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城鎮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導言
在發達國家,1968年至1992年,美國的基尼系數上升了3.5個百分點;英國的基尼系數則在1977年至1991年期間上升10個百分點(Atkinson,1997)。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出現了收入不平等上升的類似趨勢。例如,從1984年相對較低的基尼系數25.7(百分比,下同)上升到1992年的37.8。在這短短8年內,上升了12個百分點,并且繼續保持上升勢頭(Li,SquireandZou,1998)。但也有些國家收入分配變化不大,比如印度,四十年間(1951-1992)基尼系數以均值32.6和標準差2.0波動,幾乎保持不變。中國1978年至1994年的GDP實際增長率達到9.86%。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正相關關系否定了Alesina和Rodrik(1994),Persson和Tabellini(1994)基于國際橫截面數據的、收入增長與不均等之間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增長與不平等呈正相關也與頗有影響的世行報告《東亞的奇跡》(世界銀行,1993)的結論相矛盾,該報告指出,經濟增長與不包括中國在內的8個東亞國家低的且下降的收入不平等相聯系(Li,SquireandZou,1998)。我們知道,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福利有很大關系。按照Atikinson定理,均值相等的情況下,方差越小,福利越高。即是說,在不考慮收入分配是促進或抑制經濟增長的情況下,不平等程度越高,社會的經濟福利越低。因此,如果經濟增長比較快,但不平等程度并不高甚至出現下降趨勢,經濟福利顯然提高比較快。然而,它們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在理論上還有較多爭論。本文主要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中國轉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同時力圖發現對經濟增長有貢獻,同時對改善收入分配有正面影響的因素。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并不是絕對的,至少在一定發階段有必要重點協調兩者的關系。
1.非經典時間序列分析
為了證實或探尋經濟增長及伴隨經濟增長的各種因素對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影響,我們借助新近發展起來的、非經典時間序列方法(Engle,R.和C.Granger,1987),充分展示有限變量樣本數據本身所隱藏的巨大信息。在后面我們將會看到,計量結果為我們判明了經濟增長、不平等本身(滯后)和各種復雜的因素對于不平等的影響程度。為了便于與本文后面進一步經驗分析時間段基本一致,同時也為了使樣本時間序列足夠長,我們使用了已有的1978-1995年城鎮基尼數據集(李實等,2000;任才方等,1996。以下基尼系數用Gini表示)。△lnXt=α+βt+(ρ-1)lnXt-1+∑Pi=1θi△lnXt-i+εt(3.1.1)△lnXt=α+(ρ-1)lnXt-1+∑Pi=1θi△lnXt-i+εt(3.1.2)△lnXt=(ρ-1)lnXt-1+∑Pi=1θi△lnXt-i+εt(3.1.3)△2lnXt=α+βt+(ρ-1)lnXt-1+∑Pi=1θi△2lnXt-i+εt(3.1.4)△2lnXt=α+(ρ-1)lnXt-1+∑Pi=1θi△2lnXt-i+εt(3.1.5)△2lnXt=(ρ-1)lnXt-1+∑Pi=1θi△2lnXt-i+εt(3.1.6)△lnGinit=C(1)lnGinit+C(2)△lnYt+C(3)ecm1+εt(3.1.7)式中,Xt表示歷年基尼或(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構成的向量。t為時間趨勢項,ρ=1為單位根假設,εt為白噪聲。取ρ=1,利用(3.1.1)(3.1.2)(3.1.3),利用ADF檢驗(增廣的Dickey-Fuller檢驗),我們發現線性化以后的城鎮基尼系數和國內生產總值都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unitroot)假設。但是,當我們利用(3.1.4)(3.1.5)(3.1.6)對差分后時間序列做ADF檢驗時,發現兩者都拒絕存在單位根假設。這表明,lnGinit和lnYt都為一階單整(integration)序列。根據同積(cointegration,又譯協整)理論(Engle.R,andC.Granger,1987),兩者之間存在同積關系。換句話說,這里利用經驗數據的理論結果是LnGinit和lnYt存在長期均衡關系(3.1.8),且顯著性強。方程如下:lnGini=0.2722lnY+0.4398(3.1.8)求出誤差修正序列(ecm):ecml=LnGini-0.2722lnY-0.4398(3.1.9)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lnGin^it=-0.3832△lnGin^it-1+0.3886△lnYt+0.6819ecml(3.1.10)在5%水平(滯后項在10%水平),各項檢驗通過。該模型(3.1.10)反映短期關系,包括滯后的基尼、增長和修正因素(比如改革和政策等)。
長期均衡可否改變?在第二部分進一步的實證分析中將看到,由于一些與經濟增長關系密切的重要因素對于基尼有較大影響,這種均衡關系可能會在較長時期內保持。但是,中國正處于轉型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都很重要,并不是所有改革措施都只有利于經濟增長而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至少存在一些對經濟增長無害但抑制基尼短期大幅度上升的因素。為此,我們把注意力放在短期關系上。誤差修正項系數高,說明短期可調整的力度強。誤差修正項正是本模型的優勢所在。一般認為至少應該從三方面因素考察對收入分配的效應(趙人偉、李實,1998):(1)經濟增長或發展;(2)經濟改革或體制變遷;(3)經濟政策及其變化。我們的短期模型通過ΔlnGDP反映(1),ecm1項反映(2)和(3),另外還考慮了自身影響。ECM模型反映,除經濟增長本身對基尼有正向影響以外,收入不平等(增量)有一種自我抑制的機制(逆向機制)。1978-1980:初期,改革和政策傾向于不平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1981-1986:早期,農村改革效果顯現,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展開,沿海開放初步見成效,除個別年份外(1985年),改革和政策傾向于降低收入差距。1987以后:現期,其中1987年至1994年,經濟繼續高速增長,改革和政策傾向于提高收入差距。1995年的數據則表明可以在更高收入水平時實施有利于減緩收入的改革和政策。究竟哪些因素既有利于經濟增長又有利于減緩不平等?或者,有哪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無明顯不良影響但有利于公平呢?從ECM來看,這樣的因素應該是存在的。比如說,農村勞動力流動對城鄉差距的縮小的作用是明顯的(趙人偉、李實,1998)。我們的模型設定中采用城鎮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與后文進一步分析一致),不直接反映農村基尼系數變動,但在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一種“外溢”,在李實等使用的1978-1995年城鎮和農村基尼系數數據集中反映了這一點(李實等,2000)。因此,我們將討論的重點放在城鎮。現在我們討論不平等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由于方法同上,所以不再詳細加以說明。經濟增長受上期增長影響明顯。
城市收入分配差距擴大非常顯著地促進經濟增長。至少可以這么說,受諸多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而這些因素往往難以避免地起到擴大收入分配的作用;如果要削弱這些因素地影響,盡管不難抑制分配差距的擴大,但會降低經濟增長率。我們在后文檢驗這樣的因素。從ECM2的結果不難看出,改革開放以來,政策總體傾向于確保經濟增長,并且在1984年到1994年期間呈非常明顯的上升趨勢。然而,計量結果表明,ECM2的回歸系數(0.006979)并不高,種種實際加速刺激經濟增長的短期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大。D(GDP1)=0.508455D(GDP(-1))+0.583252D(TOWN1)+0.006979ECM2為了加快經濟增長,1978-1995年的政策傾向于“利用”或“容忍”收入分配不平等產生的激勵和風險效果,不平等于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相比之下,在1984-1994年這十年期間政策傾向于不惜成本或交易費用,采取“粗放”的方式來推動經濟增長,但這種方式的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也難以持久。這在ECM2趨勢圖中有特別明顯的表現。
2.運用PLS技術處理多變量因素對于收入分配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興盛的一種理論分析方法是PLS(PartialLeast-SquiresRegression)技術,可以消除變量之間的多重相關性。PLS技術最初產生于化學領域,創始人是S.Wold和C.Albano等。在利用分光鏡來預測化學樣本的組成時,作為解釋變量的紅外區反射光譜的波長常有幾百個,往往超過化學樣本的個數;所造成的多重共線性使得人們很難利用傳統的最小二乘回歸方法。通常,人們認為主成分(主分量)方法是最理想的克服多重共線性的方法,在經濟分析中廣泛采用。然而,運用主成分(主分量)方法的應用結果大多不盡人意。主要原因在于,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的主成分,由于完全沒有考慮與因變量的關系,雖然能很好地解釋自變量系統中提供的信息,卻往往對因變量缺乏解釋能力。PLS技術則能在很好地概括自變量系統的同時,最好地解釋因變量,并排除系統中的噪聲干擾。PLS技術被稱做第二代回歸分析方法。目前在自然科學領域取得了廣泛應用并獲得非常良好的效果。我們認為,影響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因數都非常多,運用PLS技術可以充分剖析主要經濟因素對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經濟增長各自的影響方向和程度。我們以1978-1985年的基尼系數(Gini)和(名義)GDP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以X1至X8作為解釋變量,發現兩個多元回歸的普通OLS估計都有比較明顯的多重共線性。為此,我們兩次使用PLS技術,其中基尼系數和GDP值分別作為被解釋變量。首先,以基尼系數作為被解釋變量,X1-X8作為解釋變量。T1-T4求解過程中,需要對X1-X8進行標準化(下同)。計算機模擬顯示,當潛在變量(Latentvariables)的個數取4時,用于度量擬合效果的預殘差平方和(PRESS)的均方根=0.2393達到最小。表4顯示了潛在變量T1-T4時的模型效果。然而,當我們逐步增加潛在變量的個數時,發現取T1-T3或T1-T4都不能做到全部通過t檢驗。
使用t檢驗這樣的處理比王惠文(1999)引入的方法更嚴格,后者只注重使用F檢驗。事實上,當我們取T1-T2時,使用做OLS估計,t檢驗效果非常良好(見表5),且模型效果已經足夠(見表4)。標準化回歸方程:Gini0=0.2679x1--0.1350x2-+0.1626x3--0.1167x4-+0.1513x5-+0.1236x6-+0.2257x7-+0.0962x8-其次,我們以GDP值作為被解釋變量,以X1-X8作為解釋變量。計算機模擬顯示,當潛在變量(Latentvariables)的個數取4時,用于度量擬合效果的預殘差平方和(PRESS)的均方根=0.1261達到最小。表6顯示了潛在變量T1-T4時的模型效果。然而,當我們逐步增加潛在變量的個數時,發現取T1-T2、T1-T3或T1-T4都不能做到全部通過t檢驗。事實上,當我們取T1時,使用做OLS估計,t檢驗效果非常良好(見表7),且模型效果已經足夠(見表6)。我們得到標準化回歸方程:GDP0=0.1254x1-+0.1026x2-+0.1513x3--0.1494x4-+0.1511x5-+0.1537x6-+0.1015x7-+0.1524x8-從兩次PLS技術分析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多數經濟因素都驅使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主要因為在于這些因素也大都有利于經濟增長,這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背景下有一定必然性。這一結論與前面我們運用非經典時間序列方法是一致的(前面的方法注重階段性),我們不宜僅僅看到收入差距擴大對于“社會福利”的不利影響,還應該充分肯定“蛋糕”變大以后對于“社會福利”的巨大好處。然而,從公共政策的角度,我們應該對于各種因素對于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各自的影響有一個比較具體的認識和了解,因為收入分配不平等持續過快擴大會產生許多社會矛盾。幸運地,我們發現教育(用初中畢業升學率衡量)對于改善收入分配有良好的作用,同時對于經濟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教育其到“雙贏”效果。換句話說,教育的作用非常直接,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福利都產生正面作用。表面上看,財政收支政策與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都分別呈負相關關系。但我們注意到樣本年份的財政收支大都為負值,其絕對值呈逐年擴大的趨勢,這意味著多數情況下的赤字財政政策反而既促進了經濟增長,又擴大了不平等。只要財政赤字不超過占GDP的一定比例,可以認為是比較安全的。未預期到的通貨膨脹(用價格指數反映)推動了經濟增長,但也的確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城市化、稅收、國有工資、現金投放和固定資產投資都有助于經濟增長,同時又擴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相比之下,城市化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并非最大,但對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的影響遠比其他因素大;固定資產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比較大,但對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的作用并不大。
上述測算結果和分析對于政策選擇有何啟迪?我們認為:1、取得“雙贏”效果的因素是存在的,比如中初級教育對于經濟增長和改善收入分配都有直接和明顯的好處。國家和地方政府應當動員更多力量抓教育。2、稅收結構需要優化,實證結果表明稅收雖有利于經濟增長,但稅收結構可能過于有利于富人,在某些方面實行健全的累進稅或調整稅種稅率可望改善收入分配。3、財政收支政策并未起到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亟待改善財政支出結構。4、城市化是城鎮居民收入分配擴大的特別突出的原因。雖然城市化并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原因,但城市化既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最終消除城鄉差距的主要途徑,所以我們認為對于城鎮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問題也沒有必要過于緊張(這種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是良性的),也不宜簡單通過抑制城市化來緩解收入分配不平等。通過建立比較科學的城鎮居民保障制度應該比抑制城市化更有價值。5、應該認識到,降低不平等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社會發展壓力迫使政府和公眾比以前更加看重城鎮收入分配公平,但政府又不愿意犧牲或過多犧牲經濟增長,除教育政策、財稅結構政策等等外,可以考慮更傾向于利用那些對收入分配影響并不大且明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因素,比如加強“固定資產投資”,這也正好與擴大內需的方針一致。
三、結論
運用非經典時間序列方法,揭示出中國經濟增長與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間存在同積(co-integration)關系。在短期關系中,體制變遷與政策對于收入不平等影響非常大,但不同時期影響的方向不一致。從ECM1模型結果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擴大和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力量都是存在。在長期關系中,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之間呈正相關。借助于最先產生于化學領域的PLS技術,運用計算機程序分別計算出多種因素對于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表明,經濟增長與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變化同為資本、教育、城市化、通貨膨脹、財政收支、稅收、工資率和貨幣控制等因素的產物。大力發展教育(包括農村和城鎮)可以大大改進經濟福利,“公平與效率”并不必然是一種兩難選擇。對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擴大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對全社會有積極作用的城市化,這暗示了適度加強社會保障比單純控制城市化進程來緩解不平等更有效。就中國的國情而言,考慮到城鄉差距還比較大,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Kuznetz倒U型假說出現在近期比較困難,城鎮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對于經濟增長也并不必然有害。“蛋糕”做大的同時,會有更好條件維護低收入階層的基本利益,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政策導向的確是非常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