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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人本化”屬性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天生依附于人，并且離開了人就不復存在;而物質文化遺產在形成后則不依附于人，以其有形的狀態獨立存在。從這一點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具有天然的“以人為本”的屬性。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所下的定義中，“非物質文化遺產”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照此定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把“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五類:(1)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手工藝。①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給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的權威定義中可以看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天生就是依附于人的，這種依附不僅表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由人創作出來的，而且還表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離開了人就不再是其本身，因為大多數時候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生產活動，存在于生產者進行的生產勞動中，是以一種無形的、看不見的形態而存在的，這也是“非物質”的含義所在。比如，日常生活中被人們經常稱作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少數民族手工藝品或民族歌舞表演，只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形載體，真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往往是一種知識、技能或節慶，是無形的、看不見的，它存在于人們眼睛能看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物態載體之中。再如，中國書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人們所見到的顏真卿、柳宗元寫下的一個個漂亮的毛筆字并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而顏真卿和柳宗元高超的書法寫作技能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這種技能隱藏在他們書法作品的中，并經過千百年的傳承和發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獨特體系的寫作技能———中國書法。在這個案例中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流傳下來的顏真卿和柳宗元書法作品真跡是珍貴文物，是物質文化遺產，而隱藏其中的書法技能才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此看來，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但不是所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具有這樣的一體兩面性，比如歌舞和樂器演奏技巧、民族醫藥技能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的確值得探討。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不能脫離人而獨自存在，它往往是一種生產技能，像知識一般只存在于人的腦海里。正因如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重要性不亞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本身，他們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存活的土壤，傳承人數量的多少直接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強弱，而且像顏真卿、柳宗元這樣的傳承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所以，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傳承人。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危機

2011年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二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務院文化主管部門和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對本級人民政府批準公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可以認定代表性傳承人。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符合下列條件:(一)熟練掌握其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在特定領域內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區域內具有較大影響;(三)積極開展傳承活動。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參照執行本法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評審的規定，并將所認定的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予以公布?！钡谌畻l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門根據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開展傳承、傳播活動:(一)提供必要的傳承場所;(二)提供必要的經費資助其開展授徒、傳藝、交流等活動;(三)支持其參與社會公益性活動;(四)支持其開展傳承、傳播活動的其他措施?！钡谌粭l規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應當履行下列義務:(一)開展傳承活動，培養后繼人才;(二)妥善保存相關的實物、資料;(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門和其他有關部門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產調查;(四)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益性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無正當理由不履行前款規定義務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取消其代表性傳承人資格，重新認定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喪失傳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門可以重新認定該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雹倏梢钥闯觯瑖覍τ诜俏镔|文化遺產傳承人有著明確的定義，并且給出了明確的資金和政策扶植措施，也明確規定了傳承人需要履行的義務。但是，當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中依然存在傳承人緊缺的問題，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帶著這個疑問，筆者于2014年12月初到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別采訪了兩位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位于黔東南州首府凱里市的黔東南州民族醫藥研究院附屬苗醫醫院，是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范基地。該院擁有兩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苗醫藥•九節茶藥制作工藝和侗醫藥•過路黃藥制作工藝。筆者采訪了黔東南州民族醫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袁濤忠醫生。在談到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政策有何值得改進之處時，袁醫生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政策不好，而是少數民族醫藥傳承人的思想還跟不上政策的步伐。苗族和侗族由于身處交通相對落后的山區，與外界交流偏少，長久以來形成了保守頑固的思想。苗族與侗族都屬于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所以苗醫藥和侗醫藥的傳承長期以來一直依靠口口相傳。而改革開放以后，許多民族醫藥傳承人因為覺得僅靠給鄉親看病而象征性地收取微薄的醫藥費不能致富，也開始陸續外出打工，這樣造成了許多珍貴的藥方現在實際上已經失傳。吳培煥是黔東南州民族歌舞團資深侗族大歌演員，侗族大歌作為貴州省唯一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在省內外均有較高的知名度。采訪中，她談起了侗族大歌傳承人面臨的危機。年近五十歲的吳培煥是黔東南州黎平縣口江鄉人，她的母親是一名侗族大歌歌師，從小耳濡目染，吳培煥也逐漸喜歡并學唱侗族大歌，并于初中畢業后就進入了黔東南州民族歌舞團，從此當上了一名侗族大歌演員。1986年和1988年，吳培煥作為中國文化訪問代表團的一員，曾經到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馬來西亞表演侗族大歌。回憶起在法國巴黎的表演經歷，吳培煥激動地說:“當時那些專家真的是喜歡得不得了，演出大廳內全部坐滿，連過道上也坐著人。我們一口氣唱了36首侗歌，幾乎涵蓋了所有門類的侗族大歌歌曲，有琵琶歌、牛腿情歌、笛子歌、玩山歌、河邊歌等等，表演完所有歌曲后，在場觀眾還意猶未盡、不愿離開。觀眾的熱情難卻，姑娘們又加唱了五首歌，之后觀眾仍然不肯離去，是在中方帶隊同志的苦苦勸說之下才依依不舍地離開的。”后來吳培煥問了其中一位外國聲樂專家，為什么你們聽不懂我們唱的歌詞還這么喜歡我們唱的歌?專家回答她是因為侗族大歌的曲調實在是太優美了，而音樂是跨越國界的，因此大家憑著韻律就會愛上侗族大歌。但是談起傳承人的流失，吳培煥流露出一絲憂傷，因為外出打工比在歌舞團唱侗歌賺錢多，近些年已有不少傳承人選擇了遠走他鄉。另外，黔東南甚至貴州省內，至今仍然沒有一所專門的侗族大歌音樂學校，也沒有一家專門經營侗族大歌的演藝公司。像吳培煥這樣能夠進入州一級歌舞團的侗歌傳承人在他們鄉乃至全州都只有少數，那些沒有國家財政供養的大歌演唱者只能選擇外出打工另謀生路。通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采訪，筆者發現了兩個問題:一是傳承人因為得不到可觀的經濟效益，從而選擇外出打工的現象很突出;二是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有待挖掘，傳承人和許多當地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所熟知的苗藥、侗藥或侗族大歌蘊含的巨大醫學價值和藝術價值。歐美醫學界對于中醫的重視程度不亞于國人，而吳培煥在法國巴黎的表演經歷也說明了國外聲樂界對中國民族音樂的喜愛。因此，如何使傳承人對流傳到自己身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充滿信心，并且可以通過非遺的保護與傳承獲取可觀的經濟效益，是當前傳承人保護面臨的重要問題。

三、市場化條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人本化”模式

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人本化”屬性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傳承人危機，本文結合上述調研，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的“人本化”模式。所謂“人本化”模式，就是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調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同層面行為主體共同參與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人本化”模式中，最重要的主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傳承人的繁榮與發展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際公平的基礎。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利主體問題上，有學者已經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權應歸屬于來源群體和傳承人”。①而在侗族大歌發展演化的歷史中，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侗族大歌作為黔東南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在其盛行的清乾隆年間曾出現過3個著名的歌師，即陸大用、吳萬麻、吳金隨。他們一生創作或編唱的許多侗族大歌被后人稱為“嘎大用”(陸大用創作的大歌)、“嘎萬麻”(吳萬麻創作的大歌)和“嘎金隨”(吳金隨創作的大歌)。在侗族大歌流傳的南侗方言地區，他們創作的侗族大歌占侗族大歌流行曲目的80%，至今人們仍在傳唱或用其歌調填新詞傳唱。②由此可見，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六大主體中地位最為重要的主體，他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擁有文化權利，又擁有財產權利。所以他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主體，又是市場主體。與此同時，傳承人又是其他各主體之間相互作用的橋梁與紐帶，并輔助其他主體產生作用。在傳承人的特殊地位之上，“人本化”模式中包含了三大類主體:市場主體、文化主體以及行政和法律主體。

(一)市場主體傳承人、經營者與消費者共同構成了“人本化”模式的市場主體。筆者在探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危機時，找出了形成危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傳承人不能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中獲取足夠的經濟利益，而市場化則可以解決這一難題。市場是商品交易的場所，在這一場所中，傳承人的身份變成了文化商品的生產者，負責向消費者提供可供選擇的文化商品。但是，當前的文化市場上，無論侗族大歌還是苗藥，都缺乏完善的市場運作，即由專門的經營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包裝、宣傳和營銷，將非遺作為商品投入市場。因此，經營者也是市場主體中的重要一環。市場是商品交易的場所，無論是藝術價值還是醫學價值，有價值的東西就可以推向市場進行交易，當然前提是商品要合法。將商品推向市場進行交易，就可以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轉化，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的藝術或醫學價值轉化為傳承人的收入，為這些價值買單的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需求的消費者，這些消費者或是到侗寨旅游途中觀看侗族大歌表演的觀眾，抑或是購買苗族醫藥對骨折進行治療的患者。

(二)文化主體傳承人、學者與共生者共同構成了“人本化”模式的文化主體。傳承人作為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體，天生就承擔了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創新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傳承人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蘊含的文化價值的傳遞者和生產者。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價值的傳承中，學者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群體。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會自己“說話”，需要調查者和研究者的定義。他們的主體意識在認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其生存的田野走向學術的層面，要經過研究者的參與觀察和深度描寫。③當前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研究的知名學者往往集中在大都市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基層十分缺乏專業性的研究人才。學者的作用是兩點，一是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味”，二是在此基礎上開創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新味”，簡而言之就是追溯歷史、與時俱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新問題是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學者和傳承人都肩負著重要的責任，此外學者還要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市場化當中需要注意的經濟學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要注意的社會學問題等等。最后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群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生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生者是指與非遺傳承人在一個空間內生活的人，但他們并不掌握非遺技能，可以將共生者簡單理解為傳承人的鄉里鄉親。非遺共生者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也有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從共生者到傳承人的身份轉換。古人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生者，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他們對于非遺的理解遠遠超過外地人，因此將他們吸收納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大軍是有可能的。

(三)行政和法律主體行政者與司法者共同構成了“人本化”模式的行政和法律主體。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利保護問題，法律界已經認識到不僅僅是保護包含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知識產權那么簡單。一些學者認為，傳統文化的復雜性決定了對它的保護需要依賴綜合性措施，知識產權不能成為保護傳統文化的主要手段。①有學者進而主張，采取融公法和私法于一體，多種保護手段相配合的綜合性法律制度。②還有學者主張實行雙重權利保護，即分別立法，采取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知識產權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權利的雙重保護。從文化角度來說，兩者分別涉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政策法律問題;從法律角度而言，兩者各自歸屬于傳統的私法領域和公法領域。③筆者比較贊同第三類學者的觀點，即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行雙重權利保護，這樣就既需要行政主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屬于“集體人權”的文化權利進行保護，又需要法律主體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屬于“集體產權”的知識產權進行保護。

行政和法律主體的作用是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編制出一張保護網，使得其他主體能夠在法律保護之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各司其職、平穩運轉。行政者與司法者要對傳承人進行保護和扶持，對政府授予傳承人稱號的，地方政府要給予政策和資金支持;對少數民族醫藥配方、茅臺酒配方等珍貴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部門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對可以帶動旅游業或演藝業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宣傳文化部門要加大宣傳力度，組織非遺傳承人出省或出國展示技藝，深度挖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潛力等。總之，行政和法律主體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三類主體可以具體化為傳承人、共生者、學者、經營者、消費者以及行政者與司法者這六大主體，其中每個主體又同時與一個或多個其他主體產生聯系，共同促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可持續發展。六大主體之間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外圍形成循環互動的合力，從而推動位于其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持續的循環發展。如圖1所示。這既是外部良性循環推動內部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又是主體間良性循環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良性循環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作者：劉勝 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