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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共享經濟背景下，隨著信用交易的不斷擴大，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相應的市場規則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對于個人信用建設相對落后的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由于制度、文化、法律和經濟背景的差異，單純的制度移植無法彌合理論與實踐的分離。從傳統經濟業態下信用文化的變革入手，立足于共享經濟背景下，探討個人信用的演進、發展、障礙與難題。聚焦于個人信用制度規范化的理論必要與實踐需求，對個人信用主體，個人信用信息的范圍、歸集、使用，個人信息主體權利進行思考，并從法學視角提出規范性要求，為個人信用制度設計法治路徑。

關鍵詞：共享經濟；個人信用；規制

前言

我國有著深厚的信用歷史和文明，在全球信用體系演化過程中，曾經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助推社會信用體系日臻完善。然而，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日益嚴重的失信現象不僅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更是有損我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形象。近年來，共享經濟迅速崛起，借助信息技術深刻影響和改變交易雙方的經濟關系和社會聯系，導致信用交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劇擴大。國家信息中心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2018）》顯示，2017年我國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49205億元，比上年增長47.2%。預計未來5年，有望保持年均30%以上的高速增長。中國成為全球共享經濟創新者和引領者。中國共享經濟發展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市場規模、創新應用、國際影響力以及制度創新探索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共享經濟迅猛發展與我國個人信用建設相對滯后之間的矛盾日益成為社會焦點，一方面，出現用戶惡意使用、破壞、甚至盜竊共享標的等不良事件；另一方面，個人信息泄露、個人信用評分不當等侵害個人隱私、影響個人權利的事件時有發生。在共享經濟背景下，隨著信用交易的不斷擴大，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相應的市場規則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某種程度上說，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面臨新的起點，需要對現有信用體系及時進行調整。對于信用建設相對落后的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2014—2020年）》提出要構建“以信用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體制。社會信用體系包括公共信用體系、企業信用體系和個人信用體系。①由于制度、文化、法律和經濟背景的差異，單純的制度移植無法彌合理論與實踐的分離。同時由于缺乏頂層設計和成熟的示范樣本，目前關于個人信用的制度構建仍處于摸索階段。在推進共享經濟發展過程中，信用對于降低共享經濟準入門檻、拓展共享經濟范疇邊界、提升共享經濟質量效能等具有不可替代的要素優勢。[1]基于此共識，立足于共享經濟背景下，聚焦個人信用難題，梳理并優化個人信用體系，尋獲法治破解并提升信用制度設計能力的途徑，具有十分重要意義，將有助于推動個人信用制度設計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凝聚共識，從而構建并完善多層次、多方位的信用服務體系。

一、傳統經濟業態下個人信用的演進

社會經濟形態對社會政治結構和文化意識的狀態具有決定性影響，信用文化也由占據時代統治地位的經濟形態所支配。根據社會學研究結論，人類社會的信任模式經歷了三個階段：從農耕時代熟人之間的習俗型信任關系（人際信任）為主，到工業時代陌生人之間的契約型信任關系為主，再到信息時代的匿名陌生人之間的系統型信任關系為主。[2]中國經歷人類所有的經濟形態，但影響最為廣泛、最為深遠的是歷史自然經濟以及現代市場經濟，與之對應的信用文化迭代則構筑了個人信用的基本演進背景。

（一）封建自然經濟與傳統中國注重倫理、封閉和習慣的信用文化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具有分散和自給自足這一明顯特征，農耕文明是當時經濟的主基調，商業貿易雖在某些階段和某些區域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但總體成熟度極低。由此形成一種以上下分離、基層自治為特征的社會結構，上層是以皇權及其官僚體制為統治階層；基層則是以家族或村落為基本單位的一個個自治共同體，這一社會結構由族權和紳權來支配。[3]與封建經濟和社會結構相對應的誠信文化主要表現為人倫信用，具有三個主要特征：1.價值層面為儒家倫理道德觀，利益和效率并非其主要考量因素《論語》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儒家倫理使誠實守信成為個人極為重要的自我修養，強調發揮主體的內在力量，要求“內誠于心、外信于人”，將其作為人倫五常（仁義禮智信）之一，并逐漸積淀為集體意識。在這一價值體系中，強調重義輕利，利益和效率處于較低層級的考量，必須讓位于高層級的人倫理念。2.輻射范圍為有限的熟人社會，圈子小導致信息傳遞快捷充分傳統社會關于信用的制度供給是一整套熟人之間人格化的交易規制，是一種建立在個別主義（或特殊主義）信任基礎之上的合作秩序。[4]傳統社會的經濟往來多數局限于彼此知根知底的熟人圈子，信息對稱和輿論壓力使得失信者難以生存。即使在跨地域的社會交往活動中，熟人社會仍然對誠信行為發揮制約作用。如明清時期，商人往往以行會、會館等群體方式活動，不守信不僅會使族人鄉親蒙羞，而且會給同個群體里的其他人帶來負面影響。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個人信用附屬于家庭信用、集體信用乃至家族信用，獨立性較差。3.實現途徑為習慣約束，缺乏強有力的契約約束和法律懲戒費孝通先生指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5]而社會總體法制建設的匱乏，也無法依靠完備的法律系統進行信用激勵或懲戒。

（二）現代市場經濟與當下中國注重高效、開放和契約的信用文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之信用法治理念的傳播推廣，中國的信用文化體系發生了劇烈變化，可歸納為三個維度的演進：1.價值基礎從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轉變為現代市場經濟的效率原則。當中國向現代市場經濟大步邁進之時，堅持效率優先、注重利益引導成為社會的支配性法則之一。此時，僅靠傳統社會的儒家誠信道德觀無法適應快節奏的市場經濟，取而代之的必須是與效率原則相匹配的一系列制度理念，如遵循法治的理念、職業倫理的理念等。2.輻射范圍從有限的熟人社會拓展到廣泛的陌生人社會，需要更加復雜完善的信息披露和評價機制。社會流動的加劇和社會結構的開放，使個體從傳統的宗族村落這些共同體中獨立出來，面向廣闊的外部世界和復雜的陌生人環境。原先熟人社會的信息對稱、輿論道德壓力和熟人連帶責任等舉措失去了效用，必須依靠完善的信息披露和評價機制等發揮震懾和懲戒作用。3.實現途徑從傳統的習慣約束提升為依靠法律作為后盾的契約約束。現代信用關系，實際上是自由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經濟關系的一種顯現，而契約至上精神則是公平交易的核心精神。市場交易的雙方基于信用，在訂立契約的時候，遵從不欺詐、不隱瞞、不惡意的基本原則；在履行契約的時候，做到全面履行、充分履行、正確履行，同時根據交易習慣履行必要的附隨義務。而法律則提供了履約的強制力保障，通過違約訴訟等方式，確保守信一方的利益得到最終的保護。

二、共享經濟下個人信用的發展

（一）共享經濟的內生特質與個人信用變革緊密契合伴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共享經濟這一新經濟業態在近幾年獲得蓬勃發展，共享經濟正在改變全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共享經濟自身的三大特性使之在世界范圍內取得了爆發式的急速發展，而此三大特性也恰恰契合了信用文化機制變革的三個維度。第一，共享經濟是對閑置資源的社會化再利用，充分體現效率優先原則，從而對信用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享經濟的意義在于極大程度地提升了社會閑置資源的分配效率，在所有權不變的情況下，個體通過部分使用權讓渡的方式分享各式各樣的產品和服務，這必須建立在信用的基礎之上。在這些市場巨大，影響深遠的社會經濟應用場景中，個人征信所能提供的“經濟通行證”（泛指個人信用信息服務，例如消費者信用報告和消費者信用評分）服務都是關鍵的環節。[6]第二，共享經濟將傳統的親戚鄰里等熟人之間的共享關系，借助互聯網拓展到廣闊的陌生人群體，首先要消除的是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這必須通過更完善的信用體系來實現。基于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將線下的面對面實體交易關系拓展到線上的虛擬世界中的交易關系，是共享經濟得以蓬勃興起的核心因素，無疑需要構建更加廣泛的商業化信任。第三，共享經濟促進了生產方式由大規模單一中心轉向去中心化的個性化定制，[7]更加強調交易雙方具備契約精神，同時也需要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共享經濟去中心化的設置提升了個性化產品和服務的比重，改變了傳統工業社會將格式化的標準合同作為主要交易契約的現象。但是，去中心化更加突出了交易雙方的平等性，契約至上精神不僅不能弱化，反而應當更加得以遵行。

（二）共享經濟創造、豐富了個人信用應用、流通的場景傳統經濟模式下，個人信用主要運用于金融信貸領域，覆蓋人群局限于有信用記錄的個人，而那些在傳統金融機構沒有信貸往來和記錄的個人，其“信用”價值往往無法體現，更談不上應用與流通。共享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大大擴展了個人信用的應用和流通場景，從傳統的經濟金融領域擴展到其他方面，如共享單車等各種需要信用履約的生活場景。

（三）共享經濟的發展助推個人信用實時有效“變現”如何構建共享經濟世界中的信任感？共享經濟建立起來的信任模式是數字時代信任模式的典型，交易雙方互動的頻率、強度與親密度，都比傳統模式大大提升。和工業時代陌生人間的契約型信任關系相比，這種匿名陌生人之間的系統型信任關系，需要參與者給予對方足夠的尊重和信任，才能真正激活“閑置”。共享平臺通過實名認證、資料核實、背景審查、評價反饋、預警系統等方式，運用機器算法，為交易雙方搭建大數據體系，提升個人信用覆蓋率、保障個人信用及時流通變現。

三、共享經濟下個人信用難題

（一）個人信用信息碎片化，難以有效解決信息對稱性問題傳統征信以企業機構信息為主，原有市場經濟體系的重心在于企業之間的交易關系，因此我國征信行業發展初始就是以企業為主要征信對象，并構建了較為系統的數據資源，個人信用與之相比明顯匱乏，覆蓋率不高。共享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的個人成為市場中平等的交易主體，但信用體系中的個人信用信息存在孤立、碎片甚至錯誤的現象，迫切需要完善個人信用數據。

（二）個人信用信息創新與有效性間存在矛盾傳統信用信息以合同履行、行政處罰和司法裁判三類信息為主，缺乏消費、出行等其他社會活動中產生的信用關系。以國務院頒布的《征信管理條例》為例，根據第四十四條對“不良信息”含義的詮釋，主要包括未履行借貸等合同義務的信息、行政處罰信息以及人民法院裁判等三類信息。①行政法規界定的信用信息數據種類單一，無法滿足現實中共享經濟多元化業態的真實需求。共享經濟的快速發展，除了傳統的信用信息，還需要在數據來源、廣度和類型等方面進行創新，廣泛收集個人在社交、消費、出行等網絡平臺所記錄的大量信用行為，從而在紛繁復雜的應用場景中多角度、立體地刻畫個人信用。這些創新數據來源于共享行為軌跡記錄、平臺評價等數據，這些來源更多元，種類更豐富的個人信用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信息主體的行為習慣、消費偏好，有助于評估信息主體的信用風險。但是數據質量、權威性受到質疑。美國國家消費者法律中心2014年3月對主要的大數據征信公司進行調查后并發表了題為《大數據，個人信用評分的大失望》的調查報告，報告稱，大數據征信公司的信息錯誤率高于50%。這些公司的數據模型繁多又復雜，使用不準確的數據，有“垃圾進，垃圾出”之嫌。[8]

（三）個人信用信息共享與交換存在不平衡性1.個人信用信息，根據產生的主體不同，分為公共信用信息和非公共信用信息，目前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差異較大。公共信用信息，是政府及公用企事業單位在履行職責過程中產生的信息，具有公共財產的屬性，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政府部門應當共享共用，也鼓勵市場運用公共信用信息。[9]作為公共信用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個人公共信用信息的采集、流動與共享等，散見于各地關于公共信用信息的地方法規、規范性文件等。而非公共信用信息，則是市場主體在交易過程中形成的信息，包括銀行征信信息和其他信用信息。根據《征信業管理條例》，銀行征信信息的采集、應用規則相對清晰，問題不大。其他信用信息，尤其是商業機構自行構建和收集的信用信息如芝麻信用分等，法律上對其共享與交換的規制還存在空白，對于主體授權標準、共享范圍界定、信息濫用禁止等要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2.個人信用信息共享及互聯互通存在壁壘，導致碎片化。目前我們只有1/3的消費者有傳統信貸數據，進入大數據時代和互聯網經濟時代，消費者有豐富的非信貸數據或者其他信用相關數據。比如電信數據、支付數據、社交數據、電商數據和心理測量數據等。[10]但是這些信用及信用相關數據在目前的體制下，仍處于分散狀態。2015年1月，經央行批準，芝麻信用、騰訊征信等8家機構成為我國首批試點開展個人征信業務的商業征信機構。而后，各家試點機構分別推出了個人征信的具體舉措，比如阿里上線了芝麻信用分、騰訊上線了騰訊信用分，等等。但是，這些第三方征信機構的信用服務具有明顯的商業屬性，出于保護自身信用數據安全的考慮，不愿進行共享。如芝麻信用、騰訊信用目前應用較為廣泛，但其對接的共享經濟平臺往往又分別與阿里系或騰訊系的公司存在關聯關系，互為競爭對手，從而形成較為頑固的信息共享壁壘。3.在沒有數據共享的情境下，共享經濟平臺的線上信用機制缺乏與其他信用信息平臺實現數據共享的穩定渠道。在信用信息歸集、管理和應用等環節上，線上信用機制與線下交易行為的脫節給共享經濟埋下了足以動搖整個行業的信用危機。[11]例如，共享經濟平臺企業審查其用戶信用資質的途徑非常有限，主要是依托自行構建的點評系統，或者第三方商業機構的征信系統，無法與其他來源特別是政府機構的信用信息進行核實對照，可能存在一定的風險和漏洞。

（四）在應用層面，個人信用評價與信用獎懲標準缺失1.個人信用評分的真實性、可靠性存在問題。為了解決共享經濟交易雙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導致互不信任這個痛點問題，共享經濟平臺紛紛引入信用分機制，通過信用分描繪出用戶個體的信用畫像，使之作為信用評級證明之一，實現對共享經濟交易雙方的信用背書。但是，一方面，由于各個平臺構建信用分的基礎模型可能大相徑庭，個別采用低劣數據算法的平臺會使該平臺的個人信用分在科學性、可靠性方面存疑。另一方面，個人信用評分是可能影響不特定人群權益的產品，如果評價體系本身存在較大漏洞，也可能出現用戶通過“買粉”“刷分”等虛假行為記錄累積信用記錄，無法真實反映個人信用。

2.信用評價標準不一致，導致失信懲戒缺乏統一的尺度。共享經濟覆蓋多個區域、行業和領域，條塊分割的失信等級劃分和評定制度加大了信用監管和懲戒難度。[12]對于不同的行為，是否納入信用評價體系，沒有統一的標準；對于同類性質的失信行為，如何進行定量的信用評價，也沒有統一的量度。信用評價標準是進行信用獎勵懲戒的前提條件，應當予以規范。

3.平臺企業對失信行為的懲戒措施缺乏力度，可能被失信用戶規避。按照現行法律，平臺企業不能通過具體的經濟處罰對失信用戶進行懲戒，只能以削減信用分等弱約束舉措進行處理，因此對于交易過程缺乏有效的控制力，從而造成共享經濟的信用體制存在風險和漏洞。以摩拜單車為例，在其信用評價體系中，對于加裝私鎖等失信行為的處罰均是“信用分扣至0分”，這將會影響以后的摩拜單車使用，但違規用戶卻可以通過使用其他共享單車進行規避。

（五）在權利保障層面，個人信用信息保護機制不健全

1.當前，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和監管機制尚不健全，個人信用信息存在泄漏甚至被惡意披露的風險。共享經濟中與信用有關的信息諸如金融信息、消費信息等，很多屬于個人核心信息，共享平臺甚至可以很容易地采集到用戶的移動支付、地理位置乃至通話記錄等個人信息，現實中可能存在平臺泄漏個人信用信息甚或將個人信用信息售賣等風險。2018年3月，舉世震驚的Facebook泄漏5000用戶數據事件，再次表明構建個人信息數據安全保護機制刻不容緩。[13]如何規范個人信用信息的安全合理使用、在為用戶提供便利的同時保護用戶隱私，或者確保用戶在信息不當披露后可以獲得合理補償，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2.個人信用信息如有錯漏，缺乏有效的申訴糾錯機制。個人信用評分可能存在錯漏現象。一方面，個人信用可能被交易對象作出錯誤評價，甚至惡意作出不當評價。另一方面，個人信用如果存在不良記錄，信用主體也難以通過主動糾錯行為進行改善。因此，如何建立并完善個人向信用信息平臺提出申訴、變更等請求機制，強制信用信息平臺對正當合理的請求進行更正，是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四、共享經濟下個人信用的法律規制共享經濟的良性發展，需要構建更加完善的個人信用制度，這是一項系統的復雜的社會工程。目前，在人民銀行和國家發改委雙牽頭模式下，由于在聚焦點上存在差異，個人信用面臨自身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困難，矛盾逐步外顯。傳統的國家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是為防范金融風險而構建的，強調為銀行等金融機構服務，在當前蓬勃發展的共享經濟背景下，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和封閉性；而具有廣覆蓋性、開放性的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在共享經濟場景的應用還需更有力的法律依據和更完善的權利保護規則。因此，應當在法律規則層面，明晰共享經濟環境下如何對個人信用主體規制、對個人信用信息歸集使用規制以及個人信息主體權利保護，為共享經濟提供法治保障。

（一）共享經濟下個人信用主體規制

1.責任主體：政府政府責任主要有三方面：（1）確立標準。通過法律的規則保障信用數據的可靠性、權威性，解決同人不同信用、商業征信機構獨立性等問題。（2）互聯互通。對于政府機構的信用信息數據，允許社會公眾通過規范途徑獲取；對于跨機構的信用信息數據，建立可交換的互通機制。（3）監管保障。強化信用監管與行業自律，建立起以保障用戶權益為原則的監管體系，引導商業征信機構和共享平臺企業建立健全信用約束機制、用戶信息保護機制、風險防控機制，嚴格禁止和嚴厲打擊各種侵犯用戶隱私和惡意騷擾用戶的行為，保障用戶基本權益。

2.服務主體：主要是信用信息服務機構、提供共享經濟的平臺等（1）市場化征信機構。前文所述的首批8家試點商業征信機構，試點兩年多后，由于其運作與央行關于第三方征信機構的獨立性、征信體系的共享性、數據來源的正當性等要求差距較大。因此，2018年2月，央行官網公布百行征信有限公司成為國內首家持有牌照的個人征信業務公司，其大股東是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持股36%，而芝麻信用、騰訊征信等8家試點征信機構各持股8%。[14]這意味著原有的8家試點工作暫告一段落，由百行征信公司統一進行第三方商業征信運作。由于百行征信公司剛剛成立，其機構、體制等尚在構建之中，運行成效有待時間檢驗。就此而言，目前我國市場化征信機構的培育工作無論從廣度、深度和進度方面，遠遠無法滿足當前共享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在加速推進百行征信公司盡快發揮作用的同時，還應當學習借鑒發達國家第三方征信機構的先進經驗，例如美國的Experian通過處理分析個人身份信息、交易記錄、法院判決等形成信用報告，西班牙的Traity基于個人基本身份、社交網絡及評論累積用戶信用，等等。（2）共享經濟平臺。推動共享經濟平臺構建信用商業獎懲機制。共享經濟平臺應按照統一的信用評價系統，對信用評價較高者給予優先權益，通過獎勵、補償等方式降低參與共享經濟的成本，讓守信的個人用戶享受到誠信的好處；對信用評價較低者通過提高交易門檻、增加交易成本、限制交易領域等方式進行懲戒和震懾，對嚴重失信者甚至可以建立“黑名單”制度，將其排除在共享經濟之外。

3.行為主體：個體社會成員，即個人作為共享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清晰界定其權利義務，保障信用信息共享與個人隱私保護二者的平衡，是法律規制應有之義。

（二）共享經濟下個人信用信息規制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個人信用信息的范圍界定、采集方式、使用規制是一個多方利益權衡的法律問題。[15]

1.個人信用信息的范圍（1）傳統征信系統與商業征信系統的信息范圍較為單一。相比較而言，央行征信系統的個人信用信息更為權威、信息質量也更為可靠。按照央行的解釋，目前征信范圍的重點還是個人作為債務人的債務信息，因此，即便對于拿到牌照的百行征信，可能還是為互聯網金融（網貸、P2P等）服務，為的是避免出現“多頭借貸”的現象。（2）共享經濟應用場景多元化拓展信用信息范圍。我們應該看到，共享經濟模式下，信用服務已經逐漸突破傳統借貸范圍的限制，趨向生活場景化，構建更為全面的信用評價體系。同時，共享經濟的發展，也為征信范圍的拓展提供了新路徑。例如，Airbnb就要求房主提供社保信息、社交賬號等；事后則通過“人人反饋”機制，由雙方互評擴充信息來源，不僅降低了信息收集的成本，也帶動了數據的互動性交流；[16]國內阿里、騰訊等互聯網巨頭公司已經建立了龐大的用戶數據庫，可以通過大數據技術以實時追蹤的方式收集個人信用信息，如阿里的芝麻信用已可以覆蓋到租車、簽證、酒店等生活場景。因此，為促進共享經濟的發展，有必要也有條件推動征信機構多角度刻畫個人信用，挖掘數據間的交叉聯系，有針對性地建立多維征信模型，從而增強陌生個體之間的信任感。此外，政府還應加快建設大數據信用融合工程，通過線上線下信用數據信息融合，客觀記錄和交叉印證個人或企業在公共信用、金融信用和市場信用各個領域中的信用信息。

2.個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個人信用信息的采集與保護之間的平衡，是共享經濟情境下信用信息立法的重點和難點。一方面，共享經濟的發展，要求在構建和完善征信機制時，個人信用信息數據應當對社會公眾進行適當公開，從而解決交易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使交易行為和授信活動得以順利實施。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對個人用戶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失或侵害，又應當對政府以及商業機構在個人信息采集和使用方面給予必要的限制，不得過度采集和披露個人信息。因此，如何理解個人信用信息采集的適當性合理性，并以此對個人信用狀況進行評價，是信用信息立法無法回避的問題。結合世界各國的經驗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對共享經濟模式下的個人信用信息采集，應當突出三方面原則：一是知情同意。即除了已經納入政府機構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并依法可以供公眾查詢的信息外，征信機構采集信用信息應取得本人的書面同意并約定用途。二是負面排除。只能采集可用于識別和分析個人履行義務狀況的客觀數據和資料，不得采集與遵守義務無關的信息，特別是宗教信仰、基因、指紋、血型、病史等信息。三是應用分類。在應用階段根據不同應用主體、不同應用場景，確定信息的公開、共享、查詢等類別。

3.個人信用信息的利用對個人信用信息的利用，主要涉及如何利用信用信息對個人用戶進行評價、獎懲以及如何將應用拓展到全社會領域。

（1）建立適應共享經濟發展的信用評價標準體系。目前，傳統的金融系統信用評價體系已較為完備，政府部門的信用評價體系則缺項太多，而商業征信機構和共享平臺的信用評價體系則處于相對空白的階段，對個人用戶在互聯網應用中的交易誠信、社交誠信等缺乏有效的評估分級。為此，建議構建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信用評價標準體系，即由政府機構作為主導，加強全國統一標準的研究和制定，建立基本的市場規則和評價標準；商業征信機構根據不同的應用場景，積極推廣信用評分機制，由市場化信用體系發揮評信和用信職能。

（2）推動共享平臺構建信用商業獎懲機制。共享平臺應按照統一的信用評價系統，對信用評價較高者給予優先權益，通過獎勵、補償等方式降低參與共享經濟的成本，讓守信的個人用戶享受到誠信的好處；對信用評價較低者通過提高交易門檻、增加交易成本、限制交易領域等方式進行懲戒和震懾，對嚴重失信者甚至可以建立“黑名單”制度，將其排除在共享經濟之外。

（3）將共享經濟的信用評價和應用拓展到全社會領域。個人用戶如果在共享經濟平臺上獲得較高的信用評價，進而現實生活中享受更優惠的產品、更便捷的服務；反之，個人用戶在共享經濟平臺上如果留有嚴重失信記錄，不僅會在參加共享經濟活動中受到限制，而且在更為開放的社會信用體系監管聯動的支持下，在消費、信貸等諸多領域同樣會受到制約。進入新時代，要探索建立跨部門、跨地區、跨行業的守信聯合激勵、失信聯合懲戒的機制，實現“一處失信，處處受限”，提高各參與方的失信成本，從而倒逼形成以信用為核心的共享經濟發展體系。[1]

（三）共享經濟下個人信息主體權利保護

1.異議權異議權的重點在于完善用戶信用信息查詢糾錯機制。允許個人用戶有權查詢了解自己在征信機構留存的信用記錄檔案，如果對記錄的內容有疑問有異議，應當允許其享有向信用管理機構提出申訴的權利，信用管理機構經核實無誤后，按照不同情形分別予以刪除、修正、補充等措施。

2.修復權（1）時間性修復。按照《征信業管理條例》的規定，個人不良信用信息的保存期限是5年。①個人失信記錄期滿，相關失信記錄將自動被系統刪除，這屬于時間性修復，是個人作為信用信息主體應當享有的權利。（2）自主性修復。修復不良的信用記錄是信息主體享有的“信用增級權”的一種表現。[17]信用“增級權”本質上屬于自我形塑權，即自我決定“我是什么”的權利。每個人的人格都是獨立的，每一個人也有權決定自己的行為，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18]個人信息主體不能強迫社會改變對自己的評價，但是，可以以積極主動的姿態，通過有效的作為，對先前的失信行為給社會公眾或者特定受害人所造成的傷害和損失給予補救，從而重新取信于社會公眾，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3.救濟權個人信用建設，離不開個人信息保護；而個人信息保護，必然賦予個人實施救濟的權利和途徑。在個人信息隱私保護立法中，應當允許當事人對個人信息泄漏、濫用等行為提起司法救濟，獲得相應的民事賠償或補償，以充分保護信息主體的合理與合法的利益。

四、結語

個人信用在不同經濟形態下經歷不同的演進過程，在共享經濟下突破困境、進行法律規制從而實現優化具有特別的意義。然而，個人信用建設橫跨公私兩大領域，共享經濟下進行深層次的制度設計、法律規制具有相當高的技術難度，有待在法律確立的權限范圍內深入研究、審慎進行，通過共享經濟發展與信用主體權利保護的平衡，充分激活人性中共享的因子、喚醒個人信用意識，從而構建富有中國特色的個人信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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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明華 單位：中共廈門市委黨校 法學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