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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場經濟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來看，1978年到1992年是市場經濟在中國選擇和確立的時期。這一時期鄧小平在三個關鍵性環節上促成了對市場經濟的選擇:一是強調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消滅商品和貨幣，并以計劃方式來發展經濟，而鄧小平提出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屬于“不夠格”的社會主義，這既符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同時又為人們選擇有別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定的發展方式提供了前提。如果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應該采取計劃經濟的話，那么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可以采取與之不同的經濟體制。二是強調市場經濟是發展經濟的手段和方法。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向外國朋友表明：“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⑧1987年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強調:“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⑨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再次明確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⑩既然市場經濟是發展經濟的手段和方法，社會主義當然也可以選擇市場經濟來發展。三是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說：“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11985年鄧小平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121991年鄧小平在視察上海時又特別強調:“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13鄧小平這些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的思想束縛，對當時舍棄計劃經濟選擇市場經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鄧小平以他巨大的理論勇氣和高超的領導藝術在三個關鍵性環節上引導中國改革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在這一過程中，傳統意義上的計劃經濟受到非常強烈的沖擊，經濟增長主體多元化的格局開始逐步形成，市場機制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總體上看“1978年-1997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8%，這一速度不僅高于改革開放以前1952年-1978年GDP年均6.1%的增長速度，而且也高于同期世界上多數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14經濟的快速增長清晰地表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以及市場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國社會生產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也帶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7年的2090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8.1%；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6.0元增加到5160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6.2%。”市場經濟在中國帶來的這一變化，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以彰顯，因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社會基本矛盾的運動以生產力為起點，當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一定程度時，原來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迫使生產關系作出相應的改變，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正如馬克思所言：“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系的主要內容包括“（1）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3）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是整個生產關系的基礎，因此，改變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求從調整所有制結構入手。我國確立什么樣的所有制結構，不能從主觀愿望出發，而只能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實際狀況出發。中國共產黨人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具體實際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最終選擇了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有效資源配置方式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多元化的混合經濟而不是一元化的經濟，與此相適應也必然要求所有制形式呈現出多元化而非單一化。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市場經濟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就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的角度來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是抑制市場經濟弊端的物質基礎。由于市場經濟具有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等缺陷，因此，要使市場經濟有序運行，就必須使市場在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而要使宏觀調控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因為，公有制經濟是宏觀調控的堅強后盾。可見，即使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要求政府必須掌握一定的經濟實力、保持一定數量的國有經濟，只有這樣政府才能克服市場失效、糾正市場偏差。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才能體現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特征，正如所說的那樣：“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志。”就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的角度來看，各種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有著天然的聯系，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其一，在市場經濟中，交換應是不同產權主體之間生產要素的讓渡與轉移，沒有多元的產權主體，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交換，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場。其二，市場經濟對市場主體有著獨特的要求：獨立的經濟實體，以市場信號為導向，以利潤最大化為動力，機制靈活、決策適時、應變能力強。因而，單一的公有制經濟是不可能形成市場經濟的，適應上述要求的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具有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性。總而言之，“發展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努力增強公有制經濟的實力，又要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作用。”

為此，中國共產黨將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由最初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必要補充調整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再到“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把最初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是一項長期方針，調整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再到強調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22因此，不斷完善和發展這項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任務，“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敗。”23如果從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算起，到2000年“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正式運行不到十年，就使中國生產力得到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伴隨的新的經濟組織和利益群體。”“1992年私營企業的戶數和私營企業主人數是13.96萬戶和30.0萬人，到了2000年私營企業的戶數和私營企業主人數是176.18萬戶和395.3萬人。”帶來這一重大變化的是市場經濟，在自由競爭、優勝劣汰這種機制的作用下，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新的變化。客觀地說，這種局面已經超出了僅僅把市場經濟當作一種發展社會主義手段來認識的解釋范圍。它使執政黨陷入了兩難的選擇:如果恪守社會主義原創理論，就需遏制民營企業發展勢頭，弱化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比重，其實質是限制市場機制的作用；如果堅持社會主義改革實踐，就需承認市場經濟對社會經濟關系調整的合理性，從政治層面認同新崛起的發展生產力的社會群體，把其中的先進分子納入執政黨的隊伍，其實質是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到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摸索出來的最適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資源配置方式，當然不可能因社會階層的變化而放棄市場經濟，使得以市場經濟為中心的改革中途轉向。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從否定市場經濟出發來化解這種兩難的選擇，而是通過調整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方式來解決這一難題。中共十六大把黨的性質由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調整為既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把黨的宗旨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拓展為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形式上看，中國共產黨對黨的性質和黨的宗旨的新表述，回答了當代條件下社會主義執政黨的建設問題；但從深層次上來看，執政黨作為上層建筑的主導力量，這一新的表述顯然是對經濟基礎出現重大變化后的反映。就此而言，“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堅持市場經濟的結果。為此，中共十六大在全面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時對民營企業家等新興社會階層的地位做出了新的判斷：他們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

并進一步強調：“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27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由它所決定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關系，又共同決定著產品的分配形式。市場經濟的確立，帶來的所有制結構調整和社會階層的變化，必然要求社會產品的分配方式做出相應的改變。為適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領域發生的重大變化以及所有制結構的調整，中共十五大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確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分配制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所以堅持按勞分配為主，一方面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現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的，另一方面“實行按勞分配，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有效途徑。”28市場經濟的兩大運行機制自由競爭、優勝劣汰，首先要求勞動者能夠自由運用自身的勞動能力參與經濟活動，還要求市場能夠根據勞動者能力及其貢獻進行成果分配。而按勞分配意味著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具有以勞動為尺度的經濟平等關系，它的真正實現要求兩個前提條件的存在：一是每一個勞動者都擁有自身的勞動權并且擁有對勞動崗位的選擇權；二是社會的分配建立在以勞動為尺度的社會平等基礎之上。顯然，市場經濟所提供的正是這樣的經濟環境，自由競爭允許擁有自身勞動權的勞動者對勞動崗位進行選擇；優勝劣汰保證社會分配體現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及其對經濟的貢獻。就此而言，市場經濟需要按勞分配，按勞分配也需要市場經濟，雙方是自然一致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所以還要堅持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主要是因為完善和健全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對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充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就必須依據生產要素在市場經濟中的貢獻取得報酬，不然，要素所有者寧可閑置其要素，也不會讓他人無償使用。市場經濟的基本功能就是對具有稀缺性的資源進行有效配置，而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的關鍵在于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即生產要素能夠依據各自的貢獻取得報酬。由此看來，按生產要素分配強化了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總之，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所以能夠很好的解決我國當前分配領域的眾多問題，不僅是因為這一制度適應了所有制結構的調整，更重要的是這一分配制度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正如所言：“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不能再搞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吃‘大鍋飯’,根本的還是要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

如果我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僅僅局限在生產力或生產關系方面，那么我們不僅沒有完全理解市場經濟，更不可能敏銳地抓住當前社會的基本矛盾。的確，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機制，極大地激發了各種資源參與經濟發展，促使社會生產力快速發展，體現出生產力性質；而“優勝劣汰”機制，帶來了社會階層的迅速變化，要求生產關系做出相應調整，具有生產關系特征。但是，“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自由競爭、優勝劣汰是市場經濟的兩大運行機制，雙方聯系緊密，互為因果；不僅“自由競爭”導致“優勝劣汰”，而且“優勝劣汰”促進“自由競爭”，既不能放棄“自由競爭”也不能取消“優勝劣汰”。為了保證“自由競爭”之“自由”的實現，就必須以法律的形式明確每個人所擁有的基本權利，規范人們參與競爭的基本規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上層建筑做出相應的調整，使得能夠運用民主政治原則，制定合理的法制體系，使“自由競爭”有序運行。為了縮小“優勝劣汰”之“優劣”的差別，首先，必須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以保證競爭中失敗者的基本生存條件，緩解社會因貧富差距所導致的社會沖突。其次，必須建立公平的教育體系，通過提供越來越多的受教育機會，使人們獲得發展自身能力的條件，以此縮小能力水平方面的差距，從源頭上影響或改變優勝劣汰”之“優劣”的過分懸殊。市場經濟的原創形態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成的，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逐步確立了民主政治體系、法制體系、社會保障體系和教育體系基本上適應了國內市場經濟的實踐要求。然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由競爭”并沒有真正實現競爭中的“自由”，“優勝劣汰”所造成的兩極分化趨勢也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實現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超越，必須運用上層建筑的主導力量對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四大體系進行改造和創新，以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注重協商民主建設。注重協商民主，不是取消票決民主。我們不否認西方的選舉民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絕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我們要在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協商民主建設。“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增強民主協商的實效性。”協商民主這一民主形式不僅賦予每一個個體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利，更使得每一個社會群體的意愿都能通過協商得以彰顯，過程是人民的公平廣泛參與、結果是不同群體利益的共同體現。建立在這一民主制度之上的法律及相關上層建筑，將既保證自由競爭的實現，又能彰顯每一個經濟主體的權益。

在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過程中，需要增加道德約束內容。法制是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來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是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對市場主體的行為不僅要依靠法制來規范，還要依靠道德來約束。法制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依托，沒有健全的法制體系，市場經濟就不能有序運行。道德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思想行為規范，沒有道德、沒有信用，就沒有秩序，市場經濟就不可能健康發展。正如所言：“為了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更好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同時也必須在全社會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在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保障體系的過程中，需要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應該說市場經濟也存在公平正義，但必須明白這種公平正義是經濟上的公平正義：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參與社會經濟生活，并根據每個人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來分配經濟成果。經濟上的公平正義解決的是個人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公平，彰顯的是經濟成果分配的正義，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維護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和經濟發展的效率。社會的公平正義解決的是人們多方面需求的平等問題，是更廣泛意義上的公平正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兩大運行機制，依靠維護經濟的公平正義，帶來了經濟的高效率，促進了生產力快速發展，卻無法完全保證每一個人生存和發展權利都能得到有效維護。因為，“每個人的自由競爭”無視人們在先天稟賦和后天際遇方面的差別,讓不同等的人遵循同一規則,其結果肯定是不平等。正如馬克思所言：“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

社會主義社會保障不僅要保障每個人的生存權利，還要保障每個人的發展權利，把“每個人的自由競爭”轉變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競爭需要同一衡量尺度,發展卻是因人而異，所有個體都能得到充分的培養和發展。這就要求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對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后進地區、弱勢群體加大扶植力度，不僅保障其基本生存權利，而且為其發展創造條件。換而言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依靠市場經濟兩大運行機制進行資源配置，還要依靠政府的有效調控，實現市場和政府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有機統一，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創造條件。在構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過程中，需要提升教育公平的地位。教育是一種基礎性產業，“教育會生產勞動能力。”通過教育公平提升每個勞動者的能力，以縮小勞動者個人能力的差別，從源頭上扼制優劣的過分拉大，以保證社會貧富差距不至于過分懸殊。這樣就不難理解，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這一重要論斷。當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完備的教育體系，社會成員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勞動能力更為接近，但兩級分化程度卻有增無減，這表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實現競爭機制的揚長避短，其原因在于在私有制條件下市場經濟至少存在著兩個問題：一是生產效益單項流入生產資料所有者手中，必然拉大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二是雇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者各自不同的勞動條件，又使他們不可能平等地投入競爭。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公平教育體系的建設，能夠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目標。因為“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級分化。”

比較起來，在中國的改革歷史進程中，鄧小平時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選擇市場經濟的問題，以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執政時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應對民營企業家迅速崛起這一客觀事實，若要堅持市場經濟，就必須調整生產關系承認其社會主義建設者的地位；而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抑制運用市場方式發展生產力所導致的貧富分化現象日趨嚴重的問題。鄧小平曾強調市場經濟的“手段”意義，但并沒有關上理解市場經濟其它意義的大門，只是在不同階段市場經濟的不同特性或要求被提到不同重要的位置。正如鄭永年所認為的那樣：“中國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階段，在每一階段，各方面的改革優先次序不同。”中國未來改革方向的重點應轉移至上層建筑領域，使社會主義政治權力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有所作為，調整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創新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使之既適應經濟基礎、保證市場經濟有序運行，又使之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方向發展。中共十八大把政治體制改革放在突出位置，表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在建構出自身的完整框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的歷史演進，不僅主導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決定著生產關系的生成，還影響著上層建筑的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決定性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正在沿著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這一客觀走勢向前運動，這一過程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進程性又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規律性。

作者：林志友孫炳炎單位：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