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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農民企業家的產生、發展和壯大為縣域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縣域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農民企業家的成長，但受歷史條件和客觀因素的影響，縣域經濟發展形成了其特有的路徑，這又使得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之間在經濟社會結構和體制上出現諸多的矛盾和問題，文章分析二者在經濟、政治、文化、管理等結構和體制方面的問題，并提出破解的對策，從而促進二者良性互動發展。

［關鍵詞］

農民企業家;制度性約束;縣域經濟;結構性矛盾;體制性問題

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存在著正向的促進關系，二者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良性互動過程(梁惠清2013)［1］。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表明，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為我國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農民企業家隊伍不斷壯大，實力不斷增強，職業化水平不斷提高(梁惠清、王征兵2009)［2］?？h域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增大，不斷涌現出許多成功的發展事例和經驗。但二者的發展也存在明顯的局限，農民企業家群體創業水平較低，整體素質不高，投資規模較小，縣域經濟財源建設不足，發展成本較高，經濟運行效率低下。諸多結構方面的矛盾和體制方面的問題制約著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這些問題有待在發展實踐中得到解決。

一、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結構性矛盾

一定區域內經濟社會內部的不協調會阻礙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的發展，這些不協調或者矛盾存在于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之中。經濟結構方面影響二者互動發展的因素主要是要素、市場、產業等方面的內在矛盾，社會結構方面影響二者互動發展的因素主要是社會基本組成的方式及其關系格局所帶來的矛盾。

(一)縣域內資源要素零碎化分布與農民企業家成長對資源要素集中需求的矛盾這主要是指要素結構方面的矛盾。我國農村經濟結構的主要特點主要表現為資源的零碎化和私人占有，這是由我國長期以來農村相對封閉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農民企業家整合資源，進行社會化生產，要求生產資料社會化。農民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集中需求與縣域資源要素零碎供給的矛盾是制約二者發展的主要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資金結構方面。一是農村資金的分散性和企業家融資需求的矛盾?？h域內儲蓄余額較大，但分散在居民手里，農民創業者擁有資金少，創業受到限制，經營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二是外資引進和內資培育的矛盾?？h域內資金的分散持有致使內資集中成本高，因而政府部門傾向于引進外資。內資培育不夠，外向性資本依賴過重，內源經濟增長乏力。而且，政府部門對外資一般實行比內資更好的待遇，造成外資的競爭優勢。外資大量消耗縣域資源，帶來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一系列問題。外資驅趕內資，縣域經濟發展失去內源動力。三是農村資金需求與農村資金外流的矛盾。農民創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產業結構升級等對資金剛性需求大，同時，二元城鄉經濟結構的客觀存在和資金的趨利性使得資金大量外流?？h域投資環境相對較差，創業者往往選擇到城市和投資環境相對較好的地方投資。而且，農村閑散資金也大部分存入銀行，但農村放貸環境差，農村存款也大量外流。因此，雖然縣域內總體資金較多，但依然不能滿足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的需要。2．勞動力結構方面。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但在近年勞動力流動加劇的背景下，農村勞動力外流較多。企業一方面招不到員工，另一方面大量的農村勞動力由于缺乏需要的技能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形成“結構性失業”。以衡陽市為例，衡陽共有715萬人口，城區人口有138萬人，但依然不能滿足城區富士康、特變電工、亞新科等幾個大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其中富士康一個企業對普通員工的缺口每年就達3000人以上。農村勞動力素質的提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縣域經濟發展也有待不斷完善和提升，因此這種結構性失衡也將是較長時期的。3．土地結構方面。一是土地需求與土地供給的矛盾。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縣域用地需求急劇上升，但土地供給是有限的，項目建設沒有足夠的空間。比如，湖南省衡陽市每年用于項目建設的用地指標約為6000畝，但每年重點項目就有300多個，用地需求超過15000畝，土地供給遠遠不能滿足項目發展的要求。二是經濟發展和耕地保護的矛盾。縣域后備耕地資源有限，生態環境脆弱。隨著國家生態環境整治實施，國家墾造潛力已基本挖掘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擠占耕地的矛盾日益凸顯，耕地占補平衡難度加大(鄧曉明2006)［3］。三是土地供給緊張和土地粗放利用的矛盾。雖然土地供給緊張，但農民投資少、強度低、科技含量不高，土地資源浪費嚴重。

(二)縣域不完全競爭市場與農民企業家對平等市場主體地位要求的矛盾這主要是指市場結構方面的矛盾。市場結構指的是市場供給者和需求者等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農民企業家既是縣域市場的需求者，也是供給者。在市場結構方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制約了農民企業家的成長和縣域經濟的發展。1．縣域內二元市場結構與農民企業家對一體化市場要求的矛盾。縣域經濟內同時存在農村市場和城市市場，二者各有其相對穩定的參與主體和交易產品，兩個市場是相對獨立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割的，但二者之間存在著商品、資金、信息的交流?？h域范圍內，信息不通暢，流通不便利，這使得兩個市場的交易方式存在著很大的差別。農民企業家要求在兩個市場之中便利獲取資源，而相對封閉的市場結構卻為市場之間商品、資金、信息的交流帶來極大的不變，提高了交易成本。2．縣域市場有限的資源供給與農民企業家廣泛的資源需求的矛盾。農民企業家成長需要在較大范圍內整合資源(梁惠清和王征兵2011)［4］，使其企業效益最大化。縣域市場的區域限制和縣域經濟的有限發展使農民企業家在資源整合和產品輸出中不能得到有效的匹配。3．縣域不完全競爭市場與農民企業家不平等市場主體地位的矛盾。雖然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但還存在很多需要調整和完善的地方。由于縣域經濟發展歷史的特殊性，目前我國的生產者市場是基本具有完全競爭性的，而在農產品市場，則依然具有買方壟斷性。作為生產者的農民，在市場中是弱勢群體，但他們參與平等交易的市場競爭。政府既主導了主要農產品和生活資料的價格，又主導了土地、信貸等重要生產性資源的配置(楊繼國2003)［5］，生產資料價格被扭曲，同時，國家對農村公共投入相對于城市減少，農民企業家議價能力減弱，在市場競爭中，他們和其他企業家群體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

(三)縣域經濟產業結構升級與農民企業家能力成長局限的矛盾這主要是指產業結構方面的矛盾。我國農民企業家成長的局限性不能滿足縣域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1．農業的國民經濟基礎地位與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削弱農業基礎地位的矛盾。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我國絕大多數縣域以農業產業為基礎產業。但縣域經濟相對于城市經濟來說是弱勢經濟，農村為城市提供農產品、原材料和勞動力等廉價資源，同時又不得不接受城市提供的高價工業品，因此，農村處于一種被雙重擠壓的地位(龔唯平2005)［6］。一些農民企業家投資沒有和農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有效結合起來，因此，在土地、資金和勞動力等方面形成了對農業的多重擠占，從而削弱了農業的基礎地位，農民企業家自身的成長和縣域經濟的發展也受到了阻礙。2．農民企業家成長的局限性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對企業家高能力需求的矛盾。我國縣域工業化水平較低;農民或農民企業家分散經營，專業化程度低，產業化鏈條短;縣域內缺乏主導產業，核心競爭力不強。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大背景下，實現傳統產業改造和跨越式發展，縣域產業結構亟需調整和優化。但農民企業家由于其自身能力成長的局限性，缺少現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技術，尚達不到縣域產業結構優化發展對企業家能力的要求(梁惠清、王征兵2008)［7］。比如，一些地方淘汰落后產能，但由于縣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技術結構差異，信息不對稱，一些農民企業家可能在另一個地方又發展這種落后產能，這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也影響其自身的發展。3．農民企業家傳統經營手段與縣域經濟對新型業態發展需求的矛盾?？h域內第三產業相對城市來說占國民經濟比重較低，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比重低，不能滿足工業化發展的要求。農民企業家往往采用家族式經營，缺乏科學的管理方法，對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認識不夠(梁惠清、王征兵2008)［8］。新的業態發展較晚，農民企業家得不到好的金融、保險、資訊、現代物流等方面的服務，不能有效資源整合，得不到很好的發展，也影響了縣域經濟發展。

(四)縣域二元結構與農民企業家社會地位的矛盾這主要是指社會結構方面的矛盾。縣域內社會基本組成的方式及其關系格局對農民企業家的成長造成影響，尤其是歷史形成的城鄉二元化結構與農民企業家地位之間的矛盾影響了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1．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社會結構矛盾?？h域經濟快速發展，但社會結構未得到同步改變，例如:農民的數量和比例并未隨城鎮化的推進發生明顯變化;民工潮雖然影響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村居民的城市化和非農化進程;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農村勞動力外出產生了“留守兒童”和“空巢老人”等社會問題;農民企業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不協調等等，這些都會阻礙農民企業家和縣域經濟的發展。2．縣域二元社會結構與農民企業家社會地位的矛盾。目前，我國城市和農村的居民在就業、福利、保障、教育和公共事業等政策享受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城鄉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形成了城鄉治理體制和資源配置的差異，阻礙公共設施在城鄉的非均衡投入，阻礙城鄉居民就業機會和福利待遇平等化的推進，影響城鄉一體化的發展。農民企業家一方面參與經濟建設，和其他企業家一樣為城市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但他們又是農民，享受不了城市的公共產品，承受著使用農村資源帶來的不平等的高成本支付，影響了農民企業家的成長和縣域經濟的發展。

二、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體制性問題

農民企業家和縣域經濟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管理體制等方面同樣存在束縛二者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一些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民企業家成長對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強化這主要是指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一定的經濟體制對應一定的生產、流通和分配的具體組織形式。在經濟體制方面，影響我國農民企業家和縣域經濟相互促進發展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市場經濟體制在促進農民企業家成長同時，也強化了縣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市場經濟要求有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這也是農民企業家成長的環境要求。農民企業家成長需要一個完善的市場機制。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趨利性導致資源要素向市場化程度高、經濟發達的區域聚集，其中重要要素呈現高度集中的趨勢，這勢必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不斷加大。微觀上，市場經濟條件下財富是按資源要素分配的，農民企業家相對于普通農民掌握了較多的的資源，這勢必會導致居民貧富差距的增大。另外，從社會層面看，隨著農民企業家實戰經驗的加速積累，社會財富加速分化，這加速了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分化重組和固化。

(二)縣域基層治理體制對農民企業家成長的阻礙這主要是指政治體制方面的問題。政治體制是黨政機關職能體系、組織結構、管理體系以及相關法律制度的總和，包括國家的權力安排體系和國家機關關系體系。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政治和經濟不斷發展，形成了當前相對比較穩定的縣域經濟、政治體系。農村政治體制的形成和發展，既強化了縣域經濟的發展，但同時也阻礙了農民企業家的成長。1．農民企業家體制外成長與村民基層自治體制的沖突。農村經濟精英分體制內和體制外兩種，體制內精英利用所掌握村民自治的權力資源和社會資源創辦實體，發展成長，具有很強的資源優勢，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體制外精英如農村中先富起來的“經濟能人”等，主要利用自身的資源發展項目，并通過和行政機關體系互動為自身和村民爭取利益。體制內精英相對于體制外精英來說具有政治和社會資源優勢，更容易獲得政府的扶持和幫助，他們更多地依賴行政體制。而體制外精英則更多地依賴其自身能力，他們努力創業，增強企業家能力，同時，由于農民企業家的帶動，農村經濟增長了，農民占有財富不斷增多，權利能力也增強了，從而不可避免地和原有的自治體制形成對抗。2．縣級政府管理權責邊界的模糊限制農民企業家的成長。我國實行“市管縣”的行政體制，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財政體制后，行政體系中出現了財權上收、事權下放的現象(楊小川2006)［9］。這一方面制約了縣域經濟的發展，如，“市卡縣”、“市吃縣”，造成城市對縣域資源的壟斷性掠奪。另一方面，形成了市對縣的行政壟斷，縣域之間的橫向合作不斷弱化(閆恩虎2008)［10］。同時，“市管縣”行政體制容易造成管理權責的錯亂。比如，眾多市級政府直接調度下屬縣較大項目的建設，結果卻因利益的驅動變成了一種權利創租行為，而對于企業的服務最終需由縣級政府提供，農民企業家缺乏對這種體制的了解，奔波于各級政府之間，浪費時間和資源，支付大量的租，最終才獲得程序規定的應有的服務。

(三)縣域公益性文化事業對農村經營性文化產業的擠出文化建設為經濟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在文化體制方面，縣域經濟發展需要加強農村文化建設，培育有特色和自主創新能力、有自主品牌和知識產權的文化企業，其主要途徑是加強公益性文化事業建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建設。但公益性項目和經營性項目的建設性質、投資主體、融資渠道、土地獲得、稅費政策等方面是有很大差異的。在縣域經濟發展實踐中，對于公益性和經營性文化的界限并不明朗。例如某市建設一個經營性主題公園，投資商和當地政府將項目包裝成所謂的“文化創意體驗園”公益項目后，就順利獲準立項，并得到相關政策支持。開發商僅以正常經營項目地價的20%獲得土地使用權，而且項目開發建設費用也以不同的形式返回開發商，還獲得6年經營稅費全免的優惠政策。這幾項加在一起，相當于該地方將60億元的項目產權送給了開發商，而該地政府財政收入一年才在10億元左右，作為可用的一般預算收入更是只在2億元左右。開發商尋租，地方政府創租，包裝項目改頭換面套取國家政策和扶持資金，造成公共資源大量流失，同時也影響真正公益性項目的建設，影響縣域經濟發展。

(四)基層政府經濟職能與農民企業家的行為內耗這主要是指管理體制方面的問題。管理體制是國家行政機關為使權力正常有效運轉，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職能劃分、權力關系、組織分工、工作程序和方式的規范與制度體系。在管理體制方面，縣域經濟發展職能造成農民企業家行為內耗。1．政府職能與企業行為的外部性。政府執行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保護環境的職能。農民企業家經營企業，其行為具有外部不經濟性，常造成粗放式開發、低水平重復建設、同質化產業結構、生態環境污染、社區關系緊張等(梁惠清、王征兵2009)［11］。一些政府和官員在錯誤政績觀的引導下可能對企業的這種行為采取漠視或縱容態度，對縣域整體和長遠利益造成損害。在優惠政策和扶持方面，政府往往只“扶強扶優”，而這些弱小的民營企業因自身經濟實力和發展能力不強，發展受到限制。政府的干預措施也經常與市場規律不相符合。例如近年政府淘汰落后產能，其判斷的依據是比較主觀的，脫離了市場選擇的規律，一個落后產能淘汰的同時，一個新的落后產能又在產生，或者一個地方淘汰了的產能又在另一個地方建立。這造成資源浪費，也影響項目建設。2．政府上下級及政府與園區稅費分成體制對企業經營的影響。我國現行的分稅制是把稅費收入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中按一定的比例進行分配。管理權限的不同在稅費分配中容易造成上級政府的“抽肥放瘦”和對縣域產業結構、工業布局進行有利于本級分成但缺乏科學性的調整。例如地方為了產業的統籌布局和集中發展而設置工業園區，政府從稅收貢獻角度考慮，不顧科學性和產業鏈發展要求，引進企業入園，這不僅影響縣域經濟發展的整體布局，也影響農民企業家的經營。3．地方政府與農民企業家之間的博弈內耗。地方政府和農民企業家是縣域內的行為主體，有其各自的利益需求。他們趨利避害，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決策。在雙方博弈中，地方政府為了本級利益會對企業行為進行干預和調節，而農民企業家也會采取對策進行回應或主動與政府進行周旋、博弈，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農民企業家可能做出違背政府規定的行為，有時甚至寧愿承擔政府高額的罰款，想盡辦法規避各種稅費和監管，造成企業家經營能力的耗失(梁惠清2015)［12］。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為了其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些不公正行為，他們進行權力創租，損害農民企業家的利益。政府不斷擴張的行政成本和農民企業家尋租的成本，會通過企業外部不經濟行為進行轉嫁，這不僅造成了地方政府和企業家行為的內耗，惡化地方政府和企業家之間的關系，也阻礙了農民企業家的成長和縣域經濟的發展。

三、加強體制機制建設，促進農民企業家成長與縣域經濟發展良性互動

農民企業家成長和縣域經濟發展是一種良性互動、相互協調的關系，而不是一方被動適應另一方的關系，制度設計應該完善體制機制，促進農民企業家與縣域經濟之間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體制機制，破除結構性矛盾經濟結構方面的矛盾決定社會結構方面的矛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應推進當前經濟結構的調整，不斷完善市場，從而破除經濟結構方面的矛盾。1．要素結構方面，首先，應建立農村創業貸款平臺，完善農村金融機制，建立農村創業貸款機制和扶持獎勵機制，促使農村閑散資金的有效集中和流動。給予內資公平待遇，保證域內資金和域外資金平等競爭。激發農民的內源性投資需求，促進招商引資和內資培養的平衡。其次，應科學規劃土地資源，整合土地要素，推進土地流轉，將土地的適宜性與生產力和土地規劃、發展需求結合起來，將舊城舊村改造和發展新城區、建設新農村結合起來，將土地利用和耕地占補結合起來，盤活存量土地，強化集約用地，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再次，應強化對農村勞動力素質提升的教育投資，建立規范的勞動力流動市場和監管機制，使勞動力市場成為縣域勞動力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2．市場結構方面，應加強農村集市和城鎮農產品交易市場建設，加強城鄉居民和農民企業家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加強農村市場規范化、經營現代化建設，推動市場一體化進程，促進商品和要素在市場之間自由流通，從而促進城鄉資本平均利潤的形成。3．產業結構方面，應在強化農業基礎地位的同時，加大資金投入對傳統農業進行現代化、產業化的改造。同時，應通過組織農民企業家外出學習和考察、邀請相關專家對農民企業家進行培訓等手段，提升農民企業家素質。另外，應鼓勵農民企業家引進先進技術、創辦高科技產品企業，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產業結構升級。4．社會結構方面，應加強和完善縣域內教育、就業、福利、保障等公共事業，讓農村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增大對農民企業家的政策傾斜，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推動農民企業家與其他階層的發展和文化融合。應提高農民企業家的市場經濟地位，逐步完善城鄉社會經濟結構。

(二)深化改革，解決體制性問題破除體制約束，充分釋放體制生產力，應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1．經濟體制方面，首先，應建立縣域之間協同發展的聯動機制，實現縣域之間資源、技術、管理、信息的共享和互補。另外，要通過組織學習和經驗交流等手段加強對農民的素質培養和創業培訓，通過宣傳、教育等手段擴大農民企業家和重點項目的示范和引領作用，促進農村共同富裕。2．政治體制方面，重點要完善村民自治和選舉制度。在村民自治選舉中應該讓那些德才兼備的精英和后起之秀都能夠進入村支兩委，同時，對兩委成員實行能進能出的機制。對于“市管縣”體制權責不清產生的服務缺失和農民企業家信息不對稱、程序不知曉以及花錢辦事權力尋租的問題，可設立專門咨詢服務中心和采取“為官不為”責任追究等辦法，提高政府窗口服務意識和能力。3．文化體制方面，應挖掘農村文化，并使之與現代科技手段結合起來，發展文化創意體驗事業和產業。有關部門應加強對公益性文化項目的審批管理，嚴格門檻，強化監管，避免國家政策的濫用和國家資源的浪費。4．管理體制方面，政府應貫徹落實政府經濟職能轉變的要求，真正行使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農民企業家應加強企業管理，加強產權、管理方面的創新，壯大自己的實力;政府對企業扶持要一視同仁，對技術含量高、發展前景好的企業要加強培育。應科學規劃城市和農村產業，按實際情況改革稅費分成比例，調動縣域加快發展工業化、信息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積極性。應改變強勢政府的行為邏輯，兼顧各方面利益，既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又降低農民企業家的經營成本，避免權力濫用和尋租，降低政府與農民企業家之間的博弈內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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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惠清，王征兵．農民企業家與農村市場資源配置．求索，20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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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梁惠清，王征兵．農民企業家經營的工業企業中清閑人員數量規律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8(11):74－79．

［9］楊小川．“新農村建設的物質基礎”．南方日報，2006－04－12，A12．

［10］閆恩虎．當前縣域經濟發展面臨的體制“瓶頸”分析［J］．經濟前沿，2008(11):7－12．

［11］梁惠清，王征兵．當前我國農民創業者投資行為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09(10):84－93．

［12］梁惠清．我國農民企業家能力成長關鍵階段分析［J］．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52－57．

作者：梁惠清 單位：衡陽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