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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代經濟全球化趨勢正在發生變化

（一）現代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階段現代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1990年到2001年。多數國家和地區通過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融入世界，贏得了各自的全球化紅利。其中，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獲得了最大的全球化紅利。如1990年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約為26.1%，到了2001年，這個比重上升到32%，平均每年上升0.5個百分點左右。同期，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經濟也獲得快速發展。OECD學者安格斯•麥迪森（2001）認為，中國人均GDP增長率在這個時期高于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現代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2002年到2008年，這是金融和樓市泡沫推動全球性非理性繁榮的時期。美國GDP占全球的比重從2001年的32%降到2012年的23.8%。2001年發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世界IT泡沫破滅，標志著1990年以來美國新經濟繁榮周期結束。美國進入新一輪金融和樓市泡沫帶動全球非理性繁榮階段，加劇了美國產業空心化和虛擬化。二是爆發了“9•11”事件，加劇了世界文明沖突，美國轉向反恐戰爭。三是中國加入WTO，參與經濟全球化并融入世界，加快體制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做了應對“狼來了”的長期準備，從而把中國經濟帶入發展的黃金時期。根據表1和表2的數據，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2003年到2012年GDP從1.64萬億美元增加到8.23萬億美元；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同期GDP從4.12萬億國際元增加到12.47萬億國際元。③現代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是2009年以來，經濟全球化站在了一個發展的十字路口上。是繼續推進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創新驅動，還是轉向排他性區域化、保護主義本地化、政治經濟軍事結盟集團化，前景很難預見。

（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前景當經濟全球化發展進入金融自由化階段④，與貿易自由化階段有著完全不同的性質。全球治理和金融監管體系的缺失，全球金融系統性風險上升，已危及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前景。⑤這次金融危機沉重打擊的恰恰是市場經濟體制最完善、治理結構最成熟、全球風險控制力和轉嫁能力最強的美、日、歐大三角地區。然而，危機發生后美國把其全球地位下降、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等問題歸結為經濟全球化失控和中國不公平競爭“搭便車”，進而把全球博弈策略的重點轉向解決全球化失控的調整和變局。在短期，美國采用了量化寬松和擴大出口的經濟復蘇策略；在中期，美國啟動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就業的結構調整；在長期，美國謀劃與其他發達經濟體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區、高標準投資和服務貿易自由化、競爭中性、高水平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等。這將改變經濟全球化多邊協議開放和市場化的性質，轉向區域化、本地化、集團化。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全球化的多邊規則體系面臨被肢解的風險，發展中國家面臨被邊緣化的困境，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面臨四分五裂的危險。

二、危機后的全球經濟規則變局

（一）世界經濟正處于規則、秩序、格局大變局階段危機后，世界經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⑥、雙邊投資協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務貿易協定（TISA）、歐日“經濟合作協定”的推動和競爭中性國際新規則的制定等。這些變化的共同特點之一，是發達國家通過主導新一輪高標準規則變局，重塑未來全球經濟格局。美國副總統拜登（2014）認為，TPP和TTIP從規模上看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它為美國提供了一個塑造全球經濟的機會，從中加強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特點之二，是這次全球規則變局主要以美國意愿規則作為標準來劃線。接受者，可繼續享受開放利益；不接受者，將面臨被邊緣化的風險。特點之三，美國治理將成為全球治理規則的范本，其風險是有可能把國際經濟秩序引向以鄰為壑、各自為政、四分五裂。由此可見，當今世界出現的本地化、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將加劇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矛盾和分歧，將可能進一步惡化而不是改善世界增長的長期前景。對于全球經濟規則變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堅持世界貿易體制規則；以周邊為基礎擴大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形成面向全球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擴大內陸沿邊開放；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經過中國推動和國際社會共同努力，2013年12月7日達成巴厘一攬子協議，是WTO成立以來首個多邊貿易協定，包括在貿易便利化、農業、棉花、發展等領域取得積極進展（張琳，2014）。

（二）美國主導全球經濟規則變局一是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名義上是要打造世界高標準自由貿易區（FTA）范本，在全球倡導公平競爭原則，實質是美國要將本國規則轉化為全球標準，為未來全球治理改革建章立制。二是推動雙邊投資協定2012年范本（BIT2012）、服務貿易協定（TISA）。前者納入負面清單管理和準入前國民待遇等條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務部門，包括未來可能出現的新型服務業，對外資都要一視同仁。要求取消設立合資企業的各種要求，不得限制外資控股比例和經營范圍，新的開放措施一旦實施不得收回等。名義上是要打造高標準投資自由化和服務貿易自由化范本，實質是打造不對稱規則優勢，為美國投資和服務業進入全球市場打開大門。三是制定競爭中性等國際新規則，限制政府利用優惠政策扶助國有企業戰勝民營企業的能力。同時，大力推進更高標準的勞工與就業、環境治理、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競爭政策、國有企業、產業政策等新規則。其特點是從以前推動貿易投資自由化轉向邊境后競爭政策約束為主的公平競爭規則。四是推動全球再平衡調整。美中經濟安全與評估委員會（USCC）2009年度報告提出，這場危機的根源在于全球經濟失衡。中美各自應為失衡承擔一半責任。為此，美國要求中國通過擴大內需和消費、擴大進口和開放、擴大人民幣升幅和非貿易部門改革，更多地承擔全球再平衡責任，為世界經濟擺脫衰退困境做貢獻。從而產生這樣一個可能性前景，即發達國家走出危機困境之日，則是新興經濟體陷入調整困境之時，2014年將可能是這種情景的一個拐點。

（三）全球規則變局對中國發展的影響1、中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還是機遇已不再在全球最大的四個經濟體中，TPP包括美日，其12個成員GDP和貿易額約占全球比重的40%以上；TTIP包括美歐，其成員GDP和貿易額占全球的比重分別約1/2和1/3；正在談判中的歐日“經濟合作協定”也涉及全球GDP約1/3的經濟體。上述自由貿易區協議唯缺中國。史蒂芬斯（2013）認為，美國正將戰后多邊主義置換為與志同道合國家（盟國）間的特惠貿易和投資協定，讓多邊貿易協定靠邊站。沒有美國的支持，多邊秩序將進一步陷入破損失修狀況，而全球化也將會分崩離析。作為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國，中國將成為全球化壽終正寢的最大輸家。同時，中國也有人提出“去美國化”，要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所有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其重要利益在平等基礎上得到尊重和保護。⑦那么，中美關系是否只有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沖突和對抗的傳統套路，中美走向全面對抗把全球化帶入四分五裂是否符合中美和世界利益，中美是否可以走向互信合作？提出，“中美需要在加強對話、增加互信、發展合作、管控分歧的過程中，不斷推進新型大國關系”⑧。因此，中美建立超越零和博弈的新型大國關系，合作推進經濟全球化發展，是贏得戰略機遇期的關鍵。2、中國是否有機會加入TPP通常認為，TPP是美國主導用來遏制中國的工具，只有在TPP建章立制的任務完成后，中國才有可能加入。那時，美國會提出很高要價并對中國體制、產業、就業帶來全面沖擊。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及早加入TPP并參與規則制定，可倒逼中國改革。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課題組（2013）運用CGE模型，以2013年作為基期，進行了加入與不加入TPP的利弊影響測算。研究發現，如果現有的談判成員國都加入TPP，而中國不加入，則中國的出口增速將比2013年的預期增速下降1.02個百分點，GDP增速將下降0.14個百分點。但是，與不加入相比，中國加入TPP之后，出口增速將提高3.44個百分點，進口增速將提高5.58個百分點，GDP增長速度將提高0.68個百分點。Li和Whalley（2012）也認為，在不同的成本下，中國加入TPP將帶來產出增長3.816%、1.967%和0.59%。當貿易成本完全消失時，中國的產出將增長1.125%。同時，中國加入TPP也有利于其他成員國的經濟福利增加。TPP對中國經濟和貿易發展已經產生了越來越顯著的排他性利益損失。如美國提出的“紡紗前沿”原產地規則，要求進入美國市場的紡織品，從紡紗、織布、裁剪至加工為成衣都必須在TPP境內完成。一些中國紡織服裝企業已被迫將一些增值活動轉移到越南等TPP談判成員國。另一方面，加入TPP的真正障礙是美國會針對中國提出苛刻的特殊標準和條件，就像當年中國加入WTO議定書的15條一樣?？梢灶A見，中國加入TPP談判的難度將高于當年WTO談判。3、2014年有可能是全球再平衡的一個拐點2014年將是全球經濟從“雙速”增長轉向“倒雙速”增長的一個拐點。對此，有人把新興經濟體增長減速歸因于其內部結構和體制問題，也有人把問題歸結為外部因素，如美國QE退出導致資本外流形成外部沖擊。事實上，美、日、歐經濟復蘇是以新興經濟體經濟泡沫為代價的。首先，全球失衡主要源于全球化的內在矛盾，即全球化帶來紅利卻缺少有效監管和治理（張燕生，2011）。為此，擁有全球霸權和金融貨幣特權的美國更希望獨占全球化紅利而不惜制造泡沫。一次是1990年至2001年的IT泡沫，另一次是2002年至2008年的金融和樓市泡沫。既加劇了全球失衡⑨，也帶來了美國產業空心化和經濟虛擬化。然而，美國卻把危機起因歸結為全球化失控和來自中國、印度等的不公平競爭，要求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承擔危機部分責任和再平衡調整代價。其次，美、日、歐等發達經濟的復蘇手段之一是量化寬松和擴大出口。催生了新一輪全球通脹、資產泡沫和保護主義浪潮，引致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增加、資產價格飚升、貨幣升值和進口增加。美國量化寬松政策一旦退出，泡沫平衡被再次打破，就會直接影響新興經濟體的宏觀穩定。再次，美國為擺脫經濟和產業空心化而實施的再工業化、再創新、再就業調整方案，是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對外轉嫁矛盾實現的，進而加劇新興經濟體外需萎縮、成本上升、生態環境壓力加大、政治社會矛盾激化的困境。總之，新興經濟體的內因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外因發生變化，如全球增長減速、資本回流、資產泡沫破滅、赤字和失業增加、貨幣貶值等沖擊，與本國結構和發展方式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就可能導致另一輪全球經濟調整。新興經濟體在新一輪調整中產生分化，不改革則將陷入新的發展困境。

三、中國應對全球化規則變局的策略選擇

（一）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在推動全球化進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一是促進全球共贏性發展是增進國際合作的堅實基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形成面向全球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其中關鍵詞是高標準FTA和網絡。高標準FTA是建立更規范透明公平的市場經濟原則為基礎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同時與本國發展階段和國情相適宜的制度標準。FTA網絡是建立全方位合作體系，包括推進兩岸四地CEPA/ECFA升級版，APEC/RCEP，中韓FTA、中日韓FTA，南南FTA以及與中美、中歐、中印、中俄等大國建立FTA，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二是實現全球包容性發展是維護世界公平正義的重要條件。從世界史看，發展中國家是否有機會平等參與發展進程，還是少數國家獨占發展機會；發展中國家是否可以公平享有發展成果，還是少數國家獨占發展成果；是判斷國際秩序是包容性發展還是排他性發展的依據之一。在主要發達國家不愿承擔更多責任、發展中國家又缺少話語權和治理能力的情況下，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就很重要。中國應承擔與本國實力相匹配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促進全球包容性發展。三是推動全球平衡性發展是實現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根本保障?，F在有兩種平衡發展觀，一種是以開放經濟衡量的全球失衡與再平衡。2011年2月和4月，G20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提出衡量全球經濟失衡的一攬子指標，涉及私人部門、公共部門和對外部門這三大層面。這種衡量方法的缺陷之一，是難以度量經濟全球化環境中產品內分工或工序分工問題，因此出現發達國家整體上是經常項目逆差，發展中國家整體上是順差，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失衡源頭的錯誤判斷。另一種衡量是從發展角度來觀察的。會發現在全球化環境中，發達與不發達、貧富、城鄉的發展差距在繼續擴大。對此，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應幫助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擺脫貧困，尊重不同文化和制度條件下保護人權、財產權和發展權，在保護知識產權基礎上提供更多公共創新和公共技術轉讓服務等。四是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當前，發達國家已進入服務經濟和知識經濟時代，他們享有高碳、高能源資源消耗的高品質生活，擁有低碳發展技術和專業人才，卻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低碳發展責任，并為低碳技術付出更高價格。對此，中國應大力推動以發展為基礎的節能減排、綠色轉型、低碳發展，尤其是增強可持續發展的全面經濟和技術國際合作。

（二）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在推進超越零和博弈的大國互信中發揮重要作用目前，中美關系用利益攸關方，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敵人、對手或伙伴等都很難準確界定，這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兩個差異最大的新型大國關系。美國學者Gilpin（2008）曾分析歷史上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的經典對策：一是采用各種手段削弱甚至徹底壓制新興大國實現崛起的可能性；二是降低本國國際事務中各種承諾和義務的成本；三是如同羅馬帝國后期，借擴張來占據防守型低成本地位。在當今的國際格局中，作為守成大國的美國面對新興之中國，主要采用了前兩種對策。一方面采取各種手段遏制中國，另一方面，降低本國所承擔的國際事務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減少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對此，中國的回應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當今中美利益關系已不可阻擋地交織在一起，你離不開我，我離不開你。中國希望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通過推動負面清單管理、準入前國民待遇、服務貿易開放，來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這符合中美雙方的共同利益。但在制度層面上，中美之間缺乏戰略互信。美國希望永遠當老大，而最可能取其代之的是中國。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和制度上又與美國有著巨大差異，在西方人看來，中國對世界發展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因此，增進戰略互信，減少共同利益重大決策的不可預見性，是兩國合作努力的方向之一。首先，中國保證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美國學者Elvin（1973）指出，在歷史上，中國作為大國能夠長期生存并成長壯大之道，就在于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和科技創新能力，足以抵御外來侵略危險，保證本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古為今用，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依然是當今中國保證國家實力地位的最佳策略。另一方面，美國也將保證其現有地位，遏制中國取其代之的一切可能性。按照Nathan和Scobell（2012）的觀點，美國應當不斷壓制中國獲得國際事務上合法領導力的努力,不斷增強軍事實力，保持高精尖人才優勢，保護美國知識產權，贏得世界人心。其次，中國要求建立尊重本國利益訴求的國際新秩序。中國要挑戰舊有世界秩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這個秩序前期中國既無參與制定，后期加入后又沒有充分尊重中國的利益訴求。因此，中國理應質疑美國維護現有國際秩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面對這一質疑，西方社會將難以讓步。按照Ikenberry（2001）的觀點，因為全球公共產品需要供給，將存在大國來合法充當世界領導力，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同時也實施治理。這一責任最好由民主政體的國家來擔任，以保證更好的公正透明。Ikenberry進一步論述道，一國的國內政治體制會影響其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由于美國是民主法治國家，所以，國際社會比較容易接受美國治理規則。而按照西方標準，中國在國內不是民主政體，在國外不會遵循西方規則，國際社會將難以想象中國會民主、透明、規范地實行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這即是說，中國要求的國際社會新秩序將難以被接受。對此，中國必須向世界證明，中國有意愿并有能力提供公平透明、規范專業的國際社會新秩序。這意味著，實現符合中國利益的國際秩序將需要時間、大量專業化人才、取得和美國未來而非當下之G2關系的共識。再次，中國應當承擔大國責任。Leonard（2013）認為，中美關系與美蘇關系不同，美蘇是意識形態之爭，而中美是實力和利益之爭。中美之間曾建立了經濟互補性合作的蜜月關系，但隨著經濟結構相似度越高，競爭和沖突越激烈，中美之間的蜜月期宣告結束。他還指出，奧巴馬總統在2009年就職后，曾希望動員中國加入現有世界秩序，建立中美G2關系，確定中國在現有秩序中的利益和責任，以保持冷戰后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但最后他失望了。盡管競爭加劇，中美之間仍有大量共同利益，如美國希望中國增加對美投資，中國希望獲得美國建立知識經濟社會的經驗。目前，中美在刻意回避正面摩擦。美國希望與盟國一道建立沒有中國的高標準規則，如TPP。同樣，中國也希望建立沒有西方的統一戰線，如金磚國家。美國會繼續打壓中國違背美國利益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努力，中國該如何應對呢？中國應對策略是超越零和博弈，開放合作，避免對抗，尋求兩國長期共同利益最大化的交匯點，通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為推動經濟全球化作出實質性貢獻，真正承擔大國責任。對此，美國工商領袖曾建議中美合作研究中美機制性合作的前景。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2013）提供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如果中美簽訂FTA，將給美國國民收入帶來1%的凈增長，給中國帶來2%的凈增長。同樣，歐盟安全研究所（EUInstituteforSecurityStudies）的尼古拉•卡薩里尼（NicolaCasarini）也認為，在未來的十年中，經濟因素將依然是中歐關系的支柱，將很可能達成中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將進一步促進中歐經濟和就業增長，同時增進雙方之間的戰略互信。

（三）中國作為開放大國在構建全方位開放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在30多年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就提出過“三個方面開放”、“顧全兩個大局”、“對內對外開放”的重要理論。30多年過去，國內國際形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也應當適時調整，轉向構建全方位開放經濟體系的新階段。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必須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以開放促改革”。同時提出“抓住全球產業重新布局機遇，推動內陸貿易、投資、技術創新協調發展”；“加快同周邊國家和區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形成全方位開放經濟體系。首先，構建海陸空綜合運輸網絡體系，加快暢通中國與周邊中亞、西亞、北非、南亞、東南亞、東北亞之間的通道建設和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暢通中國與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北極洲之間通道建設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暢通中國與美日歐大三角地區之間的通道建設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形成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其次，構建全球投資、全球生產、全球出口、全球分銷、全球服務與全球合作的國際化網絡和生產體系，提升中國境內、跨境、境外商流、物流、資金流、人流、信息流的一體化效率，形成中國跨境生產和貿易供應鏈體系。再次，構建金融深化和開放、人民幣國際化、資本項目開放、匯率和國際收支改革為基礎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中國跨境金融供應鏈體系。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黨中央在新形勢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要切實建設好、管理好，為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探索新途徑、積累新經驗”。商務部高虎城部長說，在試點政策中，推進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只要在負面清單以外的領域，按照內外資一致的原則，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這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的一項重大突破。在有關服務領域先行開放，在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市場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使用等方面先行先試，都將為今后積累重要經驗?？梢?，上海試驗區作為適應國內新一輪高標準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應對TPP、TTIP等全球變局，形成面向全球高標準FTA網絡的試點，將在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推動中國經濟國際化、現代化、知識化發展，對中國發展成為全球負責任大國、高收入大國、法治大國、創新大國和開放大國，具有重要意義。上海試點經驗能否在中國西部地區成功復制和推廣，事關全方位開放經濟體系建設大局。一是在引資引智引技的基礎上，更加重視引制，全面深化中西部地區的體制改革、能力建設和人才交流。二是建立上海試驗區試點與中西部試驗區試點之間的合作機制，如加強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與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之間的合作。上海國際貿易中心建設進程中，可以把寧夏內陸開放型經濟試驗區作為平臺，兩地合作發展對阿拉伯國家的在岸貿易、離岸貿易、保稅貿易、線上貿易以及貿易融資、保險、運輸、物流等服務貿易項目。三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應優先試點擴大對新興經濟體貿易、投資和產業合作。如增強上海、深圳、天津等東部沿海地區通過中國西部地區的平臺，發展與西亞、中亞、南亞、非洲、拉美之間的全方位合作，建立“共享發展”、綠色轉型、互利共贏的南南合作新模式，同時帶動中國西部地區對外開放。

作者：張燕生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