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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拉美結構主義經濟發展理論

事實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問題上的分歧也是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中葉，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挑戰發達國家對發展問題的看法。當時，西方正統發展理論將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和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等而視之，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就是要像西方國家那樣，實現從傳統社會向具有經濟富裕、工業發達、政治穩定、社會流動等特征的現代社會逐步過渡的過程。對此，以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形成了“第一個產生于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理論”，即拉美結構主義發展理論①。1949年5月，普雷維什向聯合國拉美經委會遞交了題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系統地闡述了其對發展理論的看法。在這份報告中，普雷維什開宗明義地說“：現實正在削弱陳舊的國際分工格局，這種格局在19世紀獲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為一種理論概念，直到最近仍繼續發揮著相當大的影響。在這種格局下，落到拉美這個世界經濟體系的外圍部分的專門任務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②也就是說，在傳統的國際分工下，世界經濟被分成了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大的工業中心”，另一個部分則是“為大的工業中心生產糧食和原材料的”外圍。在這一“中心-外圍”的關系中，技術進步首先發生在中心國家，并且迅速而均衡地傳播到它的整個經濟體系，因而中心國家的經濟結構具有同質性和多樣性。所謂的“同質性”，是指現代化的生產技術貫穿于中心國家的整個經濟；而其經濟結構的“多樣性”表明，中心國家的生產覆蓋了資本品、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在內的相對廣泛的領域。外圍部分的經濟結構則完全不同：一方面，外圍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結構是單一專業化的，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源用于擴大初級產品生產部門，而對工業制成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多依靠進口。另一方面“，外圍”部分的經濟結構還是異質性的，即生產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極低的經濟與使用現代化生產技術，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部門同時存在。

顯然，技術進步的利益在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是不均衡分布的：中心首先發生技術進步，是技術創新者和發展的動力，它以向外圍出售工業制成品為主；外圍則是經濟和技術落后的地區，它通過出口初級產品而與世界經濟體系產生了聯系。一般說來，相對于初級產品生產部門而言，工業部門更容易吸收新技術，因而技術水平高。工業技術進步會提高工業生產率，使工業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價格較高。而初級產品部門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低，投入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從而使初級產品的價格較低。這樣造成外圍國家的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相對制成品而言呈現出下降趨勢。與此同時，在貿易周期的上升階段，制成品和初級產品的價格都會上漲，但在貿易周期的下降階段，由于制成品市場具有壟斷性質，初級產品價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嚴重得多。這樣，貿易周期的反復出現，就意味著初級產品與制成品之間價格差距的不斷拉大，從而使外圍國家的貿易條件趨于惡化。對此，普雷維什考察了1876-1938年間初級產品與工業品的平均價格指數，以1876-1880年的價格指數為100，計算出以后各年的原材料價格與制成品價格之比，即為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結果表明，到1936-1938年初級產品的貿易比價已降至64.1。也就是說，一定量的原材料在19世紀70年代所能購買到的制成品，到20世紀30年代只能買到其中的64.1％了③。普雷維什由此得出結論說：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存在長期惡化的趨勢。

為了擺脫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掣肘，外圍國家的唯一出路是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改變自身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的經濟結構，從而實現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所謂進口替代，實際上就是一種通過限制特別的工業制成品進口來促進國內工業擴張的發展戰略，它主要借助于關稅保護、非關稅限制和匯率高估等政策工具來加以推行，因而非常重視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干預作用。拉美結構主義經濟理論的最大貢獻在于，它揭示了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二元結構特征，從理論上闡釋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經濟結構上的差異，以及由此帶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影響，并指出了解決之道。然而，隨著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從替代生產非耐用工業品的初級階段向替代生產耐用消費品、資本品的高級階段轉變，這種戰略本身的缺陷就暴露出來，其中國內市場狹小和過度保護導致的低效率尤為突出①。對于進口替代工業化所遇到的困難，拉美結構主義理論指出，其解決辦法在于通過加強外圍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擴大進口替代所依托的“國內市場”，從而給這種戰略以進一步發展的動力。可見，拉美結構主義帶有非常明顯的改良主義色彩，雖然它清楚地認識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國際分工帶給后者的不利影響，但只是希望在現有的世界經濟體系內去尋求出路。盡管如此，這一理論流派的基本邏輯已經非常清晰地揭示出這樣的客觀現實：正是在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形成過程中，發達的中心國家通過“貿易條件惡化”機制不斷盤剝著落后的外圍國家和地區，實際上是剝奪了后者尋求發展的“權利”。

二、依附理論與發展權概念的產生

拉美結構主義的上述邏輯，很快在一個更加激進的理論流派中得到了充分的討論，并成為影響20世紀六七十年代人類社會的思想潮流。這個理論流派就是所謂的“依附論”，它是60年代由拉美經濟學家在對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問題的探討和辯論中形成的一種理論。該理論包括眾多的流派，其中較有影響的流派有以安德烈•岡德•弗蘭克和薩米爾•阿明為代表的“不發達理論”，以奧斯瓦爾多•松克爾和塞爾索•富爾塔多為代表的“結構主義依附理論”，以魯伊•毛羅•馬里尼、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以及介于后二者之間的、以社會學者為主體的依附理論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阿尼瓦爾•基哈諾、費爾南多•卡爾多索②。一方面，依附論學者對拉美結構主義理論倡導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進行了嚴厲的批判，認為它鼓勵了外部勢力對外圍國家的滲透，大量西方國家跨國公司的建立導致了它們對外圍國家工業結構的壟斷和本國生產商的消失，加強了本國資產階級與國際資本的聯盟，造成了外圍國家國內經濟和社會的分裂③。另一方面，依附論學者繼承和發展了拉美結構主義的“中心-外圍”理論，認為外圍國家在現有的世界經濟體系中難以找到出路。例如，薩米爾•阿明在拉美結構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外圍資本主義”論。這種理論認為，“不發達”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種特殊結構，即“外圍資本主義”，它的產生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的：一是殖民地貿易，它造成前資本主義農業關系的畸形和手工業的破產；二是外國投資，它在外圍國家中造就了大量用于出口的現代部門，但其勞動力報酬十分低下，從而形成了不平等交換的條件；三是進口替代工業化，導致了畸形的國內市場；四是跨國公司內部的國際分工，外圍國家提供初級產品，而中心國家提供設備和軟件，這種格局使外圍國家喪失了自身發展的主動性。由于上述四個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導致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中“外圍資本主義”結構的產生，“不發達”現象正是世界資本積累中“外圍型”資本積累的必然結果①。

弗蘭克則稍有不同，他提出了所謂的“宗主國-衛星國”概念來替代拉美結構主義的“中心-外圍”概念。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形成了不平等的“兩極”：“宗主國”中心和“衛星國”外圍，而且“宗主國剝奪并占有衛星國的經濟剩余用于自己的經濟發展。衛星國由于不能獲得自己的剩余，由于兩極分化的原因和宗主國在衛星國內部經濟結構中引進并保持剝削關系而處于不發達狀態”②。也就是說，“衛星國”的不發達是“宗主國”擴張的結果，“發達”與“不發達”都是資本主義擴張的產物，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是相互聯系和同時發生的現象。中心國家的“發達”是剝削和掠奪外圍國家的結果，是以外圍國家的“不發達”為代價實現的。對此，弗蘭克進一步強調說：“不發達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歷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區中古老體制的存在和缺乏資本的原因所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論過去或現在，造成不發達狀態的正是造成經濟發達（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的同一個歷史進程。”③因此，資本主義擴張的必然結果是，外圍國家長期處于一種“依附性”的狀態，即“一些國家的經濟以它們所從屬的其他國家的發展和擴張為條件的一種狀況。兩個或更多國家的經濟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或者這些國家與世界貿易體制之間的相互依存的關系，將成為一種依附性關系：某些居統治地位的國家能夠擴張并能夠自力發展，而其他處于依附地位的國家，其發展只能是前者擴張的一種反映……依附性的基本情況將使這些國家處于落后的和受剝削的地位”④。換言之，在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中，外圍國家甚至被剝奪了“發展的動力”，其發展的動力不是來源于自身，而是來自其所依附的中心國家。這里，外圍國家被剝奪的“發展的動力”實際上就是“尋求自身發展的權利”，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擴張所導致的國際經濟體系使發展中國家處于一種被剝削、被控制的地位，不僅使這些國家失去了“發展的權利”，也剝奪了其民眾獲得發展的“權利”。

在這樣的國際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只要外圍國家不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它對中心的依附關系就不可能出現根本性的變化，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也就無從談起。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唯一出路是打破現有的國際經濟體系，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美國經濟學家米歇爾•P.托達羅指出：“國際經濟新秩序運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勞爾•普雷維什以及其他拉美持依附理論觀點的經濟學家提出的‘中心-外圍’分析。”⑤事實上，在依附理論開始產生廣泛影響的同時，發展中國家也開始了一場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在1964年3月至6月舉行的第一屆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普雷維什以秘書長的身份作了大會報告。他指出，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下，發展中國家普遍面臨著初級產品出口增長緩慢、工業品出口遭受歧視、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和外債負擔日益加重等一系列困難，“為了解決困擾整個世界，特別是困擾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和發展問題，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秩序”①。1964年8月，不結盟運動在開羅召開第二屆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首次正式提出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口號。1967年7月，七十七國集團部長級會議通過了《阿爾及爾憲章》，再次重申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要性。進入70年代以后，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進一步向縱深發展。1974年5月1日，第六屆特別聯大通過了《關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動綱領》，確立了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基本目標和實現這些目標的行動綱領；同年12月，第29屆聯合國大會又通過了《各國經濟權利和義務憲章》，標志著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斗爭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正是在不斷推進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斗爭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問題和人權問題的看法不斷深化，發展權概念隨即應運而生。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拉美結構主義在批判正統發展理論的基礎上，指出了國際經濟體系的二元結構特征，強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初級產品與工業品生產和出口的國際分工，必然導致前者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這也就意味著發達國家不斷剝奪著發展中國家尋求發展的“權利”。盡管如此，拉美結構主義理論提出了依靠進口替代工業化來擺脫這種歷史命運的解決之道。依附論學者在批判拉美結構主義過于溫和的同時，繼承和發展了其“中心-外圍”理論對國際經濟體系的分析，強調資本主義擴張所形成的世界經濟體系必然使發展中國家處于一種被剝削和被控制的“依附性”狀態，不僅剝奪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權利”，也剝奪了其民眾尋求發展的“權利”。拉美結構主義與依附理論是20世紀六七十年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斗爭的理論基礎，它們也是發展權概念產生的經濟理論淵源。

作者：董國輝單位：，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