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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危機引發了對外貿易發展的新問題,擴大內需、刺激消費有利于減小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但是,內需的持續擴大通過傳導機制和乘數效應,給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該研究介紹了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環境及其主要特征,分析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基于擴大內需的視角,闡述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問題,并提出了相應對策。

1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環境及其主要特征

2008年發端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實體經濟開始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和我國對外貿易程度的進一步加深,我國的實體經濟也遭到重創。改革開放以后,美、歐、日逐漸成為我國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進出口也是拉動我國近20年經濟飛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但是,此次金融危機引發的外需不足不僅阻滯我國外向型企業的加工出口,導致外資的抽離和企業運轉資金的缺口,也給提供原料、能源以及勞動力的地區帶來收入減少和就業不穩定的壓力,更是對我國尚未完成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外貿行業的嚴峻考驗。因此,為了抵御宏觀經濟的減速和緩解“軟著陸”的壓力,黨中央、國務院積極推進“擴大內需”政策的執行與落實,通過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著重刺激消費,以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穩定性與漸進性。內需旺盛拉動經濟回升已成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的主要特征之一,同時也是影響進出口變化的重要因素。我國2010年一季度GDP增長11.9%,增速比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2009年第1季度)提高5.7個百分點,比上季提高1.2個百分點,比2009年全年提高3.2個百分點。季節調整后,GDP環比折年率為12.2%,增速比上季提高0.9個百分點[1],有其他主要特征,如“工業生產增速快速提升,企業效益大幅度增長”、“上下游價格漲幅繼續擴大”、“消費名義增速保持穩定,實際增速有所回落”、“貨幣供應增速回落,人民幣貸款有所放緩”、“財政收入大幅增長”等,尤其是在對外貿易方面,已經“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貿易順差大幅收窄”。2010年3月,“由于進口價格上漲較快及內需強勁等因素的綜合影響”,我國出現自2004年5月以來的第一次貿易逆差[1]。

2我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分析

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就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從對外貿易規模只有206.4億美元,占當年世界貿易額的0.78%的世界第34位一躍晉升至2009年的世界第2位。從2001~2009年我國進出口總值(表1)來看,2001~2009年,我國的對外貿易一直保持高速增長,2008年達到貿易額的最大值(25616.3億美元)。進、出口額和貿易差額也隨著總額的遞增而呈現出逐步上揚、增速協調的增長軌跡(圖1)。同時,出口一直大于進口。另一方面,2001~2009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增幅變化趨勢(圖2)表明2001~2009年,除2001、2003、2004、2008和2009年外,我國的順差同比增幅一直領先于總額增幅和進、出口同比增幅,幅度較不穩定,曾經在2002~2004年出現過較為明顯的拐點,并于2005年達到近年峰值。另外,外貿總額和進、出口同比增幅的軌跡相似,相較順差增幅小。但是,由于2008年9月爆發的金融危機和國外市場需求疲軟,我國的進出口總額由2008年的25616.3億美元降至2009年的22072.7億美元,降幅高達13.9%,同時2009年的進、出口總值也分別比同期下降了11.2%、16.0%。即使是在2008年出現了近年貿易規模的最大值,但是9月以后外需走低已經牽連到進、出口總值的大幅度減少。貿易順差也由上一年的47.7%逆轉直下,降至12.7%,更于2009年轉為負增長(-34.2%),進出口絕對差額不足2000億美元。

相比于2008年的貿易規模,2009年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的總額都減少,這與我國采取擴大內需來提振經濟的政策不無關系。從擴大內需的角度來講,國內市場的挖掘會影響到進口的持續擴大,因為一個社會在短期內的消費容量是有限的。而擴大內需雖能導致產能增加,但外需不足,轉為內需,進口也會出現頹勢。然而,擴大內需會引發匯率之爭、熱錢集散、通貨膨脹,改變貿易生態,破壞貿易平衡,增加我國貿易行業升級換代的難度和風險,加劇國際貿易的摩擦。因此,必須正視在擴大內需的宏觀環境下發展對外貿易的主要問題,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3在擴大內需的宏觀環境下發展對外貿易的主要問題

3.1進口減少,出口成本增加國內市場的擴大意味著經濟的增長在出口總量不受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保持至少與以往相持水平的前提下,對于外貿易的依賴程度降低。擴大內需直接把社會產品消費的核心渠道轉移到國內市場,遏制了進口總量的增長,甚至會擠占進口占對外貿易量的比重。而一旦遇到進口下降、出口受到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國外經濟逐步復蘇而回穩增長,國際收支的不平衡性就會加大,在本來就處于順差的基礎上繼續拉大“出”與“進”的缺口。順差的持續擴大已成為當前影響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因素。這不僅加劇了我國與主要貿易國的貿易摩擦,而且還加大了來自國際社會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帶來國內流動性過剩的經濟運行問題。并且,人民幣升值提高了產品成本,不利于出口,降低了傳統外貿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

3.2出口下降,對外貿易規模萎縮在一定時期內,無論是從現有資源如土地、勞動力等資本的開發與投入效率來看,還是從科技水平的增長來衡量,社會財富的增損是維持在一定區間內的,即社會有限的產出無法在短期內同時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擴大和國外市場的擴張。因此,此消彼長下,出口量就會隨之下降,進而使得對外貿易的規模縮小,最終影響到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同時,出口量降低使得我國外匯減少,帶來國際儲備量的相對下降和償債能力的減弱。另外,出口總量減少影響到我國在相關領域國際市場的份額,這也影響我國對外貿易的經濟效益。

3.3引發貿易保護,帶來通貨膨脹我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就提出“擴大內需”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當前外需不穩定性加劇、內需潛力亟待挖掘的宏觀形勢下,擴大內需的意義尤為重要。2009年5月,國務院對宏觀調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調整,財政政策從“穩健”轉為“積極”,貨幣政策從“從緊”轉為“適度寬松”,對優勢產業和新興領域產業采取重點扶持的政策,對受到金融危機較大沖擊的外貿行業實行關稅杠桿的調節,如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調整部分產品出口關稅,特別是取消部分鋼材、化工品和糧食的出口關稅。這些措施不僅支持外貿行業的持續發展,更是擴大內需的有力途徑。同時,由于中國傳統外貿行業多為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加上政策補貼和關稅手段的運用,在國際市場上極具價格競爭的優勢。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利于擴大內需。前者輸入政府投資,后者鼓勵民間資本的投入,二者雙管齊下能夠有力地拓寬國內市場需求。但是,這種刺激性“組合拳”勢必會帶來產能過剩的問題,只能通過國內、國外兩個市場來消化。由于我國經濟發展長期以來依賴投資的拉動作用,加之民生問題如養老、醫療、教育還有住房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仍不完善,因此,要在短期內撬動國內市場潛力,推動內需型經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對外出口能緩解產能壓力。政府為推動出口,提供給企業出口補貼,增加了外貿企業的價格競爭力,但易遭致主要貿易對象針對中國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2009年美國對華輪胎的“特保案”引發全球主要貿易國家對華貿易的指手畫腳即是最好的證明。以2009年我國出口為例,加工貿易在我國出口中占近一半比例(表2和圖3),而從事加工貿易的企業都屬于勞動密集型。一旦這些加工貿易型企業受損,我國的出口就受阻,引發效益、就業等問題。

從國內角度看,匯率、利率和財政赤字難以三全其美。以擴大內需為例,積極的財政政策激發國內市場的需求,就會擴大財政赤字,降低利率,那么匯率必須升高,反之亦然。當前,我國實行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的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制度。但是全球化下的貨幣市場儼然是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經濟子系統,尤其是經濟大國擴張性或防御性較強的貨幣政策,更需要給予系統性的思考和評估。金融危機后,全球利率都普遍維持在歷史低點以刺激經濟、減少二次探底的風險,帶動復蘇。我國也一直以寬松的貨幣政策來鼓勵國內的投資和消費。經濟發展速度過快在國內層面上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通貨膨脹也與貿易息息相關。當出現通脹的壓力時,說明需求大于供給,出口就會減少,若進口量不變,則產生貿易逆差,發生國際收支不平衡;相反,內部需求減弱,則通脹壓力減小,出口增加。我國為應對外需疲軟和貿易保護主義,轉出口外銷為內銷,以擴大內需來拉動經濟的內生增長,投入4萬億人民幣來刺激消費。但是,國內生活模式和消費觀念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短期內無法實現消費主導型模式。這使我國一直難以擺脫投資主導型發展的束縛,易引發國內通貨膨脹,產生貿易逆差。當前我國處于結構性通脹的狀態,在總需求與總供給處于均衡的狀態時,因經濟結構因素變動,導致一般價格水平上漲,帶動其他部門價格的上漲,形成整個社會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

在對外貿易方面,我國在2010年3月份以前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的地位。但是,從2010年3月份開始,我國的進出口由貿易順差轉逆差(表3、圖4~5)。產生貿易逆差的原因很多,這其中就不能忽視國內擴大內需,引發通貨膨脹和外貿逆差的影響。目前,中國的通脹幅度正處在管理層的可調控范圍內,這種尚未處于高位運行的壓力有利于處理貿易不平衡問題。

另一方面,政府的鼓勵性措施如果不能運用得當,沒有“以發展為根本目的進行有效監督”[2],不僅不能增強外貿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外貿經濟效益,更會受到相關利益集團的游說和影響,造成行業過度依賴政策調控、創新能力和效率下降等問題。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由進口替代轉向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產業升級,是現階段我國在對外貿易活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3.4吸引短期游資炒作,增加經濟波動風險擴大內需要求經濟增長格局由原先主要依賴投資與外貿,轉變為重消費、擴內需和大力發展民生項目等。市場需求的提高必然帶來供給量的增加,使得國民收入提高。假設經濟體在一定期限和區域內,消費占國民收入比重不變,當國民收入上升,消費規模就擴大,進口也增加。若一定時期內,出口萎縮,進口率保持不變,則會產生貿易赤字。為了保持國際收支的平衡,必須采取減少資本輸出、增加資本輸入的措施。以高利率來吸引資本輸入是最為有效的途徑,因此為了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利率必須同國民收入同升降。所以內需的擴大必然帶來高利率,而高利率不僅給國內資本筑起門檻,也會使我國外貿民營企業面臨游資的挑戰,影響外貿產業升級和對外貿易在政策調控方面的自主性和對民生問題的積極作用。當經濟體出于刺激內需而引發利率提高,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就更大了。另一方面,高利率還能帶來熱錢的涌入。熱錢對經濟運行的壓力,莫過于利率、通脹以及名義GDP與民生指數的不一致性。由于人民幣幣值的提升,境外游資的短期投機行為使流通市場對人民幣的需求量上升,人民幣在市場中的流通速度就會越來越快。現階段我國對人民幣增發機制監管嚴格,熱錢涌入只能抬高人民幣的“價值”。這種價值不是與黃金含量真材實料的對等一致,更不是因美元掛鉤而引發的增值,是因金融市場不當投機行為和不實貨幣炒作惡行帶來的對于人民幣升值的期待。同時,當內需得以擴大,進口受到抑制,在出口增長幅度大于或等同于進口量下降幅度的時候,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就容易出現明顯的順差,甚至會因政策和時滯因素而在一段時間內持續擴大。由此可見,現階段人民幣升值的弊大于利。

境外游資的炒作一直是亞洲新興國家在轉變經濟體制和發展軌跡過程中面對的問題。游資哄抬物價,給經濟增加泡沫成分。以中國為例,表面上,大量外資注入推高房價和生產生活用品價格,壯大產業規模,增加經濟總量。但實際上,境外游資不僅惡意哄高房價,同時介入能源、鋼鐵、水泥等傳統行業,引起相關原料價格持續走高。生活成本因生產成本提高的連鎖反應一直居高不下,而實際工資增幅微乎其微,未與成本指數同步。理論上,境外游資的不純投機性儲幣行為是當下國內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通貨膨脹往往會推動勞動力市場對薪酬的期望值,帶來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在生產原料價格被控制的情況下,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使中小企業不堪重負。尤其是能源型和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得不采取延長工作時數和克扣工資的方式,變相降低生產成本,以維持企業的正常運轉。這種盤蜷在世界貿易鏈末端的惡劣貿易環境,不僅沒能幫助中國企業持久積累“原始資本”,反而惡性固化了不合理的舊貿易秩序。同時,缺少雄厚資金、先進技術以及管理模式的外貿企業是無法通過創新和轉型來達到整個外貿產業的資源整合和結構升級,這間接影響到了國家貿易規劃、政策制定的獨立性以及落實的可能性。一旦境外游資通過合法的途徑,在開放的領域掌握了資源的市場價格主動性,經濟主管部門就無法有力推動產業資源的協調與升級,并迫于市場經濟的情理,任由價格隨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實為受游資掌控。

4對策與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政府應該加大宏觀經濟政策執行力度,在擴大內需的前提下,杜絕對外貿易所可能出現的問題與隱患。

4.1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有效提升人民幣的抗風險能力,堅決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減小國際貿易摩擦從外部環境和國內情況來看,人民幣的升值都存在著趨勢性和必然性的升值壓力與預期。事實上,人民幣的升值與否對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持續性最為關鍵。可以在保證出口穩定和經濟發展勢頭繼續的前提下,實現人民幣穩中有升,既消除國際上的升值雜音,又不會實質性地影響我國的出口工作。當國內需求出現實質性的拐點、外貿企業轉型成功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會減小。

此外,應對人民幣升值問題要謹慎處理與貿易摩擦的關系。誠然,人民幣維持匯率穩定對我國的出口起著巨大推動作用,但是隨之而來的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使我國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和貿易壁壘。國際貿易環境的進一步惡化,又使我國出口更加困難。其間的政治經濟博弈并不是簡單的雙向回合。如何把握好平衡的“度”亟待確立共識。必要時,可以在保證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小于出口增量幅度的條件下,實現人民幣小幅而穩健的升值。同時,應該有效提高外匯儲備利用率,擴大進口,縮小外貿順差,應對貿易摩擦。例如,近幾年由政府牽頭的商業大額采購規模在不斷地擴大,尤其是對發達國家高附加值產品的輸入。一來可以借以研發,二則能夠縮小貿易收支的不平衡。但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立場不能動搖。這是維護人民幣幣值穩定和國內金融安全,進而保證人民生活水平不受影響,配合擴大內需政策的核心所在。

4.2轉變外貿增長方式,促進外貿易產業升級和產品更新換代,提升外貿效益,形成領域內有效的價格競爭機制在大力倡導內需型消費的同時,我國的進口會受到影響。而在產能一定的情況下,又容易壓縮出口規模,導致外匯儲備和就業機會的減少。初級出口產品和加工型為主的產品不具備彈性需求較小、不易被替代的特點,這使出口并不占優勢。必須主動調整外貿戰略、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把外貿發展重點從追求出口增長速度和規模轉變到追求外貿增長效益和質量上來,加快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資源整合,實行“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以質取勝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在傳統市場的基礎上努力開拓新興市場,倡導“富民興貿”、“和諧貿易”的新理念,轉換擴大內需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壓力為動力,提升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對外貿行業質量與品質的貢獻率,向貿易產品增值鏈的方向無限延伸,推動高價值含量的產品出口,爭取更高層次的國際分工,提高外貿企業效益,建立健全外貿產品的價格競爭機制。

4.3加大貿易扶持力度,改善貿易發展環境,正確處理政府與外貿企業的關系,積極應訴“雙反”調查未來外貿工作要著力推動一般貿易發展,在優先改善外貿生存與競爭環境、搭建延伸國內外的物流分銷平臺同時,應加大金融保險服務力度,優化中小型企業的融資結構,幫助外貿企業走出去、引進來。相關部門應該制定科學合理的出口退稅政策,完善和補充靈活的關稅征收體系,如“應把出口退稅規模基本穩定在全國財政收入的8.5%~9.5%,即不超過10%的水平”[3]。繼續鼓勵和支持加工貿易發展,引導其擴大國內市場銷售,讓他們“具有更強的抵御國外市場風險的國內市場條件,并培育增強國外競爭優勢的國內產業規模條件”[3]。政府要正確處理與外貿企業的關系,只能在發展戰略和產業轉型等方面給予指導,不能過分干預企業貿易活動的自主性。同時,要給它們“輸血”更要教會它們“造血”,將積極發展外貿行業戰略融合到擴大內需、鼓勵消費的新型發展模式中,鼓勵企業擴大生產、滿足內需,積極應對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以WTO規則來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4.4管理通貨膨脹,遏制熱錢炒作首先,供需不一致時增發貨幣量容易造成通脹危險。消費者物價指數,即CPI常被用來衡量通貨膨脹率。2005~2009年,我國的CPI由不到2%飆升到2008年的5.9%。根據經濟學中對通貨膨脹正常值4%~4.5%的標準,我國在2009年存在著通貨膨脹的趨勢。沒有發生通脹不代表不要進行通脹預期的管理。首先要遏制對通貨膨脹預期的惡意炒作,以免給投機分子可趁之機,增加經濟的不確定性,損害多數人利益,導致企業預期成本升高,影響外貿出口和行業效益;其次,“校正匯率失衡、從緊控制貨幣總量”[4],要有力調控信貸政策,減少貨幣的放貸量,增加對外貿企業的優惠政策,彌補因通脹帶來的損失;再次,嚴格監控熱錢涌動,建立健全投資進入門檻和退出機制,解決市場流動性過剩的問題。特別要關注“由于流動性過剩特別是熱錢炒作問題的存在,在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某些特殊的生產行業和產品上,極易形成流動性的集中泛濫和投機炒作,導致這些領域價格的大漲大落”[5],避免外貿行業包括人力、生產資料等成本的提高;最后,要加大對外貿行業的補貼力度,抵消因通貨膨脹帶來的成本虛高。為避免引起“反傾銷、反補貼”調查,補貼的原則是盡量維持通脹前的水平,不能因為政策過度支持而適得其反。值得注意的是,在適當調控宏觀政策的同時,要謹慎對待反通貨膨脹措施帶來的消極后果,如短期內失業人數增加,產量減小等等。公共管理政策要配套,應急機制不能缺失。

投機性短期資本具有前期隱蔽、瞬間爆發等特點,會對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形成致命打擊。因此加大熱錢監管力度首當其沖。要堅持資本項目的管制,監控熱錢出入路徑,減緩外幣博取資本獲利后出逃的速度,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形成機制。其次,對大額資金流動方向審慎監察,設立外貿行業資本進出的安全機制,防止境外游資和國內炒作資本聯手打壓和控制對外貿易。必要時,應該采取短時的行政干預或者頒布針對投機資本的法令條例,憑借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使部分通過這種渠道的熱錢在政策影響下為規避風險而止步甚至撤退。也可轉“堵”為“疏”,引導熱錢發揮積極功用。

5結語

國內市場消費容納空間越大,對外貿發展的影響就越存在值得考量和謹慎之處,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操作層面和經濟指導能力的挑戰就越明顯。相關部門在想方設法擴大內需的時候,要更加重視當前民生政策對外貿行業的相關性和連續性,著力擴大內需政策之于對外貿易合理增長的邊際貢獻率,避免經濟振興政策引起的負外部性溢出效果。這也要求決策層需要更廣闊的國內外市場雙線并行的發展思路,采取豐富、有效和緊密的手段,保證公共政策適于宏觀經濟與對外貿易的理性趨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