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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利用1995-2015年的數據，采用誤差修正模型來驗證社會保障對農村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社會保障水平對農村居民消費行為影響不顯著，而工資性收入才是農村居民消費行為影響的顯著性因素。文章最后為促進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發揮社會保障作用，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社會保障;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工資性收入;影響

社會保障是國家通過一定制度、立法、政策體系，動員社會各方面資源，保證無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種意外災害公民能夠維持生存的措施，主要保障勞動者在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時的基本生活不受到影響，同時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逐步增進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我國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日趨完善，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還在逐步推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推進和完善必然會對農村居民的生活和消費形成重要影響，這已經得到廣大學者的普遍認可。社會保障作為一種預期性收入和資產，一種潛在未來儲蓄，農村居民在得到保障后一般會增加當期消費，而減少當期儲蓄，因此，保障體系的完善，必然會提高居民消費水平。但是保障體系本身存在區別性。保證體系保障范圍、保障水平、保障方式的不同必然會對居民消費行為形成不同的影響。

一、社會保障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理論分析

第一，農村社會保障長期處于低水平、低增長，會使得其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較小。從圖1可以看出，在2007年以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收入占農村居民總收入的比重都在5%以下。而直到2007年在全國范圍內逐步推廣農村醫療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才逐步提高，并在2014年呈現高幅度增長，而2014年也是農村養老保險全面推廣并取得實際效果的一年，從具體數據看（見圖2），增幅為139.41%，轉移收入占總收入比為17.9%，2015增幅為31.75%，轉移收入占居民收入比為20.8%。雖然有兩年的高增幅和高占比，但仍無法形成一定時間內的趨勢性影響，因此，無法引起支出的明顯變化。正是由于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在農村居民整個收入比例中占比非常低，并且長期漲幅不顯著，因此無法驗證其動態性變化對消費支出的影響，從而引起社會保障支出對居民消費支出影響不顯著。

第二，收入結構影響了社會保障水平對消費支出的影響水平。從圖1可以看出，長期以來農村居民主要依靠農業經營性收入，但其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而呈現大幅度下降趨勢，從1995年70%下降至2015年40%左右。相反，因為農村居民大量外出務工，工資性收入快速增長，從1995年的22%上升至2015年的38%。這種大幅度增長，必然會對居民消費支出產生顯著性影響。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主要為農業生產性收入，這種收入特點是自給自足，因此其對農村居民的購買性消費產生的影響較小，一般體現為“有多少花多少”，儲蓄功能比較低。財產性收入的占比長期以來在農村都非常低，這是因為農村居民長期生活水平較低，土地和房子不能作為儲蓄資產，因此其資產的擁有能力有限。并且農村很多資產無法進行升值，無法獲得更多的財產性收入，因此，農村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較少。農村的這種收入結構與城鎮存在很大差別。城鎮居民長期以來以工資性收入為主，經營性收入較低，社會保障水平較高，如城鎮居民社會保障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在20%以上，并且會隨著收入總額的不斷上升而上升，因此工資性收入和社會保障性收入對居民消費支出都產生了顯著影響。

第三，社會保障水平短期的促進作用不強。除了社會保障水平長期維持低水平、低比例外，最核心的是社會保障水平的短期促進作用不強。這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原因：一是農村居民長期的儲蓄和消費意識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只能在各種環境因素的刺激下逐步改變，因此，社會保障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無法體現在居民的消費支出上。二是農村居民對未來社會保障收入水平的認識不足，或者因為農村居民認為其未來預期收入并不穩定，不能保障其生活水平，因此，這種意識和認識問題導致其不會改變其消費習慣，從而社會保障水平的改變不會引起其消費支出的改變。三是社會保障水平依然處于較低水平，并且大部分為支出補償性收入。從圖1可知，近年來社會保障收入占農村居民收入占比出現跨越性上升，但依然處于較低水平，年人均轉移性收入為2473元，在日益增長的農村物價水平和消費水平上，其占比依然較低，在20%以下，因此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不顯著。

第四，農村社會保障主要以支出補償性收入為主，而直接現金收入較少。在農村目前以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為主，并且我國政府、單位對社會保障的支出結構上主要集中在醫療保險，而養老保險的比例非常低。醫療保險作為支出補償性收入，是一種被迫型支出，往往是在生病花費后得到一定比例的支出補償。這種支出雖然有利于減少居民醫療保險支出，但對其消費的促進作用較少，其對未來預期收入的期望值也不會改變，因此影響較少。實際上，農村醫療保險的范圍有限，也難以提高農村居民對未來醫療支出降低的預期。因此，醫療保險水平的提高并不會對居民消費支出形成顯著影響。反而，養老保險作為未來直接性的現金補償收入，其在農村保障水平的占比較少。

二、社會保障對農村居民消費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指標與基本模型

我國統計部門對農村社會保障沒有專門的數據統計，但是可以根據農村居民收入的來源結構來判定。按照農村居民收入結構，可分為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其中前三者為農村居民依靠自身的勞動力、財產獲得的收入，屬于收入的第一次分配，不屬于政府社會保障性支出的范疇。轉移性收入是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居民家庭收入的再次分配，主要包括政府對個人收入轉移的離退休金、失業救濟金、醫療保障性支出以及住房公積金等。可以看出轉移性收入可以作為社會保障水平的指標替代，設定為SHBZ。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在統計年鑒上有統一的指標，設定為NCXF。考慮影響消費的關鍵因素依然是收入，因此將收入增加作為模型的基本指標，因此，設定為工資性收入GZSR，經營性收入JYSR和財政性收入CCSR。

（二）數據與單位

根檢驗本文數據采用1995-2015年間的國家年度數據。所有原始數據來自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和《中國統計年鑒》。考慮到時間變量序列數據往往存在異方差，因此對變量進行對數變化處理，在保持原有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價格等趨勢性因素的影響。對數化后，指標變為：農村居民消費支出LNCXF、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支出LSHBZ，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LGZSR，農村居民經營性收入LJYSR和農村居民財政性收入LCCSR。

（三）誤差修正模型

因為所有變量在一階差分后都歸于平穩，因此可以構建誤差修正模型。以LNCXF為因變量，以LSHBZ、LGZSR、LJYSR、LCCSR為自變量，進行最小二乘法分析，得到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1518、0.8361、0.0052和0.1272。因此，誤差修正項為ECM=LNCXF（-1）-0.1518*LSHBZ（-1）-0.8361*LGZSR（-1）-0.0052*LJYSR（-1）-0.1272*LCCSR（-1）。然后以D（LNCXF）為因變量，以D（LSHBZ）、D（LGZSR）、D（LJYSR）、D（LCCSR）和ECM為自變量，進行最小二乘法。

三、政策建議

目前，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形成主導影響的依然是工資性收入的變化。對此，為了強化社會保障的作用，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提高養老保險水平。對居民消費起到關鍵作用的是養老保險，因此要改變農村居民消費習慣、提高其支出水平首先需要從未來直接收入著手。實際上，城鎮養老退休金已經完全可以滿足其生活的基本開支，但農村養老退休金尚有很大差距。因此，要實現社會保障對農村居民消費的真正促進作用，必須提高養老保險水平，達到農村居民預期的老年基本生活開支水平。

第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村居民對保障體系的預期估計。當前農村社會保障較為單一，主要為醫療和養老保險，失業、生育等其他保險缺失。實際上農村居民的失業率更高，并且與城鎮失業結構存在顯著差別，這導致其收入非常不穩定，不得不在有收入的時候不斷提高儲蓄比例，來防止未來失業的基本生活開支。對此，要全面穩定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居民消費開支，降低儲蓄水平，必須給予其平穩的生活預期。對此需要在農村建立失業保險、農業生產性保險、生育保險等符合農村居民生產和生活特征的保障體系。

第三，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提升集體經濟對社會保障的補償作用。雖然農村很多青壯年勞動力在企業務工，購買了城鎮養老保險，但絕大部分農村居民生活在農村，靠在農村務工務農獲得收入。這些居民購買保險除了政府補助外，只能靠自己付出，企業不會承擔。但目前而言，政府補助的標準非常低，無法改善其生活水平。因此，建議以村集體為單位，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以村集體補助的方式改善農村居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村集體收入為其承擔較大比例的保險支出，從而減少農村居民的保險支出，并提高農村居民的保障水平。

第四，提高政府對農村居民的社會保障補貼幅度，擴大保障水平和保障范圍。長期以來，政府很多政策都偏向城市，犧牲農村發展城市的經濟戰略導致了當前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較大。目前，政府應該改變發展戰略，依照當前以城帶鄉的戰略在社會保障補貼上也實現政策偏向，提高政府在農村居民社會保障的支出比例，從而擴大農村居民社會保障的范圍，提高農村居民社會保障的水平，提高農村居民對社會保障的良好預期，提高其消費支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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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順英 單位：開封大學財政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