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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體是全球化進程中資本積累的策略

哈維指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過程的一個新階段。在全球化進程中，對身體的壓制和利用是全球資本主義進行資本積累和資本循環的一個最基本的支點。因此，身體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不但需要從身體本身出發，而且必須從工廠這個有限的空間規模提升到全球化的空間規模上。在馬克思那里，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是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鍵。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必然蘊含著資本與身體的關系，因為工人的身體是勞動力的物質載體。并且，馬克思已經證明，工人在工作場所和消費領域這兩個方面都受制于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和循環機制。所以，由于勞動力與身體的不可分割性，哈維認為:“資本通過作為可變資本的工人的身體進行循環，并因此而把工人的身體轉變為資本循環本身的附屬品。”②在交換和分配領域，工人不得不出賣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換取資本家分配給他們一定的貨幣工資，從而獲得自身生存所必需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不過，工人出賣勞動力的使用價值而取得的工資，遠遠低于勞動力所創造的商品價值，資本家因此而賺取利潤。也就是說，工人的工資與資本家的利潤之間是一種相互限制的對立關系。階級斗爭于是首先圍繞工資而展開。工人的工資不但受到階級斗爭的影響，還受到其他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哈維指出，特別是在全球化時代，工人所面臨的不利因素明顯增多:跨國資本在全球的快速流動、跨國公司的靈活生產，以及“削減規模而產生的失業、對技能及技能報酬的再定義、勞動過程和專制性監督系統的強化、精細分工愈益專制化、移民的卷入(或者，換句話說，資本向替代性勞動資源的轉移)以及不同的歷史和文化條件下實現的不同身體實踐和價值模式之間的強制的競爭性斗爭，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作為個人的勞動者的不平衡地理價值，對生活在可變資本循環之中的勞動者的身體所造成的明顯的影響確實非常強大”［。無疑，這些不利因素不但對工人的競爭力、收入水平以及身體狀況造成了很大的困擾，而且對階級斗爭構成了更嚴峻的壓力。在生產領域，資本家既以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形式竭力利用工人的身體潛能，同時又最大程度地開辟在相對剩余價值生產上的利潤空間。他們最拿手的辦法是盡可能廣泛地采取機器生產，把身體與機器結合在一起。機器既是對身體的生理極限的克服，又是對身體的控制和利用。馬克思指出:“機器越推廣，分工越細致，勞動量也就越增加，這或者是由于工作時間的延長，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勞動的增加，機器運轉的加速，等等。”

所以，哈維認為，資本家的利潤來源無非是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機器延伸的身體”，二是“作為我們自己身體延伸的機器”。對身體而言，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是一種“塑形之火(form-givingfire)”，不斷地生產出符合其需要的工人身體。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對身體的“塑形”，造成了身體對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依賴以及身體的異化。“擠在工廠里的工人群眾像士兵一樣被組織起來。他們是產業軍的普通士兵，受著各級軍士和軍官的層層監視”，“由于推廣機器和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因而對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在消費領域，工人通過消費而存活，資本家則通過工人的消費而得以進一步積累。馬克思指出:“工人的個人消費，不論在工場、工廠等以內或以外，在勞動過程以內或以外進行，總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所以，資產階級熱衷于引導、組織和動員人們的消費欲望。當工人的身體在消費形形色色的消費品的時候，身體則成為資本積累和循環過程中的消費對象，再度表現為資本的附屬品。所以，哈維認為資本主義體系賺取利潤、強化積累和消除危機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資本在地理空間層面上的延伸和擴展，二是資本對身體的控制和利用。這兩種途徑又是結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體系通過有意識地制造和控制社會消費，可以使資本在身體層面上得到不斷的積累和循環。“新需求的產生，確定不同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的全新生產線的開辟被當成避免危機和解決危機的一種重要手段而推行。”

目前，消費已經不再局限于局部的空間規模，全球性的消費市場業已形成，這種狀況無疑強化了身體消費的廣度與深度，也強化了資本對身體的控制和利用。哈維指出:“必須承認目前在工作場所，以及生產—消費過程中發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資本循環和積累。幾乎我們現在吃喝穿戴、收聽、觀看和學習的每件東西，都以商品形式來到我們面前，而且由分工、產品利基的追求，以及體現資本主義信條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在這種情況下，身體變成了‘積累的策略’，而且我們全都得在這種條件的符號底下生活。”［8］這也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僅僅為增殖資本而活著，只有在統治階級的利益需要他活著的時候才活著。在資產階級社會里，活的勞動只是增殖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的一種手段。”需要強調的是，在全球化時代，身體作為資本積累的策略，早已突破工廠、地方或國家等局部規模，上升到全球規模。身體異化的普遍化，意味著身體解放不僅是局部空間的事情，更是全球空間的事情。

二、身體是全球聯合斗爭的原初起點

身體處于資本的羅網當中，這并不是說身體解放毫無可能。因為:其一，身體在作為資本積累的策略的同時，意味著“勞動身體是一個抵抗的場所”［5］112;其二，資本積累和資本循環過程包含著內在的矛盾，而處于生產、交換和消費等環節的身體則有可能從那個矛盾的孕育和內爆當中解脫出來。在交換領域，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度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勞動者出賣的是勞動力而不是身體和身體權益。換言之，勞動者擁有人身自由，勞動者的身體權益是固有的權益。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勞動者的身體和身體權益的侵犯與戕害在繼續，那么身體斗爭和身體解放政治將不可避免地持續下去。所以，“馬克思認為，保存勞動者個人和身體在可變資本循環過程內的完整性和豐富性是勞動過程內外爭論和階級斗爭得以發生的支點”［5］103。所以不難理解，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斗爭，一開始就表現為諸如“爭取正常工作日”“爭取最低生活工資”之類的事關工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存續的斗爭。可以認為，法律、政治等層面的斗爭在某種程度上是身體斗爭的延續和升級。總之，身體自由原則是階級斗爭合法性的重要根據，爭取和維護身體權益的斗爭是階級斗爭的原初起點和重要組成部分。在生產領域，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作為死勞動，為了實現資本增殖而不斷地吮吸活勞動。“資本由于無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勞動，像狼一般地貪求剩余勞動，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

因此，身體反抗與資本增殖是同一個過程。并且，“大工業的本性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另一方面，大工業在它的資本主義形式上再生產出舊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專業”;這個“絕對的矛盾”，對勞動者的身體而言意味著災難，時常以階級斗爭的形式得到宣泄!所以哈維說:“雖然不穩定性令人感到不安，有時是破壞性的，而且還總是難以應付，但它為勞動者提供了很多的顛覆和反抗機會。”在消費領域，一方面，資產階級對消費進行管理，使勞動者停留于欲望層面，受制于欲望的滿足，從而為產品營銷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并獲得順從;另一方面，工人并不會感到真正的滿足，①并且，工人的消費傾向或消費方式并不總是像資本家所設想的那樣是“合理的”，因為他們作為“活的”勞動者，在個性需要、情感結構、生活觀念、家庭組織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工人如何個別地或集體地履行他們的消費者職責并進行生活方式選擇，與資本力量如何試圖抓住并指導那些選擇朝著有利于可持續積累的理性消費方向發展，這兩者之間就產生了斗爭”。換言之，在消費異化與反異化的斗爭中，爭奪身體消費控制權的斗爭則內在地蘊含于其中。綜上所述，一方面是資本按照自己的需要對勞動者身體進行塑造、剝削和控制，另一方面是勞動者不屈不撓地為捍衛身體的完整性和尊嚴而戰。結果，“人體是一個戰場”。

哈維指出，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的全球化，它同時意味著資本主義矛盾和危機的全球化，這為身體解放提供了契機。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又一輪大規模的、猛烈的“剝奪式積累”的過程。②一方面，很多國家或地區的統治集團通過私有化、金融化、“危機管理與操縱”、再分配等手段，篡奪了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同時也孕育和生產出了遍布世界各個角落的無產階級，而階級或區域之間的不平等在很多國家的國內以及國際上都“日益嚴重，情況驚人”。因此，“沒有理由排除在未來一些年里有出現帶著反新自由主義綱領的以工人為基礎的政治的可能”。當前，全球范圍內資本主義體系的所謂“創造性破壞”活動、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政治結構，以及層出不窮的各種矛盾所導致的不穩定局面，內在地包含著階級斗爭爆發的諸多潛在因素:人均工資增長率的下降、兩極分化、金融危機、局部戰爭、生態惡化，等等。所以我們看到，對自由市場全球化的反抗熱潮在不同的空間規模上時常發生。這為“聯合的行動”準備了可供整合的資源和乘勢而上的條件，超越地方化、形成合力的趨勢不是沒有可能。

同時，資產階級為推行全球化而散播的各種文化－意識形態(自由、民主、人權、富足的生活、自我實現等觀念)，本質上是服務于資本主義體系的資本積累和循環及其政治統治與權力擴張的，但是這些觀念也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孕育了大量潛在的對抗性要求。也就是說，當億萬民眾要求把那一套漂亮的虛偽說辭真正落到實處并為此而斗爭的時候，就意味著播下了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種子并且生根發芽。③換言之，資產階級的文化－意識形態可以被轉變成為無產階級的戰斗口號，為聯合的行動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在這樣一種可能的全球聯合斗爭的情形下，哈維強調指出，身體斗爭與全球斗爭是一體關聯的。其一，世界范圍億萬勞動者的身體，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遭受了同樣的異化的對待與塑造，異化作為一種普遍性附著于每一個身體之上。換言之，億萬勞動者對于身體的異化，完全是“感同身受”的。這種身體異化的處境和感受，是雇傭勞動者聯合起來的基礎和源泉。其二，就世界范圍內處于各種形式的被剝削和被壓迫狀態的民眾，其人數之多、分布之廣、受苦受難程度之深重這個現實情形來看，身體異化的態勢可以說既是個體性的，又是全球性的;因此，反身體異化的斗爭是既關乎個體，又席卷全球。在這個意義上，雖然身體和全球化本身屬于兩個不同的空間規模:一個可以說是最微觀的層面，另一個可以說是最宏觀的層面;但是，在異化狀態和反異化斗爭這兩個方面，它們卻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了。綜上所述，在全球化時代，斗爭在繼續，解放的潛流在涌動。哈維指出:“承認階級斗爭的起點在于勞動身體的特殊性，這是很重要的……強調階級斗爭的普遍性源于個人的特殊性，強調階級政治學必須以富有意義的方式回到個人。所以，個人異化是政治學的一個重要起點，而且正是這種異化是必須要加以克服的……但那種異化只有通過集體斗爭的方式才能夠克服。那就意味著要建立一項超越時空的運動，來對抗資本積累的普遍和跨國特性。”［5］48也就是說，哈維接受并強調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當中所提出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個根本的解放戰略，要求在世界范圍內積極促成和發起“聯合的行動”。他認，惟有通過聯合的行動，才能從總體上摧毀資本主義體系，這是人類解放以及身體解放的一個必要步驟［12］。

三、身體解放的生態人類學根據

哈維認為，要實現身體解放，不僅需要借助于政治經濟學批判，指明身體異化之困境，并推動聯合行動之展開，以便于超越和替換資本主義體系，而且需要在身體當中尋找到解放政治以及身體解放的自身依據，也就是說，為解放政治以及身體解放尋找到一個源自于人本身的內在支撐。為此，他從人類的生物特質與環境之間的內在關聯這個角度，試圖為解放政治以及身體解放提供一個奠基意義上的生態人類學根據。哈維這方面的思想觀點，是對馬克思思想的繼承和綜合性的發揮。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把人定位為類存在物。“人是類存在物，不僅因為人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把類———他自身的類以及其他物的類———當作自己的對象;而且因為———這只是同一種事物的另一種說法———人把自身當作現有的、有生命的類來對待，因為人把自身當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13］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指出了人的身體中“蘊藏著的潛力”，并且這種潛力的發揮受到人類意識的指引和控制。“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房子實際地建成之前，已經在他的頭腦中有它的結構了”。哈維認為，“類存在物”是人類的本質規定性，這個總體性的概念呈現了人際間的可通達性以及人與世界的關系網絡。不過，由于資本主義體系所造成的異化之緣故，人作為類存在物而存在這一點并沒有成為現實。①換言之，存在論意義上的“類存在物”仍然停留于認識論層面，只是作為填充“人類本質”或“人類潛能”的理論內容。這就需要充分發揮人的身體“蘊藏著的潛力”，能動地在自我實現的過程中達到類存在。

在哈維那里，人所“蘊藏著的潛力”包含和體現于人類的基本技能(見下文)之中。這些基本技能(包括人類的意識能力和想象力)敞開了人類改造世界、解放自身的無限希望，是重構世界形態、實現類存在的力量源泉。當然，也是身體解放的自身條件。所以，他接受了“類存在物”這個概念，并且把人的身體“蘊藏著的潛力”作為理論的立足點。為此，哈維依據美國著名社會生物學家愛德華•O•威爾遜的研究成果，把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從生態人類學層面加以說明。威爾遜指出:“［根據無數的例子，］可以得出一個非正式的生物進化法則，這個法則對于理解人類的狀況很重要:如果設想有一種生命傳感器可以識別環境中的任何信號，就一定有一個物種擁有這種傳感器。……生物的能力只進化到使生物最大限度適應其所占據的生態灶的程度，而不會錦上添花。每一個物種，每一種蝴蝶、蝙蝠、魚和靈長類，包括現代人種(Homosapiens)，都占據著特定的生態灶。也就是說，每一個物種都生活在其自身所能感知的世界中。”［14］66－67簡言之，每個物種的優勢及其不足，是長期演化的結果，這使物種生活在它們各自的世界中，并與它們各自的世界相契合。就人類而言，“在地球上，我們只是一個物種，像其他任何物種一樣被賦予了特殊的能力和力量，按照有利于我們自己生計和繁殖的方式來改變環境”。

由此，哈維認為，既然我們的能力與我們的生存狀態之間原本就是內在地契合為一體的，那么我們可以根據物種目前所處的實際狀況來總結和推導出它原本所具有的基本能力。也就是說，從人類的實際生存狀態出發，考察并總結出人類的能力結構;進而，由我們的能力結構而領悟和推斷人類在進化和發展過程中可以達到的某種合理的未來生存狀態。最終，哈維把人類的基本技能歸結為以下幾個至關重要的方面:①生存競爭和斗爭(經由自然選擇，或者在人類歷史中經由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選擇，產生等級制和同質性);②環境適應和多樣化(經由經濟、政治或文化方面的增殖和創新而產生差異性);③協作、合作和互助(依賴交流和轉化的能力，形成社會組織、制度安排和一致同意的政治－話語形式);④改造環境(將“自然”改裝成與人類的需要廣泛一致的人性化的自然，雖然常常也會產生一些無意識的后果);⑤安排空間秩序(與空間生產相伴的、出于特殊目的的流動和遷移，以及個人、集體和物種生命的物質支持系統在空間上結合起來的組織);⑥安排時間秩序(設置有助于生存的生物、社會和文化的“時鐘”，以及為生物和社會目的而使用的、各種不同的時間秩序安排)。在哈維看來，人類的這些基本技能既是解釋社會結構和社會面貌進化與發展的基本模型，更是一個指示燈，具有透視未來的作用。他認為，人的身體當中所蘊藏著的這些基本技能，既有其各自的特殊作用，又能夠形成一種合力，導致復雜的局面和后果，一切都在于人類自身是如何使用和發揮這些基本技能的。也就是說，人類的命運在于人自身，源自進化經驗的這些基本技能潛在地、開放性地為人類的各種新型的戰略選擇提供了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看，我們有能力在重大時刻作出更為合理的和理想的選擇———“創造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理發展理論所設想的那種顯著不同后果”。進言之，當人類身處資本主義體系的異化困境時，始終具有內在的潛力和自身條件，利用現實社會生活當中的各種可能契機和資源，開展聯合的行動，超越和替換資本主義體系，促成替代性的理想社會。在這種理想社會中，人不再是異化的人，人的身體也不再是異化的身體。一言以蔽之，人成為真正的類存在物。

總之，在這些基本技能當中，哈維最為看重人類的改造世界的潛力。他的這個觀點，實際上也是受到美國著名法學家羅伯特•昂格爾的啟發。在昂格爾那里，人性觀是其社會改造理論的基本構件:人性既有沿襲和積聚文化傳統、本能習性以及生活慣例而固化的一面，同時又有善于想象、渴望改變、追求創新而變化的一面;正是人性中這種內在的革故鼎新的沖動才使得既定的社會體系存在著被不斷地加以改造和修正的可能。只不過，昂格爾所說的“人性”被哈維改造成人的身體當中所固有的“潛力”。綜上所述，哈維提出“類存在物”概念，闡明并總結出作為類存在物的我們所具有的“蘊藏著的潛力”或“基本技能”，其目的是為了把人類改變自身命運的解放潛能歸結到人的身體之中，是為了對抗和摧毀資本主義體系。這樣一來，身體不但是哈維構建解放政治的支點，而且身體解放具有內在的依據，具有自身的基礎。

作者：錢厚誠單位：浙江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