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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

產業結構是一個動態系統,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變化。總的來說,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部門構成變動趨勢;二是部門比例變動趨勢。部門構成變動趨勢,一是產業部門的增殖,即產業結構體系由越來越多的(有限地增殖)產業部門構成,歷史的發展展示了第一、二、三次產業部門是如何逐漸發展起來的和如何構成不同的產業格局,在未來發展中,新的產業部門有可能形成第四次產業或第五次產業。二是產業部門的重組,即產業部門的構成由變化的行業重新組成,如屬于制造業部門的許多活動劃歸服務部門,屬于服務部門的信息部門將成為獨立的產業部門等等。這兩方面的變動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的,產業部門的增殖和重組往往是同時進行的。部門比例變動趨勢反映了產業結構體系內各產業的地位消長。如果按產業部門產值比重序次排列,產業結構的變化趨勢在不同產業結構體系中呈現下列幾組模式:(1)農業—畜牧業—林業—礦業結構;(2)農業—工業結構;(3)工業—農業結構;(4)初級產業—制造業結構;(5)初級產業—制造業—服務業結構;(6)制造業—初級產業—服務業結構;(7)制造業—服務業—初級產業結構;(8)服務業—制造業—初級產業結構。上述8組模式基本上概括了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各種產業結構構成的格局,第8組模式,即第三產業—第二產業—第一產業的格局,是目前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基本模式。對產業結構變動進行分析,必須注意區別兩個不同范疇的趨勢,一是絕對變動范疇,二是相對變動范疇。絕對變動是指本身不同時點的動態比較,如產值、就業量等等,而相對變動是指各產業間的橫向比較,如產值比重、就業比重等等,在正常情況下,可能會出現以下幾種變動模式:(1)產值、就業絕對增長而同時相對比重亦提高;(2)產值、就業絕對增長而同時相對比重下降;(3)產值、就業與相對比重均呈下降趨勢。因此,在對發展趨勢的分析中,某個產業部門的下降趨勢并非意味著該部門沒有增長。

在大多數情況下,發展中的結構變化是各產業的產值絕對增長,而相對比重有的下降,有的上升。從發達國家產業結構演變可以看出,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特征,主要表現在:

(一)產業結構變動呈現出鮮明的規律性。從宏觀來看,第一產業本身的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在整個產業結構體系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從初級產業部門為其他部門提供原料,為人們的生活提供飲食必需品這個意義上說,第一產業仍然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在整個社會發展中起著特殊的作用,但從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來看,它已處于次要地位。第二產業本身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持續增長,在經濟由農業主體結構向工業化過渡的過程中,第二產業部門的擴大與持續增長是構成經濟結構轉變的根本動力。在持續增長過程中,新的產業不斷涌現是第二產業部門動態結構體系構成的一個突出特點,整個經濟體系內容的豐富就是以第二產業體系內容不斷豐富為基礎的。工業化過程的完成最終確立了第二產業的主體結構地位,但也預示該產業部門持續增長趨勢的終結。第三產業的擴大和發展是“后工業化”經濟的一個突出標志,經濟活動的“非物品化”趨勢主要是以第三產業的空前發展為前提,“非物品化”并非是說物品化生產將會逐步消失或不重要,而是指經濟增長和經濟整體結構中的動力結構和構成比例的變化。

(二)產業結構變動呈現階段性和周期性。一個產業部門的形成并非是短時即成的現象,而是一個發展過程,這個過程構成產業結構變化的時序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周期是與經濟波動的長周期相吻合的。當然,周期性特征體現在產業部門內部行業的變化,其周期決定著其變動的秩序和模式,尤其是主導產業的變化周期決定著產業部門內部結構變化的格局。

(三)產業結構的變動帶有突出的國別特色,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特點。以三次產業結構變化過程為例,進入“后工業化”較早的英國、聯邦德國與意大利、西班牙、希臘有著明顯的差別。到1960年,英國農、林、漁業占GNP的比重已降到3%,服務業已升至48%,而意大利則分別是22%和32%。產業部門內部的結構變化在時間和格局上的差別更為突出。如建筑業的變化趨勢極大地受到各國人口數量、土地面積和收入水平及變化差別的影響,而礦產業則受到各國礦產資源質量以及參與國際交換方式及程度的影響。我國產業結構變動趨勢同樣呈現出自身的一些特征。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產業結構畸形,發展次序混亂。在1953～1978年的整個時期,就產值構成看,第一產業的比重從1953年的40.7%下降到12.99%(1978年我國第一、二、三次產業比重按GDP計算分別為28.1%、48.2%和23.7%。);第二產業比重從43.67%上升到78.87%,已占居絕對優勢地位;第三產業的比重從15.6%下降到8.14%,呈非正常變化狀態。就勞動力構成在一、二、三次產業中的分布來看,1953年第一、二、三次產業分別是83.1%、8%、8.9%,到1978年分別為70.7%、17.6%和11.7%。從勞動力在三次產業的構成比例看,第一產業呈緩慢的下降趨勢,但依然占絕對優勢;第二產業呈緩慢上升趨勢,但比重依然很小;第三產業則以更慢的速度呈上升趨勢,但在整個就業構成中比重最小。

總的來看,在三次產業構成中,勞動力的構成比與產值的構成比之間,表現出極不對稱的情況,與正常的“一般發展模式”比較,呈現出畸形。在這一階段由于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的片面傾斜,致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仍滯留在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產值構成逆向發展和勞動力構成的緩慢上升,這種異常走向反映了這時期我國的交通、運輸、金融、商業等服務業和基礎設施產業的嚴重短缺和發展滯后,顯然,這一切都是和傳統經濟體制、工業化目標、片面追求重工業的高速發展等密切相關的。1978年以來,我國實施一系列以市場經濟為取向的改革措施,包括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放慢重工業的增長速度,加快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以求徹底扭轉前期造成的產業結構嚴重失衡的狀況,這一時期產業結構的變動從整體趨勢看,開始逐步符合工業化發展的基本演變規律,在1978～2002年時期,就產值構成看,第一產業的比重從28.1%下降到15.4%;第二產業比重從48.2%上升到51.1%,第三產業的比重從23.7%上升到33.5%;勞動力構成1978年第一、二、三次產業分別是70.5%、17.3%、12.2%,到2002年分別為50%、21.4%和28.6%。但是因前期產業結構畸形產生發展次序混亂,1978年以來產業結構調整困難重重,不僅產業結構變動受阻,而且與市場經濟的要求不相適應的矛盾日漸突出,致使大量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普遍缺乏競爭力。

二、Chenery模型的估計

經濟理論只能作出經濟增長過程中經濟結構變化方向的描述,但不可能對經濟結構與有關變量的相關關系以及經濟結構變化的趨勢和速度作出定量的說明和預測,這是一個經驗研究的問題。為了對經濟結構變化的規律性進行精確的定量分析,我們借用錢納里和塞爾昆的模型,對我國1978～2002年的經濟結構變化進行估計,回歸方程是:lnx=α+β1lny+β2ln2y+γlnn(1)其中,x是用比重來表示有關的經濟結構,y是以不變價格計算的人均收入(人均GDP),n是總人口。對(1)式y求導,并乘以y得:xy•yx=β1+2β2lny(2)同理得:xn•nx=γ(3)其中(2)式表示經濟結構的收入彈性。若觀察期內人均收入(人均GDP)是增加的,(β1+2β2lny)的估計為正表示該部門比重上升,為負表示該部門比重下降;反之則反。(3)式表示經濟結構的人口彈性。γ的估計值表示總人口增加1%,該部門比重上升(γ為正)或下降(γ為負)γ個百分點。1.生產結構變化的趨勢。用(1)式對我國1978～2002年期間生產結構數據進行估計,解釋變量是人均GDP(以1978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和人口總數(年底數)。估計的結果為:lnx1=2.707+2.837lny(2.135)-0.169ln2y(-2.745)-0.972lnn(-0.574)R2=0.949F=130.610lnx2=24.122-2.104lny(-2.995)+0.127ln2y(3.918)-1.007lnn(-1.524)R2=0.791F=26.433lnx3=-31.111+2.783lny(2.002)-0.156ln2y(-2.424)+1.898lnn(1.071)R2=0.881F=51.607其中,X1、X2、X3分別表示第一、二、三產業的GDP所占比重。采用(1)式對生產結構進行擬合的結果是滿意的,顯著性P=0.000(近似值),可知其回歸方程十分顯著。

回歸結果說明,第一產業GDP比重的收入彈性是(2.837-0.338lny),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產業部門生產比重下降,且下降速度逐漸加快,人口彈性為-0.972表明,如果收入水平不變,人口增長1%,則第一產業GDP比重下降0.972%。這是因為,人口的增長從而勞動力的增加,意味著鄉村勞動力的大量增加,由于自然資源的約束,大量鄉村勞動力剩余,隨著體制的不斷變革,勞動力得以自由流動,第一產業部門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部門轉移,隨之促使第一產業生產比重的下降。第二產業GDP比重的收入彈性是(-2.104+0.254lny),表明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二產業部門生產比重逐步提高,人口增長1%,則生產比重下降1.01%,這說明第二產業生產比重隨著人均收入的提高而上升,但上升速度又被人口增長產生相反的效應所減緩。第三產業GDP比重的收入彈性是(2.783-0.312lny),人口彈性為1.9,這說明第三產業生產比重隨著人口增長而大幅上升但上升速度又被人均收入增長產生相反的效應所減緩。這正好驗證了我國這一時期的實際情況。2.就業結構變化的趨勢。我們再用(1)式對1978～2002年我國就業結構進行回歸分析,估計結果為:lnn1=-4.444-1.195lny(-3.172)+0.043ln2y(2.447)+1.363lnn(2.837)R2=0.984F=423.156lnn2=5.269+4.064lny(8.997)-0.198ln2y(-9.504)-1.954lnn(-3.392)R2=0.963F=181.776lnn3=14.105+2.526lny(5.110)-0.093ln2y(-4.085)-2.269lnn(-3.600)R2=0.995F=1289.565其中n1,n2,n3分別表示第一、二、三產業部門就業比重,從擬合結果系數看,估計值在統計上是顯著的。

根據以上計算,我國在1978～2002年期間,第一產業部門就業比重的收入彈性為(-1.195+0.086lny),人口彈性為1.363,表明第一產業就業比重隨著人均收入提高而下降,下降速度隨著人口增長而趨緩;第二、第三產業部門就業比重的收入彈性分別是(4.064-0.396lny)和(2.526-0.186lny),人口彈性分別是-1.954和-2.269,說明第二、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升,而上升速度因人均收入增長和人口增長而減緩。事實上,改革開放20多年來,隨著體制的不斷變革,大量農村勞動力剩余得以自由流動,其流動數量符合邊際遞減規律,以此相應的就業比重在第一產業下降速度由快到慢進而趨于平穩;在第二、第三產業的上升趨勢也是由快到慢,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大量下崗工人轉而從事服務業,出現第二產業勞動力剩余向第三產業轉移,因此,第二產業部門就業比重進入平穩期甚至略微下降,第一、第二產業共同作用,第三產業部門就業比重在觀察后期仍有較大幅度上升。

三、經濟增長的部門因素分析

上述研究是從總量的角度出發,對產業結構變化進行了分析,揭示了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產業結構變動的規律性。在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動的關系中,分析的視角是從總量增長看結構變動的趨勢,認為經濟的增長必然帶動產業結構的變換。這里我們略去資本、勞動力和科技進步等因素對產業結構變動的影響,僅對產業結構變動,引起各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作用的相應變化進行分析。為了分析和度量這種變化,引入一個經濟增長的部門分解模型:Y(t)=∑3i=1Yi(t)(4)其中,Y(t)表示第t年的GDP,Y(t)i(i=1,2,3))表示各產業部門第t年的增加值。對(4)式求時間t的導數,并整理得:Y(t)•/Y(t)=∑3i=1[Yi(t)/Y(t)][Yi(t)•/Yi(t)](5)令Gp=Y(t)•/Y(t);Gi=Yi(t)•/Yi(t);Vi=Yi/Yi(t)則(5)為:Gp=∑3i=1ViGi令V-i=1T∑Ti=1Vi則有:Gp=∑3i=1V-iGi(6)其中,Gp表示GDP增長率;Gi表示三次產業部門增加值的增長率;Vi表示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份額;T代表樣本期長度;V-i表示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平均份額。(6)式即是一個經濟增長的產業部門分解模型,它表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三次產業增加值增長率的加權和,V-i為部門相應的權數。

實際上V-i即為第i產業部門GDP彈性,V-iGi表示第i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同時定義:Ri=(V-iGi/∑V-iGi)×100%(7)Ri代表第i產業部門對經濟增長的相對貢獻程度。顯然,它是一個動態指標,反映了在國民經濟結構轉變與經濟增長過程中,第i產業部門的增長對國民經濟總增長的帶動作用的大小。根據(6)式和(7)式對1978～2002年期間產業結構變動過程中GDP增長的部門貢獻進行測定。數據按不變價格計算,回歸結果是:Gp=0.247Gi(8.575)+0.478G2(26.142)+0.224G3(9.109)R2=0.989F=618.174從上述回歸的結果看,統計檢驗的結果是非常顯著的。模型系數之和:0.247+0.478+0.224=0.949≈1這表明,從經濟意義上講,總體經濟增長是各產業經濟增長的加權和。據此可知,我國1978～2002年期間,第一產業部門GDP彈性為24.7%,即第一產業部門生產年增長率對于整個GDP中年增長率的貢獻為24.7%,說明第一產業部門增長1%,將帶來GDP總額增加24.7%。

同理,第二、第三產業部門GDP年增長率對于整個GDP年增長率的貢獻分別為47.8%和22.4%。R1,R2,R3分別表示第一、二、三產業部門在當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通過計算,我國1978年R1=0.197,R2=0.652,R3=0.151,2002年R1=0.055,R2=0.800,R3=0.145。1978～2002年期間,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第二產業,從1978年65.2%的貢獻上升到2002年達80%;第一產業貢獻程度由1978年的19.7%下降到2002年的5.5%,第三產業貢獻程度在這一時期下降了1個百分點。三次產業貢獻程度比1978年為1∶3.31∶0.77,2002年為1∶14.55∶2.64,由此可以看到,第三產業部門貢獻相對第二產業來說下降,而相對第一產業提高了。但也顯示出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不足,產業結構還遠沒有達到現代產業結構的水平。

四、結論

本文對我國1978～2002年時期產業結構變化趨勢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和作用進行了定量分析,實證檢驗證明,模型的假設及其設定是合理的,隨著人均GDP的提高,而與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及總人口的變化密切相關的需求結構發生變化。在人均GDP提高時,將越來越多的資金用于投資,而使消費率下降,積累率上升。與此相適應,生產部門必須生產越來越多的投資品,此外,政府強調第二、第三產業的重要性,特別強調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大量的積累資金用于第二、第三產業部門,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技術變化和第二、第三產業生產的高效益,又強化了這種趨勢。模型沒有使用政策變量,完全用經濟變量來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變化過程,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化內在的規律性。在這一時期,我國經濟的發展是快的,按不變價格計算,GDP平均年增長達9.37%;三次產業結構也發生明顯變化,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從28.1%下降到15.4%,第二產業從48.2%略升到51.1%,第三產業則從23.7%提高到33.5%,位次實現了由“二、一、三”向“二、三、一”的轉變,三次產業是按照符合規律的方向變動的,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然而,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看,產業結構轉換仍嚴重滯后于總量增長的要求,特別是技術進步的速度遠遠落后于技術發展和社會需求的變化,因此,從中長期看,加快我國經濟發展,實現由“經濟大國”到“經濟強國”,必須依據WTO原則,在WTO框架下加速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

一要解決好“三農”問題,即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要選擇適合人均農業資源稀缺的技術道路。旨在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的技術創新和發明活動,大致可歸納為兩個技術方向:一類技術創新活動是為了節約勞動力,而沿著機械技術的方向進行,其結果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另一類技術創新活動是為了節約土地而沿著生化技術的方向進行,如動植物品種的培育和改良,化肥、農藥的發明及其施用方法的改進等,其結果是提高農業土地生產率。要選擇適合于人均資源稀缺的農業生產結構。根據我國的要素稟賦和產品特征,在農作物的選擇上更偏重于種植那些勞動密集程度高的作物。

二要提升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正確處理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

三要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在工業化中后期,第三產業發展速度逐步超過制造業發展速度,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加入WTO之后,我國對外經濟關系將按照該組織的規則和國際慣例進行,大多數產業和部門將要直接面對國際競爭,尤其以金融業、電信行業為代表的壟斷性服務業,需要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