資的真實數額,然后與國家批準的對外投資進行比較,其差額就是我國資本賬戶下的資本外逃的數額。
最后將三部分的資本外逃數額加總就得到我國資本外逃的總額,結果如下:表2結構法對于中國1982-2008年資本外逃的總體測算單位:億美元數據來源:表2我國以非法方式進行的資本外逃的測算(CFillegal);馮國釗、劉遵義,《對中美貿易平衡的新估算》,《國際經濟評論》,1999年5-6期;《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各期;IMF,DirectionofTradeStatisticsYearbook(DOT),1986,1995,2002,IFS,/imf/《香港經濟年鑒》各期;《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
二、流入我國的FDI的規模與構成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對FDI的定義為:一國居民(直接投資者或母公司)在其他國家進行的投資,這些投資涉及長期的關系并擁有長期的權益和控制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間的FDI呈快速增長的態勢,與此同時,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引進外資的政策,流入我國的FDI迅速增長。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我國吸收的FDI從1982年的4.3億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923.95億美元,成為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國家。
而我國FDI的來源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FDI的真實情況,如表3所示,我國的FDI中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和薩摩亞這三個離岸金融中心,將近占我國FDI總額的五分之一。眾所周知,這些離岸金融中心自身的實體經濟并不發達,而是利用稅收優勢和便利的金融服務吸引外國企業去注冊,許多中國企業為了避稅和資本運作而在這些離岸地區注冊公司。而且,這些離岸金融中心對注冊企業的管理極為寬松,又采取較為嚴格的為公司保密的措施,一些公司的控股關系錯綜復雜,這樣我們就很難分清離岸地區FDI的真實資金來源(陳杰,2007)。另外,香港是我國FDI最大的來源地,由于香港在地理位置上與大陸最為接近,資金轉移和人員流動也最為便利,不能排除香港的FDI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大陸的資金。
表3我國FDI的來源地及投資金額單位(億美元)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5-2009.
三、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檢驗
就資本外逃與FDI的關系,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從投資環境來看,當一國的投資環境改善時,資本外逃減少而FDI增加,當投資環境惡化時,資本外逃增加而FDI減少,即資本外逃和FDI成負相關(Cudding-ton,1987);二是從差別待遇來看,發展中國家為了吸引外資往往對境外資本采取優惠政策,造成居民與非居民的差別待遇,就形成了過渡性資本外逃的現象,這樣資本外逃和FDI就呈正相關的關系(Khan,Haque,1985)。Kant(1996)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發展中國家,FDI內流總是伴隨著資本外逃的減少,資本外逃主要是由經濟環境的惡化引起的。結合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在國內整體投資環境不斷改善的同時,也長期存在著內外資不公平待遇的問題,因此我國的資本外逃應當是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王國林、楊海珍(2001)用計量檢驗方法表明中國的資本外逃具有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特點,我國的資本外逃與FDI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關系,且互為因果,認為中國的資本外逃主要是由內外資的差別待遇引起的,而不是由經濟衰退驅動的。靳玉英(2003)的計量分析結果也表明我國的資本外逃與FDI為正相關,并認為這是由我國在樣本期的宏觀經濟背景決定的,在我國儲蓄大于投資的情況下,FDI是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載體,而資本外逃則是我國資本在國內資本市場發育不健全的情況下在國外進行分散投資。
本文用相關性檢驗、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和主因子分析的方法來檢驗FDI和資本外逃之間的關系,資本外逃的數據是用上述游資1、游資3和結構法所計算出來的資本外逃數額。在對我國資本外逃與FDI的相關性檢驗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1982-2008年期間資本外逃與FDI的相關性很低,與此前許多學者(王國林2001,靳玉英2003)的研究結果不同,筆者發現他們所用的數據為2000年以前的資本外逃測算數據,近年來我國資本流動方向的改變可能影響了與FDI相關性的檢驗結果。因此,筆者以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為界,將樣本期間分為1982-1997年和1998-2008年兩個階段分別檢驗相關性。檢驗結果如下:從檢驗結果來看,游資1與游資3在第一階段與我國的FDI有著較大的相關性,而在第二階段三種方法計算出的資本外逃數額與FDI的相關性均較低,原因可能是近年來經濟環境的變化。2000年以來我國出現了游資大量流入的現象,由于我們對資本外逃的估算是資本外逃和游資流入數額的凈值,無法區分出純粹的外逃資本,當流入的游資超過外逃的資本時就表現為負值,可能影響了與FDI的相關性。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是用來考察兩個變量在時間上的先導滯后關系,即一個變量過去的行為是否影響另一個變量當前的行為。在此筆者運用該方法檢驗我國資本外逃與FDI時間上的先導滯后關系,如果過渡性資本外逃是我國客觀存在的經濟現象,那么我國的資本外逃應該在時間上對FDI有先導關系,因為FDI來源于外逃的資本,必然在時間上有滯后。具體的檢驗結果如下表。
表5資本外逃與FDI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從上表的檢驗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4滯后期時,游資1和游資3均是FDI的Granger原因;結構法測算出的資本外逃數額除在1階滯后外也是FDI的Granger原因,因此我們認為我國的資本外逃是FDI的Granger原因。一般認為過渡性資本外逃要轉換成FDI流回國內通常需要一段時間的時滯,與本文的計量檢驗結果相符合。檢驗結果表明我國資本外逃對于FDI的影響是單向的,我國FDI中一部分是源自于外逃的資本。
因子分析是將多個變量轉換為少數幾個獨立的因子,以這些因子反映原始變量的大部分信息。筆者對我國資本外逃、FDI和外商其他投資(含外債)進行因子分析的結果如下:從上述因子分析的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在1982-1997年期間,游資法測算的我國資本外逃和FDI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性,而在1997-2008年期間相關性不顯著,原因也可能在于近年來較為顯著的資本內流。
四、政策建議
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流入我國的FDI中其實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過渡性資本外逃改頭換面而來,對此有如下重要的政策含義:(1)我國需要盡快取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實現內外資企業的公平競爭。從本文的結論來看,過渡性資本外逃是構成了我國資本外逃的重要部分,流回國內形成又形成虛假的FDI,這部分的資本流動是沒有實質效益的。通過取消對國內資本的歧視性待遇,可以減少資本外逃和虛假的FDI,使得我國的資本流動更能反映我國的真實情況,規范我國資本流動的正常秩序。
(2)改變盲目的引進外資的政策導向。在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的一項政績指標后,引進外資過程中出現了國內資本假借外資身份的情況,與我國招商引資的原意出現了背離。在我國國內資本過剩尋求投資渠道的情況下,資本并不是我國短缺的資源,如果引入的外資不能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水平,不能給我國經濟帶來良好的溢出效益,就沒有必要給外資以優惠的政策扶持。
(3)盡快完善我國的金融市場,逐步推進資本賬戶的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目前還很不規范,金融產品還很不豐富,不能滿足國內資本增值、分散風險的需要,國內資本勢必要向國外分散投資以提高收益、降低風險。但在我國資本賬戶還不開放的背景下,國內資本只有通過各種不符合外匯管理規定的手段流出國外以尋求投資機會。因此,大力發展金融市場、推進資本賬戶開放是我國消除資本外逃的根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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