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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蘇聯國家和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是上個世紀末全球最為矚目的經濟事件。這一轉軌過程至今仍在延續，兩個國家所取得的經濟績效迥異，更引人注目。自1991年12月獨立以來，俄羅斯國內總產值連續多年下降，經濟低迷不振，如表1所示。從1999年開始，俄羅斯的經濟才出現穩定增長。而中國從1978年至2004年期間，創造了27年平均增長率為9.6%的經濟奇跡①。如何解釋這種巨大的經濟績效差別？更進一步地解釋，中國這種持續了27年的經濟的增長能否持續下去？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內容。很多學者對中俄改革的績效差異做過分析。原因能否歸結為俄羅斯實行的是激進的休克療法，而中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呢？安德烈.施萊弗以同樣實行休克療法的波蘭和俄羅斯做了對比分析：這兩個國家在改革前的經濟結構、政治條件都相同，但是，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經濟停滯不前時，波蘭同期的年均增長達5%。施萊弗認為，俄羅斯經濟績效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羅斯政治變革過程中保留了老政治家，并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給他們提供了不恰當的激勵，從而導致了他們的掠奪行為。施萊弗進一步指出，政治轉軌的緩慢，尤其是政治家人力資本更新的緩慢，阻礙了俄羅斯經濟增長。非經濟改革的因素差異導致了俄羅斯與波蘭經濟績效不一致。[1]（P197-200）然而，當分析俄羅斯與中國改革的巨大經濟績效差異時，施萊弗的解釋卻顯得很蒼白。中國自改革開放開始，政治家人力資本更新同樣緩慢、政治體制改革更緩慢，仍保持著一黨執政、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相比之下，俄羅斯還經歷了政治體制的根本變化。顯然，解釋中俄兩國改革績效的差異時我們不能用政治轉軌的快慢作為解釋變量。因此，我們不妨先看看俄羅斯的轉軌過程，從中能得到一些啟示。

一、俄羅斯經濟轉軌：曲折的早期實踐

在轉軌國家中，無論是中國、越南，還是前蘇聯國家，轉軌伊始，都面臨著經濟增長停滯、通貨膨脹、財政赤字、經濟制度僵化等宏觀經濟問題。杰弗里.薩克斯等經濟學家在拉美國家治理通貨膨脹時以“自由化、私有化、穩定化”為核心的休克療法成效顯著，但移用至前蘇聯國家，尤其是俄羅斯，其結果卻是生產急劇下降，失業大幅上升，惡性的通貨膨脹，經濟低迷不振。俄羅斯所采用的休克療法的主要措施仍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穩定化。其中私有化計劃是俄羅斯激進改革的中心環節。在1992年1月實行了價格自由化后，大部分經濟在1992至1994年間實行了私有化。到1995年底，私人部門的產出占到了俄羅斯總產出的一半以上。為了盡快實現私有化的目標，以丘拜斯為代表的青年改革派對國有特大型企業采取了“貸換股”計劃②，政府將一批重要企業的國家股份拍賣給寡頭管理，以此換取貸款。這些國家股份管理權的拍賣在形式上具有“公開性和競爭性”，實際上卻被內部人交易所主導③。整個私有化過程是一個把所有權偽裝成貸款和多階段廉價轉移的方案。[2](P85-200)私有化過程除了剝奪了老百姓的財富外，還造成財富的分配不均，促使大量的社會精英爭相分割國有財產而不是積極地重組企業謀求經濟利潤的持續增長。俄羅斯的宏觀經濟從1991年開始連續8年下降，國內生產總值萎縮了40%，失業人數由1991年的140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800萬人。[3](P7)為什么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呢？俄羅斯在經濟改革之前業已發生了不流血而影響卻不亞于流血革命的政治變革——蘇聯解體，這意味著原來蘇共中央集權體制的瓦解。盡管地方的官僚仍然保持蘇聯解體之前的地位，但是原的中央政府出現了多元化，對企業、對地方的控制已經大為弱化。正是這種在經濟改革之前發生的超前的政治變革，為其后的經濟改革中凸現的很多問題埋下了隱患。蘇共暫時下臺，并不意味著政黨之爭不復存在。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政治集團與左翼政黨為了爭奪俄羅斯中央的控制權，而陷入選舉戰爭之中。相比政治前途而言，私有化改革中的程序公正以及國有資產的保值可以讓位于一旁。寡頭們借機把自己的經濟命運與葉利欽政府的政治命運綁到了一起。在實行“貸換股”計劃后的1995年秋，寡頭們只是得到了俄羅斯最有價值的國有企業的股份管理權，所有權的轉移要到1996年秋——總統選舉之后——才能實現。一個由共產黨人控制的政府很有可能取消第二個階段，但葉利欽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證完成他所開始的這個計劃。因此當葉利欽簽署批準“貸換股”計劃的法令時，也就購買了一年后保證他自己再度當選的政治選票。在政府與寡頭的串謀中，政府被寡頭們俘獲了，寡頭們主宰了國家政治和國家經濟命脈，可以為了私利最大化而置國計民生于不顧。

二、經濟轉軌初期：需要強勢政府④

私有化改革后的俄羅斯建立了一種市場經濟，但這是一種扭曲的、非生產性的、偏離法治規范的市場經濟，此即錢穎一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其根本原因是經濟改革前沒有預先構建完善的法治基礎。首先是政府權力沒有受到法律的有效約束，由此帶來一系列窒息經濟活力的問題。當政府行為不受法律約束時，俄羅斯各級政府部門亂收稅、費，以各種名義大搞尋租活動，腐敗叢生。其次是政府未能較好地履行其約束經濟人的職責，表現在：無法維護經濟社會穩定，讓黑手黨橫行；合同無法得到有效執行，糾紛得不到公正解決等等。[4](P20-30)在轉型初期，作為轉型推動者的政府，直接參與制訂各種新制度，在摧毀舊體制的同時建立新體制。對于銳意革新的政府而言，往往舊體制能迅速瓦解，但是新體制卻不能迅速建立和完善，在新舊體制更替中極容易出現科勒德克所說的“體制真空”[5]，從而造成改革局部的失敗。此時制度改革的次序成為了關鍵，穩妥的改革應先在經濟制度方面進行，然后在政治制度方面推動。超前于經濟改革的政治變革，可能會導致經濟改革的失敗。社會主義國家轉軌伊始，可以讓強勢的政府來為經濟制度轉型護航以避免形成體制真空。政府的強控制力、強執行力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轉型期間經濟規則、法律法規的“缺位”而難于約束經濟人的問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代表著國民擁有大量國有資產，在轉軌過程中集權的政府很難成為經濟利益集團的俘虜，而轉型不充分的政府其控制者則很有可能為了政治利益而充當了利益集團的俘虜。因此，羅蘭德指出，具有確定日程安排的權利的強政府，比任何各種利益集團的尋租活動擺布下的弱政府更能有效地正確排列各項措施的次序，以使轉軌在政治上不可逆轉并使重組能有效進行。[6]正是由于強勢的中央政府，才有邁向市場經濟初始階段的穩健，才能避免轉型初期的動蕩。俄羅斯為此付出了代價，時至今日，普京政府所做的仍是在醫治俄羅斯這個市場經濟新生兒早年的各種后遺癥。因此，要避免俄羅斯出現的情況，可以采用如下的改革次序：在強勢政府的推進下，先進行經濟改革，待經濟改革達到一定程度后，再進行政治上的變革。而中國在強勢政府推動下，從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從1993年開始大力推進市場經濟建設，創造了年平均增長率近10%的佳績，為此提供了一個正面的例證。

三、經濟轉軌后期：需要轉型政府

前文俄羅斯的例子已經從反面說明，對轉軌國家而言，強勢政府護航下的經濟改革方能取得經濟的暫時增長。然而，當我們更進一步問，如何實現轉軌國家經濟長期持續的高速增長？俄羅斯的曲折道路還不能給我們答案，這需要我們自己的探索。筆者認為，政府的轉型，是確保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當市場經濟雛形具備，經濟人的活動在法治框架下逐步規范的時候，政府的轉型——限制政府權力——也應提上議程。有限、有效的政府才能確保經濟持續增長。一個無限、無效政府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有：政府頒布的限制經濟人活動空間的法律太多；限制政府任意權利的法律太少。這兩類問題，即政府轉型的問題，需要法治來解決[7](P35-50)。要通過法治來規范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行為，首先要明晰作為市場經濟維護人的政府功能。錢穎一歸納了政府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三類內容：第一類是大家公認的內容，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守夜人”職能，即定義產權、保護產權、執行合同；第二類是多數人認同的內容，即制定某些法律和規制，比如反壟斷法和一些與健康安全、環境保護、金融市場、公司治理相關的規則；第三類是有爭議的內容，比如政府對價格（房租、工資、匯率等）的管制、對貿易的限制、有傾斜的產業政策等，這些有可能會帶來扭曲、尋租等負面影響[4](P20-30)。具體到我國而言，對于第一類、第二類政府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對于第三類也應根據我國目前所處的轉軌經濟階段以及國家長遠戰略有所作為。目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成熟金融市場的培育仍難離開政府規劃。在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的基礎上，對產業結構升級，培植自己的主導產業，提高市場配置效率，把本國產業納入世界分工體系之中，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效化后，政府方可退出此類職能；同樣在金融市場培育過程中，政府的支持應讓讓金融市場成熟到足以抗衡國際金融風險后再退卻。政府的轉型，并不意味著政府的退卻，而意味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和重新界定?，F代政府理論認為，政府的職能是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市場監管和經濟調節。在經濟活動方面，政府不應直接干預，而應為市場機制運行創造理想的法制環境。就目前我國的情況而言，錢穎一從對企業的規制、對金融的規制、司法改革、收入分配等方面做過論述。“好”的市場經濟需要在法治之下才能建立，也就是把政府和經濟人都置于法治的框架之下，發揮法治的兩個作用：約束政府行為和約束經濟人行為。而如何促進這種法治的形成呢？我們可以從內部利益（約束政府的權力可以使政府受益）、外部壓力（利用加入WTO等帶來的外部壓力推動法治建設）和知識的力量（經濟學家與法學家們更多的關注呼吁）三方面來推動法治建設。[4](P20-30)

四、小結

轉軌國家的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產出的持續增長，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過程，而需要與政府轉型相結合。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破計劃，建市場”，即國家取消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對國民經濟的過渡干預，以自由化、穩定化為目標重建價格體系等市場機制；第二階段，“補市場失靈”，即重建宏觀經濟體系，加強對經濟的干預能力，提高政府的控制力；第三階段，“補政府失靈”，即通過政府轉型或政治變革，以法治建設彌補政府在關于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弊端。在我國，目前轉軌過程的第一個階段與第二個階段交織進行，其目標也已基本達成，表現為連續27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然而要保持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就需要第三階段的努力，需要政府的轉型。對俄羅斯的經濟改革，雖然目前我們還難于全面評價，但其改革的第一階段經歷了一個曲折而痛苦的過程，形成了扭曲的市場經濟，在短期內付出了沉重的經濟、社會代價，這些都已是既定事實。目前，在俄羅斯同步進行的轉軌過程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任務尤為艱巨。俄羅斯如果能在政治變革前先進行經濟改革——在前蘇聯的框架下先實行經濟改革，而不是在蘇聯解體、俄羅斯獨立的政治變動后開始經濟改革——會不至于出現如此大的經濟波動，從而更順利地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俄羅斯為我國進一步推動經濟全面轉軌，完善法制建設、政治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