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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態是中央對國家經濟發展階段特征的一個正確判斷，說明我們正在和即將進入經濟發展速度由原來30年接近兩位數的平均增長速度轉變為7%~8%的中高速增長速度。經濟增速的換擋是一個現象，其本質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經濟新常態到來使得我們的經濟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水落石出”，結構性問題也就構成了我們當前必須認真面對的一個挑戰。全國如此，西安也不例外，只不過西安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這些都是近期西安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熱點問題。

一、新常態———西安經濟發展的宏觀背景

（一）何為新常態新常態的“新”是與“舊”相對而言，說明中國經濟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發展階段性特征，新常態中的“常”則預示著相對穩定，表明中國經濟在新的狀態下，繼續平穩持續健康發展。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其本質核心是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平均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后開始出現減速換擋，告別過去的粗放式增長模式，向集約型、高效益可持續的中高速階段全面轉型；中國語境中的“新常態”不同于西方語境“新常態”所言的“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緩慢而痛苦的過程”，是要在全面的結構性改革中重構新的增長模式、重塑新的發展源泉，它的主題是“全面改革”、是“結構調整”，而不是“危機救助”。[1]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更加系統、全面、深入地概括了新常態的特征，包括消費、投資、出口、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市場競爭、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九個方面特征。這九個方面可以概括為總需求、總供給以及黨和政府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三大領域，其中前兩個領域主要涉及到居民和企業的市場化行為，第三個領域涉及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新常態特征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形態更高級的階段演變。但是所有的特征最后集中體現在經濟增速上，新常態意味著今后的經濟增長速度就是7%-8%之間的中高速，再也回不到過去30年平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并且還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所謂大邏輯，就是看待一個問題，角度各不同，很多的邏輯都是存在合理性的，但是小邏輯服務于大邏輯。對于GDP換擋，一些學者認為經濟增速回落是暫時性的，因為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兩次經濟增速低于7%，像1989、1990年GDP增速是3%、4%，之后增速又回到兩位數的增長，這是小邏輯。大邏輯是這次經濟增速回落持續的時間已經超過了以前歷史上經濟增速的回調時間。目前經濟增速保持7%-8%已經持續3年，明年預定目標是7%。這次經濟增速換擋不可能再回到兩位數以上，這是經濟發展的新狀態和趨勢，是大邏輯。

（二）為什么會出現經濟新常態從理論和實踐上來看，中國經濟增速換擋是必然的趨勢。1.經濟發展規律決定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換擋。GDP增速是由潛在增長率決定的，GDP增速往往圍繞潛在增長率合理波動，如同價格圍繞價值波動一樣。潛在增長率是理想狀態的增長率，它是由經濟發展中的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中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減少。從勞動投入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們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逐漸放緩。自從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下降后，預計到2020年將減少3000萬人；從資本投入來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得全社會的撫養人口增加，撫養支出上升，銀行的儲蓄規模必然減小，而由儲蓄率決定的投資資本增長也必然放緩；從全要素生產率來看，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也難以大幅提高，相比2006-2010年，過去四年全要素對GDP的貢獻平均下滑了1.5個百分點。所以，潛在增長率下降是個不爭的事實，由它決定GDP增速自然也會下降。2.國際的實踐經驗證明中國經濟增速換擋使然。根據世界經濟發展歷史研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都會出現增速“換擋”現象。以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為例，上個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經濟年增速平均高達9.7%，70年代后半期到1990年期間年經濟平均增速回落到4.26%，之后到2012年期間僅為0.86%；上個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韓國經濟年平均增速為8.02%，90年代后期到2012年期間僅為4.07%；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我國臺灣地區國民經濟年均增長8.82%，之后到2013年國民經濟年均增長下調為4.15%。

（三）新常態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關系在2012經濟工作講話中已經明確指出，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國際之間競爭本質是時間和速度的競爭，如果哪個國家動作快，哪個國家就能搶占先機，掌握主動權，否則就被落下來，經濟結構也是如此，這充分表明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著名的財經專家賈康認為從高速轉為中高速是現象，本質要求結構優化升級，以保障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3]經濟增速從高速轉為低速，主要是高增長經濟的內部不平衡，需要從一種平衡調整到另一種平衡。即為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主線是加快推進經濟戰略性調整，反過來，新常態主要抓手是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西安的經濟發展從增速來看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西安的經濟增速與全國經濟增速變化趨勢一致，西安2014年經濟增長速度為9.9%，高于全國平均增速的7.4%和陜西經濟增速的9.7%，新常態下經濟的下行壓力增大，經濟結構調整勢在必行，某種程度上來說，在這個經濟增速的節點進行經濟調整是一種優勢。

二、西安發展中的經濟結構現狀及其存在的問題

按照經濟結構理論，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結構主要包括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城鄉結構、空間結構。[4]因此，西安的經濟結構也應從產業、需求、區域、城鄉四個方面展開分析。

（一）產業結構：結構合理，但經濟發展潛力不足產業結構是國民經濟各產業的組合狀態以及他們之間相互聯系和比例關系。良好的產業結構不僅能夠促使經濟總量快速增長，還能顯著提高社會的生產效率。[5]從表面上來看，西安的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都是黃金比例“三、二、一”結構，而且五大主導產業的貢獻率達到了54.3%。但產業結構還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產業結構演進，致使經濟總量小。[6]1990年之后西安產業結構基本上保持在黃金“三二一”結構。當時十五個副省級城市中只有西安、哈爾濱兩個城市進入三二一時代，當年西安的GDP和人均GDP都是十五個副省級城市的最后一名，只有116.5億元和1932元。西安的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占比超過第二產業時間很早，工業化過程不充分，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低，再加之占比三產較多的效率不到二產的一半，勢必會影響整個經濟的效率，表現出來就是經濟增長的后勁不足。也是西安現在所見的經濟增速在副省級城市中排在第二，但是經濟總量還是排在最后的重要原因。2.工業經濟比重過小，工業化強度不高。近年來西安的工業發展比較快，但是占比較小，2014年工業占GDP比只有27.8%，深圳市就戰略性新型產業的占GDP比達到了35.6%；西安市規模以上工業占比小，2014年，西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為1031家，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21.8%，深圳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GDP為40.6%；西安工業的先進性不強，從7個主要城市制造業的先進性綜合得分看，西安僅比廈門、武漢略高一點點，比其他四個城市低很多。這也說明西安的工業強度不高。3.第三產業占比過半，但尚處于初級階段。2014年西安第三產業的占比和4個直轄市相比，低于北京和上海，但是比天津和重慶高一些。但是西安的服務業以生活性服務業為主，例如西安的五大主導產業中文化業和旅游業都屬于生活性服務業，同時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以金融業為例，2014年西安的金融業占GDP的比重為8.95%，成都為10.65%，深圳為14%。從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來看，西安和成都存在較大差距。4.第一產業比值減少，農業生產效率偏低。2014年農業勞動人口107萬人，全市19.9%的就業人口創造了3.9%的GDP。說明農業的生產效率比較低。

（二）需求結構：投資驅動為主力、消費貢獻偏低西安的GDP增長主要是靠投資來驅動，其需求結構為政府主導型的投資模式成效欠佳，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從投資效果看，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從2000年的0.296遞減到0.159，低于全國水平0.079個百分點，低于副省級城市平均水平0.131個百分點，在15個副省級城市排名中與沈陽并列12；從投資結構看，投資占比超過80%的第三產業，主要依賴房地產等行業拉動。2014年西安固定資產投資中，技術改造等內涵性投資占比僅為6.7%；從投資主體看，國有投資比重在45%以上，發達地區為30%，這些都影響投資的成效。2.從消費來看，消費貢獻偏低，尤其農村消費潛力未釋放。消費需求對GDP貢獻在降低，目前不到30%。消費主要集中在城鎮居民。城鎮居民的消費占到67.3%，其中食品消費占到了29.8%、交通和通訊占到13.1%，文化教育娛樂支出13.1%。農村的消費并沒有釋放，消費潛力未能釋放出來。3.從進出口方面看，存在進出口快速擴張，但貿易對象單一。2005年后西安的進出口快速增長，但是貿易對象和全國一樣主要是歐洲和北美地區。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方面，2013年西安與哈薩克斯坦的貿易額僅為2400萬美元，西安和中亞地區貨物貿易往來并不多。

（三）城鄉結構：共同發展，但差距拉大城市與農村共同發展，但是差距還在擴大。西安的城鎮化率2014年已經達到了72.61%，但是2013年西安的非農業人口占比才超過農業人口占比。近年來，雖然從收入和支出角度來看，農村的增長率都高于城市，但從絕對值角度來看，差距在擴大。西安除了城鄉人均收入差距在擴大之外，城鄉之間的金融、醫療、教育、社保等資源差距懸殊。（四）區域結構：開發區領跑，郊縣發展遲緩一是開發新區領跑全市經濟。2014年“五區一港兩基地”和灃東新城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實際利用外資分別占到全市的55.3%和86%，開發區對全市的稅收收入貢獻達到31.5%。外商直接投資與GDP增加值主要集中在高新區、經開區和曲江新區。二是區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2014年，13個區縣中實現地方財政收入最高的蓮湖區47.13億元，是最低的周至縣3.52億元的13.8倍。GDP增長速度最快與最慢的差距為7個百分點。

三、適應新常態，打造西安經濟結構“升級版”

（一）優化產業結構，夯實西安經濟發展基礎夯實西安經濟發展基礎，最重要的是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在三次產業之中，工業仍然是西安調結構、轉方式的主戰場。這是因為產業結構調整的機制是提高效率，效率提高是牽引產業結構調整的動力。而西安第二產業的效率幾乎高出第三產業的兩倍，所以對于西安來說：1.需要壯大第二產業。一是形成規模經濟。規模以上的企業不僅生產效率高，而且也吸引相關產業鏈企業的聚集，形成集群效應。[7]西安的三星項目應該借鑒成都英特爾效應使三星蝴蝶效用持續放大。二是發展優勢產業。在西安優勢產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和裝備制造業。2014年，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占GDP的比重為28.7%，因此，我們應該繼續將兩大產業做大做好做優。特別是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之后，國家在戰略層面上打開了中亞市場，西安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應該抓住機遇，讓企業走出去，特別是優勢企業。三是增加科技創新力度。西安應該增加研發投入，發達國家的大中型企業一般研發投入在5%，國際知名企業一般在10%左右。全球的電信產業五大公司的華為科研投入占比超過10%，2014年西安的研發試驗投入強度達到5.25%，大中型企業，研發試驗投入強度僅為2.02%。2.強優第三產業，推動服務業高級化。一方面主要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國務院國發〔2014〕26號文件中明確指出，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既是向結構調整要動力又是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重大措施，同時也指出發展生產性服務業的重點領域。作為西安生產性服務業重點突圍點在于以下兩方面：一是推動優勢行業發展。西安的優勢是科技和教育資源，應該發展科技服務業。建立服務平臺，打造發展載體，支持大學建立科技成果轉化中心，啟動大學科技園建設；建設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大力發展各類創新載體和服務機構。2016年，基本建成“一帶一城”（西安環大學創新產業帶和科技服務創新城）。二是發揮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作用。發揮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互動機制，就是企業內置服務社會化，市場化。西安應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特別是大型制造業企業實行主輔分離，促進企業內置服務社會化、市場化，降低運營成本。像西電集團財務有限責任公司這種資產優質的集團內企業，可以嘗試讓他獨立出來，擴大經營范圍，提高西電公司的專業化程度，專注自己的變壓器制造，同時也為西安的金融機構增添新的活力，從而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3.結合事業單位改革和放松管制。這也是調整存量的過程。一方面，西安現代服務業主體的一部分存在于事業單位之中，例如科教文衛；另一方面，服務業存在嚴格的管制，如金融、鐵路航運，水電氣供給、排污等部門。在中國范圍內的服務業按發達國家經濟核算來計算，幾乎占到服務業價值的80%以上。而我國包括西安存在服務業長期困在事業單位和管制中，效率低下，活力不足，發展緩慢。可以將事業單位改革與放松管制相結合，釋放出西安現代服務業的存量，激發活力，提升服務業的效率。

（二）調整需求結構，增強西安經濟發展拉力1.優化投資結構，提高資本效率。投資仍然是西安經濟增長主要拉動力。提高投資效率，重點是需要解決“往哪兒投，誰來投，怎么投”的問題。往哪兒投？在2014年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到投資的新常態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例，西安投資重點包括關中城際鐵路網、地鐵線路等；誰來投，就是擴大民間資本投資；怎么投？就是要創新投融資方式和拓寬投融資渠道。一是創新投融資方式，不斷推廣和擴大PPP模式和股權眾籌融資方式。二是擴寬民間資本投融資渠道。擴大直接融資比例和發展民間資本市場，繼續推進西安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民間金融街二、三期工程建設。2.擴大消費需求，激發市場活力。一是認識消費的新常態。在2014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描述消費的特征為模仿性排浪式的消費已經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漸成主流，未來的主流消費沒有代表性的東西，消費進入一個相對復雜的多樣化的階段。二是培育中產階層。從微觀上看，讓大部分人有能力去消費，從宏觀上看，是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為了經濟體取得可持續發展，從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西安人均GDP于2010年就突破5000美元，2014年人均GDP首次超過1萬美元，達到10394美元。根據國際標準，仍然屬于中等收入階段。要跨越這個階段最關鍵的就是要培養中等收入階層。可以借鑒新加坡的租屋制度和中央公積金體系，解決消費中堅力量的后顧之憂，讓中產階層這一群體愿意也有能力去消費，從而刺激消費需求。

（三）推進新型城鎮化，挖掘西安經濟發展潛力1.推進小城鎮建設。小城鎮建設首先必須有產業支撐形成人口聚集，實現就地城鎮化。目前省級重點鎮啞柏鎮“產業發展吸引人口，人口聚集支持產業發展”的局面已經形成，可以將這一發展模式進行推廣。2.推進戶籍、土地、金融制度改革。城鎮化的重點是解決人口、土地、資金問題，通過戶籍、土地、金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發展的制度藩籬，增強城鄉經濟發展中生產要素流動性，進而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四）完善區域平衡，形成西安協調發展格局加快開發區轉型升級。以化工、汽車、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為主導產業的開發區主要集中在高新區、經開區、航空基地、航天基地。高新區在轉型過程中用高科技來改變傳統產業結構，例如三星項目不僅能夠讓市場主動的淘汰一些與三星項目不匹配的產業項目，同時也能夠帶動和服務一些與之匹配的產業項目。加快全市各區縣產業分工協作。形成主城區以第三產業為主，周邊以第二產業為主，外圍以第一產業為主的格局，實現主城區與郊縣之間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作者：周阿利 單位：西安市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